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心为中心的现代医学术语的确立及其对医学阴华文字的解读_语言翻译论文

近代医学术语的创立——以合信及其《医学英华字释》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华论文,医学论文,近代论文,术语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N092:R-0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0224-(2010)04-0456-19

医学术语是西方医学理论在晚清中国社会传播的重要媒介,20世纪之前的医学术语译介工作主要由在华新教传教士承担,他们在这一领域做出诸多有益尝试。对于新教传教士在西医术语的译介上所做的工作,医学史、中西交流史等方面的书籍均有所触及。1932年,伍连德、王吉民简要介绍了19世纪西医在华传播过程中医学术语的创制和演变,所引用的史料比较丰富,对后继研究者有重要的提示作用[1]。此后,傅维康、陈邦贤在其所编纂的医学史中对此亦有简略叙述[2、3]。90年代以后,马伯英、熊月之、何小莲等人也分别在论著中或多或少的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4—6]。另外,关于近代中文术语的专门论著中对此也有所关注。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专有一节对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加以简要介绍,并讨论了合信所创造的、对中日皆有影响的两个术语[7]。

目前关于晚清新教传教士对医学名词翻译工作的专门论文很多,但主要集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术语统一工作的情况和影响。张大庆、袁媛的论文对中华博医会1890年成立专门的名词委员会之后在医学术语统一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研究[8—10]。相较而言,对1890年之前的医学术语译介问题的研究则比较少,沈国威曾撰文研究《泰西人身说概》、《全体新论》两部书中汉译西方医学术语的使用与变迁[11]、他的“近代における汉字学术用语の生成と交流——医学用语编”详细总结了20世纪之前在华出版的西医书籍并对合信之前的汉译医学术语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2,13]。高晞则对“解剖学”一词的翻译做出了详尽考证[14]。松本秀士对合信的解剖学术语翻译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15]。Bridie Andrews Minehan专门论述了合信与西医中“血”这一概念的翻译问题[16]。香港城市大学罗婉薇探讨了合信对“炎”的定义与翻译[17]。而合信在1890年之前的医学术语的译介工作中既是一个开拓者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所编纂的《医学英华字释》是医学术语译介工作之肇始,具有重要的影响和研究价值。但是,前人对他在医学术语译介中所做的工作却涉及较少,针对《医学英华字释》的全面细致研究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将以《医学英华字释》为中心展开全面深入的分析,在明确该书的性质、编纂目的、读者群体的基础上,通过对书中词汇和短语的梳理分析,确定合信所创造的术语并通过《儒门医学》、《全体通考》、《全体阐微》、《英华萃林韵府》等西医译著探讨这些词的沿用情况和影响范围。

1 合信之前的医学词汇翻译情况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以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来华为开端,至1773年教皇克莱芒十四世(Clement XIV,1705—1774年)解散耶稣会告一段落,在此二百年间,西学传播之主体为欧洲耶稣会士,他们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书籍,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诸多方面,但西医书之译介则绝少,二百余年仅得两部汉文解剖学著作,即邓玉函译(Jean Terrenz,1576—1630年)《泰西人身说概》、邓玉函、罗雅谷(Giacomo Rho,1593—1638年)、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i,1565—1655)译《人身图说》,另外,康熙时还有满文解剖学著作[18]。

直至19世纪初英美新教传教士再度来华,掀起西学东渐的第二次浪潮,西医书的译介才得以重来。而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一般以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19]开始,被称为“第二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然而在1851年合信的《全体新论》问世之前,新教传教士虽已开办了数个西医诊所,但却从未出版过西医译著,西医尚未以理论化的形式输入中国。西方医学较系统的传入中国,实际上应从合信氏翻译传播中文西医书开始([3],446—447页)。王国维曾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20]西医作为一种与中医迥然不同的西方科学,对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新鲜而陌生的,在中国传统医学的知识基础上也是难于理解的,而它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异质文化中传播,并最终达到为异文化群体所认同和接受的目的,则势必要借助于作为“新思想之代表”的新言语。因为,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21]1915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例言中也说,“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而对初入中土的西医而言,势必存在许多为中国人所陌生的新名词,西方医学要想在中国立足,医学名词的创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

1887年,传教医生汤姆逊(J.C.Thomson)在《博医会报》上撰文对传教士所撰写的中译西医书进行了总结和介绍[22],而美国传教医生德万(Thomas.T.Devan)的《中国语启蒙》(The Beginner's First Book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即被当做医学著作收入其中,而这本书中所收录的有关医学的词汇也就理所当然的被当做“医学术语”来对待。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称该书中“包括了中英文解剖学术语、疾病名录以及医学短语。”并称之为“创制中文医学术语的首次尝试”[1]。后来涉及医学术语中译的著述或论文也几乎无不提及此书。但是,德万所著书中的医学词汇是否可以视为医学术语,尚待商榷。

要厘清这个问题则不得不诉诸于术语的概念。专门术语简称术语,狭义术语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是表示该学科领域内的概念或关系的词语,术语是本领域高度流通的词语,基本是名词,也包括名词性的词组,某一术语所含意义与某学科或其专门领域的概念系统相联系,并受其规限,术语是学术体系中指称概念的语言符。术语具有专业性,科学性以及合乎语言习惯等基本特点。明晰了术语的基本概念和特征,再来看德万书中的医学词汇情况。

1.1 德万的医学词汇翻译

德万(Thomas.T.Devan,亦译为哋凡),美国浸理会传教士,1844年被该会派往中国,同年10月22日与妻子Lydia Hale抵达香港,并很快在香港开办诊所,1845年4月偕家人移居广州,1846年10月其妻病殁于广州,安葬妻子后,德万返回香港,旋即返美,后加入法国浸理会。[23]前后在华约三年。

《中国语启蒙》(The Beginner's First Book in the Chinese Language(Canton Vernacular),Prepared for the Use of the House-keeper,Merchant,Physician and Missionary),1847年由香港“China Mail”Office出版,中文题为后人所拟,另有译为《初学者入门》或《初学者启蒙书》等,全书共166页。除去前言和书中拼字方法介绍之外,正文共分15个部分,体制上先按照字母顺序列出英文,后为中译名,最后以拼音形式给出中译名的读法。

医学(medicine)是该书的第14部分,又分为四类,分别为anatomy(113—120),disease(120—123),remedies(123—128)以及phrases(128—139),共计26页,约占全书的15.7%,系全书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个部分,可见作者对该部分是比较重视的,这可能是由于德万本人即是一个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工作的传教医生。然而,医学词汇虽然在该书中占相当比重,但从该书的前言即可窥知作者编纂这部分的目的并不在于医学术语的创制。德万在前言中说:“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核心目的在于为初学者提供一本广东方言的启蒙书,以便于他们与人们进行日常交流,而并不是为了帮助其读书。”[24]由此可知,该书的编纂只是要为在广东方言区内初学汉语的外国人提供一个简单易用的词汇手册,以便于日常交流,而与书本知识层面的问题无关,对其中的医学部分而言,自然也不可能上升到术语的高度上。而且该书各个部分的次序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从最常用的数字开始,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越高的词汇越是靠前,其次满足商人、主妇的日常最基本需要,最后是为传教士和医生提供一些最常用的词汇和语句。

在该书的“医学”类之下,“medicine phrases”达11页,总计99个句子,所占比例是比较大的,其所涉内容完全为医患之间的基本对话,且均为典型的广东方言,如:

I am indisposed. 我见唔自在咯。

Do you see clearly? 你眼睇野明唔明呀?

显然,该书在医药部分中所收录的医学语句完全是为日常行医和医患交流服务的,是专门领域的语言入门手册性质的读物。而该书所收录的医学词汇,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这些医学词汇比较丰富,数量也比较大,其中anatomy共收136个词条,又细分为head,upper,trunk,extremity,lower extremity和general五个小类。diseases共收77个词条,Remedies共收60个词条。(表1—表3)

虽然以上所列出的仅为一部分词汇,但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该书中所录词汇所具有的特点:

(1)突出的口语化和方言化特征。

书中所涉医药词汇基本上全部来自于日常生活中通俗的口语化说法,并不是正式的书面用语。而且很大一部分是典型的广东方言说法,其使用具有很强的地域局限性。

(2)未涉及新造词。

首先,医药类词汇中所占篇幅最大的当属anatomy,但作者并未给出这一词汇的中文译名,而在此类目之下所列出的词汇实际上也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解剖学词汇,因为这其中并不存在需要借助于西方解剖学才可获知的知识和词汇[12],而这其中人体器官之类的名称在中国传统医学中也是相应存在的,只需简单的对照译出即可,没有创造新词汇。

其次,疾病名称也是按照中国民间传统的说法给出的,如热、肉瘤、生癞(itch)、发癫(insanity)、内伤(consumption or pneumonia)等病名,其说法含糊不清,科学性较差。

再次,书中的药剂名称都是在当地药铺即可买到的一些常用中药[24],没有引入西方化学药剂,不存在新名词。

总之,《中国语启蒙》在当时对生活于粤语方言区的外国人是比较实用的,1847年出版之后,在1858年和1861年又先后两次进行增补和修订,影响较大。[8]这本书首次以中英对译的形式开列了上百种医药类词汇,但这些词汇并不具有术语的基本特点,并未在医学术语的创制上有所建树。

1.2 罗存德的医学词汇翻译

德万归国之后,他所编纂的词汇书由其友人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年)修订、再版,而罗存德本人后来又独立编纂了一部英汉词汇手册,中文名为《英华行箧便览》(The Tourists' Guide and Merchant's Manual,Being an English- Chinese Vocabulary of Articles of Commerce of Domestic Use),这本书也专门开列了有关医学的词汇。

罗存德,德国礼贤会(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1848年5月抵达香港,1850年3月返欧,其间脱离礼贤会。1853年以福汉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传教士身份再度来华并为该会工作到1857年。1861年再度返欧,1862年9月重返香港,期间完成了他最著名的著作《英华字典》,1869年9月归国,1893年在美国去世。[23、25]

《英华行箧便览》全书146页,共分19类,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实用英汉词汇手册,从其序言可知编者编纂此书是为了给在华外国人提供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词汇手册,使之可与中国各地的读书人进行交流,因而该书所收录的每一个词汇都有广东话和官话两种注音。

《英华行箧便览》与德万的《中国语启蒙》从编纂目的、读者群体上来说比较相似,收录词汇后面都有注音,显然是出于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与华人进行日常口头交流之用,但前者只录词汇,不涉及短语和句子,较德万的书词汇化程度要高,编排上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序,部分词汇下再设不同分类,例如:字母B下“Birds”(飞禽类),其下再依字母顺序具体开列各种飞禽。这种体制是英语辞典音序排列法与汉语传统“天、地、人”分类排列法的结合[13],而该书于1864年问世,正是为其1864至1869年间完成的《英华字典》打基础,也可能是希望通过此书来考察读者反应,他在本书序言中也说:“希望本书可以成为一部更大规模词汇书的基础。[26]”可见这本书作为一本汉语学习手册,实际上已经具有字典的性质,不失为《英华字典》之雏形与先声,而且书中的词汇后来也都被收录在《英华字典》中,影响比较深远。

现就书中的医学词汇进行讨论,书中该部分词汇共有3类,收录相关词条250个,分别为Medicine(药材),158个;Nosology(百病类名目),85个;Surgery(外治法),7个,这部分收录的实际上是手术器械名词,如割断器(amputating instruments)、尖刀(bistoury)等。从“药材”这一类来看,罗存德所录词汇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不再局限于当地药店最常见的中药,增加了浓醋酸、硝强水、盐强水、磺强水等大量化学药品。“百病类名目”这一类,从数量和译法上都承袭了德万的词汇,基本没有质的变化,而涉及脏腑器官、人体部位等方面的词汇则完全弃之不录,这可能与二人自身在华活动情况有关,德万本人是医生,因而收录了行医问诊所需的各类词汇,这其中必然会涉及到与人体部位、脏器等与解剖学有关的词汇,而于罗存德而言,这些词汇则并非日常所必须。总之,罗存德编纂此书完全无关乎医学需要,医学术语的创制更无从谈及,真正用中文创制医学术语的工作始于之后的合信。

2 合信与《医学英华字释》

2.1 合信及《医学英华字释》的基本情况

合信,1816年生于英国,伦敦大学医科学士(M.B),并取得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M.R.C.S.London),后加入伦敦会。1839年7月28日,偕妻子阿碧珍(Jane Abbey)启程赴华,并于11月18日抵达澳门。1840年8月末,接替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年)掌管澳门医院工作。1843年,前往香港负责医务传道会医院工作。1845年7月间,因其妻健康状况不良而返回英国,不久其妻病殁,遗有一子一女。在英国期间,续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之女玛丽(Mary Rebecca Morrison,1812—1903年)。1847年3月,复偕新妇返回香港,重掌香港医院。1848年,在广州西关外金利埠租屋开办惠爱医馆(Missionary Hospital at Kum-Le-Fai)。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医院被捣毁,合信举家前往香港暂时避难。1857年,合信至上海,接管雒魏林创办的上海仁济医院(The China Hospital)。1859年,除其长子继续留沪外,合信全家取道香港归国,1873年病逝于英国。[23]

合信在华期间先后著有《全体新论》(1851)、《博物新编》(1854)、《西医略论》(1857)、《内科新说》(1858)、《妇婴新说》(1858),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介绍西洋医学的译著。而此时距离德万的《中国语启蒙》一书的出版已经有11年之久,其间并无西医译著问世。可以说,合信的译著是推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重要开端。[27]

根据徐维则的《增版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眼经录》、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以及王吉民、傅维康所编纂的《中国医史外文文献索引》,1851年至1890① 年之间所翻译出版的西医译著约有70余种。② 西医理论的大量翻译输入无可避免的涉及以汉语进行医学术语创制的工作。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年)、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年)等人在西医书的译介上皆属多产,他们在西医术语的创制工作上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这一领域,开其端绪者当属合信无疑。1908年,高似兰(Philip Brunelleschi Cousland,1860—1930年)在他所编纂的《高氏医学词汇》(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中将1850年至1858年划为医学术语创制的第一阶段,他说:

广州的合信医生所翻译的一系列小型教科书和英汉术语列表是以中文创制科学的医学术语的首次严谨尝试,这些译著出版于1850年至1858年之间。[28]

这表明合信既是首个向近代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医学理论的传教医生,同时也是对医学术语的中译问题加以特别关注的第一人。

1858年,合信根据他所翻译的西医书籍,编纂了《医学英华字释》(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Vocabulary of Terms Used in Anatomy,Materia Medica,and Natural Philosophy,&),该书出版于上海,是国内已知编译最早的英汉医学词汇专书,也是以中文进行西医术语创制的首次尝试。全书正文共74页,按西医中的不同门类分成十二个部分,各个部分再按照英文音序排列,共收录词条2043个,其中医学词汇1829个③,全部出自合信所著医书,其各部分详细情况如下:

(1)全体部位功用(Anatomy and Physiology),32页,共收词条829个,占全书词汇总数的40%以上。该部分之下细分20个小类,具体情况如表4。

(2)内部病症名目(Terms Used in Medicine),8页,共收词条234个。

(3)外科名目(Terms Used in Surgery),9页,共收词条215个。

(4)外科各器(Surgical Instruments),2页,共收词条66个。

(5)医治外症手法(Surgical Operations),3页,共收词条76个。

(6)妇科名目(Terms Used in Midwifery),2页,共收词条51个。

(7)小儿初生病症(Infantile Diseases),2页,共收词条55个。

(8)药品名目(Names of Medicines),8页,共收词条238个。

(9)药之功力(Properties of Medicine),1页,共收词条28个。

(10)炮制之法(Operations in Pharmacy),共收词条13个。

(11)称药之器(Weights and Measures),共收词条24个。

合信的这部医学术语书取名《医学英华字释》,与当时西方传教士所编辞书相比,是非常特别的,如马礼逊在1815年至1823年间陆续出版的《华英字典》④(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其三个部分分别命名为《汉英字典》、《五车韵府》和《英汉字典》)、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1844年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麦都思1847年出版的《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卢公明1872年出版的《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而合信之所以不用普遍采用的“韵府”或“字典”之名,而别出心裁的选择了“字释”,很可能是由于他在编书之初就已经对其进行了与上述辞书完全不同的定位,也就是说该书的编纂目的、读者群体等均不同于一般的双语字典。一般而言,字典为方便读者检索词条,是按照音序、部首或中国古代的韵来排序开列的,但该书却是从西医学的意义上进行分类排列的,因此,该书显然不是面向于华洋大众读者的,而是作为在华传教医生的案头书而推出的,对他们而言,这种医学词汇专书不仅可以解决一些日常医患交流问题,亦可为其日后著书撰文提供相应帮助,而前述德万和罗存德所编纂的医学词汇则是服务于一般在华外国人日常生活的,没有这种医学专业化目的和需要,这一点从其所录词汇的具体情况中亦可窥得一二。

《医学英华字释》中占篇幅最大的是“全体部位功用”,《便览》不录,在德万书中为“anatomy”一项,但所录词汇差别较大,共有的仅得13个,而且译法,分类情况都有质的转变,详见表5:

1)现代名称均出自《英汉生理学词汇》和《精选英汉医学词汇》。

可见合信与德万所译的词汇相似度很低,二者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而且分类情较前者也更趋于专业化。

关于疾病名称,三种书皆有收录,不同的是,合信对这部分名词进行了相应的医学分科,具体分为“内部病症名目”,“外科名目”,“妇科名目”和“小儿初生病症”四类,从数量上来看,合信共收词条234个,但三者共同收录的仅得17个词条,详见表6。

可见三者一致率极低,并不存在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从译法上看,合信所译名目,表述更加恰切和书面化;另外,德万和罗存德书中所有病症名词按照英文音序排列,读者按音索词即可,而合信并不以音序为依据,而是对病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科,各科之下还有进一步细化,如内科病症名目之下,分胆之病、膀胱之病、血之病、心之病、肝之病等,以其中的心之病(Diseases of Heart)为例,其下又分心暴痛(Sudden pain of heart)、心炎(Inflammation of heart)、心体变大(Enlargement of heart)、心房裂(Rupture of heart)、心胞炎(Inflammation of membranes)、心胞有水(Dropsy of heart)诸项,他的收录词汇情况以及排序方式显然并不是为了便于普通读者的日常翻检,而是为从医的外国人而准备的医学专业词汇书。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罗存德的《英华行箧便览》实际上是在合信这本词汇书之后6年才出版的,但他却选择沿用德万的医学词汇而不是合信,对于这一点,编者职业和编纂目的的不同都可能是他做这种选择的原因[13]⑤。因为罗存德本人并不是传教医生,在华活动也不涉及医疗,合信的专业化医学术语对他本人而言并不需要,加之他的预期读者是在华西洋大众,而不是医疗工作者,完全没有必要采用专业化的术语。综上可见,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与当时其他涉及了医学词汇的书籍并没有前后承继关系,可以说是一项独立的工作。

2.2 《医学英华字释》中的医学术语创制

《医学英华字释》在当时虽然是一部专业的中文医学术语集,但它毕竟是出现在西洋医学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医学术语之创制还处在摸索时期,具有一定的时代特殊性,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该书中的中文医学术语的词汇化程度比较低,笔者对此做了简单统计,具体情况如表7所示。

书中所录的1829个医学词汇中,句子和短语的数量达到841个,占全书的46%,词汇共计988个,占全书的54%,而且其中复合词的数量明显多于单纯词,词汇化程度较低,而在西洋医学在华传播的最初时期,对于这些迥异于中国传统医学的新知识,要在中文中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以短语和复合词组的形式进行描述无疑是最为简易,也是最能令读者理解的途径。虽然这种方式在严密程度、语言的洗练程度上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端,但仍不失为新术语创立过程中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

上表还提供了几点信息,其一,该书中的句子主要集中于“全体部位”部分,而就句子实际内容来看,主要是针对血液循环、肌肉组织等解剖学内容进行的描述和解释,这种解释性句子显然是为西方传教医生在华行医著书所准备的。其二,单纯词主要集中在“全体部位”和“药品名目”两部分。就具体情况来看,“全体部位”之下全部174个单纯词中,仅“外体名称”一项就有78个,占总数的45%,而“外体名称”实际上并不需要西方解剖学的确认,是中国所固有的词汇,基本不涉及造新词的问题。“药品名目”部分与之情况类似,这一时期引入的西方化学药剂相对有限,因而其中涉及的多为中国既有药物名称。

总之,《医学英华字释》词汇化程度偏低,涉及的新造词数量并不很多,但作为一部汇集了合信所译西医书中术语的专业医学词汇书,毕竟会涉及西方解剖学、生理学、外科手术、西药等多个为中国人所陌生的领域,这其中的一些西医术语在中文中是不存在的,于是造新词的工作仍然不可避免。关于这一点,《全体新论》例言中明确说道:“是书全体名目甚多,其为中土所无者,间作以新名,务取名实相符,阅者望毋以生造见弃。([29],3页)”也就是说合信在译书过程中以采用既有词汇为主,对不见于中医理论的名目则采用“新名”。这也就明确表示他的翻译工作涉及了“生造新名”也就是“新造词”,这种既有词汇与新造词结合使用的方式,可以降低中国人理解西医的难度,但其弊端是影响读者准确地理解掌握西方医学[7]。合信在译书过程中可能也意识到这种弊端的存在,于是他在卷首对主要的解剖学术语进行了一种概念上的界定:

是书所称管字,与筋字大相悬绝,筋者实,管者通。

是书所称脑气筋者,其义有二:一取其源由脑出,二取其主司动作觉悟。

是书所称血脉管、或称养血管、或称发脉管,本属一管,其中有血有脉者是也,如回血管或称回管,亦属一管,导血回心,蓝色无脉者是也,微丝血管,或称微丝管亦然,若单称血管二字,则总指三管而言。([29],3页)

以上可知这种界定是通过一种解释说明的方法对他所选用的既有词汇进行重新定义,目的是防止读者在阅读中与旧有概念发生认识上的混淆,这种方式在异文化的最初碰撞中不失为一种有效之举,而合信虽然在多数时候采用既有之词,但并不一味盲从,他在《西医略论》例言中说:

是书所列病证,皆中土所习见,而称名或与中土不同,因阅中土医书,有名实不符者,如睛珠变质误称绿水灌瞳神之类;有虽有其名,实无其病者,如淋证则妄称气淋、眼证则妄称五轮入廓之类;有误以证状为病名者,如热有炎证之热、有热证之热,中土概称为热,则混淆无别,不得不为改正。([30],5页)

可见合信在进行病名的翻译时,并不是一味逡巡于汉语对一些病症故有的中文名目,他同时涉及了勘误、校正的工作,他将中医说法中认识有误和含混不清的名目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使之更趋科学化。而合信提到的“绿水灌瞳神”(cataract)⑥ 和“热”(inflammation)恰恰是出现在德万书中的词汇,足见德万的医学词汇翻译是依照当时中医习惯说法的,而合信则没有拘泥旧称,而是对其做出了更加科学的界定。

另外,音译法也是合信所采用的一种翻译方式,《西医略论》例言中称:“西国病证药品,中土向无名称者,今悉用官音译出。官音与各处土音,间有不同,不用土音,而用官音,欲读者易于通晓也。([30],6页)”这表明对于中国没有的病症药品名称,除采用既有词汇之外也同时采用音译法。而且出于易于流通的需要而选用“官音”也就是普通话,这一点是符合术语的高流通性需求的。

总之,作为首个以理论化的形式向近代中国介绍西方医学的传教士,合信对医学术语的翻译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其一,借用中国既有词汇为主体,音译、造新词并用。

合信在中文译名的选取上,对中国传统医学中固有的名目,进行了有选择的取用,择其优者而从之,其不妥者而易之;对于中国医学中没有的,则以中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适当的创造或进行音译(多用于药品名),在忠实表达英文术语原意的基础上,尽可能的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合信对医学术语的中译,直观易懂,没有晦涩难懂的提法,对中国读者而言比较容易接受,虽然失之简洁,但在很多词汇在表意上实际已经比较接近现代医学术语,这样的译法在当时西医初入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是比较实际和可行的。对于西医这种新学科所带来的新术语,需要接受一方的逐步适应和接受,而这种短语式的译法也是医学术语中译过程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形式。

其二,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进行翻译创制。

《医学英华字释》中的医学词汇取自于合信此前翻译出版的五种西医译著,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医学英华字释》并无序跋说明是否有中国文人之协助,但合信的医学术语创制过程中有中国文人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1882年,德贞在文中谈及西方解剖学书籍的翻译时,认为译者应该具有三个条件,即熟悉西方解剖学、通晓中医、精通中文[31]。而合信和与之合作的中国文人一起恰好构成这样一个完美的组合,这可能也是其所翻译创制的译名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在华外国人、传教士的一致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

合信是近代中国以中文进行医学术语创制的最初尝试者,他的西医译著在晚清中国的传播范围比较广泛,影响比较深远。王韬在日记中称合信所著医书“远近翕然称之,购者不惮重价”[32]。德贞在北京的医院报告中说:“在北京,每月出售《教会新报》多达400份: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的《格物入门》超过20本,合信医生的医学书的出售量更是两倍于此。”[33]当时《教务杂志》中论及在华新教传教士西医书籍翻译工作之时,曾不无欣喜的说:

合信医生享有使帝国学者和医家熟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的第一人之誉,这些知识构成了对疾病予以理性治疗的基础。他所出版的医学著作有五种。这些书在中国和日本的需求表明它们是受知识精英赏识的。[34]

合信的医书得到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认同和欢迎,一方面是其所述内容对中国人而言耳目一新,洞见卓异;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表明其医学名词的翻译创制方法是可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的,这一点对在华新教传教士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 关于几个“新创词”的探讨

合信之后,西方医学译著大量涌现,医学名词的翻译也日渐多样,一词多译的情况普遍存在,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仍受到合信所创制的医学术语的影响,合信所创制的一些医学术语在晚清传教士所翻译的西方医学译著中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或以之为基础进行改进微调。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医学英华字释》的词汇化程度较低,其中的“新造词”数量也不多,以下对其中沿用较广的几个词汇做简要探讨:

3.1 “全体”

晚清时期,解剖学著作的翻译是在华新教传教士比较重视的,而解剖学译著实际上早在明末清初即已输入中国,经过百年禁教之后,这个词汇再次出现在《中国语启蒙》中,而德万对其存而未译。直至1851年,合信的《全体新论》出版,他首次以“全体”为“anatomy”中文译名。《医学英华字释》以“全体部位功用”译“Anatomy and Psychology”,这以后约半个世纪之久,全体学这一译名几乎成为一种固定译法[14],受到在华传教士、医生以及中国士人的认可。当时的在华传教士多采用这一译法来翻译西方解剖学著作,而晚清各家所编的西学书目中也在医学之外单独设有“全体学”这一分类。(表8)

解剖学对于中国社会是一个崭新的学科,“anatomy”的中译必然会触及新术语的创制,而合信所创制的“全体学”这一新术语,在当时是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的,并影响了其后的西方解剖学著作的翻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全体学”几乎成为了anatomy约定俗成的翻译范式,从当时的西学书目中“全体学”之下所收书籍和以全体为名的西医译著的内容来看,其含义也与现代译名解剖学基本无异。

3.2 “血管”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经”、“络”、“脉”是医学理论的中心性内容。《难经》称:“经直行者”“络旁行者”,中国似乎并不存在“血管”的说法[13]。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人身图说》中则将动脉译为络脉(“论络脉及脉络何以分散”),静脉译为血络(“论周身大血络向上所分散诸肢”)[36、37]。

德万在《中国语启蒙》中将“blood vessel”译为“血筋”,与中医理论的说法相类,而合信却完全不同意这种译法,他在《医学英华字释》的“运行血之器”中将artery(or pulsating vessel)译为“血脉管”,vein(or returning blood vessel)译为“回血管”,capillary(or very minute vessel)译为“微丝血管”,另将coats of the blood- vessels译为“血管之体三层”,而《全体新论》例言中更是明确说明了他对“筋”和“管”这两种译名的看法:

是书所称管字,与筋字大相悬绝,筋者实,管者通。

是书所称血脉管,或称养血管,或称发脉管,本属一管,其中有血有脉者是也,如回血管或称回管,亦属一管,导血回心,蓝色无脉者是也,微丝血管,或称微丝管亦然,若单称血管二字,则总指三管而言。([29],3页)

合信显然认为德万所称的“血筋”是不合适的,在他看来“筋”与“管”是有本质区别的,于是他弃“筋”字不用,而创制了“血管”这一新术语,而这种创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当时传教士所翻译的解剖学书多采用这一译法,或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微调整。如柯为良在1881年出版的著名解剖学著作《全体阐微》中即采纳了合信这种译法,1886年,博恒理(Henry Dwight Porter,1846—1916年)的《省身指掌》也使用了回血管(vein)、微血管(capillary)的译法。另外,1858年之后传教士出版的英汉字典、手册似乎也受到这一说法的影响。罗存德所编纂的《英华字典》中“blood vessel”的中文译名就使用了血管[38],次年,他又增补修订了德万的《英华字句》,同样也使用了这一译名。⑧

3.3 “脑气筋”

对于“nerve”一词,中医传统中始终以“筋”的名称出现,《人身图说》中亦以此翻译[36],而合信似乎认为此说并不恰当,故而根据神经的功能和外部特征选用了一个形象化的译词“脑气筋”,对此,合信在《全体新论》的“脑为全体之主论”中做了较为细致的说明:

或问脑在头颅之内,何能运用遍身乎?答曰,脑在至高,为一身之主,但其气筋(色白运传脑之气势者,)分派如绳,如线,如丝者,总名之曰脑气筋,缠绕周身,五官百体,皮肉筋骨,脏腑内外,无处不到,故全体听脑之驱使,无不如意。([29],77页)

可见他采取这种译法的原因主要在于三点,“其源由脑出”、“主司动作觉悟”,加之“如绳、如线、如丝”,这种通俗形象的翻译方式虽然不够规范,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这一译法出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得到了沿用,不仅传教士采纳此名翻译西医书,中国知识界也较为广泛的接受了这一译法。如1896年,梁启超就在其“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大凡含生之伦,愈愚犷者,其脑气筋愈粗,其所知之事愈简;愈文明者,其脑气筋愈细,其所知之事愈繁。[39]”可见合信所造的这一译名的影响在20世纪医学术语译名最终统一规范之前是受到认同的。

3.4 “炎”

英文中的“inflammation”即炎症,在医学中是指身体某一部位发生红、肿、热、痛、痒等现象,但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是不存在这一概念的,而习惯称这类病症为“热”,但合信认为“热有炎证之热,有热证之热”不能混为一谈。为对此进行校正,合信首创“炎症”一词,也就是现代医学中通行的“inflammation”的译名。他的《西医略论》中即有“炎症论”一章进行详细说明介绍:

若身体间,一处不安,其处血运流更急,微丝管发大,血内之轮,迭聚而至,愈聚愈多,遂壅塞于管径之内,此管被停血所逼,血内明汁肉丝等物,渗出管外,积聚肉中,其肉渐红渐肿,渐觉热痛,名曰炎症。(西国方言曰炎法美顺,译为炎热之意,故名曰炎症)……([30],27页)

这里所说的西国方言即是英语,“炎法美顺”则是“inflammation”的音译,合信则根据该词的词根flame的意思将之译为“炎症”,而合信所撰“炎症论”也是近代中国对“发炎”这一概念的首次系统介绍。《医学英华字释》中涉及了很多与之相关的词汇,共计有25个:如膀胱炎(Bladder,inflamed)、脑髓生炎(Inflammation of brain)、胃炎(Inflammation of stomach)、心胞炎(Heart,inflammation of the membranes)、大小肠炎(Inflammation of the intestines)、气管出声处生炎(Laryngitis or inflammation of larynx)等,涵盖了人体外部及各个主要脏腑器官。合信与其合作者管嗣复共同创造这一译法之后,炎症这一术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一种固定的医学术语。

3.5 “甜肉”

关于人体脏器的翻译,合信基本是使用了中国医学中固有的说法,是一种简单的对译,基本不会涉及新造词,但对“pancreas”的翻译是其中的一个特例,因为中国传统医学中不存在“胰脏”这一名称,它始终被统归在“脾”这一脏器名称之下⑨。但对西方解剖学来说,脾和胰是两个器官,不能混为一谈,面对这一问题,合信选择了形象通俗的译法,创造“甜肉”这一名称,《全体新论》即有“甜肉经”一章专论此脏器,其中说“甜肉者,中土无名,长约五寸,横贴胃后,形如犬舌,头大向右,尾尖向左,尝其味甜,故曰甜肉[29]”。合信之后,传教士所撰西医译著中基本都采用了合信的译法,如《全体阐微》第五卷中即用“甜肉”翻译“pancreas”。合信的译法一直沿用数十年之久,直到1885年德贞出版《全体通考》,在该书第五卷“论消化之具”中才将其译为“胰”⑩。尽管如此,合信的所用的“甜肉”在“胰”这一译法出现之后依然为在华传教士所采纳,如1887年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的《全体须知》就依然使用“甜核”。可见,合信在这一译法的创制上的影响范围比较广,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的。

4 《医学英华字释》的影响

《医学英华字释》的出版开创了近代医学术语的创制工作,而此前他就已经在《内科新说》下卷卷末附英汉对照的中西药名目表,这个附表后来即成为其医学词汇书中的药品名目、炮制之法部分。《内科新说》出版于1858年,是合信在华翻译编著的最后一部西医书,但这是他第一次专门开列英汉医药词汇。同年《医学英华字释》出版,这部英汉对照的医学术语专书集合了他之前出版的医书中的医学词汇,而这距离其第一部译著问世已有七年之久。从这一点来看,合信可能是在译介西方医书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医学名词中译对西医在华传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开始着手从事这一工作的。

从1858年《医学英华字释》出版到1890年为止,新教传教士在华翻译出版的西方医学书中,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专门的英汉医学术语书有5种,卷末附英汉术语表的有8种,词典或汉语手册中有专门医学词汇类目的有6种(表9)。

从表9可见,在合信出版《医学英华字释》之后30年间,其所采用的专门的医学词汇附表和词汇书的形式在医学传教士中被大量应用。虽然并没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这种形式的采用是受合信影响的,但是合信在这一领域毕竟迈出了第一步,无疑也就为后继者提供了一种借鉴、参考以及处理问题的可行方式。

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中还涉及了许多为中国人所陌生的医学新术语,他所创制的部分医学名词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新教传教士对西医书籍的翻译;另一方面,合信的术语书至少在传教士内部的认同度是很高的,很多西医译著、辞书的编纂都对其进行了参引。

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年)(16) 的《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出版于1872年,是晚清时期一部重要的百科全书式工具书,全书分两卷,三大部分,第二部分下设十二个项目,收录了大量西方科学术语,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即是其中的重要参考辞书,其中全体部位功用和博物之理均取自于合信(17)。这两项收录了《医学英华字释》中第一和第十二部分的全部词条,而其余十个部分则见诸于辞书的第一卷(18),以《字释》中的内部病症名目为例,这部分收录词条234个,见诸于《韵府》的有202个,占总数85%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完全照录的,少数词增加了其他说法或做出了一定调整,诚如卢氏在序言中所称,他仅是对其所参考的词汇书中个别有可能失之准确的术语加以调整。另外,卢公明在本书序言中对辞书的受众、编排方式等都做出了简要的叙述:

我被热切的建议根据南方方言(语音系统)来注音,但是,当我寓居天津期间学习了北方官话以后,我无法再答应采纳这一建议,因为这可能会引起源源不断的混淆和无以数计的错误。该书将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方言字词和所有仅限地方使用的短语排除在外,以提供一种可使中国各地的外国居民,想要学习英语的中国人以及在其他地区学习汉语的人从中获益的著作。[42]

从中可知《英华萃林韵府》的编纂初衷即是使这部书具有普适性,其所收录各类科学术语均出自当时影响较大的知名传教士之手,如伟烈亚力、德贞、嘉约翰、丁韪良等,对医学术语,卢公明则选择了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而此时距离合信的词汇书出版已有十四年,可见时隔十余年,合信对医学术语的翻译创制仍然具有范本的性质,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另外,该书序言中明确提出不收录地域性很强的方言词和用语,这也就从侧面证明合信对医学词汇的翻译表达具有较高的流通性,这也是作为某一学科术语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

除上述之外,德贞在1887年编纂了六卷本的医学词汇书,名为“A Medical Vocabulary”,他在该书第一卷中将他自己所译的解剖学术语与合信《医学英华字释》中的术语加以比对。[13]这也表明了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合信的医学词汇书的影响仍在持续发挥,依然不失为医学词汇翻译领域的一种重要参考。

近代医学术语的创制工作是与西方医学理论输入中国相始终的,诚如《科学》杂志中所言“科学名词非一朝一夕所可成,尤非一人一馆所能定”医学名词的创制由开其端绪到最终成型,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历程,而合信正是这一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1890年之前医学术语的翻译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所翻译创造的新医学术语对晚清西方医学书籍的翻译介绍有着重要影响,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医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致谢 本文完成过程中,沈国威教授在参考资料、研究思路等方面多次予以指导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葛谷登教授(日本爱知大学)、陈力卫教授则复制赠送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北京中国学中心的魏扬波教授也对本文的完成提供了诸多有益帮助,在此特致谢忱。

收稿日期:2009-12-25;修回日期:2010-05-21

注释:

① 1890年,中华博医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名词委员会(Terminology Committee)在高似兰、嘉约翰等人倡导下成立,此后由名词委员会出版了《高氏医学词汇》等十余种医学词汇专书,医学术语统一和标准化工作逐渐纳入轨道,而此前传教士翻译西医书数量虽不少,但各自为政,医学术语翻译多样,故而此处以1890年为界对名词委员会成立前后做出划分。

② 传教士所撰写的医院报告不包括在内。

③ 书中最后一个部分为“博物之理”(elements of natural science)主要涉及物理、化学、天文等西方科学名词,与医学关联不大。因此,该书中实际涉及医学的部分共计69页,本文将仅就这部分展开讨论。

④ 该字典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第1卷出版于1815年,最终完成于1823年,全书由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出版。

⑤ 沈国威对这一问题给出两种解释,但认为罗存德知道合信的术语集,是出于编写目的的需要没有采用的可能性比较大。

⑥ 德万书中该词条为“绿水灌瞳人”。

⑦ 《身体骨骼部位及脏腑血脉全图》,英文名为Anatomical Atlas,亦有译为《解剖图谱》。见[14]。

⑧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1872年的《英华萃林韵府》中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名词基本是援引自合信《医学英华字释》,但是在该书第一部分“blood vessel”词条下,却没有使用“血管”这种译名,而是使用了“络脉”。

⑨ 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出现这一器官,被称作“总提”,参见[31]。

⑩ 德贞在1882年就已经撰文指出,中文实际是存在这个词的。他说:“胰这个字指的就是pancreas,在中国北方,回民用羊胰、汉民用猪胰来制造肥皂(俗称胰子),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个器官在北方被叫做胰。”参见文献[31]。

(11) 该书是根据柯为良《全体阐微》卷末附表编写的。

(12) 柯为良(Dauphin William Osgood,1845—1880年)。

(13) 洪士提反(Rev.S.A.Hunter),美国传教医生。

(14) 这前后由在华新教传教士编纂的英汉辞书远不止于此,比较著名的还有马礼逊的《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该字典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第一卷出版于1815年,最终完成于1823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年出版;麦都思的《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第一卷于1847年在上海出版,第二卷于次年出版。这些辞书中也相应收录了医学有关的词汇,但本文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

(15) 此时德万已经回国,两次增补改订均由罗存德进行。

(16) 美部会传教士,汉学家,1850年抵达福州,在福州传教十四年,先后创办格致中学、文山女中,1864年返美休养,1872年至上海,不久因健康原因归国,1880年病逝。

(17) 全体功用部分:XXII.Anatomical and Physiological Phrases,Selected from Dr.Benj.Hobson's medical vocabulary by the editor,pp.300—307;博物之理部分:XXV.Elements of Natural Science,Selected from Dr.Benj.Hobson's medical vocabulary by the editor,315—318.

(18) 第一卷即辞书的第一部分,第二卷为二、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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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心为中心的现代医学术语的确立及其对医学阴华文字的解读_语言翻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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