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与“现代化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罗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谨以此文纪念罗荣渠教授。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加丰教授及浙江大学博闻论坛部分成员提出宝贵意见，特致谢忱。作者自负文责。
一、“现代化范式”的出现
“现代化范式”（modernization paradigm）近年来已渐成为国内学界对以已故学者、北大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罗荣渠教授（1927—1996）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现代化问题研究范式的代称，有时也特指罗荣渠的现代化思想。20世纪下半叶东亚普遍崛起的同时，中国也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浪潮。随着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范式”的主导地位被打破，现代化理论受到广泛重视，现代化研究一跃而成为“显学”。“现代化范式”也应运而生。
“现代化范式”一词本义是指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罗荣渠教授至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偶尔使用。① 这一术语含义的改变则始于1995年德里克（Arif Dirlik）的一篇文章， 该文探讨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诠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借用了“现代化范式”一词。② 随后，罗荣渠教授接受了这种说法，也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种新解释模式来使用。③ 此后这一术语渐为学术界所认可，并成为对罗等人研究范式的代称。但本文不准备仅将其看成历史学研究的一种范式，而试图更符合库恩（Thomas Kuhn）“范式”（paradigm）的本意，即指导一个科学共同体从事研究的理念、解释模式和范例的意义上来指称。④ 德里克提到的“现代化范式”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层面上提出来的，并且主要是针对美国汉学界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非对罗荣渠等人研究的概括。罗等人的视域并不囿于近代以来历史，确切地说，他们从事的是现代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⑤ 以罗所在的北大现代化研究中心为核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他们拥有相近的学术旨趣，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而罗本人的研究又为这一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笔者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现代化范式”这一术语。
罗荣渠等人倡导的“现代化范式”从对“现代”和“现代化”的重新界定开始，综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新儒家学说以及梅洛蒂（Umberto Melotti）的“多线论”历史观等理论和学说， 把“现代化”主要看作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作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并提出了现代化的全球性和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说，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四重奏（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三种矛盾”、“三次模式转换”说，“改革儒学”说等，其理论核心则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⑥ 力图寻找一种非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不乏独到的见解，成一家之言。罗本人关于现代化的思想，较系统地体现于其《现代化新论》及其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二书中。
罗荣渠教授对推动国内的现代化研究事业成就斐然，受到学界高度评价。⑦ 不过，近年来围绕“现代化范式”学界也出现了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是不是现代化这一根本性问题以及“现代化范式”部分观点是否正确两方面。与之相对应，批评者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革命范式”的坚持者，他们认为现代化并非近代以来中国的中心问题；另一派赞同近代以来中国的中心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但对范式的个别论断提出质疑。笔者倾向于后一派的基本立场，认为“现代化范式”的出现，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部分观点值得商榷。近年来范式虽受到持这一立场的学者的若干善意批评和质疑，似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⑧ 故笔者不揣固陋，试从现代化的物质、 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对罗荣渠教授倡导的“现代化范式”可能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一批判性的思考，⑨ 以就教于方家。
二、从“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内核看其对物质层面现代化的重视
1989年罗荣渠教授首次正式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⑩ 作为整个“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内核，它是建立在对东西方两种“单线论”批判的基础上的。范式的支持者对其历史价值已作了充分论述。(11) “现代化范式”以这一理论内核为逻辑起点，论证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范式虽然注意到社会的进步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12) 但“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13) 罗荣渠称之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或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中轴原理。为说明这一原理，《现代化新论》第99页附有一幅图，专门解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的合力”如何围绕“经济发展中轴线”运动。按照罗的解释，尽管这个历史的合力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作用所产生，但生产力是“纵轴”，生产关系是“横轴”（立论者有意强调了这两个“轴”的区别），“衡量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客观标志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4) 换言之，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元”是社会生产力，从而否定了以往以生产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的观点，进而否定了“五种生产方式说”。所谓“多线”，“是指在同一大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成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15) 西方现代化论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者大多力图证明人类社会呈“单线”发展，尽管这两条“线”大异其趣。“现代化范式”提出的“多线”思想否定了这两种“单线论”。立论者通过对经典的大段引述指出，“一元多线”的思想实出自马克思，并非立论者的发明。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强调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元性”和“多线性”。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各有差别自然毋庸怀疑，问题在于如何推导出中国的现代化到底该按照什么样的“线”发展。罗荣渠曾经提到不同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演进趋势“是从多元趋于一元，农业文明是地方性的，工业文明是世界性的，历史发展第一次显示出一种全球性的一致趋势”。(16)（按：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他敏锐地察觉到进入工业文明后各个社会间共通性不断增强的趋势，接连用了三个“一”字，不失为精辟而独到的论述。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一论断与他在同一处提到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基本文化模式逐渐呈现多样性的表述却是矛盾的。这里的“一元”显然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一元性”并非一回事，前者也无法由范式的这一理论内核推导得到，实际上在整个“现代化范式”中显得极为突兀。说“从多元趋于一元”当然绝非西方一度流行的所谓“趋同论”，那么历史发展究竟在什么层面上显示出了“全球性的一致趋势”？是体现于物质、制度和观念诸层面，抑或仅仅就物质层面而言？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令人信服地给出中国的现代化该按什么“线”发展的答案。遗憾的是，罗并没有循着这一思路继续追踪下去。范式仅从“一元多线”出发认识现代化，必然导致偏差：他把现代化看成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以及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把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完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也许是合适的”。(17) 而不管是先进工业国家还是落后国家，物质生产的发展都是第一性的，衡量其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核心的和基本的标志就是物质现代化的水平；各“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共性主要表现为物质层面的高度发达（如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制度和观念层面尽管也发生深刻的相应变化，却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性，因此总体上看它们的“现代性”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这里，所谓的落后国家赶上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显然主要就物质层面而言（正基于此，罗对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崛起十分推崇，视其为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范）。回到中国的现实，罗荣渠相信，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在于推进中国物质层面的现代化。
总之，“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一理论内核决定了“现代化范式”把物质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也决定了其在中国国情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和观念层面现代化的探讨均围绕物质现代化问题展开。
三、“现代化范式”对制度层面现代化的探讨
“现代化范式”把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看作依附于物质现代化的适应性变化。
范式认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后面宜补上某个名词，否则语义不明——笔者注），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来实现，(18) 体现其对物质层面现代化的高度重视，强调制度（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前者的“果”。在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广泛的社会改革”等等确是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生产力“带动”的适应性变化；但对于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否同样如此呢？
实际上，罗荣渠十分重视制度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启动阶段的重要意义。他曾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对洋务运动进行过制度分析，证明体制的僵化是导致运动失败的症结之一。由于缺乏制度上的保障，现代化难以步入正轨。他甚至断言，1911—1949年“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state-building）”。(19) 因为只有通过“革命化”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政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势，使现代化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20) 但问题随之而来：1949 年是否意味着“国家重建”的完成？制度现代化（包括政治制度现代化）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笔者以为，“国家重建”绝不仅仅意味着“建立”政权，而应和物质、观念层面的现代化一样，要经历漫长的各项制度“建设”过程。
对中国而言，制度现代化既非简单的适应性的变化，也不只是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才显现其重要性。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区别于先发国家的根本之处在于，它不是自然演进的历史过程，而是朝着物质、制度、观念诸层面既定目标的追求过程。因而制度的现代化不单纯是物质的现代化的结果，它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主动推进，并以此推动包括物质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现代化事业的进步。这也正可以解释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中国为什么还要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体制改革。1949年共和国建立是中国制度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远远未完成，所以我们仍要继续进行“国家重建”，不过不再是通过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而是改革。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我们国家对制度现代化已经越来越重视（如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等）。
制度现代化也不依附于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罗荣渠虽然认为制度现代化本身是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对其作用却始终停留于为物质的现代化服务这一层面。受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启发，他强调重大的时代创新要真正实现革命性突破，“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也需要其他方面主要是政治与社会结构方面的转换或创新与之相配合，特别是制度化的调适尤为重要”。(21) 罗显然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国家重建看成为“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所作的“制度化的调适”。威权政府的建立作为后发国家物质层面实现快速发展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化调适，在部分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特定时期确实取得了成效。但威权政府本身是非现代化的，而且它反对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不能因为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放弃制度现代化的诉求。罗认为“它只能是一种发展的过渡阶段”而终将完成转变，但对如何实现“社会结构的强化和国家政治结构的弱化”却未予深究。(22) 董正华教授在近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 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应该“德”先生和“赛”先生并重，强调不应忽视“政治文明（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等）与社会结构变革、社会公正与社会发展等现代化的系列内容”。(23) 这不能不说是范式的重要进步。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所要从事的是“远未结束的探索与创造”。(24)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高度重视并主动推进制度现代化这一重要目标。这一结论对下文要谈的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同样适用。
四、“现代化范式”对观念层面现代化的思考
作为现代化的内在目标之一，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层面，因而也是后发国家最敏感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罗荣渠教授对此问题有过精辟的论述，但对于当前如何推进观念现代化则显得较为保守。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罗荣渠曾撰写长文《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25) 系统梳理了19世纪后半叶至20 世纪早期中国的精英分子对社会大变革本质的认识从“御夷图强”、“中体西用”到“现代化”的演变和深化过程。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作者实际上已经阐明观念的现代化对于推动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非凡意义。此外，他也专门讨论过鸦片战争以后迟迟难以破除“中国中心”观导致的严重后果，认为对现代世界认识的严重滞后是阻碍中国现代变革的重要因素。(26) 可见他对观念现代化的重要性是有充分的认识的。
罗荣渠教授晚年研究重心逐渐由经济转向文化。罗所讨论的“文化”范围颇广，但侧重于价值观这一核心要素，因此他谈到的儒家文化推陈出新问题主要属于观念现代化的范畴。他曾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说某些文化因素在今天的经济增长中发挥正面影响，并不能否定儒家文化作为整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起的严重阻碍作用。”(27) 但不久以后，他开始热衷于寻找这“某些文化因素”，认为“现代化的扩散与文化圈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东亚的儒教文明可能比西亚的伊斯兰教文明和南亚的佛教、印度教等文明更容易接受东渐的现代化大潮”，相信儒家文化中的实践理性的东西被解放出来，对战后“儒教化的文化圈”的经济普遍崛起产生了正面影响，并列举了三种在他看来“最突出”的“功能转换”。总之，他认为东亚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挥出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形成一种东亚式的现代化动力”。(28) 针对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他提出要超越现代化价值观，“会通中西，创新传统”。(29)
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罗有时将儒家文化、儒教文化和（东亚或中国）传统文化等概念互换使用。从论述的语气看，他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角色问题也颇为踌躇。他对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关注，显然受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奇迹”这个经济现象的文化诠释潮流的影响。战后东亚普遍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巨大的经验现象”促使学界反思所谓的“韦伯命题”（Weber thesis），(30) 兴起了一股“新儒家热”。“现代化范式”正是在这种时髦学术如日中天的时候将其吸收进来的。应该说，范式对国际学术界的这种思潮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但仍不自觉地受到其影响。
姑且不论罗列举的儒家文化因素的三种“功能转换”是否经得起推敲，既然儒家文化整体上阻碍现代化，那么这些占了大部分的阻碍因素又是哪些，该如何清理？传统的儒家伦理与“改革时代的新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是什么关系，(31) 后者应如何确立？换言之，我们究竟该如何会通、创新？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中不可否认有诸多合理因素，现代化也绝非对传统的彻底背离，但观念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不在于欣欣然于发现其中“有利于”现代化的部分，而应勇于吸收和树立现代的（但未必是西方的）思想观念，以推动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在现代化远未实现的今天，宏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治理现代化带来的全球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争取全球协调发展、争取人的全面发展”云云，(32) 难免令人产生“中体西用”论“新瓶装旧酒”的疑窦。
五、小结：值得继承的现实关怀
“现代化范式”之根本旨趣在于寻求一种非西方式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诚然，世界各国卷入现代化的背景千差万别，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途径也各有特点。罗荣渠教授试图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庞杂的发展理论中梳理出一条真正合“脚”的道路，但仍有待于继续探索。
罗荣渠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逻辑起点，将现代化定位为历史范畴，其目标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或称“现代工业社会”）而不是非历史的“现代社会”，因而并不具备终极价值目标，这与“传统—现代”二元论有着根本区别。牛可先生称之为历史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思想。(33) 在罗看来，一方面， 生产力是“历史的合力”的根本要素，是推动现代化的根本动因，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推进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将引起制度和观念层面产生适应性的变化。因此，“现代化范式”把物质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研究的核心命题，对制度和观念现代化所作的详细探讨均围绕前者展开，而对后两者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立地位和特殊重要意义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要之，“现代化范式”是罗荣渠教授等人在关注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命运和现实追求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关注现实的产物。瑕不掩瑜，范式的缺陷无损于罗荣渠先生在中国现代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对待“现代化范式”，止步于肯定其历史价值或指出其缺陷显然都是不够的，我们更冀望其日臻善境。正因为“大部分新范式的早期形态都是粗糙的”，(34)“现代化范式”需要也完全可能不断修正和完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开辟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为此我们正脚踏实地地“摸着石头过河”，“现代化范式”也需要在不断摸索中走向成熟。如果说儒家思想中有什么积极因素的话，孔子身体力行的入世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继承的。无论是魏源还是罗荣渠都在他们那个时代实践了这种现实关怀。历史主义尽管迄今为止不是现代化研究的主流（尹保云在近年发表的《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一书中放弃了罗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现代化定义），但作为有益的研究路向，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十年来现代化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果罗荣渠教授依然健在，他一定“仍要学习，继续求索”，(35) 不断提出真知灼见。 范式的支持者不应满足于论证既有解释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最好让实践来证明。任何范式只有主动进行自我调适，才能长葆青春。
注释：
①(13)(14)(16)(17)(18)(21)(22)(26)(27)(3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0、70～71、79、17、17、122、190～191、 261～271、228、“序言”7页。港台学界使用这一概念则更早一些。就笔者所见，台湾地区学者至迟不晚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开始使用“现代化范型”一词，参见蔡明哲：《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巨流图书公司（台北）1987年版，第18页。
② ［美］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
③(15)(19)(28)(29)(31)(3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55、110、87～93、147、135、147页。
④(34)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40页。库恩于1969年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补写的《后记》中为“范式”作了相对明确的定义，认为其包含着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所构成的整体，二是范例。
⑤ 包括罗荣渠教授本人在内，学界一直将其定位为近代史或“宏观史学”的研究。笔者以为，“现代化范式”无论其关注内容还是研究方法均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
⑥(23) 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第5～6、9页。
⑦ 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恕不一一赘述。
⑧ 笔者已经拜读的有何顺果：“评罗荣渠教授新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王加丰：“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开创之作——读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冯钢：“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吴英：“关于现代化的含义、规律和模式——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另外，关于1994年4月北大现代化研究中心召开的《现代化新论》跨学科讨论会上学者们提出的批评意见，笔者目前所见的唯一文字资料是该会议的一篇综述，参见尹保云：“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突破——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上述文章大多仅附带地指出其不足。也有学者针对某一具体观点提出质疑，如冯文主要围绕范式提出的“四重奏”进行商榷。吴英是迄今唯一对“现代化范式”进行过较系统批评的，其《评析》一文已经触及“现代化范式”的若干实质问题，惜提出的批评意见有失公允。
⑨罗的高足尹保云教授认为现代化即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参见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金耀基早年提出过一种类似的三层次划分法，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大致循着器物技能、制度、思想行为三个层次而变，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两者概括虽有差异， 但本质相通。上述三层面尽管密切相关，但都是现代化内在规定的目标。本文对“现代化范式”的分析即据尹划分的三个层面展开。
⑩ 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收入《现代化新论》时略有改动，参见该书第三章。以下所引罗荣渠论文凡收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的，迳引自二书。
(11) 参见林被甸、董正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现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 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罗荣渠教授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
(12) 罗提出的“历史的合力”外延极为广泛。例如， 他认为推动现代化的“历史的合力”就包括了伴随现代生产方式而来的新环境、机制、手段等，参见《现代化新论》97～102页。在另一种分析框架中，他认为社会的历史运动（社会变迁）是受多种因素（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巨大的社会变迁都是众多因素共同促成的。分别参见《现代化新论》第120～123页，《现代化新论续篇》第137页。
(20) 严立贤：“近百年中国社会变革新探索——罗荣渠教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第141页。 周东华对此问题亦有阐述，参见周东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学术界》2002年第5期，第121页。
(24)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结语”标题。
(25) 该文原为其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的代序，收入《现代化新论》时有改动。
(30) 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原载《联合月刊》（台北）第25期（1983年8月），转引自杭之：《一苇集》，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5页。
(33) 牛可：“历史对发展意味着什么？”，《现代化研究》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0～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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