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哈萨克族牧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牧区论文,哈萨克族论文,新疆论文,社会文化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4－0104－09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新疆牧区社会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新疆牧区的社会文化仍处于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原本相对单一的牧区社会文化正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和转变，具体表现有：传统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消解，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格局开始显现；牧区各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日趋丰富，牧民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亦随之改变，多元化的现代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影响日渐深入；牧区传统的文化体系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全面冲击，新的主流社会文化尚未得到完全的建构，多元文化并行发展并表现出明显的代际特点；牧区国民教育在现代文化的传播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以民间为主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虽然日趋式微，但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传统与现代杂糅、挑战与应战并存的形势下，当代新疆牧区的社会文化的发展面临着转型与调适的双重局面。本文在新疆哈萨克牧区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迁、内外因素的影响等问题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试加探讨。
一、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现状
1.社会结构
新疆牧区各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以氏族、部落等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阶层（阶级）结构体系，在当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逐渐被打破。据研究，新疆牧区“自从1950年以来，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主要是国家建立的垂直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导致游牧民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形式的功能由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实现，部落作为一种草原地区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步地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权威和功能。但是，部落并没有完全消失。牧区存在着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按照行政结构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和草原社会传统的部落社会组织。在国家行政的社会结构组织社会生产的同时，原有的部落社会结构并没有完全丧失他们组织社会生产和牧区人们日常生活活动方面的某些功能。1984年以来，随着牧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游牧民部落社会的功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强化，特别是在组织游牧活动和亲戚之间的生产互助方面更是如此”。[1]2001年以来，我们在新疆哈密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等牧区的多次田野调查材料表明，牧区传统的社会结构在进一步解体的同时，其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功能也在逐渐减弱。[2]
在该乡一位哈萨克族老人的记忆中，“哈萨克族人的族长称作‘哲克’，一般80—100户人家选一个族长；族长上面的领导称作‘乌库尔岱因’，管理200—300户牧民；再高一级的是‘台吉’，管理300—500户左右的牧民；管理1000户以上的称为‘库木’”。另一名哈萨克老人告诉我们：“解放前哈萨克族人有族长，现在则没有了，也没有族谱。有些人家的族谱也主要记在脑子里。部落内部的矛盾也请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调解，不行的话有干部、政策”。新疆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的调查材料也显示，过去乌孜别克族曾存在着部落组织，它对牧民的政治生活曾起着很大的影响。但现今一些年轻人甚至不很清楚当地有哪几个部落，人们除保留有一定的部落观念，并对人们的婚姻产生影响外，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的影响已很小，在牧区乌孜别克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乡村党政基层组织。[3]事实上，随着本世纪初以定居为核心的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基本完成，新疆牧区已经普遍建立起了类似农区的乡（镇）、村社会组织；国家和各级政府掌握着绝大多数的公共资源，对当代新疆牧区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牧区残存的传统社会组织不仅在形态上早已被打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只是处于拾遗补缺的地位。我们在调查中也注意到，许多牧民将解决新疆牧区所出现的各种新问题的希望更多的还是寄托在各级政府部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牧区传统社会组织在牧民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已经日渐下降。
作为新疆牧区基本社会组织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正如一位哈萨克人告诉我们的那样：“以前在游牧的时候，子女成家以后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全家只有一个帐篷。现在转入定居了，一般子女成家后都搬出去分开过。”在谈到上述变化的时候，另一位哈萨克老者也谈到：“定居以后，变化很大。以前我们家9口人，6个儿子、一个姑娘住在一顶帐篷里。现在六个儿子成家全分出去了，每个儿子至少有三间房子。”牧区原本以复合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彻底瓦解，几代同堂的现象已不多见，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目前在新疆牧区已居主导地位。
新疆牧区牧民的身份趋于多样，牧区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日益显著。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近年来牧区人口增加和草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部分牧民被有组织地迁移到附近的农业地区从事种植业，从而脱离了传统的牧业生产，成为农民；但是他们仍然与牧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在山下以园艺业为主的所谓“开发区”的情况就是如此。留在牧区的牧民一方面基本上转入定居，并在定居点附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从事种植业，其身份也就具有“半农半牧”的特点；另一方面大多数牧民将各家的牲畜集中起来，以牧群为单位由少数人代为牧养①，这样许多人便只有“牧民”之名而无其实。与此同时，牧区中有大量人口因此从过去繁重的牧业生产里摆脱出来，成为富余劳动力；以定居点为核心出现的村落和城镇则为这些人口从事第三产业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一些牧民转而成为商人。以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为例，截至2005年，全乡哈萨克族人开的商店有20多家，饭馆5家；还有一些人则主要从事畜产品（皮毛）、中草药等土特产品的买卖（过去从事这一行业的主要是山下农区和城镇的维吾尔族）；经营旅游点的哈萨克人开始出现，有的人甚至在乡政府所在地开办歌舞厅。为了增加牧民收入，该乡还曾组织一些牧民劳务输出，外出打工挣钱，当地哈萨克族中出现了民工。如果再加上牧区各级政府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技术服务人员、医生、教师等各类人员，那么新疆牧区目前的社会阶层几乎与整个社会同构，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2.社会习俗与思想观念
伴随着经济生活的多样化以及社会阶层的多元化，新疆牧区各族人民传统的习俗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哈萨克族为例，其家庭组织结构的变化使得其传统的“长子过继养老”的习俗受到直接的冲击。对此，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乡的一位哈萨克人谈到：“哈萨克族人有一个习俗，就是将自己的长子送给父亲做儿子，由老人抚养长大，然后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父亲的名字，这样自己的儿子就和自己以兄弟相称了。否则老人会生气的。我想原因主要是以后父亲老了，送去的儿子结婚后可以养老送终，他有权管大房子并继承老人的财产。现在这种事情少了，只有大约10％—20％的人这样做。”另一位哈萨克人也说：“哈萨克族人将自己的长子或长女送给自己的父亲做儿女，儿子便与自己平辈了，其中的原因我认为还是为了养活老人。儿子成家了、女儿出嫁了，老人身边便无人照顾。现在实行计划生育后，孩子少了，这样的事情也少了。”目前，在新疆牧区养老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定居以后核心家庭普遍出现，“长子过继养老”的习俗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复合家庭），牧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现。而这种由于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新疆牧区是普遍存在的。
在婚姻习俗方面，过去哈萨克族青年男女之间的婚姻以双方父母包办为主，还存在所谓的“娃娃亲”。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他们传统的婚姻观和恋爱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自由恋爱的现象日益增多；在此阶段，国家的法律以及各级政府的政策性导向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增多，外部影响逐渐增强，自由恋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且成为各族青年的自觉选择。近十年来，当地哈萨克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甚至对传统的支系外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出现了同一支系的青年男女不顾氏族和部落的反对而恋爱，为了结合而“逃婚”的现象。一般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该氏族和部落虽然觉得不光彩，但大多都接受这样的事实，并按照传统为逃婚者补办婚礼，不过婚礼通常都不事张扬，只在直系亲属的小范围内进行。事实上，对于现代的“自由恋爱”与传统的“支系外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地大多数哈萨克老人都表示无可奈何，而年轻人则显得无所谓。可以想象的是，随着现代恋爱观和婚姻观在青年一代中的接受和普及，部落界限将逐渐被打破，部落观念也将日趋淡漠。
在饮食文化方面，哈萨克族传统上以食用肉食和乳酪为主，以适应游牧条件下较为恶劣的自然与生活环境。但是定居以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定居牧民的生活比较稳定和安逸，传统饮食结构中的问题也就随之显现出来。德外里都如克乡医院的哈萨克院长谈到：“现在哈萨克族的多发病为高血压、高血脂和风湿关节炎。两高的主要原因是羊肉油、驼峰油吃得太多，三顿饭油太多，我建议要少吃动物油，吃点植物油。哈萨克族人寿命短，因为生活习惯有问题。山区农牧民蔬菜、水果吃得少。哈萨克族人食道癌、胃癌、贲门癌多，主要原因还是个饮食习惯问题。平时吃的硬东西太多（比如奶疙瘩、馕、冻肉、肉干等）。此外喝的茶太热（尤其是冬天），伤及食道和胃。所以哈萨克族人的饮食风俗习惯需要调整。”还有哈萨克人告诉我们：“与10年前相比生活水平提高很多，饮食习惯有所改变，以前晚上也吃肉喝酒，导致各种疾病产生。现在按时吃饭，也吃蔬菜了。”同时，我们在调查中也注意到，该乡定居牧民大多开始在自己居住的庭院前后种植蔬菜，在分配的耕地上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日常饮食中蔬菜的比例大为增加，肉食的比例逐步下降。牧区各族人民已经认识到，一些疾病与日常饮食习俗之间的关系，以往生病请毛拉念经的现象也大为减少。
在服饰方面，定居点上各村组的哈萨克族男子现在很少穿戴传统的长袍和毡帽，中老年人一般着中式的上衣和裤子，头戴花帽或其他帽子，但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依然习惯穿着裙子，头上包白色绣花头巾，戴耳环、戒指和项链等金银饰品。乡里哈萨克青年的服装无论男女都日趋时尚化，青年男子普遍着西装或T恤衫，青年女子着长裤或牛仔裤和T恤衫，与城里的年轻人差别不大，表明该乡的青年人在服饰方面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很大。显然，哈萨克族传统服装更适合于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在转入定居以后无论是气候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传统服饰的变革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但是，哈萨克人服饰上的这种变化因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讲老年人更趋传统，老年妇女更是如此；中年人的服饰既具有传统的成分，也有变化的因素；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现代的东西，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较大，在服饰上更趋时尚化。
新疆牧区的牧民普遍没有经商的传统，甚至对商人和商业活动比较轻视。但是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头脑中的轻商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在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哈萨克人经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经商也不再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情。在调查中一位哈萨克人告诉我们：“现在哈萨克族人已经开始搞旅游业，夏天在山里建造哈萨克毡房，供游人居住，冬天住土块砖房，里面按照哈萨克家庭的风格布置。以前哈萨克族人的燃料主要是柴火，现在主要烧煤，但拉煤运费较高，困难大。现在村里统一管理，不能随便砍伐树木。现在有20％—30％的哈萨克家庭有煤气罐，煤气罐是从哈密运来的，平时使用的时候也比较节省，主要是炒菜或有急事时用。”目前新疆牧区已经基本形成了勤劳致富、致富光荣的风气，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成为各族牧民共同诉求，过去基于职业与分工而产生的一些偏见逐渐被消除。
传统的新疆牧区社会民风质朴，友好互助。但是，对于定居以后牧区社会风气的一些变化情况，尤其是一些外来的不良风气对年青一代的影响，很多哈萨克人持批评的态度。许多哈萨克人反映，现在很多青年人喝酒、抽烟，有些哈萨克族青年酒后打架，甚至还有一些偷盗牲畜的事情发生。他们将原因归之于文娱活动贫乏，年轻人没有事情干，而定居点所开设的商店虽然方便了牧民生活，但也使得年轻人很容易就可以买到烟酒。近年来，为了满足年轻人的需要，该乡还出现经营性质的歌舞厅，然而年轻人娱乐、聚会时因为饮酒而引发的事端时有发生。目前，对牧区年轻人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还是由本族中德高望重的老者进行协调和控制。一名哈萨克老者就告诉我们：“年轻人不能在老人甚至哥哥面前抽烟。我开了五年商店，年轻人从不在我面前饮酒、抽烟。”
新疆牧区牧民定居以后，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从事畜牧业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其中又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则由于缺乏传统的游牧技能的训练而大多无所事事。与此相应的是，牧区各民族在游牧状态下所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逐渐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某些传统的风俗习惯甚至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一位哈萨克老人说：“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风俗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年轻人开车、骑摩托的多了，骑马的少了。”哈萨克人曾被公认为是“马背上的民族”，并衍生出许多与马相关的文化习俗，例如叼羊、赛马、姑娘追等。但是由于现在牧区直接从事畜牧业的人口大量减少，尤其是年轻人大多不直接参与传统的牧业生产，导致哈萨克族传统马背文化的发展面临断层。我们在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定居点的一次婚礼调查中注意到，参与叼羊、赛马、姑娘追等活动的竟然都是中老年人，而原本应该是这些活动主角的青年人反而成了观众。当地的哈萨克老人也告诉我们：“以前举行婚礼的时候还进行骑马、叼羊比赛活动，现在马少了，年轻人骑摩托、开车的多了。叼羊比赛已经很少搞了，有时搞有时不搞，只有20％—30％的婚礼进行这种活动，总的来讲正在逐年减少。”还有老人说，哈萨克族“最重要的节日是库尔班节、肉孜节、那吾如孜节（相当于汉族的春节）。传统的叼羊等活动很好，但是现在逐步减少了。关键是骑马的人少了，交通工具多了。以前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定居以后一切都变了，现在迎亲都坐车，不骑马了。现在骑一匹马出去施展不开，到处都是居民点和围栏。（传统）好的活动都淡忘了，这不是好事情”。可见定居以后由于远离了草场，新疆牧民同时也就失去了开展传统活动的空间。
3.文化与教育
定居以后，新疆牧区的文化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外界的联系也更加密切，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对牧区各族青年的影响很大。在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当地的少数民族青年甚至能直接接触到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音像光碟，而他们的衣着服饰、日常娱乐则与城市中的青年无异。新疆牧区的青年普遍向往和追求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而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了解不多，从而使得牧区传统文化的继承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现象，导致各族老人和知识分子普遍对此感到忧虑。定居为牧区各族青年接受现代文化提供了条件，但在客观上也挤压了牧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
教育是一个民族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新疆牧区，以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主的国民教育占主导地位，而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则仍然是以个体之间或家庭中的言传身教为主。后者的影响力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无法与前者相比。定居以后，新疆牧区国民教育的软硬件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例如，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早已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小学6年和中学3年的义务教育体系，中学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语文（哈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音乐、体育和美术等，只是在音乐课中教授一些民族乐器，比如冬不拉，但同时也有手风琴。学生初中毕业后可以到哈密市综合中学（哈萨克族、汉族合校）上高中。此外，该乡还有成教办，定期举办以扫盲为主的成人教育、农牧业技术培训等。国民教育在新疆牧区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
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一位哈萨克老人谈到：“哈萨克传统教育主要结合日常生活进行，尽管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但内容比较单一，基本上还是长辈的言传身教；手工技艺（如放牧技术和经验）主要是父子相传，母女相传典型的是刺绣技艺（哈萨克族普遍使用的花毡）；与传统教育相比，现代学校教育注重的是综合素质。以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现在大家都比较相信科学了。”另一名访谈者则说：（我们）“家里的花毡都是老伴儿绣的。现在年轻人都不干了，嫌脏、麻烦，有钱就买现成的”。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牧区有些传统文化往往被当作落后的或不科学的东西，从而影响到各族群众对传统文化学习和继承的积极性。就新疆牧区传统文化的发展而言，目前最突出的问题还在于代际的传承出现明显的断层。其负面影响不仅仅在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与边缘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在丧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依托之后，牧区年青一代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道德观上的困惑与价值观上的迷茫，从而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影响牧区社会的稳定。
二、影响新疆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因素
当代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外部因素的影响直接造成并推动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新疆牧区各族群众尽管在被动地面对和接受外来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地传承和调整自己的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后所面临的新形势。
1.外部因素
影响新疆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以定居为核心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普及，全球化背景下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信息化条件下各种外界风气和思潮的大量涌入等三个方面。在这三个因素中，政府主导的以定居为核心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普及则具有决定性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改善广大牧民的生活环境，改变牧民的贫困状况，缓解牧区人、畜和草原生态之间的矛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政府开始在牧区全面推行牧民定居工程，按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逐步实施以及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大分散、小集中、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指导思想和定居原则，大规模推行以人工草料基地为中心的牧民定居建设，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② 一般先由各级地方政府为牧区居民选择定居点，以各种方式帮助牧民建设住房及各种配套设施，并为牧民划定和分配人工草场和耕地，使牧民定居后就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到21世纪初，新疆牧区的定居率已经达到90％以上，各族牧民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由此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其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各级政府在新疆牧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财政支持、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建设、牧区整体发展规划的制定、牧区发展方向的导向以及牧区发展规划实施的督促与检查等方面，几乎涵盖了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在新疆牧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滞后、财政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在财力、物力和技术上对牧区的支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必要的和必需的。正因为如此，在新疆牧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和各级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是影响新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决定着新疆牧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方向、深度乃至成功与否。
新疆牧区近20年来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牧区原来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发展状态被彻底打破，各族牧民经济生活也被纳入到了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一方面，牧区畜产品的商品化不断提高，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定居以后，广大牧民在生产与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生活成本也逐渐增加。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定居前，牧民居住的毡房中所需要的生活用品比较简单，除了少量的需要通过交换获得外，日常的各种消费基本可以从牧业生产中自行获得，生活成本较低，但生活水平也较低。定居后，住房建设成本首先成为牧民生活中必须要承担的一笔巨额花费；住房中还需要添置必要的家具，也基本靠购买获得。牧区种植业与养殖业出现以后，各种必要的生产设备（如农机具、养殖器具等）的需求也随之产生。随着定居点配套设施的完善，尤其是在通路、通电以后，牧民的交通成本也随之增加，而各种家用电器的购置也成为每户牧民家庭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以我们所调查的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为例，现在定居牧民生活成本的提高在青年人的结婚中反映得最为明显。通常这里的哈萨克青年结婚，父母要为子女准备住房，添置各种家具，购置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影碟机、电扇等家用电器，有的家庭甚至还开始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装修住房，购置液化天然气等设备。据了解，现在当地牧民一般结婚的成本都在3万元以上。此外，医疗与教育成本的提高更是加重了定居牧民的生活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低效率、低收益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收益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牧区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迫使各族牧民不得不寻求各种增加收入的方式和方法，原来并没有经商传统甚至鄙视商业活动的哈萨克牧民，有些也开始经商了。
随着近年来交通和通讯条件的不断改善、电力和有线电视的普遍接入、无线通讯网络的覆盖甚至国际互联网的引入，新疆牧区获取外部信息的途径、手段日益多样，传统的交流与通讯方式发生了彻底改观，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和便利；定居以后牧区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由此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基本与农区和城镇同步，外部各种文化和思潮对牧区社会的影响逐渐增强。以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为例，定居前当地乌孜别克牧民的文化生活比较传统，其传统的民族音乐、舞蹈、赛马、叼羊、摔跤等文体活动时常举行。定居后，走出大山牧区的牧民与外界的接触增多了，加之实施了定居点牧民用电入户工程，建成了乡卫星电视地面站，有线电视入户，极大地丰富了牧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许多年青人很快接受了一些外来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形式，诸如现代舞、卡拉OK等。[3]而在我们调查的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绝大多数牧民家庭已经通电，并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电视已经基本普及，许多家庭还购置了冰箱、VCD机等家用电器；牧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文化娱乐活动也进一步丰富。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该乡的中心学校也配置了包括电脑、电视、卫星接收机等在内的远程教学设备，现代教育的各种技术和手段也开始逐渐在牧区普及。软硬件条件的改善不仅提高了牧区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了牧区与农区和城镇地区的差距，而且也使得牧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基本达到了同步，为牧区各族人民了解和认识世界文化的最新发展动态提供了条件，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也逐渐改变和影响着牧区各族人民传统的思想和观念。这一点还表现在牧区社会文化的代际差异上。
2.内部因素
面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和现代文化的冲击，新疆牧区各族人民在被动接受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应对，并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保持牧区传统社会文化延续和发展。正是在他们的主观努力下，新疆牧区社会文化才在传统与现代的调适中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
首先，牧区各族人民充分认识到了现代文化的优势和长处，并在实践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掌握和分享现代文化所带来的成果。正如一名哈萨克老人在访谈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哈萨克族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的发展问题。要掌握科学技术，提高人的素质，否则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管农业还是牧业都要依靠科学技术。教育不发达，一切都谈不上，就会影响农牧业的发展。比如最近牧民种小麦，因为使用农药时配置比例不当，导致小麦全部死亡；以前人畜共用水渠中的水，牲畜在水渠里大小便，有的就死在水里，人再饮用被污染的水就会得各种疾病。去年乡里建水塔，搞自来水，因为看上去水塔建在山沟里，水管在山上走，有些农牧民认为水塔太低，不了解其中有落差的关系，对此进行冷嘲热讽。当清水进家之后，大家才相信技术人员的测量，相信科学的作用。”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该乡哈萨克人也在积极调整传统的婚姻观念。该乡卫生院副院长告诉我们：“哈萨克族人虽然实行族外婚，但还是避免不了近亲结婚，出嫁以后的女儿所生孩子有可能与儿子所生的孩子结婚，形成姨表婚。有一家人舅舅娶了自己的外甥女，他们生的孩子多为聋哑人。姊妹们的孩子有可能结婚，姊妹成为胡达（亲家），属近亲结婚，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如果说过去哈萨克人对于近亲结婚弊端的原因还认识不清的话，那么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婚姻在生理学上的神秘面纱已经被揭示，基于经验而形成的“族外婚”习俗也被科学的“近亲不能结婚”的认识所改变。也就是说，即使是属于同一氏族或支系，但只要不是近亲仍然可以结婚。这有可能加速哈萨克“族外婚”习俗的瓦解。
其次，牧区各族人民中有识之士，一方面对于本民族文化中精华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现代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例如一位哈萨克老人自豪地告诉我们：“哈萨克族有敬老的传统，见了老人要问候，礼让老人；哈萨克族家庭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大都由夫妻双方协商，也有男的做主的；男主外，女人负责家庭，主内。男子挣的拿回来，由女的保管，只要使用好，男的就不管了。现在年轻人文化素质高，变化大。与老年人相比，相当于小湖和大海，天壤之别。这种变化总体上是好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不无忧虑地说：“从我的家庭来讲，我将哈萨克族传统的东西尽可能给孩子们讲，如果把本民族传统的习俗都丢了，还能成其为一个民族吗?”另一位访谈者也说道：“哈萨克族的民族特点主要是以牧业为主的传统生活方式，吃苦耐劳，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现在总的来讲对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影响不太大，经济条件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衣着也好了。有钱了，和以前的穿戴不一样，现在女孩子和城里人一样不穿裙子了。哈萨克族不管什么民族的人到家里都要烧茶招待，穆斯林之间也相互帮助，扶持困难家庭。我们经常听广播，看电视，认识了国家的领导人。我不看报纸和杂志，因为是文盲，但孩子们看。我没有上过学，现在很后悔，否则可以干大事业。我经常教育大家要上学，比如进城买东西、办事，不认识门牌怎么行?不识字，做生意不会算账怎么行?”
再次，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新疆牧区各族人民在实践中努力将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加以变通，使之适应定居以后的新环境。我们在该乡哈萨克族婚礼的田野调查中注意到，尽管婚礼的基本程式还是按照哈萨克的习俗在进行，但其中已经融入了很多现代的成分。诸如，接送新娘使用的是汽车而不是马车；婚礼中既有证婚人宣读政府核发的结婚证书的内容，也有主婚人手执马鞭向新人宣读婚誓和毛拉念经的传统习俗。婚礼当天中午的宴席用哈萨克的传统食品和习俗待客，大家在一起跳的也是哈萨克的民族舞蹈，但是到了晚宴则成了年轻人的天下，哈萨克青年按照城市的习俗设宴饮酒，跳的则是现代交谊舞。对此，绝大多数哈萨克中老年人都持宽容的态度。
对于近年来结婚送彩礼风气日益浓厚和加重的现象，广大哈萨克族牧民普遍表示反感，并将之归于造成部分家庭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的一名哈萨克人告诉我们：“过去的嫁妆彩礼比较简单，主要是牛羊等牲畜。定居以后有了房子，什么家具都需要，结婚要的东西除了金饰品外，还要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煤气灶（罐）等。在结婚的时候，女方所有的亲戚男方都要给送礼物，送礼的规模和轻重与文化程度有关。许多家庭因为结婚而陷入贫困。”另一名哈萨克老人也谈到：“现在哈萨克族人结婚花销很大，红白喜事的花销比以前更严重了。主要是政府没有将此事纳入法律来管理，光是嘴上说说，没有形成一个制度。现在娶一个媳妇要花2万元以上。婚礼仪式越来越丰富，各种活动越来越多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要求也多了。但我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只想把女儿顺利嫁出去，许多东西我自己准备，比如冰箱等。”我们在几次调查中也注意到，大多数牧民对彩礼水涨船高的现象虽然显得无可奈何，但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至于如何变革只是时间问题。
总的来讲，新疆牧区各族人民对现代文化冲击的反应还是积极的、健康的，但同时也显得有些无序和随意。牧区传统文化的代际流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调适与整合将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过程。牧区的各族人民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对于新形势下牧区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仍然缺乏理性的思考，更多的还是迷茫和无奈。新疆牧区传统的社会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受到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正处于转型阶段，而新的社会文化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牧区的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真空。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该相信牧区各族人民中所蕴含的创造力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应当发挥引导作用，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公共资源，使牧区传统文化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新疆牧区的各族人民普遍信仰宗教，各种宗教既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信仰伊斯兰教，还是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宗教礼仪能把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观综合为一个必须共同遵从的规范，加强了民族成员与游牧社会之间的联系。同时，宗教礼仪方式的神圣性同现存社会集团及其制度相关联，得到了集团的认司。通过宗教社会化，强化了游牧社会成员的宗教信仰，又使游牧社会秩序得以整合。”[4]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宗教文化对新疆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
一般认为，与农区和城镇地区相比，新疆牧区的宗教氛围相对不太浓厚，宗教文化的影响也较小。传统状态下哈萨克族的宗教信仰情况，曾有学者总结道：“哈萨克人以游牧为主，经常搬迁，居无定所，所以大多没有固定的礼拜寺和经文学校。游牧的生活方式，也不允许他们完全履行伊斯兰教教规的一切义务和礼仪。在哈萨克族中，几乎没有清真寺，没有对立的伊斯兰教派纷争。每天做礼拜的人也很少，一日做五次礼拜的人就更少。所有这一切都是思想灵活的哈萨克人在生活的实践经验中对精神空间的灵活变通。”[5]在传统社会中，宗教仍然是牧区各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早已被纳入国家的管理体系之中，又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其影响力仅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区的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反弹和复兴的迹象，并对牧区也产生了某些影响。加之随着经济生产方式转型所带来的牧区传统文化在代际传承中所出现的某种真空，牧区定居点上的生活方式日趋接近农区和城镇，牧民生活相对稳定，居住相对集中，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日趋多元，从而为当代牧区宗教和宗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新疆牧区宗教文化的发展还处于扩张期，但是在各级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正确引导下，并未有某些区和城镇出现过的失控现象，其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至少在形式上还是积极的。以我们调查的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为例，该乡共有8个清真寺，每个寺里都有阿訇、买孜目。阿訇主持日常的各种宗教活动；买孜目管理总务（相当于会计），一般比较年轻，在阿訇去世后继任。乡里共有6个阿吉（指曾去过麦加朝觐者），社会地位较高。清真寺的设立需要经过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批准，阿訇、买孜目等职业宗教人士也要经过培训获得证书后才能从事宗教活动。
我们所调查的该乡一村三队的清真寺是1988年修建的，寺里现在共有三名职业宗教人士，包括一个毛拉、一个买孜目（俗称二把手）和一个胡马尔（相当于管理员）。阿訇的日常主要工作是每天念五次经，每周五主持一次聚礼念经活动；牧民家中如果有小孩出生或者红白喜事，他要前去按照宗教教义的规定念经。清真寺没有正常稳定的经济收入，也没有什么大的开支；主要经济来源是两个重大节日：库尔班节和肉孜节。牧民在节日里都要来寺里做乃玛孜，来的人自愿为寺里捐款，数量不限；库尔班节宰牲，皮毛要交到寺里，作为毛拉、买孜目和胡马尔的工资。皮毛卖了以后，40％给毛拉，15％给买孜目，15％给胡马尔，15％上缴市政协，15％用于寺院的正常开支（取暖、购买毡毯等）。对于宗教在当地的社会作用，该寺的阿訇谈到：
“宗教和政策一样好，宗教和政策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在政策、法律方面。我们传教还是根据国家的政策来进行，国家的政策也是为人民，我们宗教也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教育人、传教，为人民好。法大还是宗教大?肯定是法大于一切。宗教也是在法律政策之下活动的。国家要下政策说不搞宗教了，那就没有宗教了。宗教—清真寺对人们生活影响大不大呢?总的说来宗教是一种信仰，可以对人们发挥一点影响，但在生活方面还是国家的政策影响大。如果没有政策，我们宗教活动也不能正常开展，更谈不上做乃玛孜。政策就是人的命脉，没有好的政策如何生存呢?做乃玛孜是有时间规定的，但生产时间不能错过，干完活再补做乃玛孜。首先是生产，然后才是做乃玛孜。”
新疆牧区的宗教活动处于各级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中，所以牧区的宗教活动总体上是在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之下有序进行的。从德外力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的情况来看，在新疆牧区只要政府各级主管部门加强管理，正确引导，宗教在新疆牧区社会稳定、文化转型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三、新疆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趋势
与其他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已经基本完成的地区不同，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转型却相对滞后，在总体上还处于变迁阶段，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文化并存、文化与价值取向多元发展的特点。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一个过程，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必然的，民族生活方式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总趋势”[3]。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认为，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变迁将有可能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1.牧区社会文化的发展将呈现出与农区和城镇文化趋同的态势
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新疆牧区的绝大多数牧民已经转入定居，一些中心定居点已逐渐具有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特征，并具备了城镇的基本功能。由于定居牧民不仅分配了宅基地，有自己的住房，而且还有一定的耕地，所以他们实际上具备了牧民与农民的双重身份。有学者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加速牧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和健全具有牧区特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城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市场载体，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6]目前，新疆各级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推动牧区城镇的发展，一批小城镇正在牧区兴起。例如，我们所调查的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乡政府所在地已经出现了一批学校、技术服务机构、商店、饭馆、歌舞厅、电信与金融服务机构等，除了重大节庆活动，周围村落的哈萨克族都会聚集在这里，开展各种商贸和文娱活动外，这里平时也提供各种基本的服务，成为该乡哈萨克族接受外部信息、传播外部文化、与外界联系的中心。定居以后，新疆牧区的经济形态从单一的畜牧业向畜牧业、农业、商业和第三产业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方向发展，畜牧业的比重逐步减少，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地位逐渐提升；与此同时，伴随着定居点向城镇的过渡，牧区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将与城镇趋同，其社会文化与价值观也随之与城镇地区接近。因此，以定居点的城镇化为基础，新疆牧区社会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将可能逐渐与农区和城镇的文化接近，并最终与现代文化接轨。
2.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期里将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各阶层成员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以及文化审美各不相同而又同时并存，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显得丰富多彩。新疆牧区社会的情况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与经济生活的多样化，新疆牧区牧民的职业也出现分化，越来越多的牧民从牧业中摆脱出来从事第三产业，甚至走出牧区外出打工，从而使得牧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多元。与此相应，牧区各族人民的思想、行为、价值观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文化形态普遍出现；原本较为单一的新疆牧区的社会文化出现分化，传统与现代并存。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新疆牧区定居点中广些牧民已经开始转入耕作，从事农业和园艺业，他们对待土地、水的认识和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并出现与农业区在土地和水资源分配方面的矛盾；外出打工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不断增加，牧区传统的轻商观念也逐渐被勤劳致富的态度所取代。在代际文化的分化方面，牧区的中老年人大多固守着传统文化，但是对现代文化的浸入多持宽容的态度；牧区的年青一代则是现代文化的拥护者，但是其中也不乏一定的盲目倾向。据研究，目前新疆牧区各族人民至少在科技文化、商业文化、企业文化和消费文化方面具有强烈的主观诉求，[7]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分明，而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则为牧区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发展今后将向多元的方向演变。
3.新疆牧区传统社会文化的转型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可能会有反复
一般认为，“游牧社会是个较封闭的社会，游牧群体成员接受新事物非常缓慢或根本不愿接受新事物，具有固守传统、满足于现状和不思进取的惰性的一面”[4]。我们在调查中也注意到，包括定居在内的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在各个牧区都曾遇到程度不同的阻力，还有少数牧民在定居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又回到原来的游牧生活状态；一些从事第三产业的牧民起初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舆论的压力。例如在我们调查的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第一个开饭馆的哈萨克姑娘至今仍然面对着来自家庭和牧区社会的巨大压力，使得她甚至产生了离开故乡到城里继续开饭馆的想法，但是也有人对于她自立自强的行为表示钦佩。该乡为了扶贫曾安排部分哈萨克青年到山下城镇去打工，而一些青年因为吃不了苦或缺乏劳动技能而重新回到山上，整天无所事事，不思进取，但也有部分青年靠打工改善自己和家庭经济状况并开阔了眼界。哈密市政府为了改善该多的贫困状况在山下划出一片开发区，迁移部分牧民下山种植葡萄等园艺作物，以增加牧民的收入。由于开始几年投入多而产出小，部分牧民认为耕作比放牧艰苦，所以又回到山上。随着近两年开发区经济效益显现，许多牧民因此致富，原来回到山上的那些牧民后悔不已，又要求下山。
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转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出现反复。但是我们相信，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不可逆转，出现的问题会在实践中通过发展的途径逐步加以解决。由于民族文化常常被作为该民族赖以存在和维系凝聚力的重要标志而被宣示，所以与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相比，新疆牧区社会文化的转变所面临的问题更为敏感和复杂，难度更大。在此过程中，全面了解牧区社会文化的现状，客观分析影响牧区文化变化的各种因素，准确把握牧区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有益于我们在政策和学理层面上正确认识和处理牧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保证牧区社会文化的平稳转型，最终实现牧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
收稿日期：2009－05－07
注释：
① 通常几个家庭的牲畜委托某个家庭中的一个壮劳力放养，其余家庭则按照各自委托牧养牲畜的实际数量支付所谓的“代牧费”，如德外里都如克哈萨克民族乡的每只羊的“代牧费”标准大致为1.5元／月左右。
② 20世纪80年代新疆牧区定居点建设的标准包括10个方面，即所谓的“十有”：有住房、有棚圈、有草料地、有水、有电、有学校、有商店、有邮电、有医疗所和兽医院、有道路；90年代后期要求定居点达到“三通”（水、电、路）、“四有”（住房、棚圈、草料地、林地）、“五配套”（学校、卫生院、商店、文化室、技术服务站）的标准。参见张伦《论牧民定居》，《新疆畜牧业》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