袁世凯与景廷宾起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袁世凯论文,景廷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景廷宾(1861—1902)，直隶广宗县东召村(今属河北省)人。广宗县在河北省南部的黄河故道上，史称“沙丘”。它东邻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威县，西邻落地梅花拳的第二故乡平乡县。地瘠民贫，拥有土地三五百亩者居少数，百亩上下者最多。民风淳朴善良，勤劳勇敢，急功好义。景家有地800亩，房屋四五十间，男女老幼四五十口。景廷宾从小在私塾里跟父亲景福成读四书五经，18岁弃文习武，21岁考中了武秀才。光绪二十年，参加顺天乡试，考中了武举人，被光绪帝的族叔聘为护卫。不久，又升为护从官。光绪二十四年，他母亲去世，回籍守制。在巨鹿堤村集开办粮店，经常与当地梅花拳班在一起亮拳。当时，这一带并存着三股社会势力，一是外国教会，二是官办的团练会，三是梅花拳。在广宗，有三分之二的村庄活动着两万多梅花拳民，信奉儒、释、道，与洋教发生对抗。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赵三多在威县起义，广宗拳民1000多名参加攻打外国教堂，杀“洋鬼子”打“二毛子”[1]。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该约第六款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2]。如此巨额的赔款，使清政府不堪重负，于是即将一部分款项转嫁给地方，由各地方按亩摊派，引起各地纷纷反抗。九月十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病死，清廷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3]。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曾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浙江温处道、山东巡抚[4]。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袁世凯奏称：“去年秋间，直隶各邑议结教案，顺德府属广宗县应摊捐赔款六千串，数本无多，各村均允摊认，惟东召村武举景廷宾，素不安分，借端聚抗。经道员袁大化与知县魏祖德开导解释，景廷宾仍阳奉阴违，纠众列伍，屯聚城外，操演枪炮，自称阅边，应完钱粮，亦抗不交纳。臣去年冬季到直隶总督任后，亟欲设法安辑，又派正定镇总兵董履高，顺德府知府如松等频往晓示，将办理不善之知县魏祖德奏参革职，复将应摊捐项一律免除，乃附从良民多已解散，景廷宾狡诈反复，终不悔祸，仍纠结党徒，勒派民资，筑寨挖濠，私铸枪炮，遇见弁兵，辄即截缚，势将滋蔓，尤恐其焚劫教堂，构生衅端，于是，在上月，派正定镇董履高，署大名镇郑国俊，记名总兵郑才盛，大名道庞鸿书，顺德府知府如松等，酌带队伍，会往弹压，设法缉拿景廷宾，以遏乱萌。并出示晓谕，分遣绅士前往劝解，景廷宾语益狂悖，仍集党会操，枪炮隆隆，声闻数里，散贴号召，指官军为贼兵。董履高等于正月二十四日会合各营，开往东召村附近暂扎，景廷宾督队四出迎战，清军阵亡四人，受伤者四十五人。董履高等预空西面，纵令老弱逃避，攻入该村，夺获大炮四尊，抬枪、火枪七十三杆，刀矛旗帜多件。杀死一百余人，生擒六十七人，景廷宾查无踪迹，又派候补道晏振恪，顺德知府梁丹铭前往分别抚辑”。[5] 二十六日，张华燕电告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热河匪负隅固守。广宗匪剿
，歼两千馀。大名亦有匪警。皆因摊捐起。”[5] 张华燕是张之洞、端方派驻京师的情报委员。
三月二十七日，清廷谕称：袁世凯奏，景廷宾逃匿巨鹿，布散符咒，戕害官弁、委员、新兵至五十余人之多，谋据广宗、威县两城，并有攻毁教堂、抢掠教民情事。本月十九日，有法国教士罗泽浦中途遇匪被害。已飞饬各营赶即扑灭，并令觅获该教士尸首殓
，景廷宾左道惑人，谋为不轨，著袁世凯迅即添派营队，将该匪首擒获，尽法惩治，务绝根株。教士罗泽浦无辜被害，深堪悯恻，并著妥为殓。仍将各属教堂及教士人等实力保护，毋稍疏虞。此次疏防地方文武员弁，著即查明，分别奏参，以示惩儆。同一天，外务部席务司拟好景廷宾聚众杀教士事致法使照会稿，称法使照会：直隶南境乱情甚重，教士被害，本部即电询北洋大臣查复。威县报本月十九日，教士罗泽浦由赵庄走张家庄传道，未知会选队护送，路过孙家庄，遇匪被害。北洋大臣电称：匪党现聚广宗县件只村一带，罗教士被害，首级悬挂件只村门。南境现正扰攘，请转商法使暂缓派员，俟乱定后再往查看为妥。三十日，张华燕电告张之洞、端方：“广、巨匪势蔓延，正定亦有游匪。此事实因广宗令率请剿洗而起，故言者多咎袁。然参折均留中。”[5]
罗泽浦(1852—1902)，曾在比司加军营任医官，1884年加入耶稣会攻神学，1889年11月18日来中国传教。1900年任威县张家庄教堂本堂神父[6]。
四月十四日，袁世凯奏称：扈跸团河差次，各地报告，景廷宾在巨鹿县厦头寺聚党屯踞，新练左军营官鲍贵卿带同招募新兵，由威县路过，竟被景廷宾围困，抢劫银两，剥取衣服，害兵弁五十余人，鲍贵卿亦受刃伤，夺围逸出。三月二十三日陛辞回省后，探悉景廷宾在件只村一带，聚众二万余人，自称大元帅，以文生刘永清即刘泗海为之副。竖立帅旗，身穿黄马褂，用紫花印，按金、木、水、火、土、中等字编列营伍，以黑旗队为先锋，围攻张家庄教堂，数日未下。另有小教堂被拆掠，杀教民男女4人。即派武卫右军统带段祺瑞，自强军统带张腾蛟，新军马队管带吴凤岭，右军马队管带王开福，练军马队管带张廷献，右军右翼第二营步队管带马龙彪共二千七百人进剿，派营务倪嗣冲会同布置，派署清河道袁大化、大顺广道庞鸿书预筹善后。二十九日，景廷宾出队扑清军马队，死伤百馀。四月初一日，段祺瑞等分三路进攻件只村，破之，清军阵亡二人，伤十余人，景廷宾部死亡二千余名[5]。
四月二十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高润生奏陈妥筹畿辅善后事宜，实际上就是参了袁世凯一本，奏称直隶发生凋敝，庐井荒凉，全疆糜烂，惨不可言，捐款日繁，民力日蹙，地方官办理民教各案，未能一律妥善。北则朝阳，南则广宗、巨鹿，迹其肇衅之始，率以捐赔教款激成事端，地方官司究难辞办理不善之咎。潢池弄兵，孰非朝廷赤子？诛戮相寻，民心何日可安，元气何时可复？昔人谓弭盗之法，在有以安之，不在有以胜之，盖安之则化盗为民，胜之或迫民为盗。有地方之责者，居官何事，问心何安？迩来教焰愈张，民愤愈棘，一案到官，度不过劝赔劝捐，委屈迁就，积衅之端，实由于此。总之，民为邦本，民心安谧，则百变不生。拟请旨饬下直隶督臣，务期集款不至于病民。确查疏防，酿变各员，认真参办，不得姑容[5]。四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奏准，将管带大名练军参将马振武，署顺德府知府如松，署巨鹿知县王伯
，威县知县程之翰，署广宗县知县赵锷一并撤任[5]。
五月初三日，大学士崑冈等指名奏参袁世凯勒派赔款残害民命，称袁世凯剿灭广宗县三村3000余人，与袁世凯奏报不符。景廷宾为该三村众所敬服。始派捐五千缗，景廷宾不允，谓我为大清百姓，输之国家虽多不吝也，若以赔洋教则不愿矣。该县令请兵，袁派正定镇兵弹压，民始惧而集款，已允如数呈交矣，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羡该村之富，进谗于袁，谓不罪景廷宾则抗捐之风不息。袁素以威猛为能，能杀人为快，立派兵必捕景廷宾正法，村民惟知护惜景延宾而不知抗官军之获罪也。兵既合围，村民挖濠自固，统兵者枪炮齐施，瓦屋立碎，老弱妇女，惨死无遗。景廷宾合家20余口俱尽，健儿独拥景廷宾逸出。事后旬日，景廷宾曾至京师，似具控诉冤，其乡人曰：尔敢控袁总督，徒自取死耳。景廷宾号泣而去，流离数县之间。该处民俗强悍，哀景廷宾无辜被祸，人人自危，联络聚众者十三县，每县可集数千人。巨鹿之事，并无习符咒也，袁调新兵二百人，过巨鹿午餐，有莠民呼曰：袁总督又发兵来剿百姓矣，于是联庄会人猝起杀兵数十，匪首之名一归景廷宾，景廷宾遂不得不为匪矣。今又两月，官军死亡四五营人，剿灭三十馀村，数县之地，耕农俱废，与该督臣奏报迥不相符。此事缘起，由该督臣勒捐激变，而指以符咒惑众，谋为不轨，岂实情乎？谓其怙恶不悛，必期殄灭，岂实理乎？耳目可欺，恐事实不可欺也。国家元气，惟在于民，况于今日，非恃人心固结，更无由挽回哀弱。请简派重臣，复加查核，别求办法，毋任该督臣残民以逞，直民幸甚！天下幸甚！[5]
五月十三日，清廷发上谕，称自和约订后，各省分派偿款，或摊赔教案，皆万不得已之举，抗捐之案，层见叠出，总由不肖州县挨户摊派，甚或侵蚀，劣绅、吏役中饱，小民无辜，何以堪此？务将捐数明白颁示，俾民知有一定数目，官绅不得侵蚀，恤民隐而济时艰。同一天，又谕袁世凯，称有人奏，广宗之乱，实由知县魏祖德派捐激变，著袁世凯查明具奏[5]。十四日，又谕：袁世凯奏，广宗、巨鹿两县被旱被扰，请缓征线粮差役，著照之所以请，所有该两县本年上忙应征钱差徭，无论成灾与否，一缓至来年麦后启征，以苏民困[5]。
六月初九日，福建道监察御使乃徵奏直隶勒捐激变，惨杀冤滥，请严定官弁处分，以饬纲纪而靖民心，称臣于上月初二日，以广宗、巨鹿因捐激变，诸军惨杀附片奏陈，请旨简派重臣，复加查核。迄今逾月，未蒙施行。意以此事既报肃清，袁世凯方倚若柱石，遂不欲追究。治本莫大于饬纲纪，国脉所系莫患于失人心。所称匪首景廷宾本为乡里敬服，广宗知县魏祖德之勒捐生变，总兵董履高之构谗肇祸，统带段瑞云之惨杀，余痛在民，远近传播。献议用剿者为候补知府阮某，本在督臣文案，为人所共愤。袁世凯始失觉察，惟以兵威，成此冤滥，不自求议处，怙过饰非，咎无可掩。曾国藩、胡林翼每有咎失即自请议罪，朝廷未尝宽假。今朝廷视袁世凯，不知于诸臣何如？国势积弱，所恃独有固结民心耳。同一天，清廷谕称：袁世凯用兵剿办，亦万不得已，朝廷深谅。该督务当慎牧令，以安民生。文武各员，有贪功生事，玩视民瘼者，即行严参[5]。
六月十九日，袁世凯奏复广宗剿办实在情形，奏称：伏读六月初九日上谕，仰蒙圣主诲勉之殷，优容之厚，惭悚交集，钦感莫名。国家之设官，凡以为民也。官为民牧，民为邦本，牧民者虽至严酷，亦断无甘于残民以逞者。顾民至繁，良莠不齐，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则害民者在所必除。若一味包荒，庇奸纵恶，是无异养痈不治，而终至于溃体裂肤也。
庚子之变，由于奸民倡乱，方其初起，一健吏足以了之。乃该匪等布散邪言，内结清流，外蛊乡愚，附和者众，地方将吏稍加抑制，言事者辄交章论劾，不曰惨害忠义，即曰失散人心，将吏多为所恃，束手观变。驯至阑入京师，鼓簧之徒，复为之声援，诸国因而兴戎，迨大局决裂，所谓忠义之民，大都冰消瓦解，甚或反颜迎敌，作人响导，因缘奸利。抗疏论事，侈谈人心者，亦不建补救之策，殉国家之难，相率远行深避，各顾身家。徒以虚
之意气，浮诞之清谈，贻国家以数千年未有之实祸。殷鉴未远，讵堪再误。“巨以辁庸”(受)恩深重，自量移畿疆以来，夙夜兢兢，以先弭内乱，借杜外侮为当务之急。诚以各国劲旅，逼近禁城，畅道屯兵，直达海口，天津门户，尚未交还，而英日新约，有干预我内乱之文，倘因内地有乱，不能立即扑灭，他人借端干预，辇毂之下，稍有虚惊，臣身任封圻，何堪当此重咎？
制治保邦之道，即无敌国外患，亦不当骄纵其民，使生内乱。聚众抗官，谋反叛逆，律例当守。胡林翼为贵州郡守，即以治匪著称，以杀止杀，流言有所弗恤。曾国藩亦纯用重典以锄强暴，愿良民安生，即身得残忍之名，亦不敢辞。若徒博长厚之声，以姑息为事，则奥匪至今犹存。“臣虽至愚，亦知煦仁小惠，足以见好于流俗，第利害有关乎大局，则毁誉不当止计及于一身，但知利国，不知其他。”
即如景廷宾，始则传贴聚众，抗官击兵，继则竖旗造反，扫清灭洋，而言者议多恕辞，谓为乡里所敬服，奥匪、捻匪、拳匪为乡愚敬服者岂可数计？许其得众遂恕其叛逆，恐乱贼将接踵而起。庚子议和，前督臣李鸿章分饬各邑就地摊赔，盖以乱由民作，欲借此以示惩罚而儆效尤，亦因以稍纾帑力。议者谓广宗无习拳闹教事，果如其言，当无赔款，而何以前署知县王宇钧与该处教士订立合同，以制钱一万串议结焚掠教民及教堂公所等案？然此项赔款，亦非尽捐之于民也。王宇钧先由书院存款及盐、当商号筹集四千串，嗣复请官款津贴银二千两，所短者仅三千数百串耳。较之各属，为数已细，并不至损民元气。乃该处民情强悍，纠合成风，于上年三月、五月间聚众两次，王宇钧无术了结。九月，魏祖德调署县事，议将放出仓谷收回，变价作抵。县绅以为不便，复议按亩摊捐。十月初十日，各乡绅入城会商，独景廷宾因该村地保被县传拘，负气不到。竟于十二日传贴集众，在城外五里许试验枪炮，声称阅边，哄动各村，所有地丁、捐款均抗不交纳。景廷宾负气纠合，只以抗捐为号召耳。“臣抵任后，迭据该县一再告警，请兵弹压，适因回銮期近，深虑滋蔓难图，有碍全局，当饬地方文武官吏，设法劝谕解散。迨臣赴顺德迎銮，访间魏祖德办理不善，立即饬司撤任，旋即参革，并将所摊捐款全行豁免，另由公家给津贴。”良民多已解散，景廷宾仍怙恶不悛。复迭饬董履高、庞鸿书、如松等一再驰往开导，历之阅月，迄未就绪。本年正月十八日，如松复入村晓譬，景廷宾匿不予见。复由镇、道出示剀谕，并派员绅百计讽劝，力保其投诚免罪，仍置若罔闻。言者谓原其情罪，加以晓谕，早令解散，岂知该官绅之舌敝唇焦如此，而该逆之梗顽不化如彼耶？势不得已，始派兵移近东召村屯扎，摄以兵威，或可转圓，乃行经未村，匪众四出抄击，伤亡兵弁多名。新盛军经过板台村，亦被匪阻截，始与交战，毙匪不过百馀人，言者谓惨杀三村，未免骇人听闻。又谓波及西召村，不知该村相距尚远，尤为附会失实。此役之后，即派道员晏振恪、知府梁丹铭携款前往抚恤，甫稍安贴，巨鹿又杀害弁兵、教士，不得不派兵遏乱萌而杜口实。然件只一役，专攻匪巢，附近各村之竖旗助势者，皆置不问，张寺庄、李村各役，迎击悍股，战败逃窜者，皆释不追，实未尝穷兵黩武。自四月十六日以后，南宫、威县、广宗一带均无战事。言者谓四月底肃清之后，又复惨杀多命，实不知其何所见闻。
至各军纪律，派道员张锡銮等密查，据称：新盛及大名、正定各练军，习气颇深，声名平常，而新盛军为尤甚。因将新盛一军概行裁撤，其各练军，亦拟依次整顿。然如言者所称，各营肆意滥杀，则查无实据。若遽以无案无据之事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贻误事机，足以损碍军政。魏祖德虽派捐生事，究系因公，并未入己，不得以赃私论，律无余罪可加。董履高屡往开导解散，弗避艰辛，力求绥靖，不知其构谗何事？段瑞云想即指右军统带段祺瑞，东召之役，该统带并未在场。件只各役，该统带纪律严明，远近翕服。候补知府阮某，想即指阮贞元，该员于去冬经善后局司道派往查案时，“臣甫到任，并非由臣所委。该员未尝专主用剿，亦向未充当文案差使。”言者引四川闹粮一案，似与谋反叛逆者迥不相同。“总之，局外之吹求，固不难捕风摭词，当局之经营，不得不通盘筹画。臣每遇此等巨案，必饬现任道府会同筹办，其不得已而用兵，亦必多派委员，明查暗访，使营员有所儆惧。乱甫粗定，即遴员解款赈济，并慎选牧令，以善其后。……惟臣德薄望轻，玷辱高位，既不能感化部民，使弄兵于潢池，复不能见孚朝列，致屡遭夫物议，固应自请严谴，徒以事曾涉及教案，因虑疆臣请处，启人误会，后将援为例案，转致难乎为继。究应如何敕部核议之外，出自圣裁。”二十二日，清廷朱批：“览奏具悉。该督办事实心，毋庸敕部核议。仍著随时勤恤民隐，以副倚任”[5]。
六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奏称：景廷宾逃至成安县北漳村，又逃至河南省临漳县郭家小屯村，被道员嗣冲擒获，凌迟处死[5] 时为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902年7月28日)，景廷宾当时41岁[1]。同时，袁世凯还奏称：罗泽浦一案已议结，给修祠立碑银五千两。已委道员唐绍仪商告驻京法使，亦无异词[5]。
袁世凯与高润生、崑冈、王乃徵等人的争论，实际上还是义和团时期清流派与洋务派争论的继续，高润生、崑冈、王乃徵与徐桐、崇纶、启秀、赵舒翘等同样尊崇儒家学说，对已经发生巨变的国际局势并不了解，在处理中外关系方面，不懂得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仍然坚持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应该顺应民心，扶清灭洋！外国长期侵略中国，洋教侮慢玉皇大帝，孔老夫子，洋人在华，就是要勾结教民，潜谋不轨，都该杀，教民信奉洋教，就是中华文化的叛徒，就是莠民，要勾结洋人谋乱，都该就地正法[7]。与教民为难的就是良民。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袁世凯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则反对杀害无辜洋人，反对杀害无辜教民，对杀害无辜洋人、教民者，主张严刑峻法，坚决镇压，以遏乱萌，以杜外国借口兴兵。清廷采纳了高润生等人要施仁政的意见，减免了一些有关地区的钱粮，以缓和清政府与地方士绅的矛盾。同时，更支持袁世凯对景廷宾等的严厉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