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与中国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寓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中国寓言出现在先秦时代，源远流长，与民族思维特点、传统思想、古典文学和民族语言等方面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它是一棵扎根于民族文化沃土的长青大树。
关键词 寓言 中国文化 民族思维 传统思想 古典文学 民族语言
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一棵长盛不衰的文化之树，它一定是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国寓言就是一棵扎根于民族文化沃土的古老而长青的大树。
寓言从先秦时代便出现在中国的文坛，在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以后从未中断，而且名家辈出，多次掀起创作高潮，从文化巨人到普遍民众都受过它的涵育。其生命力为什么这样旺盛呢？这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
一 寓言与民族思维特点
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走的是一条维新之路。当我们告别原始蛮荒的时代而进入文明时代之际，不是用冰冷的理智宣布向自然开战，而是理智中融汇着热情，高唱天人合一；当我们告别氏族组织而成立国家的时候，我们没有消灭血缘氏族关系，而是以“家”的精神来组织“国”，形成了家庭——宗族——国家一体化的结构；当我们的哲人们用理性精神来审视现实、告别神话时代之际，并没有抛弃借形象以领悟世界真谛的方式，而是把理性与形象相结合，以形悟理，以形示理。试看中国最抽象的哲学范畴：道、理、阴、阳、五行、元气，试看积淀我们民族思维成果的成千上万的汉字，几乎都是意与象的结合，深层的抽象与表层的具象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比如，五行中的“土”，它就是哺育我们的土地，但它又不是具体的土地，而代表复杂具体的概念：可代表万物蓬勃生长的盛夏季节，可代表为人体吸取后天营养的脾胃，可代表甘甜的滋味，可代表雄浑的乐音，可代表中央，代表黄色，代表安定，代表稳重……。“五行”是五种具体可见的物质，它又可以代表千千万万的具体物质和抽象精神，其本质是抽象的，其形式是具体的。其他哲学概念也大体如此。
哲人们早在理论上肯定了这种形理结合(或称意象结合）的把握世界与反映世界的途径，他们强调“类”，强调“象”，强调“喻”。《易·系辞》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立象以尽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孔子提倡“举一反三”；墨子提倡“知类”，“以类取，以类予”。《诗经》和诸子文章都好譬喻，春秋时代的人好“赋诗言志”，都导源于这种独特思维模式。
我们的广大民众在说理时也习惯这种方式。讲因果以农事为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讲群已关系以河流为喻，“大河有水小河满”；讲大家出力，以某种劳动为代表，“众人拾柴火焰高”；讲平分，用一句珠算口诀为代表，“二一添作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寓言在各种文体中最能体现这种思维特点，它用一个具体形象的故事去显示抽象的人生哲理。如：庄周的“齐物”思想，主张破除自我中心，与自然合为一体，人物平等，万事齐一。这种思想很富有思辨性，极为抽象，不易为一般人理解。于是他借助具体的故事来显示。“朝三幕四”，破除炫于名；“丽姬悔泣”，破除恋生畏死；“梦蝶”与“观鱼”，破除物我畛域；“神龟”与“鹓
”，破除利禄束缚。作者以具象显示抽象，读者从具象领悟抽象，以形见理和以形悟理高度一致，使意象形理融为一体，这便是寓言的神奇功用。所以，中国的哲人们一旦发现了寓言，就竞相采用这种形式；普通民众也很习惯这种适合群体思维特点的文体，传诵着其中的精品。
二 寓言与传统思想
寓言与传统思维模式契合，并为哲人和普通民众所珍爱，于是它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载体，在精英文化与俗文化中都占有突出地位。
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也就是寓言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墨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墨子》，用寓言宣扬兼爱、非攻；儒家学派的两大巨擘，孟子用寓言讲王道仁政，讲性善，讲义利之辨，讲浩然之气，荀子用寓言隆礼尊贤，讲王霸之道，讲性恶，道家的大师庄子，用寓言渲染自然逍遥、万物齐一、顺时养生、形残德全、无为而治，而《列子》一书也反映了道家贵虚重生等人生主张；《尹文子》借助寓言，多方面地剖析了名实的复杂关系；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把很多寓言组合在一起，系统阐述其因时变法、严刑峻法、势重于贤等政治主张；融汇百家之说的《吕氏春秋》，用寓言表达诸子学说的精义，哲学上以道家为根基，政治上溶法入儒，对墨家、名家亦有所抉择，实开两汉思想的先河；纵横家虽主张驳杂，朝秦暮楚，但《战国策》寓言在那风云变幻的时代，发挥了排难解纷的巨大作用。一部战国寓言史，也就相当一部或大半部战国思想史。
两汉的情形与战国颇为相似。黄老之学与儒学是西汉两大学派，它们之间的斗争是西汉思想界与政治界的主要斗争。《淮南子》是黄老之学在思想上与寓言创作上的代表；《说苑》《新序》则主要以寓言来体现并宣传儒家学说，汉儒在哲学上的代表著作《春秋繁露》也有少量寓言。汉初的理论著作，《新语》《新书》《韩诗外传》都有寓言。到了东汉时代，反对谶纬神学是当时思想界的大事。桓谭《新论》、王充《论衡》，相继问世，这些著作都爱用寓言故事说理。汉以后的思想家们仍然有以形见理的特点，其中包括运用寓言。如元明之际的《郁离子》，明清之际的《潜书》，皆以脍炙人口的寓言来阐述其深刻的政治哲学主张。
老百姓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也都和寓言结有不解之缘。我们可以说，寓言广泛地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群体意识；反过来说，寓言将历代的人生哲理灌输到了群众之中，积淀为群体意识。比如：中国人提倡通融，反对机械呆板，于是出现了一大批讽刺僵化的寓言名作，“陷井之蛙”、“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等等。崇实重古，尊老好学，乐天安命，中庸之道，这颇能代表我们民族思想特色的观念，成为寓意中的一组主旋律。如：《列子》中的“九方皋相马”，宣传略貌取神、在精忘粗，强调领悟；《淮南子》中的“塞翁失马”，宣传祸福转化，强调乐天安命。这都是中国所特有的思想，这种寓言只能产生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
三 寓言与古典文学
寓言并不是纯文学作品，而是一种理性与形象双重组合，跟哲学、政治、宗教、教育、文学都有广泛联系的边缘文体。但寓言讲究寓意的精神，颇能体现中国文学的精神。
中国文学与希腊文学的重要区别是：中国文学重表现，希腊文学重再现(模仿）。因此，中国文学强调寓意。刘熙载《艺概》说：“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为文强调以意为主，自然便形成了重类型、重传神、重简约的风格，即简洁而传神地表现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或思想。《文心雕龙》反复强调说：“简而深”、“文约为美”(铭箴），“事核而言练”、“辞约而精”（诸子），“一言穷理”、“以少总多”、“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物色）。《史通·叙事》也说：“叙事工者以简要为主。”因此，在中国诗歌讲究短小传神的抒情寓意小诗，史传文学讲究一字之褒贬，小说人物讲究类型化，戏剧讲究象征模拟。在艺术上也是如此，正如宗白华《美学散步》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中国寓言与中国文学精神的契合，不仅表现在作为一种文体，它讲究寓意，注重传神性、类型性、简洁性，而且它表现在它的民族特点上。古希腊伊索寓言是西方寓言的圭臬，但它仍具有一定的再现性，即着重折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如“狼和小羊”折射强暴者对善良弱小者的欺凌，“鹰和屎壳郎”折射被损害者对强横者的执著的报复。中国先秦寓言则强调表现作者的政治哲学观念。再现中有表现，表现中有再现，两者不可截然分开。但是，各有侧重，这是明摆着的实事。
正因为中国寓言与中国文学精神契合，所以它便跟其他文体相互渗透，相互融汇。《易》之象，《诗》之比兴，是中国寓言的重要源头之一。它们的特点是以此寓彼，用形象反映人生的体验和哲理。这种象和比兴，只要由故事来充当，便成了寓言。寓言产生后又反过来促使中国诗歌讲究意蕴（《易》的卦爻辞也可视为诗歌），所以中国的古诗很富有象征意义，虽然诗歌恪守“言志”、“缘情”而疏于叙事的传统，一直束缚了叙事诗与寓言诗的繁荣。
寓言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之一，而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小说的民族特点。有趣的是，“寓言”与“小说”这两个词都最早出自《庄子》，前者出于《寓言》和《天下》篇，后者出于《外物》篇。而且，《盗跖》篇可以说是一篇寓言与小说相结合的作品。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两者的缘份呢？后来，中国不仅产生了《中山狼传》、《后西游记》、《东游记》、《西游补》等寓言小说，而且其他小说往往具有寓言讲究寓意的精神。洪迈《夷坚乙志序》说：“递干宝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异》，《河东》之记，《宣室》之志，《稽神》之录，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说：“稗官者，寓言耳。”
寓言和中国戏剧也有不解之缘。汉代百戏中的“东海黄公”，属萌芽形态的寓言剧。元杂剧和明清传奇是中国古代戏曲的代表，其中有不少寓言戏剧，如《看钱奴》、《中山狼》、《南柯记》、《邯郸记》、《东郭记》、《醉乡记》、《歌代啸》、《一文钱》、《真傀儡》、《没奈何》、《蕉鹿梦》等。其他戏剧也蒙受寓言精神的影响。明代丘濬在戏剧《五伦全备忠孝记》中宣称：“这戏文一似庄子寓言。”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中甚至说：“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
于是乎，我们又会惊奇地看到，中国寓言作者的名单几乎可以包括古代文学史上的所有名人，战国诸子、屈原、宋玉、贾谊、司马迁、刘向、杨雄、曹植、阮籍、干宝、陶渊明、刘勰、寒山、李白、杜甫、元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
、皮日休、陆龟蒙、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关汉卿、马致远、刘基、宋濂、贝琼、马中锡、康海、王九思、冯惟敏、徐渭、孙钟龄、汤显祖、刘元卿、江盈科、赵南星、冯梦龙、董说、蒲松龄、龚自珍、吴
人……。长篇小说巨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等也或多或少具有寓言成分。仅这个令人瞩目的名单，就足以显示寓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可忽视的地位了。
四 寓言与民族语言及其他
寓言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联系也是深层次的，尤其是与民族语言的联系。
语言与思维是紧密相关的。思维上的深层抽象与表层具象相结合，决定了语言上的深层抽象与表层具象相结合，而语言又反过来加强了思维定势。汉语是一种发育完备的语言系统，达到了高度的抽象性，句法功能强于词法功能便是有力的例证。但汉语在表达上又极讲究具象，用具体可感的词语来表达抽象复杂的思想，用个别的先例来表达一般的概念。谚语、成语的发达，即是一例。别林斯基在《克雷洛夫寓言》一文中说：“俗语和谚语……是诗歌的开端，诗歌的最初起点；而寓言，跟俗语和谚语比较起来，就是最高的体裁，最高的诗歌，或者说是达到了发展的极限再也不能往前进的民间俗语和谚语的诗歌。”在汉语中有一种歇后语，其表达方式与结构都跟寓言接近，某些歇后语已经迈步到了寓言的门口。如：“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狗逮耗子——爱管闲事”，“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等。这种歇后语的前半段已包含一个小故事了，即使歇掉后一句，也不影响意义的表达，正如很多寓言可不由作者直接点明寓意一样。
有些寓言是由俗语衍化而成的。比如先秦时代的《文子》和司马迁的《史记·廉蔺列传》中，出现了“胶柱鼓瑟”这个成语，后来东汉末年邯郸淳作《笑林》，把它变成了一个故事：“齐人就赵人学瑟，因之先调，胶柱而归，三年不成一曲”。更多的情况是，很多成语来源于寓言，来源于寓言的成语在汉语成语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来源于《庄子》的成语，例如，扶摇直上、鹏程万里、越俎代疱、大相径庭、庄周梦蝶、栩栩如生、朝三暮四、沉鱼落雁、疱丁解牛、游刃有余等等达六十多条。即此一端便反映出寓言在丰富民族语汇方面的巨大贡献。
寓言精神还渗透到了古代书法、绘画、武术、艺术表演等各个领域。
中国寓言源远流长，并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形成了东亚寓言体系，与印度南亚中东体系和希腊欧洲体系鼎足三分，在世界文化史上发射异彩，其生命力旺盛的原因就在于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
收稿日期1994-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