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商人”、“商家”、“儒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商论文,商人论文,商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318(2008)01-0050-04
古代有士、农、工、商四个行业。商是一个行业。这个行业主要从事运输和买卖。为什么叫商业？商人，商家，儒商，这些概念都有什么差异？本文对此做一些简单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商
为什么叫“商”业？一般认为这跟“商”朝有关系。到底是做买卖的商人掌权建立的朝代叫商朝，还是商朝的族人做买卖被叫做商人？也就是说，先有商朝，还是先有商人？考察历史，朝代名称多与发迹地有关系，朝代名称是从地名转化来的。王充说：“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也……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1]商朝名称不是因为他们经商，而是契“封于商”[2](殷本纪)。商是地名。后来盘庚迁殷，殷也是地名。所以又称“殷”。商、殷都是地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夏族的后裔有独特的传统，到汉代，已经过了一千多年，还没有完全改变，仍然被称为“夏人”。有人提出，商的先祖王亥是最早从事商业活动的，因此他是商业的始祖。这种说法值得推敲。据《竹书》记载，王亥在有易服牛，被有易之君緜臣杀害，服牛也被夺去。后来，王亥的儿子甲微讨伐有易，杀了有易之君緜臣。《山海经》、《吕氏春秋》、《世本》等书都记载王亥是始作服牛之人，没有提到他从事买卖的事。《世本》列出一批创造发明者，“胲(即王亥)作服牛”与“奚仲作车”等并列，都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者。按《史记·殷本纪》记载，从殷商的始祖契开始，经过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到天乙即成汤。成汤灭夏桀，才成立新的朝代——商朝。王国维从甲骨文卜辞中发现殷商的先祖有王亥，发明用牛驾车，“卜辞多记祭王亥事”。[3]王国维的最后结论是：“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以前，对于《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史记》以及《吕氏春秋》所记载三代的事，都怀疑其真实性。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卜辞证实了这些记载的一些内容。由于历史久远，字体变化，讹误甚多，以致后人难以理解，以为全是伪托，不敢相信。应该承认，战国秦汉时代记载三代之事，有的是有根据的。“非绝无根据也。”[3]他认为，王亥就是振，在成汤之前七代。那时还是夏朝时代。《世本》上记载：“祝融作市。”《周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这些记载表达了有市无商的情况：约定时间地点，各方人将自己生产的物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以所多易所鲜”，用自己所多余，换自己所短缺。这是交易市场，物物交换，没有通货，不是买卖。这种交易市场不是商场，没有商品和商人，而且它的发明者是祝融，也不是商朝的祖先。“胲(即王亥)作服牛”，是一种发明，不是一种商业活动。服牛，应该是驯服牛，即训练牛为人类耕地或运输。有易之君緜臣抢走的“服牛”，正是已经驯服的牛。关于王亥的全部记载资料，没有任何买卖的迹象。因此，无法肯定他进行商业活动，自然也不能说他是商业的发明人。
二、商人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2](货殖列传)西周初年，吕望封到齐国，齐国土地盐碱，不适合种植，人口又少。吕望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纺织业与鱼盐业，大量输出，进行交易，换回其他物品。齐国因此富了起来。地薄人稀的国家，发展农业有困难，可以通过发展其他产业富起来。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2](货殖列传)商业赚钱最快。从《货殖列传》来看，商业贸易是吕望封到齐国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齐国富了，其他国家的人都跑去了。失去封地的商朝遗民可能也在其中。开始只有纺织品和鱼盐，后来扩大到其他各种物品。
物品复杂，交换比较困难，于是产生了通货即货币。商鞅立竿悬赏，就是用“金”。到战国时代各国都有了不同形式的金属货币——钱。有的注家也认为管子“设轻重九府”中，就说的是钱，如《史记·货殖列传》上《正义》注：“《管子》云‘轻重’谓钱也。”如果《管子》是管仲所著，其中讲的“轻重”又是钱，那么，就说明春秋初期就有金属货币了。班固认为，周初，姜太公就创造了货币。《汉书·食货志下》载：“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这说明货币是西周时代姜太公创造的，而且有金、钱、布、帛的不同材料和圜、方、刀的不同形状，还有货、刀、泉、布、钱等不同名称。
据日本学者小岛佑马的考证，在西周时代，商朝的贵族失去封地，只好靠运输买卖来维持生活。那时多数买卖人都是商的遗民，所以做买卖的人就被称为“商人”，于是这个行业也就被称做“商业”。[4]也就是说，先有商朝，后有商人，然后才有商业。
三、商家
商业发展以后，就有一些肯动脑筋的人，总结经商的经验教训，提出一些理论性的见解，形成代表商业思想的学派。按先秦百家的说法，这一派应该叫商家。从《货殖列传》中可以看到，司马迁讲商家是从范蠡、计然讲起。计然是范蠡的老师，那么，这一学派开山祖师爷应该是计然。《史记》引计然的话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2](货殖列传)这里提出了商业理论的许多原则：一是“时用则知物”，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包括预测未来的需要，就可以了解商品价格的变化。二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根据周期性的变化，应该有预测性，预先准备未来所需物品。三是控制粮食价格，平衡行业利益，是治国的重要一项。四是存货物不存货币。所存的货物不应该是会腐烂的食品，应该是完好的。五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贱经常产生波动，物极必反，掌握规律，决定取舍，贵时要卖，贱时要买。六是“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币不能停在手中，要增加流通，才能赚钱。范蠡继承计然的策略，在吴越战争中获得成功。后来他到齐、陶做生意，19年中发了三次大财，是做生意的成功者，被称为“鸱夷子皮”、“陶朱公”。这是经商发财的代表人物。以前有商业，也有商人，但没有提出理论的商家。《史记》明确记载计然提出系统的经商理论，应该是商家最初的代表。秦汉以后也出现一批富商大贾，如宛孔氏“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曹邴氏“贳贷行贾遍郡国”，“富至巨万”，影响到邹鲁文人“多去文学而趋利者”。刀闲用奴隶“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师史“转谷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2](货殖列传)任氏一次投机，富者数世。这些都是成功的商人，没有理论就不成家，所以一般还不属于商家。而司马迁概括商家理论，除了计然、范蠡、白圭、猗顿这些人的理论之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理论：
第一，经济是基础，是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也都是为了“富厚”。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为了重赏；闾巷少年，违法乱纪，不避法禁，“皆为财用”。赵女郑姬，妖冶目挑，不远千里，“奔富厚也”。一切人都不遗余力竞争的，就是财富。
第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采取的道不同，致富方式不一样，司马迁对其的评价有很大差别：“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指通过生产(主要指农业生产)发财致富的，是最好的；通过末业(即加工业，运输业和商业)致富的，是次一等的；通过不正当的方法致富的，是最下等的。司马迁还认为，在和平环境中，没有特殊品格，长期贫贱，又喜欢空谈理论，是可耻的。
第三，“与时俯仰，获其赢利”，根据时局变化，进行贱买贵卖，获取营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以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通过末业赚了钱，买地耕种，从事农业生产，保证有比较稳定的收入。这里讲的文武，相当于陆贾给刘邦讲的文武之道，即马上打天下，下马治江山。在商业中，就是用非常冒风险的方法赚钱，然后按平常稳妥的办法维持正常生活。这些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律，所以可以称得上一门技术。
第四，“富者必用奇胜”，发大财的必定出奇制胜。许多贱业、小业，也能发大财，“皆诚壹之所致”，都是专心致志认真从事一种行业致富的。
第五，“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2](货殖列传)致富没有一定的行业，货币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本事的，货币滚滚聚来；没本事的，货币纷纷散去。
有理论思维的商人才可以称为商家。司马迁自己不是商家，他在《货殖列传》中概括了商家的理论，反映了商家的基本状况。
四、儒商
《史记》在计然、范蠡之后，列了子贡、白圭、猗顿等人，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界名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孔子创立儒家，孔子弟子中，子贡经商发财，在各诸侯之间做大生意，扩大了孔子儒家思想在诸侯中的影响。子贡是大儒家，也是大商家，所以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儒商。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思想影响深远。商业发达以后，儒学影响到商业运作，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以仁义之道经商的儒商。他们遵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重义轻利，信誉第一，以善为宝，为善最乐。
古代有儒商，现代也有儒商。海尔公司总裁张瑞敏在与《中外管理》杂志总编的对话中说：“最重要的是必须自立自强！没有这种精神，想通过听听课就解决问题，那是天方夜谭！”这是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他又说：“中国人有句话：财聚人散。你把财富都聚集到少数人手中，就会产生世界名牌吗？企业难就难在做到相对公平，因为基础工作很难量化，如果能解决相对公平，绝对值是没有问题的。”有的人提出海尔为什么不像别的公司那样：与外企合资，搞股权改造，这样企业就可以一夜之间产生几个亿万富翁。张瑞敏说：“我们正准备在(青岛)市政府的指导下，对企业部分股权进行改造，以奖励那些为海尔作出贡献的人，但绝不会是那种一夜产生几个亿万富翁的方式。做企业绝非一股就灵。”[5]一个企业有几个亿万富翁，而多数人收入没有太大变化，虽然也可以根据一些标准说明其合理性，但是收入差距太大，不利于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如果一夜之间就产生几个亿万富翁，总裁张瑞敏首先成为亿万富翁。这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但是，他考虑的是公司的发展，公司发展需要人气！传统的“财聚人散”，警示着他。儒家讲“调均”，贫富可以有差别，不能差别太大。贫富差别太大，不利于社会安定。儒家圣人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汉代大儒、政治哲学家董仲舒说：“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6]圣人了解一般人的性情，知道乱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就作出规定，使人有贵贱富贫的上下差别，“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6]使富人足以显示自己尊贵而又不至于骄奢，使穷人足够生活而又不至于忧愁，根据这种原则来进行调均，这样就可以使财富不匮乏而上下可以相安，这样社会就容易治理了。这说明调节社会财富，损有余以补不足，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相反，损不足以奉有余，聚敛财富，让几个人成为亿万富翁，不得社会安定，也不利于富者。张瑞敏不一定读过董仲舒的书，但他的思想反映了儒家的观点。西方人的传统是“优胜劣汰”，中国人的传统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要求照顾少数弱者，而不是淘汰他们！西方人的个人收入调节税，表明实际上他们也已经开始接受调均的思想，但在国际关系中还没有这种意识。
中国有儒商，外国也有儒商。最典型的是日本，最有影响的企业界领袖人物涩泽荣一倡导经济与道德合一，形象地比喻为“《论语》加算盘”。日本一些人认为《论语》是伦理道德的经典，与世俗的“货殖富贵”不相容。涩泽指出：《论语》中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可见圣人并不反对追求富贵，只是讲究手段。他的《论语与算盘》一书，是道德与经济的结合、儒学与商业的结合。涩泽荣一成功创办了600家企业，是日本儒商的突出代表。
在天灾人祸的情况下，儒商发善心，行善举，利用自己的财富慷慨解囊，救助贫困，产生净化心灵、移风易俗的社会影响。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服务于社会为己任，对人民有一份爱心，正所谓“良贾何负闳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