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交往范畴的意义域及其相互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范畴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4；B1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8—0044—06
哈贝马斯庞杂的理论体系可以反映出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但其最重要的思想渊源无疑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哈贝马斯从不回避与马克思理论的历史关联。在加盟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他就开始酝酿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建构交往行为理论，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寻求规范基础。然而，在哈贝马斯的著述中，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不像通常人们所估计的那样清晰。笔者在本文中拟着重探讨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交往范畴的意义域及其相互关联。
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马克思的交往概念
哈贝马斯创建交往行为理论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陷入危机的困惑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引发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出发点，是在卢卡奇“物化”思想影响下，在改造马克斯·韦伯关于合理性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针对理性本身的彻底批判瓦解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从而走上了尼采开启的对现代性的非理性批判的道路。在哈贝马斯看来，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仍然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根据”的，始终未能跳出意识哲学的框框。用意识哲学的规范来解读现代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已经走入死胡同。批判需要从规范基础上进行变革，引入新的理论范式才能释放理性的批判潜能。哈贝马斯说，旧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困扰促使他去“煞费苦心地阐述交往行为理论，阐述吻合合法性要求的交往行为理论”。（包亚明主编：《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应该说，交往行为范畴的引入得益于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的启发。哈贝马斯正是基于对“社会劳动”这一概念批判性的考察，提出了他借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框架，即“劳动”和“相互作用”，并以此来取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主流哲学观点植根于一种主体主义的“意识哲学”。与这种主体主义意识哲学相对立，他提出了一种以“交往行为”为基础的主体间性哲学。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哲学的核心概念乃是工具理性。他区分了工具性的行为和交往性的行为。（注：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1968）中把“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归结为工具性行为和交往性行为，但他认为这种分析并没有充分抓住这两种行为的最一般的区别特征。在《什么是普遍语用学》（1979）中，哈贝马斯又把社会行为划分为“策略性行为”、“工具性行为”和“交往性行为”。后来在《交往行动理论》（1981）中哈贝马斯将社会行为细分为四种类型，即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的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其中，“目的性行为”包括了“工具行为”和“策略行为”，意指行为者通过选择一定的有效手段，并以适当的方式运用这种手段，而实现某种目的的行为。哈贝马斯通常用“工具—目的性行为”概括之。）工具行为把手段关联于目的，把技术关联于目标，却没有去反思这些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公正。它植根于主宰大自然的主体主义计划，而缺乏一种主体间向度。这种行为以成功为指向，以合理谋划为特征，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此相反，交往行为（相互作用）却是以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的行为。它是以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和社会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
在哈贝马斯看来，用社会劳动这一概念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并把劳动当作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发展过程统一的基础，这是马克思的突出贡献。与此同时，哈贝马斯也指出，马克思忽略了人类的交往行为的作用，而且，正是由于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工具活动，在社会实践的名义下把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交往）与作为工具行为的“劳动”混淆起来，抹煞了经验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历史唯物主义才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关于人的科学。
凡是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会对哈贝马斯的批评大惑不解。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社会性劳动不仅是人类在其生活生产过程中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且是个人之间的社会化的协作。他说：“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 第1卷，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同上书，第344页。）很明显， 马克思并没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混为一谈。
的确，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出现过“交往行为”的字眼，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用以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往概念。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一再使用“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精神交往”、“世界交往”等概念。根据马克思的理解，完整意义上的交往范畴概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参见陈筠泉、刘奔主编：《哲学与文化》，1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当然，马克思的交往概念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存在明显的差异。
其一，马克思的交往概念的含义十分宽泛。按照马克思原初使用的意义域，交往主要是相对于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社会的物质变换”关系，也包括精神交往。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写道：“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 》一词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78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而“commerce”或“Verkehr ”最广泛的意义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由所有制和分工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且还涵盖贸易、商业、交通、运输、两性关系和社交，甚至战争也是交往的一种形式。而哈贝马斯的“交往”基本上是局限于精神交往的范畴。
其二，马克思肯定了语言在一切交往活动中的媒介作用。但是，语言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交往行为，乃是由实践的需要，尤其是由物质生产的需要决定的。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实际上是以达到相互理解为目的的“言语行为”，因此，他把语言当作一切社会行为中最根本的东西，赋予一种本体论的地位。
其三，马克思区分了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认为精神交往是从物质交往中分化出来的，物质交往决定精神交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则是在以“劳动”和“相互作用”来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所说的交往并不包括人们在生产中的互动和关系。在他看来，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化的协作，也是一种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谈交往时的基本前提是，在现实世界中，各个人之间的交往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而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则与生产方式无关。
二、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广泛使用交往这一术语，为什么没有得到哈贝马斯的积极回应？哈贝马斯又为何把蕴含深义的“社会劳动”归结为工具性行为，而批判马克思混淆“劳动”与“相互作用”（交往）、忽视交往行为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呢？难道仅仅用“误解”和“没有认真解读”马克思著作就能说明其原委？同样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下，交往范畴被消解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交往关系”也只是被当作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不成熟的早期用语？难道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是空穴来风吗？
对于像哈贝马斯这样一位深谙德国传统哲学的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家，说他对马克思著作缺乏认真的态度，未免轻率。上面我们引述的为马克思进行辩护的马克思本人的原话，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同样可以找到。问题在于哈贝马斯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可以说，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肯定是有限的，否定是根本的。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旨在构筑其交往行为理论的体系。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服从于交往行为理论的需要而构思的一整套解释模式。他直言不讳道：“重建意味着把一个理论分解开，然后在某种新形式中，再将其整合在一起，以便更充分地实现它自己确立的目标，这对于处理那些在许多方面需要修正、但其潜在的鼓舞力尚未枯竭的理论来说，乃是一种标准的方式（在我看来，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是标准的）。”（哈贝马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载《交往与社会进化》，9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很明显，哈贝马斯的“重建”就是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加以分解和重新整合，以达到更新。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以交往行为理论为依据，把马克思的理论归为应该超越的传统的“意识哲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由以建基的“劳动”范畴归入哈贝马斯对社会行为所划分的“工具—目的性行为”的层次。然后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方面，从最初起就缺乏某种明晰性。”（同上书，第99页。）因为马克思没有对“劳动”和“相互作用”作出区分，并用前者包揽、替代后者。这样，马克思的带有缺陷的“社会劳动”概念就成为建构交往行为理论首先必须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对象。
由于解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劳动”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建立的规范基础就不存在了。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得确定一个理论分析的阿基米德点。哈贝马斯引入了交往行为概念。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只适合于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而老一辈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躲在工具理性批判的背后，把批判理论推向绝境。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在为工具理性无限膨胀而弊端百出的西方社会大唱挽歌的时候，哈贝马斯却发现了在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中，蕴藏着拯救现代性的理性的力量。交往理性不仅能在与工具理性的抗衡中，阻止系统（经济和行政）的势力借助金钱和权力的操控媒体向生活世界侵蚀和蔓延，而且还能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哈贝马斯以“系统—生活世界”双向分析架构，为“晚期资本主义”把脉，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病症，只有借助于释放交往理性的潜能才可以消除。他还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思了一个理想模式、新的乌托邦，即“由非强制性意愿形成的较高水平的互主体性所提供出来的”、“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展现了这样一条研究进路，在他瓦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之后，并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弃之不理，而是以此为参照系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术语。哈贝马斯用交往行为取代生产方式，用“劳动”和“相互作用”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用系统和生活世界取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哈贝马斯就这样以新的理论框架来实现批判理论的深层次转换，即由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由目的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由此，不难看出哈贝马斯之所以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归结为工具行为而指责马克思忽视交往行为的真正动机。这也恰好说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宣称历史唯物主义是他的出发点了。
在哈贝马斯那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后来的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常常混同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也不是它的原初形态。哈贝马斯说：“1938年，斯大林编纂、整理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所采取的方式导致了巨大的后果，以致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这个理论框架内。斯大林确立的这个理论变体需要加以重建。”（同上书，第134页。）如果说， 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忽视了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针对这个“变体”而言的，那么，哈贝马斯没有看错，而且一语中的。传统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再使用的“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仅仅当作“生产关系”范畴的最初表述，把交往消解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交往”概念所涵盖的广泛意义。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哈贝马斯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算在马克思的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变体”与马克思的原典混为一谈。
三、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对社会进化的不同解释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中，对“劳动”概念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把“劳动”等同于生产力，把“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当作单纯的生产关系。这样一来，“劳动”就成为生产性、技术性的活动。如果按照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和工具行为的划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以及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协调行为理所当然被归入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层次。因此，哈贝马斯有理由推断，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奠定在“劳动”这一工具理性的基础之上，交往或交往关系的发展就被排除在社会发展或进化的动力机制之外了。
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劳动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是决定社会制度能否继续稳定、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原因，它虽能导致既存的制度产生系统问题，能提出变革的要求，但是它并不能直接造成制度变革的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的变革必须借助于人们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一旦它们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改变自身的形态时，才导致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变革、进化。史实说明，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上，可以存在不同的制度和社会形态，说明交往关系和交往形式的发展，在社会形态演变中起重要作用。
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这里，他并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中关于生产力作用的理论。他批驳的正是马克思也反对的、被后人教条化了的“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马克思一再强调，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决定或推动作用只具“最终”和“根源”的意义。实际上，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也要取决于诸多的社会条件。社会作为整体、系统的存在，只讲生产力的单一决定，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并没有把交往和交往关系排除在社会发展的动因之外，也没有把社会制度看成是生产力作用的直接结果，而是说：“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他明确地表述道：他的历史观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92页。）在对交往如此重视的基础上，马克思断定：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一定的社会形式、国家形式以及宗教意识形式，总是和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密切相联，甚至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成是“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发展“序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具体划分了人类交往发展的历史形态。由此可见，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类的交往活动在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当作社会进化和发展动力源的重要结构要素加以考察。
如此看来，似乎哈贝马斯和马克思在关于社会发展和进化的见解上完全一致，因为他们都承认生产力和交往关系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其实不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表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力量。虽然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直接变革制度和社会形态，但是交往与交往形式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制度变革，总是为了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换言之，总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才导致交往关系和交往形式不得不改变的状况。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活动与物质交往活动及其关系中牵引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及其辩证关系原理，又从精神生产活动与精神交往活动中牵引出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范畴，以及通过精神生产、精神交往与物质生产、物质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地揭示了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并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实现的，其中包括交往和交往关系的作用。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由于缺少交往和交往关系环节，所以不能科学地说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也导致了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相互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解和阐释。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修正，并提出了他自己关于社会进化的解释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进化过程作为理性化过程，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向度，一是作为“目的—理性行为”的“生产活动”或“劳动”的理性化过程；二是作为“交往行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理性化过程。前者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它是社会进化不可缺少的动力；后者则意味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它同样是社会进化所不可缺少的动力。后者比前者更为根本。但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取决于科技知识的增长，而交往水平的提高则依赖于道德实践知识的增长。因而社会的进化不能归因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只能归因于知识尤其是道德实践知识的增长。然而，知识何以会增长？哈贝马斯吸取皮亚杰认知发生理论的学习机制，认为社会进化过程取决于学习活动及其水平。对于社会进化来说，道德—实践知识领域里的学习过程发挥着“起搏器的功能”。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劳动”看成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基础，注重从生产力发展的意义上把社会进化理解为理性化过程。因为“马克思把学习过程对进化的重要性局限于客观思维这个侧度——也就是技术和组织知识的侧度，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的侧度，一句话，生产力的侧度”，（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载《交往与社会进化》，第101页。）所以， 生产力只是“触发”制度产生问题的“机制”，但不能导致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尤其是当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工具时，生产力就再也不是解放的潜力，再也不能引起解放的运动，其本身也就成为使统治合法化的基础。只有内在于道德实践领域中的学习机制，才能解释社会系统的问题“如何被解决”，才能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综上所述，通过对哈贝马斯和马克思关于交往理论问题的辨析，可以作出如下概括：
1.马克思的学说是哈贝马斯建构交往范畴的重要理论资源。哈贝马斯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勾划社会进化论作为其批判的社会理论研究方案的最高层次，是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为参照系的。
2.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作为哲学存在论范畴，蕴含着生产和交往两个向度，而交往概念所指涉的广阔领域，标志着马克思交往理论具有巨大的思维空间。而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深化交往理论、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可资借鉴的重要内容。
3.哈贝马斯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模式，对马克思原典的阐发有相当程度的曲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并非哈贝马斯所说的是“没有锉好的钥匙”，它依然是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利器”。但是，传统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忽视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马克思生产力机制所作的线性的机械理解，恰好印证了哈贝马斯的指责并非无的放矢。
4.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的积极回应。他提出的交往理性作为拯救现代性的理想，带有明显的浪漫色彩和乌托邦性质，但他对现代西方社会交往困境的深刻洞见和理性分析，为我们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思想材料。
[收稿日期]200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