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认知论文,误区论文,理论论文,学元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汉字学元点理论的考察
汉语的特点之一是以单音节语素（音与义的结合体）为其基本语言单位的。如何把一个个单音节语素变成具象的可视的汉字，让有声语言跨越时空，扩大其交际交流思想的功能，先民们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注：阚景忠《汉文文言教学艺术论》之李圃序，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并没有采取通过字形记音，又通过记音达义的两步方式，而是采取了单音节语素物化的方式，（注：李玲璞《语素物化与汉字分析问题》，《语言文字学刊》第一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把汉语变成了具象的可视语言，一步到位，直奔达义，与此同时，音由原语素的音转嫁给字形。（注：朱德熙《在第一次汉字问题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年。）这种特殊的物化方式，便决定了汉字既非音位文字，亦非音节文字，而是一种特有的音义一步到位的语素文字，并从总体上决定了汉字的表义系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字是表意体系的语素文字。
汉字的物化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以单音节语素为出发点物化成具象的可视形体，即成字，属单音节语素物化阶段；一是以所表单音节语素为归着点，由成字转而回归到原来的单音节语素，属单音节语素物化回归阶段。前一个阶段，即物化阶段，包含着以人为本，象天法地，以各种造字方法取象造字的过程；后一阶段，即物化回归过程，包含着揭示成字与所表单音节语素之间的关系。成字不单单是个字形空壳，它具有自身的造义，叫做成字造义。成字的造义与所要表示的语素义并不完全相等，它只是导引人们与语素的核心义发生迁移联系，这个核心义也叫做义核。（注：王群主编《常用字引申义辞典》李玲璞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例如，“奪”的义核是“失”，段玉裁注为“失去物”，则更加显豁。成字由两个字素（注：字素是形与音义相统一的构成汉字的结构要素。字素包含两个系统，一是静态的分析系统，包括基本字素和准字素；一是动态的功能系统，包括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详见李玲璞《说字素》，载《语文研究》1993年第一期。又见李圃1999年向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东亚语言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其中一部分发表于《学术研究》2000年第一期；全文以《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为题发表于《中国文字研究》第二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构成。一个是“奞”，由“大”舆 “隹”组合而成，在这里是个活性字素（注：活性字素是根据动态的功能系统划分出来的，即静态系统中的字素在参与构造合体字的过程中，由原来的两个各不相干的静态字素临时组合成一个形音义相统的字素，如“大”与“隹”在静态字素系统中分别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字素，而在参与造合体“奪”字中却是由“大”和“隹”临时组合成的一个动态的活性字素“奞”。），《说文解字》的说解是“鸟张毛羽自奋飞”。一个是稳性字素（注：稳性字素也是根据动态的功能系统划分出来的。这类字素指静态系统中的基本字素或准字素在参与造合体字中仍然保持原来相对独立的形态，如篆书
中的“又”、楷书“奪”中的“寸”。）“寸”，《说文解字》篆书从“又”（手），“寸”与“又”在古文字中往往可通用。把“寸”与“奞”组合起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取象造字指向：“隹”从“手”中“张毛羽自奋飞”飞走了。故《说文解字》云：“手持隹失之也。”这个造字指向还并不等于语素的核心意义，而只是运用这样的成字造义来导引人们进行类比迁移认知：凡是原来有的或应该有的而现在没有了，都叫做“失去”，（注：此处采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奪”字条下注语：“引申为凡失去物之偁。”此处之“引申”应看成是成字造义向所表语素义核的迁移联系。）如“夺字”“夺权”中的“夺”，“掠夺”“剥夺”的“夺”，等等，其义核均为“失去”。又如，“刀”，甲骨文作
，篆书作
。这是以线条勾勒的刀形，上为刀柄，右为刀背，左为刀刃。其义核当为具有砍杀切削功能的一面刃工具，包括一切具有此类功能的工具均可称为“刀”，即使并非刀形的伽玛射线，也可凭借其功能而以伽玛刀称之。仅从上面两例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合体字还是独体字，其成字造义均同所表单音节语素的核心义相联系。
前面只谈了成字与语素义的关系，至于成字与语素音的关系则比较特殊。其特殊之处在于，成字的音从本质上来说是语素音的转嫁。汉字与单音节语素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语素的音既然转嫁，就是语素音的完整的转嫁，到了成字中，也是整个字的读音，独体字是如此，合体字也是这样，即使合体字中的某—个字素，只表读音，或者表义兼表音，也只是发挥对被转嫁来的语素音的一种导引，同样是从整体上表示整个汉字的读音。从汉字的应用方面看，则更加显现出上述的特点，同样一个成字，表示通语雅言中的单音节语素时的读音与表示方言土语中的同一个单音节语素时的读音差异很大，这就更加证明了上述的这一特点。
成字与所表单音节语素义核的联系究竟是通过甚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就要考察成字如何向所表语素回归的物化回归过程了。从认知方面来说，要求我们首先弄清汉语中被表示的语素意义，从整个义项群的义项系统中去寻绎语素的核心意义，然后观察成字及其造义用甚么样的方式表示语素的核心意义，即观察成字（包括独体字与合体字）内部稳性字素或活性字素如何在语素核心意义这个层面上参与表义的。由于方式的差异，可以把表示法分为六种。约略说来，大体不外象形表示法、指事表示法、形意表示法、会意（包括会意兼声）表示法、形声表示法和借形表示法。（注：参见李圃《甲骨文文字学》第七章和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表词方式”，学林出版社1995年。）
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单音节语素为出发点造字取象（造字法）到成字造义，又从成字造义到造义表语素（表示法），即以语素为出发点，物化语素为字，又以物化了的字回归到归着点语素，恰恰走了一个完整的全过程。图示如下：
由于汉字的本体功能是表示汉语单音节语素的，因而在认知方面就向人们提出了特定的要求，这就是，语素的物化和物化回归的全过程中人脑活动的内容、特点和规律，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心理认知系统。这个人脑活动的全过程并非文章的谋篇布局，也不是诗词所追求的万千意象，而是沿着充分理解语素音义为出发点的路线，把隐性的概括的语素义和一发即逝的语素音转换成直观具体的物象，并通过物象的导引回归到语素，构成“形
义·音形”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字形与字义字音三位一体的“字”。这个物化与物化回归的全过程，即以显示语素为出发点，又以显示语素为归着点的思维全过程，我们把它称作“中介思维”。归纳起来，如下图所示（图见下页）。
这个“中介思维”所使用的主要是“迁移认知”原则。从以单音节语素为依据去迁移取象，到取象迁移造字，从成字迁移造义，到造义迁移表示语素，全过程无不贯穿着迁移认知原则的运用。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要了解口耳相传的有声汉语成为可视性的汉语书面语，就必须考察单音节语素物化与物化回归这个从语素中来又回到语素中去的全过程，这是我们认识汉字本体功能的出发点，是汉字学领域诸多问题认知的出发点，也是汉字学理论系统内建的出发点。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有理由把上述这个出发点称作“汉字学元点”。
单音节语素物化与物化回归的心理认知过程（注：汉字的心理认知问题是汉字文化学十分关注的问题，可参见李玲璞、臧克和、刘志基《古汉字与中国文化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汉字学元点与汉字学领域诸问题
由于汉语是以单音节语素为其基本语言单位的，因而表示汉语的汉字相应也便以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汉语中的单音节语素相对应，以实现其表示汉语的本体功能，这就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上为汉字学元点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客观根据。如果从这个元点理论的功能方面来看，在纵横交错的汉字学领域诸多方面，元点总是处于观察、分析、解说和评价的轴心地位。
元点的轴心地位在汉字学系统方面大致表现为：以元点为轴心，区分表示通语雅言的正统文字系统和表示方言俗语的方域文字系统；以元点为轴心，形成汉字学宏观系统中的三维子系统，即取象发生系统、本体结构系统和心理认知（亦称文化积淀）系统；以元点为轴心，与汉字学宏观系统相伴的是字素分析方法及其子系统，即字素的静态分析系统与字素的动态功能系统，等等。元点的轴心地位在汉字历时的演进方面则表现为：以元点为轴心，穿透历时的汉字分析，构建汉字发展史，包括汉语正统文字发展史和汉语方域文字发展史以及与前二者相伴而行的书体艺术演变史；以元点为轴心，沟建历时的汉字字样系统，包括汉语正统文字字样系统和方域文字字样系统以及与前二者相伴而行的书体艺术字样系统。
元点的轴心地位在字义系统的分析中则表现为：从考察单音节语素如何“物化”的过程入手，包括为造字而迁移取象，又从迁移取象到成字造义，形成特有的造字法，（注：参见李圃《甲骨文文字学》第三章和第四章“甲骨文字的造字法”，学林出版社1995年。）接着考察物化的成字所造之义如何向语素回归的过程，即成字造义用甚么样的方式同语素的核心义相关联，形成特有的表示法。由于核心义始终居于字义系统的核心，所以有必要作简要的说明。如“頋”，《说文解字》：“还视也。”
，雇亦兼声，以人回头联系语素核心义“转头看”。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用的就是此义，及至三顾茅庐、奋不顾身、不顾廉耻中的“顾”俱为引申义探望、拜访、照看、照管，甚至虚化为转折语气“反而，却；不过，只是；难道，竟然”义的“顾”，也存在着还转义的影子。可见，核心义总是或显或隐存在于各个义项之中。又如“乍”。“乍”之取象当为古时祭祀求福所用的牺牲腿肉中最为结实的那束纤维粗壮之精肉的纵剖形，甲骨文作
，尚存初形。《说文解字》收有“胙”字，云，“祭福肉也。”殷商甲骨文文例作：
（庚申卜，争贞；乍〈胙〉太丁？）（注：李圃《甲骨文选注》二十二《王作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由于这块肌肉结实而暴发力强，可以使肌肉迅速隆起，故而以实象之迅速隆起比况语素义核义。肌肉发达而隆起可称“乍”，如“腰圆膀乍”的“乍”指肩膀三角肌之隆起。突然受到惊吓而汗毛竖起，可以说成“汗毛乍”。迁移引申之，凡兴起可称“乍”，如殷商甲骨文中常见的“乍祸”，后世加素造字作“作”，如“兴风作浪”的“作”，所谓造字分词，让“作”所表示的语素义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语素。伴随着隆起的是时间短暂，故由空间迁移指时间短暂，如“乍行乍止”，指忽然、骤然；“初来乍到”，指刚、初。以
（注：本文以
符号标示语素。）为语源，加素造字分词的“炸”，则兼有空间的扩大时间的短暂，这已是另外一个字所代表的另外一个语素了。
汉语词义有同步引申，（注：许嘉璐《论同步引申》，《未辍集——许嘉璐古代汉语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字的核心义往往也不是单一的，“乍”明指空间密度大和空间距离大而隐含时间短。有些字则在义核同一个平面上充分体现了所表语素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核心义。如“一”。《说文解字》：“一，唯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后世多认为许慎以阴阳五行观念说解汉字而不予采信。其实，许慎整句的释语却道出了“一”与“万物”的关系，隐含着全体与部分的核心义。我们以汉字学元点理论加以考察，“一”字义项群从整体上显示出，其核心意义为“全体”与“部分”的合成。现就“一”字义项群中的主要义项摘录于下：（注：摘自常青《说一——兼谈“一”字义项群的排列》，《辞书研究》1989年第二期。）
汉字学元点理论不仅在汉字学理论系统方面表现出它的轴心地位，在记录汉语表情达意的用字方面也同样处于不可或缺的轴心地位。
表示同一个语素，可能使用着数个为这同一个语素所创制的字形形体，这无疑属于异体的选正与辨异问题。人们往往把这种异体现象归纳为：意义相同，读音相同，任何场合都可以互换。如果我们运用元点理论来加以考察，就可以知道，这种表述必须有—个大前提，即“意义相同，读音相同”必须是同一个语素（音义的结合体），而不是几个语素相同，因此，“可以互换”。此其一。其二，相异之由来，即辨其相异及其由来。这仍然强调它们所表示的是同一个语素，由于在“物化”过程中造字取象的差异，取象成字的差异而创制了几个不同的形体，有些异体在“物化回归”过程中所使用的表示法也可能有差异，故而对着已优化选择并确定了的正体而言称其它形体为异体。浑言之，统称异体字。还有一种社会用字现象，被称作繁简字，即同一个语素所使用的字形有繁体与简体之别。这种现象也同样应接受元点理论的考察与验证。一些寻绎简体字形源的著述，只寻绎到了历史上何时何载体上出现了某个简体字的字形，以说明现行的简体字形其来有自。其实，这还只是文字演变过程中的流而不是源，它的源除少数例外，大都是在正统文字结体的基础上的省减变化。如简体字“龙”。（注：字样采自《二十世纪中国方域文字谱》（未刊稿）。）现在我们用元点理论来加以考察，在取象发生的“物化”阶段上发现，龍、鳯、鵬同出于一源。（注：李圃《甲骨文选注》二《出虹》篇“出虹”条注释。）这三个字都源自人们头脑中想象的一种神物，即把我们今天仍称作“龙卷风”的自然现象当成了神物。这种“神物”因水而起，所到之处，拔树倒屋，人死畜亡，威力无比，因而由敬畏迁移为崇拜，又由祈求化凶为吉的崇拜，迁移而为吉祥物，进而把这种吉祥物迁移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并以“龙”的传人引为自豪。
《说文解字》未收“鵬”字，而包容在“鳯”字条内，从所收古文形体便可窥见同源之端倪。许慎对“鳯”的说解是：“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
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纹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可以看出，许慎的说解已继承了龙凤呈祥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了。问题再回到简体“龙”这个方域俗字上来。“龙”这个形体甚明，是截取了草书
的右半楷化成字的，殊不知，这恰恰是把龙头斩掉而只保留了一条龙尾巴！显然，此举不符合汉字取象发生的物化规则和成字造义的造义理据，破坏了成字造义同语素义核之间之联系，违背了汉民族龙的传人的审美心理，一言以蔽之曰：全面背离了汉字学元点理论。
同一个语素所“物化”的成字时分古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字学意义上的古今字。如
（其）。训诂学上常用的古今字术语，多为两个不同的字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语素，它们之间仍保留着渊源关系，如“其”与“箕”。这类字的初文形体往往通过语素之间音的相近相同而被虚语素（多为表语法关系意义）久借不还，于是后起字便专事发挥表示原语素的功能。这已属于形声义相统一的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了。凡是字与字的关系之分析，也不能或离汉字学元点理论的考察，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分清字的本体功能与应用功能的差异，因为前者认知的是汉字的本质，而后者认知的是汉字的现象。假借字、通假字，或混言假借而析言假借、通假，乃至同源字、同形字、同音字、同义字，等等，这些文字现象的认知，都必须接受元点理论的考察与验证，才能弄清上述各类文字现象质的规定性。
个体汉字与群体汉字这些局部的文字现象乃至文字学领域内部各系统都离不开元点的考察，即使总结汉字的规范标准，汉字的优化选择标准，等等，也都必须重视元点理论的轴心地位。
从以上举例性的说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字学元点理论确实像一个中轴一样，维系着整个汉字学领域中的诸多问题。
把握汉字学元点理论，走出汉字认知误区
汉字认知误区多多，笔者从事汉语文字学教学与研究数十年，常有蓦然回首，原来走在误区中之叹。形成误区多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客观上，汉字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历经数千年，汉语正统的和方域的语音语义多有变化，而汉字却始终与它们相伴而行，这就同时带来了它的模糊性。要对具有包容性和模糊性特点的汉字作全面而准确的理解，便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第二，学术界对汉字学理论的关注不够，千百年来让六书条例唱了主角戏，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许慎文字学思想的深层探究，加之后世西学东渐之后的套用搬用领了风气之先，使得汉字学这类实证性学科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前一个世纪虽然出现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文字学著作，但其主体仍属于汉字解读性的论著，尚缺乏系统性体系性的理论构建。鉴于上述原因，符合汉语汉字实际的汉字学理论系统始终没有面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及早走出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
择其要者，汉字认知误区有如下数端：汉字起源，多歧亡羊；六书条例，张冠李戴；拘泥字形，曲解字义；任意析形，南辕北辙；主从颠倒，舍本逐末；混淆性质，鸠占鹊巢；两脑不分，以桃代李；不明系统，名实错位。
误区之一：忽视汉字取象发生的理论研究，割裂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误以自然界物种起源的理念说解汉字的起源，结绳说、八卦说、契刻说、图画说，不一而足，形成多歧亡羊局面，把汉字取象发生研究引向歧途。
误区之二：忽视汉字造字取象——成字造义——造义与语素意义相关联的理论研究，造成张冠李戴，倒果为因，误把成字的表示法当成汉字的造字法，致使长期以来汉字造字法处于研究的空白状态。
误区之三：不明成字与所表示的单音节语素义核之间的关系，误把显在的具有直观具体性的字形与隐在的具有概括性的语素义等同起来，拘泥字形，曲解字义，给汉字的认知带来负面影响。
误区之四：不明汉语节律性与汉字节律性的特点，脱离汉语对汉字的制约作用，忽视了汉字结构成分的动态功能系统，任意析形，南辕北辙，把立体的汉字平面化，破坏了汉字表示法的理据性。
误区之五：缺乏汉字本体功能的认知研究，误以书写上的笔划多寡为评价汉字的主要理据，颠倒了汉字本体功能与社会用字的主从关系，破坏了汉字的本体功能及其优化原则。
误区之六：混淆汉字本体结构与书体艺术的差别，长期以来，误把书体演变史当成了整个汉字的发展史，影响了中国文字发展史的理论探索和发展规律的揭示。
误区之七：混淆了计算机与人脑的根本区别，以目前计算机的单纯汉字复形技术代替人脑的心理认知，破坏了汉字习得的人文性及其认知规律。
误区之八：忽视汉字学系统性体系性的理论建设，长期以来，把属于汉字学局部领域的文字现象当成了具有系统性的汉字学整体，导致了名与实相左，干扰了人们对汉字认知规律的应用。
要指出汉字认知误区之所以为误区，如何走出这些认知误区，并非一篇文章所能承担得了的。现仅就个别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示例发凡而已。
关于“字典”。
历史上已亡佚的以字典命名的字典不计，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是清代的《康熙字典》。此后，尤其是二十世纪，涌现出大量各种各样的小型中型大型字典；与此同时，也涌现出大量各种各样小型中型大型词典。顾名思义，词典是解释语词的音义和用法的，因而名副其实。可是，考察一些冠以“字典”名称的工具书，却并不解释字与词之间的关系，而同样是解释词的音义和用法的，与“词典”的差别仅在于前者解释语词，包括单音词、复音词和带有固定词组性质的成语典故等；后者则专事解释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单音词的音义和用法，这哪里是字典，分明是地地道道的单音词词典。其实，字典蜕变为单音词词典，不自清人始，早在南朝梁野王的《玉篇》就已改变了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开创的编纂体例，将许慎说解文字的一整套说解法式一概省去，使“字”仅仅充当了空灵的形体标记，与词的音义完全脱离了关系。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仍未改观。汉字学元点理论告诉我们，字典字典，就是说文解字的，既是说文解字的，就必须遵循单音节语素（义与音的结合体）取象物化成字，又由物化成字的造义向所表语素回归的路线，揭示字形结构同语素音义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做到名至实归。这种名为字典实则词典的名实错位现象不仅表现在汉字学领域，也同时反映到了语言学领域。
也还是“字典”这个话题。
甚么是眞正的字典？我们说，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眞正的字典。这部著作并未以“字典”冠名，而是以字典的释语“说文解字”冠名：字典者，说文解字之“大册”也。《说文解字》历经千年，至今仍为案头必备的语文工具书，可以毫不夸饰地说，时至今日，《说文解字》仍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释字“大册”。一些出土古文字分类字典，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等，都是继承了许慎的编纂体例和说解方法编纂而成的。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许慎的《说文解字》，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如何继承和发展许慎的文字学思想。人们一提到许慎的文字学思想，往往想到的是他的《说文解字·叙》。其实，更加可贵的倒是他的全书编纂体例背后所表现出的文字学宏观理念的把握和文字分析方法的运用。只要运用汉字学元点理论加以分析验证，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位五经无双的许圣人，（注：许嘉璐先生告诉笔者，许慎故里民众称许慎为“许圣人”，代代相传，以至于今。）确实是汉字学千古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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