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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帮鸟瞰
历史篇 曲折前进：百年商帮演绎史
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
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城的一半，号称“祝半城”；祁门程氏兄弟经商致富，号称“程十万”。在宋代的文献中就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更没有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商人的活动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营活动各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急剧增加，宋代已出现“地狭人稠”的局面。到明清时期，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康熙所谓“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客观上鼓励生育，加剧了人地矛盾。据史料记载，宁波人口由明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年）的３４．６万增为清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的２３５．５万。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徽州府所辖六县，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人地矛盾十分尖锐。三晋“表里山河，最为完固”的地理优势，使它在动乱时代成了周边省份老百姓天然的“避风港”，人口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雍滞。山东、福建等地情况也大体如此。“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极度悬殊，仅从土地取食已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商业就成为人们特别是穷苦之人重要的选择之一。大多数人被迫聚众外出经商，或携技艺以经营四方。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商品行业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排序“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那样他们就有可能不仅仅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可能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
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其中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具体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
韬略篇 优势结合：哲学和文化并举
在商业缺少法律保护的封建时代，一个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如说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其中最著名、最熟识的就是徽商和晋商。
其实，在封建时代，任何一个商帮想立足商界并获得发展，必然与官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正如史晋川先生所言：历史上的商帮都是依靠政府进行竞争的，而不是要求政府公平界定，保护产权的。因为他们深知：“不怕官，就怕管”。只要它能管住你，那么它就能左右你，即使左右不了你，如果官吏心怀不轨，他也会在能管你的人面前鼓捣你，让你很难过。反之，如果与官方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让官吏成为你的保护伞，那么你的生意也将大有发展。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这就是商业生存哲学。
同时，商人从商是在一定的传统文化和文化观念支配下进行的。而“仁、德、礼、义”作为核心的儒家思想，长期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主导的统治地位，而封建商业作为这一社会经济形态中异军突起的新兴的非主流经济成分，在其产生和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通过迎合主流思想文化的需要而缓和主流农耕经济对自身的对抗和冲击，以求缓减来自社会与经济层面的排挤压力，从而确保商业经济在传统封建体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
相随我国传统道德中“仁、德、礼、义”等儒家文化核心的思想本源，我国传统商帮文化的精髓也始终凸显出“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文化内涵。在他们的经商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以诚待人，以信待物”、“童叟无欺，信誉至上”、“以质取胜，货真价实”、“勤俭敬业，吃苦耐劳”等经商理念。“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儒家对商业的基本态度，也是各商帮恪守的商道。
旧商帮商人们勤俭吃苦、敢冒风险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商业道德，注重市场信息、灵活应变、出奇制胜、薄利多销、严格管理等经营手段，是各商帮崛起的共同因素。
我国商帮及商人一向崇尚的“诚信之德”、“真善为本”、“以德治商”等富含儒韵的商道思想，这对维护当时极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和传统商帮文化的核心思想。
经营篇 特色经营：差异竞争中稳步发展
当然中国疆域辽阔，商人文化的地域差异显著，商人们的经营品种与特色，经营原则与方式，经营手段与策略等必然会打上地域的烙印，导致中国商人集团呈现出迥然异样的地域特征。
晋商的创业者勤俭守朴，买卖争毫厘；合伙经营，分担风险、博采众智同舟共济；“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且善于应变。
徽商贾而好儒，长袖善舞；“无处无商机，无行无商机”，无处不在，无行不干。
山东商人经营行为规范；心直朴实，大拙大智；尊重人才，任人唯贤……
洞庭商帮“审视度势，以变求存”。他们笃信“变则通，通则存，存则发”的经营理念。他们既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也可以以“万变应不变”。
龙游商人的经营之道是“稳中求进，日积月累”，不求一夜暴富，只求细水长流。
江西商人的经营智慧和特点有一句话或许能形象地体现。“与其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如将鸡蛋分散放入不同的篮子里”，先多点开花，然后再垄断经营。
宁波商帮则四海谋财，灵活善变；以新求新，以新制胜。
然而，“诚信为本，义中求利”是各大商帮在五花八门的经营之道中，共同信奉的一个原则。左贾右儒的徽商，把儒家崇尚的诚信看得比金钱更宝贵，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由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他们认为这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钱，泉也，泉有源方有流，狡诈生财者，自赛其缘也，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自当广开财源”，“以利为义，利缘义取”，或曰：“惟诚诗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这样的经商格言在徽州的方志、谱牒中，随处可见“以信义交易”，“才知道生”之类的记载。
晋商也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商业信誉高于一切。山西商人一贯把商业信誉摆在第一位，他们认为经商一定要以道德诚信为基础，无论是对待顾客还是商家，都要以诚相待。买卖商品时绝不短斤缺两。晋商秉信只有讲信用，重商德，不欺不诈，别人才会乐于同自己做生意。晋商的经商格言中“宁肯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就是对这种信念的体现。“秤平、斗满、尺满足”、“仁中取才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第一守信，第二讲义，第三才是取利。
“诚信为本，义中求利”也是甬商恪守的经营原则，宁波乐氏家族创办的北京同仁堂，至今已有３００年的历史，其长盛不衰的奥秘，亦即诚信不欺，一丝不苟：“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味品虽贵，不敢减药料”。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现存中华百年老药铺８ｌ家，其中１３家是甬商创办的，比例高达１６％，其品牌全由“诚信”二字铸成。
总结篇 商帮未来：不是梦
他们曾货通南北，利获东西；他们曾汇通天下，海内最富；他们曾执商界牛耳，呼风唤雨……他们曾何等风光！然而所有的商帮都在清末民初烟消云散，犹如一只千疮百孔的巨大舰只，渐渐沉入深海。为何？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史晋川教授曾说过：“如果蛹咬破蚕茧变成了蛾，那么虽然蛹没有了，但它是新生。如果是蛹胎死腹中，那么就死得灰飞烟灭。”商帮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登陆中国之时，很明显，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联合才能获得新生。但依附官府太深的商帮受封建剥削和影响也最重最深，此时要么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要么商业资本仍停留在流通流域或用于消费。同时，商帮都是某个行业或地方市场的垄断者，垄断带来的除了高额的利润，还有逐渐减弱的市场竞争力。失去了政府的有力庇护，再加上连年战火，国外资本的强势竞争，旧商帮的集体雪崩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很显然，中国的旧商帮没能化蛹成蛾。
在今日的中国大地上，又涌现了新的五大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以及珠三角商帮。当然，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而现代意义的商帮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但同时，摆在现代商人面前的不仅仅是国内的残酷竞争，更要在全球范围内争食，面临做大做强，就要求我们的商人不但要汲取原有区域商帮的优秀商业传统，更要把中华商帮的商业精髓融会贯通。“市场不分东西，商人不分南北”，“学天下”，才能“赢天下”。
时光在悄无声息的史册中一页页翻过，旧商帮的荣光业已远逝。但这些前人的商业智慧经过岁月的积淀，最终流入到了中华大地的土壤之中，成为了民族商业精神的重要因子，并给后人以无限的启示和滋养。
中华商道探密
他们宽厚存心，大气磅礴；他们贾儒合一，长袖善舞；他们货通南北，利获东西；他们大柔大刚，趋义避财；他们审时度势，以变求存……他们甚至一度左右中国经济，影响社会发展，历经几百年而不衰；他们称雄中国工商界，有的至今仍雄风犹存……
他们就是明清的中国十大商帮。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到底有何神通能够呼风唤雨，取得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仁、德、礼、义”等是儒家文化核心的思想本源。商人们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自己的实际经营活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总结出了富有智慧的商帮文化，这成为他密不可宣的经营法宝。他们对自己要求“诚信真善、义利并举”，崇尚“诚信之德”、“真善为本”、“以德治商”等富含儒韵的商道思想，并在他们的经商实践中具体表现在各个方面。
“义利并举”突破了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桎梏，将经商以逐利为先的本质与儒学理念结合起来，形成了“经商济世”的商道思想，成为许多高境界商人的处世哲理。“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而不同”等经营思想，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和谐观念在我国商帮文化中的具体反映，也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儒家思想在封建商业领域中的文化延伸。正是这些经商理念，对维护当时极度缺乏法制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和传统商帮文化的核心思想。
和——万事和为贵
在封建半封建时代，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网络，是地方性商帮增强内聚力和外拓力的有效实现途径。各商帮一般很少相互排挤，而是主张同行互助，共同成长。惟有这样，才能以势取利，形成形势，而要形成形势就必须得先有一批高速发展的同行，这种商业思想与“产业要有规模”如出一辙。其中，最能突出商帮互帮互助的就是同乡会馆。
明清时期，徽州会馆遍布大半个中国，不仅商业大埠如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汉口、广州等城市无一遗漏，即便在偏僻小镇如浙江的嘉兴平湖、德清新市等地也不缺。晋商的同乡会馆及其活动网络在数量上和地域的广度上决不逊于徽商。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就至少有４０多处。此外，由于秦晋毗邻，秦商与晋商往往联手合作开拓市场，各地还有许多秦晋或山陕会馆。
这些网络作为支点，既为所在地同邑坐商和途经该邑的行商服务，也为外出同乡提供食宿方便，有利于商帮势力的巩固和扩张。另一方面，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在现实中，同乡会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
两淮盐总鲍有恒就充分利用宗族优势，在资金投向方面经常召开宗族会议，以便决策将资金投向何处。他们的竞争策略是族人乡党从事同一行业，凭借雄厚的资本，采取一致行动，降低典利，挤垮本薄利高的异帮商人。金陵当铺有五百家，福建当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当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遂逐步将异帮挤垮。利用宗族势力与地域关系形成一个团体，使其在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很强的凝聚力与集团优势，做大做强。
义——义内求财 利从义生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商帮则恪守“以利取义、利从义生”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仁中取义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在国家利益和自己利益之间，他们选择国家利益；在宗族情谊和商铺利润之间，他们选择的是情谊。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中大乱，上至王公贵戚、豪门望族，下至商贾走卒，都纷纷仓皇出逃。这些人有的随身细软都来不及收拾，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几张存折。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也损失惨重，连账簿也被八国联军给烧了。没有了账簿，就不知道什么人在票号存过银子，存了多少银子。但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却认为国难当头，人们性命难保的情况下，自己的损失要靠后。于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论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即兑现。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危难之时采取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正是这种“义”，使得北京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仅普通老百姓将储蓄放心地存入票号，而且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票号开始掌管国资的流动。
信——守信不欺 诚信经营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诚信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点十大商帮各有千秋：晋商“守信不欺”，徽商“信义为先”，鲁商“敦厚质朴”，龙游商帮“亦贾亦儒”，洞庭商帮“精而不奸”，宋明理学所倡导的诚信经营，成为当时企业文化的主流和商人创业的基石。
清代胡开文墨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因诚信经营留下佳话。胡余德精心研制出一种在水中久浸不散的墨品，购者甚众。一次有顾客购得此墨，但不慎将墨袋掉入水中，捞起来发现墨已溶化。胡余德得知此事后，不仅立即停售这批未按规定制成的墨，还将已出售之墨均以高价收回，并予以销毁。此举使胡开文墨店损失不小，但因此保住了信誉，赢得了顾客的广泛信任。正是由于徽商重视“诚信”的经商原则，才能博得顾客长久的信赖，最终为商业的发展谋得了更大的商机。
在多年的经商中各商帮还形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在合伙经营中保证商业信誉，才能给彼此带来商机。相互信守承诺、齐心协力维护商业信誉，才能达到共赢和多赢，共创事业，共同发展。
徽商的经营事业中，徽商不仅对熟识的族人亲友以诚相待，即便是对其他宗族的经商者，依然诚信不欺，守信不渝。清婺源商人詹谷在崇明替人经营一家店肆，后来店主年老回徽州老家养病，不久病死。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烽烟四起，交通阻梗，战乱平息后，店主之子来到崇明店中，詹谷立即将规模扩大的店业如数交给他，自己却分文不取。从中可见詹氏一诺千金，守信不渝的道德风范。
可见，诚实守信作为人品、人格、人道和人伦，是中国优秀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市场规则的准绳，是企业成功的正道。
仁——以德为首 善待员工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具体执行的人。员工是否忠诚效力对商业能否发展壮大也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成功的商人大多善待员工。
徽商对待属下员工子弟宽厚仁慈，甚至当属下伙计做出不利自身商业发展的行为时，大多数徽商不是采取责罚打骂甚至驱逐的惩治措施，而是以诚挚宽厚之心教导、对待他们，这无疑促使属下员工为其更加尽心效力。所以，徽商不仅能以诚意之心择人、用人，而且在待人方面，也是诚心诚意、宽厚仁慈，这都博得了属下员工的尊敬和信任。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徽商这种用人为信的态度，必然促使商业组织内部形成一种合力，从而使徽商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同样晋商善待员工也是出了名的。晋商从不因其身份卑微而对其进行欺压，相反，他们不仅让这些员工能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能尊重其人格，而且工资也较为丰厚，逢年过节还有赏赐；对年老的佣人则养起来，愿意回家的则每年发给退休金；员工即使小有过失，也不恶语相伤，更不打骂虐待，对有贡献的员工甚至配备相应的股份。员工对主人无不尽心尽力，恪尽职守。从而“家和万事兴”，为晋商商号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智——变幻莫测 谋略天下
《鬼谷子》中说：“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经商要与时、事、势而移，及时地调整战略。
经商首先要掌握各种物产的季节、产地、价格、数量及运输路程与方式；与物产有关的气候变化、年成丰欠等知识；密切注视市场变化行情，预测商品的多寡贵贱。商人要随天时、机遇、季节、时机变化而变化，随市场而变化、随时随地而变化，战略上是否与世而移，产品是否及时地更新换代，都关系到生意的成败。凡是业务范围较大、经营得法的大商人，大多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道光、咸丰年间，大盛魁的总号经理王廷相在一个时期大量地购存白、蓝绸缎。号内伙计都认为是冷背货，怕造成巨大的积压，表示反对囤积这些货物。而他却力排众议，坚持要这样做。不久，皇帝驾崩，全国上下争相抢购白、蓝绸缎，举丧戴孝，因此白、蓝绸缎脱销。大盛魁高价抛出这批库存货物，赚得了丰厚的利润。
地利——利通四方 八面来财
正如综论中所述，商帮崛起的地方几乎都是生存艰难的地方。这样的地理环境下生存发展都是比较艰难的，人们才纷纷走上末业。但这只是让他们走出去，做大做强在于他们善于利用地理环境化不利为有利。
徽州虽土地贫瘠，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十分之一的人口，可是物产丰富。徽州境内盛产竹木、茶，还有备受世人喜爱的文房四宝、被人称誉“绝古未有”的漆器等物产。同时徽州境内水陆便捷，“上接闽广，下接苏杭”，丰富的物产加上便利的水陆，为徽商的崛起垫造了深厚的基石。
至明时，山东“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极端悬殊，仅从土地取食根本保证不了最基本的生存。但山东地利优越，为“南中入京孔道”，由东南和中部各省进入北京，山东是必经之地；山东的河运交通也很发达，大运河流经境内，运河沿岸的济宁、晖县、临清等都是著名的码头，“商贾辏集，货物骈填”，十分的繁华热闹；山东数千里海岸线，既可上行到天津、大连、营口，又能南下到达上海、南京。从山东启航，还可远航海外，到达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山东商人正是充分利用地利优势赚取第一桶金的。
广东也是经商的风水宝地，面朝大海，背靠赣湘，航运发达，物产丰饶，资源的输出输入都很方便。
结
语
“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人心为质”的商业道德；注重市场信息、灵活应变、出奇制胜的智慧手段……这些中华古老商帮总结出来的经营方法帮助了商人们获得巨大的成功。虽然古老商帮已经逝去，所幸的是他们这些经营的精髓理念被后人保留了下来，并仍然指导着今天人们的经商活动，即使放在现代，他们的思想仍然熠熠生辉，这是古人给我们的丰富文化宝藏，值得我们永远地学习研究。
反思近代中国商帮之兴衰
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应了中国一部漫长的封建史，而成为主流。这也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开放。
管中窥豹，晋、徽、潮、浙四大商帮的荣辱浮沉，几乎可以概括中国近代商帮的兴衰。
晋商为何走向衰落
对于明清晋商的衰亡，理论界将主要原因归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明清晋商自身的责任则轻描淡写。其实，明清晋商所以会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衰亡，明清晋商自身的弱质也是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明清晋商媚事威权的行为特质，使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的死穴何在
安徽地处南北交接地带，淮河、长江从西至东横贯安徽，将安徽划为淮北、淮南、江淮之间三个自然地带。
皖西人善良、淳朴、厚道，重义轻利，不爱经商；皖东人受苏沪地区的经济辐射的影响，因而对经济方面更显得热心，外出经商与打工的不少，大多勤恳、务实，接受新生事物也比较快；历史上，淮南已与闽粤有着同根之连，所以也具有闽粤人精明能干、聪明伶俐等性格特征，淮南人具有商业头脑，安徽大商人大多产于此地。正是因为这样，安徽人做生意，性格混杂，风格迥然，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小农意识比较强。
这一文化心态源于历史的因素。徽商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因此带着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小农文化观念的引导下，徽州商人始终没能树立起商业效能的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始终没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徽州商人中从商而终的，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也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
在安徽，物质的富翁却是精神上的贫困户，财富并没有使其摆脱对商人身份的卑微感觉。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烂是惊人的。置田建房修祠宇，几乎就是徽商资本的惟一出路。徽州商人的这一经商传统在当今安徽人中仍大有市场。小农意识是安徽商人最大的弱点，这常常使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如今的安徽商人必须大力摒弃之，树立自觉的商业意识，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
另外，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
到１９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潮商为何经得住历史考验
潮商是潮洲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像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商为什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自古至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潮汕商人的资源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并主导海外商品在内地的流通，积累自己的财富之后将自己的生活形态放置于海外，并影响当地的商业形态。而这种模式一直贯穿至今。潮汕商帮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发迹于海外。这是一场明显区别于其他商帮发展的商业经历。
晋商与徽商他们经商的共同特点是注重与官府的关系，依仗特许权从事垄断性经营，成就发财之梦想。而后起之秀的“潮汕商帮”则摒弃了前两者结托官府、单靠商业的缺陷，引进西方工商理念走上了开拓创新的实业之路，从而迅速崛起并闻名于世。
从本质上讲，徽商和晋商是传统经济的载体，潮汕商帮则是现代经济的萌芽。而这种萌芽暗示出主导此后商帮浮沉的决定性要素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因而，当潮汕商帮按照外向模式完成产业转型，并自我进行产业调整和完善时，晋商和徽商却因为文化传承的原因沉寂下来。
浙商成功的奥秘
那么，浙商与其他三大商帮究竟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经过分析不难看出，浙商在历史上就是各大商帮的合作者和竞争者。但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晋商的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首先，无论晋商、徽商，其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晋商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徽商的“商而优则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所以，浙商与晋商徽商的区别，前两者如果可以称为“官商”的话，“浙商”应该可以称为“民商”。
如果说，“官商”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那么到了现代的市场经济时代，其经济界的主角也必然要由“民商”来扮演。而所谓“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也正是“民商”的精神。悠久的历史和渊远的文化背景，以及“百工之乡”地利，使得这个“百工之乡”成了“百姓经济”肥沃的土壤。这也使得浙江在全国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时候就能放手让成千上万的“民商”自由搏击，使得浙江的民营经济一枝独秀。
这也正是浙江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各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的原因。
旧商帮的宿命与新商帮的崛起
明清两代的商帮自身也带有十分突出的封建特征，这就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成为—个独立于封建政体之外的群体。
在我国商帮文化的演绎过程中，长期依附封建体制而形成的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家长式经营管理与以攀缘政治为特色的官商文化情节，也是我国封建商帮经济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与传统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的农耕经济相适应，家族式经营也是封建商帮从事商业经营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这并非完全是一种简单的宗族血缘的保守观念，而是传统商帮文化深受封建家长制礼教的儒家思想渗透的结果。
官商文化情节作为我国商品经济的突出现象，这种原本与平等、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不相适宜的灰色文化，之所以在我国长期存在进而可以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关键在于我国长期奉行的人治体制，造成了商人通过攀缘封建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益，而政治势力借以权力寻租而参与商业分羹，甚至先富商人更可以商业投资的动机采用捐纳方式进入仕途之路，从而合法实现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融合。这也是导致封建政治腐败和社会昏暗的一大根源。宿命自然成了其走向失望和死亡的坟墓。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果红顶商人胡雪岩能活到１８０岁，他就能看到取代其旧日荣光的五大新商帮的勃勃生机：在威海、烟台、青岛、济南，齐鲁大地诞生了赫赫威名的山东商帮。往南，在江苏南部是以苏、锡、常为基地的苏南商帮。再往南，东海边是宁波、台州、温州、杭州的浙江商帮。继续往南，与台湾隔海相望，是泉川、漳州、厦门的闽南商帮。最后一处，是毗邻港澳的广州、惠州、东莞、顺德、深圳等地的珠三角商帮。有诗为证：“江山有待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中国现代商帮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２０多年来，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为我国沿海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创造了宏观优越的先决条件，结合沿海区域良好的商贸地缘环境的开发，是我国现代商帮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中国新商帮
浙江商帮，已经和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一起受到世人关注，可并称为中国新五大商帮。１月８日，北京团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共同主办了２００６新京商高峰论坛。论坛上，作为“新京商”概念的提出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目前在北京，“新京商”群体出现的条件已经成熟。
新商帮代表了中国商业的新品格，某种程度上，更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
“新京商”崛起
今年３７岁的冯军祖籍江苏、长于西安，清华大学毕业后靠卖键盘在北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今天他旗下公司生产的爱国者系列品牌成了“百分百的北京创造”，而冯军这个并非“土著”的北京人也有了一个新的头衔——“新京商”。
像冯军这样的人在北京还有很多，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创新能力，凭借理想和激情在北京扎根创业，他们就是正在形成的“新京商”。
１月８日，“２００６新京商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作为“新京商”概念的提出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再次就“新京商”概念作了说明。他认为，“新京商”应具备的四大特点是：最新科技和独立的品牌；深厚的京派文化；更有开放性；更有社会责任感。
定性京商
和任何新生门派的产生一样，“新京商”在其立派之初同样广受质疑。
“新京商是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群体，这个团体应该是儒商、官商、技商的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王琪延在首届“新京商”论坛上率先发言说。不过，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却认为，京商不一定要有很高的文化程度。
同时，俞敏洪还对“新京商”的提法有保留意见。他认为历史上还没有过京商的说法，“新京商”也就无从谈起。他说现在讨论的应该是京商，京商是将企业总部设立在北京，在北京发展壮大，并依靠总部力量向全国辐射并带来全国性影响的企业家。
针对上面两家之言，“新京商”概念的首倡者厉以宁表示，“京商”概念的重提，是为了加强本地区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新京商”的合作互助与人脉力量。但厉认为，这同中国旧社会的“商派”概念完全不同，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走向完善，同时也是新的企业家群体兴起的时期。
浙江有浙商，江苏有苏商，安徽有新徽商，在上海又有人提出沪商，但实际上，“新京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首先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依托，重视品牌，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中关村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家。
另外，北京出现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应该更有开放性。只要他们在北京开展业务，包括办企业、经商、推销等，他们就都应该属于京商范围，而不应该以籍贯论。
他认为，“京商”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和厉以宁的观点一脉相承，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认为，“新京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活跃在北京经济舞台上、依靠知识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群体的概括。他们具有年轻、知识层次高、勇于开拓创新、社会影响较大等特点，知本性、开放性、创新性是他们三个鲜明的特性。
据赵弘分析，“新京商”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柳传志、王选等一批下海创业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二阶段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末，一批海外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回国创业，带回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还有一些外地企业家把总部迁到北京；第三阶段是进入２１世纪后，信息产业催生出一批新的企业家。
商业精神
在提出新京商概念之时，厉教授讲了几个特征，比如，京商应该跟北京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这些企业家应该更有开放性，来到北京兴办企业的人就自动成为京商的一分子；作为京商，应该更好地把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企业家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这些，与其说是新京商的特点，不如说是我们对设想中的新京商的期望，这些人，与其说是新京商，不如说是新京商的萌芽。
专家分析认为，随着旧中国的衰弱而消亡的徽商、晋商们，其群体尚未见重生，其精神仍难觅踪迹，于是，当现代商业社会暴露出诸多不足——诚信缺失、奸商展现、贪婪ＣＥＯ常出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中国传统商人们所具备的那些优点以及维系这些优点的体系充满期望，新京商的萌芽由此应运而生，如果，这些萌芽在北京这片土壤里茁壮成长成大树，成为一个壮大的新京商群体、一个充满价值的可传承循环的新京商精神，这不但是北京之福，说不定对全球的商业社会都是个贡献！
实际上，新北京期待新京商。与传统的“晋商”、“徽商”比起来，除了精神不变，诞生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新京商应该更具创新性，因此，新京商的来源既可以是高知海归的集合，也可以是京味汉子的扎堆；他们可以是京城土著，也可以是外来的新北京人，其实这些都无所谓，“新京商”重在一个“新”字，这或许是其最大的意义。
新商帮改变了什么
一项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企业界人士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可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总共提及了４５个地域性商人圈，其中广东与浙江商人几乎齐名，温州商人则被某企业界人士特别从浙江商人中摘出，且排位靠前。
从表面看，新商帮与明清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特点相比，至少在地域和文化的关联性上并无多大差异，新商帮们植根于当地，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如果细细考察则可以从他们身上解读出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环境及地域特征。
新商帮们覆盖的地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在地图上看新商帮的版图，五大新商帮都处于沿海地区。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有２５个城市最具发展前途，其中沿海地区的城市占３／５，而这些城市绝大多数都处于新五大商帮的“势力范围”。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渐次崛起的新商帮已经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版图。从全国来看，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新商帮在经济上的崛起，应该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从体制上来看，在最北端的山东商帮，很有国有企业特色，所谓的“鲁商近官”；而“又红又专”的苏南商帮具有集体企业的色彩。越往南，民营企业的特色愈浓烈。这种种模式，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企业寻找本土生存通道的努力。而新商帮的发展水平，也显示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
与明清商帮截然不同的是，新商帮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的个性中有一种鲜明的地域文化和市场特点的经济模式。新商帮的种种不同模式，反映了这些商人群体对当地蕴涵着的具有延续性的文化因子的改造。浙江商帮继承了浙东文化的文化因子，而浙江商人又将传统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强烈的事业心和大胆敏锐的商业意识融会贯通，闽南帮则将客家商业文化与‘爱拼才会赢’的现代意识结合……新商业文化，不能不说是新商帮对中国商业的重要贡献。
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背后，是新商帮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珠三角的电器、浙江的皮鞋和服装。闽南的运动鞋，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行业的整合最终必然产生商业巨子，张瑞敏、黄宏生、鲁冠球、徐冠巨、南存辉等中国新商帮的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和一个时代的标志，这些“商业偶像”频频出现在各种年度颁奖会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对经济发展的渴望。
在新商帮中，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随着中国进入流动社会“人不分南北”的现象出现了，在新五大商帮中，非本土但在当地“生根发芽”的商人也占据了重要位置。这在珠三角商人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晰。
他们有来自浙江的善商族，也有来自北方的善义族。他们极富冒险精神，既了解广东，又了解本土情况，一旦商战，极难招惹。他们往往具有高学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于传统的广州商人，他们往往视野更为宽阔，而不过度关注眼前的利益。他们往往语出惊人，却很少过度张扬。段永平曾说过：“我在企业中强调‘本分’二字，信誉就是本分，如果员工从客户那里占了不该占的便宜，他决不会得到表扬。”
南北商圈大竞争
随着各大商帮势力的拓展和各省带有浓烈“攀比”意味的竞争态势的出现。商帮之间的比较也成为下到百姓，上至高官关心的话题。近年来关于粤商与浙商的比较，已经被炒作得纷纷扰扰。
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是，继徽商、晋商之后，浙商已成为２１世纪中国第一商人群体，浙江商帮精神和浙商品牌的传播已经成为一大热点，浙江商帮的代表群体温州商人更显得“出位”。
中国管理科学院教授、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研究员认为，温州商人的最大特点是愿意吃苦，温州的文化也是一种功利派的文化，这一点与广东的民营企业是非常相似的。广东人也是很勤劳、很务实，因此发展到现在有了很大的能量。温州股份制的改造比广东早，产权明晰，带来机制上的优势。温州的股份制改造比全国早８年至１０年，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比较温州和广东的民营经济的时候，“无为”和“有为”被反复提到。温州的政府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无为”的政府，放手发动千家万户搞农村工业化，但由于不懂市场经济，政府反应滞后，在第二个阶段成为“有为的政府”，政府开始加强调控和监管，到了第三个阶段是“适度政府”，用政府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结合来催促民营经济的发展。
从２０世纪初的苏南和浙江模式探讨，到近期的珠三角和浙江模式探讨，可以预见，这样的商帮发展的争论还将继续。与此同时，山东商帮和珠三角商帮成为北方企业和南方企业的代表，南北商圈的争论也成为热点。
有观点认为，珠三角商帮的商人做企业，重视的是个人理想的实现，而很少联想到国家和历史，山东商帮则把经营企业看成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变相形式。张瑞敏说：要做大商人，不做大官。而实际上，在山东大商人的背后。往往站着坚定的“大官”，在海尔发展期间的多次并购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功不可没，相对而言，广东商人更多的是自生自灭：正如《新周刊》在《２０００大盘点》中所说，胶东商帮的特点是“一手拿孙子兵法，一手拿道德经”，而珠三角商帮的特点则是开放式的市场竞争。
山东商帮近官，珠三角商帮近商；山东商帮厚实，珠三角商帮灵活，这可能就代表了南北两大商圈的主要特点。
新商帮赶考ＷＴＯ
中国的五大新商帮的起步都得益于１９７８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而今在ＷＴＯ的新背景下，如何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也成为新商帮们仔细考量的问题。
舆论认为，珠三角商帮的格兰仕和山东南帮的海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新商帮直面ＷＴＯ的表率。
格兰仕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格兰仕主导产品三年做到全国第一名（７０％的市场份额），六年做到全球第一名（全球市场３５％的市场份额）。
《人民日报》海外版称，“格兰仕的实践，本质上讲已追寻到一条中国产经与世界接轨的通道。”格兰仕的创意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世界工厂通过超低成本控制建立压倒性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如果说格兰仕主动把自己串在全球化的链条上，而海尔的张瑞敏则选择了一条运用全球化资源开发全球市场的道路。
张瑞敏说，只听到过海尔到美国设厂有风险，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提出不到美国设厂风险是不是更大。海尔到美国设厂的风险是创世界名牌过程当中的风险，而不到美国设厂的风险是必死无疑的风险。而担当海尔国际化战略重任的首批先头部队，是成千上万台专为美国市场设计的“储酒冰柜”。
与此同时，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商帮在ＷＴＯ面前，有些艰难地维护着自己已经取得的江湖地位。
２００２年２月份，美国提起的中国轴承倾销案成为入世后的中国首起反倾销案，轴承的生产厂家基本上都在浙江，涉及金额２亿美元；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７日，距欧盟针对温州打火机而通过的ＣＲ法规不到两个月，他们又起诉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涉及的金额有５０００万美元。无论是轴承、眼镜、纺织品，还是茶叶、小龙虾、蜂蜜等，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涉及了多个行业的浙江产品遭遇贸易壁垒就有１０多起。
浙江商帮的拳头产品，区域性强、产业集中，优势非常明显。在全球经济发展迟缓，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的大背景下，出口活跃的浙江商帮非常容易成为贸易壁垒的受害者。浙江商帮一方面在努力了解和掌握ＷＴＯ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也迫在眉睫。
新商帮：现代中国经济的领跑者
明清时代的十大商帮象征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光荣，而现在涌现出的中国五大新商帮则代表了中国商业的新品格。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已经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走向。
随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在中国的消亡，以晋商、徽商、陕商等为代表的封建商帮，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辉煌而迅速走向衰落。
而传统农耕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崛起的现代商业适应了现代生产流通的社会化分工的发展要求，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在短短２０多年的时间内，我国新一代以区域地缘为特色的现代商帮已初现雏形，初步形成了以山东、苏南、浙江、闽南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五大现代区域性商帮，它们已日益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改革焕新春 新商帮崛起
从闭关锁国到开放，广东是最先的排头兵，成为中国贸易的前沿。既而上海紧接其后，把中国推向了世界。跃跃欲试的中国人先后在山东青岛和辽宁大连掀起了一轮轮的经济热潮。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的五大商帮各在自己的版图上，抒写着自己的风华。他们互相比拼，比的是自己的实力。新商帮成为中国版图上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现在中国版图的五个最亮点，也自然而然地被人们称为“五大现代商帮”，它们是：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以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区域为代表的珠三角商帮；以济南、青岛、威海、烟台等区域为代表的山东商帮；以苏州、无锡、常州等区域为代表的苏南商帮；以及以厦门、泉州、漳州等区域为代表的闽南商帮。而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中国现代商帮是新粤商和新江浙商人，他们分别代表着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重要经济区域的商业力量。
新商帮改变中国经济版图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商帮大都位于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城市群落。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中，我国上榜的最具发展前途的２５个城市中沿海城市的绝大多数已落于五大新商帮的区域范围。他们没有优越自然资源，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推动下，他们以其良好的海外贸易便利通道优势，通过现代商业的流通效应整合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和市场资源，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产业集群，实现了现代商业资本与实体产业资本的有机融合，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当前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主导力量。
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其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皮鞋、服装、低压电器等轻工产品制造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有近５００万浙商、８０万浙籍企业活跃在中国本土各个地区和全球五大洲市场。仅上海一地的浙商企业就达５万家，占该地外来企业总量的２０％。作为传承经世致用思想的永嘉文化传人，浙江商帮在商品经济潮流中确立了产业集中、竞争力强、优势明显的区域商帮品牌。
闽南商帮，都各自在电器、通讯、电子、玩具、服装、纺织、鞋业、酿造等加工制造领域，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时，新五大商帮所在区域大都拥有完备的现代港口设施和商贸物流通道，造就了这些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优越地缘环境。
珠江三角洲是最早的开放的地区，他们毗邻香港，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从生产加工环节开始介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与合作，进而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等方面逐步突破，最终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上新的经济创新地，他们代表的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理念。
而与此同时，行业的整合也最终产生了商业巨子，张瑞敏、黄宏生、鲁冠球、徐冠巨、南存辉等中国新商帮的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和一个时代的标志。
各具特色的中国新商帮
新商帮在经济上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如果从体制来看，各个商帮各有特点。最北端的山东商帮，其企业的发展模式很有国有企业特色，所谓的“鲁商近官”，而在事实上，在山东大商人的背后，往往站着坚定的“大官”。在他们发展期间的多次大的并购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功不可没。因此，他们对市场经济方面的创新不甚敏感。山东商人则把经营企业看成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一种形式。
苏南商帮的企业具有集体企业的色彩，民营企业发展迅速。而且越往南，民营企业越多，其集体的色彩愈浓烈。这是由于这里的股份制的改造比较早，企业更多符合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作到了产权明晰，因而具有机制上的优势，这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当然，开放式的市场竞争，使得其经营方式也显得灵活多样。这里的商人做企业也更多重视的是个人的物质利益的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较少有国家和历史的责任。
闽商一向都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他们处变不惊，敢拼敢赢，有一首闽南歌曲叫《爱拼才会赢》，“拼”和“赢”两个字，十分形象贴切地刻画了闽南人那种勇于开拓、敢闯敢冒险的精神。闽商总是随大海的波浪四处漂泊，他们知道怎样在陌生和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即使成功了，他们也不张扬，更没有豪言壮语。
广州商人视野更为宽阔，他们不追求关注眼前的利益。他们处事低调，绝少张扬。他们精明、务实，不崇尚虚空。经商特点也是凡事要随和，和气生财，凡事都说“好商量”。
浙江人从针头线脑的生意做起，纽扣、拉链、打火机、圆珠笔、低压电器……白天做老板，夜里睡地板，企业品牌慢慢打响，泥腿杆子摇身一变成为呼风唤雨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崛起于最艰难竭蹶的人生低谷，来自市场、洞察市场、精于算计、善于周旋，有胆有谋，熟悉企业商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江浙商人算得精、算得狠。江浙商人无论在市场搏杀还是日常生活中，总好象憋着一股子狠劲，把“商战”俩字写在脸上，时时处处让人感觉到他正在经商做生意。他们最大特点是愿意勤快，不怕吃苦。
可以这么说，山东商帮和珠三角商帮成为北方企业和南方企业的代表。总的说来，北方的商帮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北方重古典，南方更现代。这或许代表了南北两大商圈的主要特点。
商帮文化 熠熠生辉
与明清商帮不同的是，新商帮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个性中鲜明的地域文化和市场特点的经济模式。这里反映的则是这些商人群体对当地蕴涵着的具有延续性的文化因子的改造。这种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域的商人在营商专长和风格上都形成一定的共性或特性，我们称之为“商帮文化”。从理论上说，这种因互相照应而出现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虽然带有某种宗派的性质和排他的倾向，却可以说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商海及其外部环境寻求某种共同利益和安全感的直接反应。
江浙商人对经营有着特殊的执着：在他们的内心他们认为，经商做生意不是为了糊弄一口饭吃，而是一桩比读书做官还要辉煌壮丽的大事业，生意寄托着他们全部的人生价值、人生理想，因此生意容不得胡来，做生意就要恭恭敬敬、认真对待，不能随便和马虎。相反，对于政治权利远没有做生意那么执着，他们喜欢政治，也多依附政治，采取政治和生意联姻的手段，著名的如胡雪岩。但是他们接近政治更多地从做生意的方便需要出发，而并非为了当大官而接近政治。他们去缔造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以此来与现实中的政治权利相抗衡。浙江的民营企业户户、村村、市市，相连成片，片块之内全民皆商。血缘、乡谊、共同的生意背景将千家万户联结在一起，对内成为信任与合作的基础，对外开拓市场的时候又互为援手。在社会信用缺失的大背景下，地方方言如温州话成了生意人相互信誉的保障。他们在海外经商互相帮扶、抱团打天下的事迹，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浙江人诚信，团结也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商业品质。
山东商帮是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治理企业的，他们身处齐鲁大地，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抱着礼、义、仁、智、信的信条不放，同时也拿着孙子兵法悉心研究，所以人们说他们是左手拿着“仁义道德”，右手拿着宝剑。企业的发展里程总是难以摆脱政府的影子，喜欢运用政治的力量为企业服务。比实干、比实力是山东商身上体现出来的现代经商意识。
开放，包容，平常心，这是广东商人的最大特点。但在事业上，他们却像赌徒一样，他们时刻保持锐利的眼睛寻找机会，一旦看准了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注，甚至把身家性命押下去也在所不惜。他们赢得起，也输得起。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输了也不怨天尤人，只怪自己运气不好；输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时，中央也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先走一步时候。然而，全国上下，北京是雷打不动的，上海是左右观望的，只有广东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争取，于是换来了广东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大好局面。正是因为广东人有赌的胆量、有“海国超迈之意量”。当然，没有只身闯海的胆气豪情，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量，就没有广东人举重若轻的平常心。这样的生意人心态不可能不好。所以广东很多商人能够超越成败，具有大将风范。
迈向国际舞台的新商帮
把自己做大做强，进而走出国内，迈向国际，这是中国新商帮期待已久的梦想和追求。以中国加入ＷＴＯ为契机，中国新商帮全面地走向了国际大市场的舞台，而以珠三角商帮的格兰仕和山东商帮的海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新商帮直面ＷＴＯ的表率。
坚定地走国际化道路，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展现自己的风采，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一些企业集团的逐渐壮大，并产生了能够影响世界的著名品牌。最终最为典型的就是海尔集团。目前的海尔集团已建立起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设计网络、采购网络、制造网络、营销与服务网络。拥有海外工厂及制造基地３０个，海外设计中心８个，营销网点５８８００个。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梯队，他们辐射出中国企业勃勃生机和活力。可以肯定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在改写中国经济的版图的同时，也会把自己的品牌和声誉塑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个时候也许距离中华真正振兴也为时不远了。
中国加入ＷＴＯ大大加快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进程，但是，这种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由于不懂得海外的贸易规则，也使得中国企业遇到不少的麻烦。２００２年６月，距欧盟针对温州打火机而通过的ＣＲ法规不到两个月，他们又起诉温州打火机反倾销，涉及的金额有５０００万美元。无论是轴承、眼镜、纺织品，还是茶叶、小龙虾、蜂蜜等，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涉及了多个行业的浙江产品遭遇贸易壁垒就有十多起。在全球经济发展迟缓，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非常容易成为贸易壁垒的受害者。中国对外开放时间短，中国学习和认识世界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如何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尽快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是各个商帮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给他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商帮”百年：悲剧并非宿命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个曾经隐讳的词语“商帮”充斥着媒体和生活。这个词语背后，驰骋着一群商业骑士，他们的血液里奔腾着商业的力量。而用它所连接起来的，是一个跨度超过１５０年的经济转型历程。
这是一个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行业经济；他们曾经官商一体，操控国家财源；他们自创流派，成为中国商人精神的载体；他们亦经历起起伏伏，但始终在延续商业经济血脉。
他们的过去是如此显赫，以至于没有人敢于平视那个年代，甚至缺少为之作出定义的勇气。他们来自潮汕、宁波，来自山西、安徽。过往百年，他们就是国家商业的图腾。
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的成功，也有人说这是一群人的成功。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阶级的成功。
几度辉煌
对于一个商业社会中人，即使相信时间可以沧海桑田——比如在畅销书上记载的豪富场面深信不疑，但也很难相信没有时间跨度的巨大变化。
正如对曾经被称为“海内最富”的山西的追忆。当地人顶多就是淡淡地说，过去是这样的。
在一个美国作家所写的宋蔼龄的传记中，山西这个以贫瘠著称的内陆省份的一个小镇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承载起这个伟大称号的是以“晋商”为主体的商业团队。
资料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由此上溯到更远的时候，在南方千里之外的安徽，另外一个著名人物胡雪岩已经开始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一个现在都堪称气势磅礴的大宅。
对于这个被称为徽商龙头的人——后世的记忆是“红顶商人”——以商业影响力在官商之间左右逢源，最终成为“二品大吏”。
这不是一个人的传奇。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
晋商徽商之后，宁波商人开始沿海而上，在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扎根，成为继二者之后“最具战斗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和其他商帮不同，宁波商帮更乐意经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营生，外向型地缘结构促使他们的经营方向由外至内——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
宁波商帮独领风骚的态势进入上个世纪后发生了改变。随着口岸经济的发展，潮汕商帮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发迹于海外。
这是一场明显区别于其他商帮发展的商业经历。潮汕商人的资源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并主导海外商品在内地的流通，积累自己的财富之后将自己的生活形态放置于海外，并影响当地的商业形态。而这种模式一直贯穿至今。
在更晚的１９７０年代，潮汕商帮终于走上巅峰。一个名叫李嘉诚的商人在口岸城市香港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并且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帝国的根基。
作为一个坐标，李氏家族在香港的升腾奠定了潮汕商帮在新经济时代的影响力和高度。
商帮的逻辑
李嘉诚家族在香港崛起之时，另外一个宁波的家族——包玉刚走上世界船王的宝座。
作为宁波商帮的代表，包玉刚家族用了将近５０年的时间来验证了这个商帮的发展轨迹——利用靠近海洋的优势进行原始积累，当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走向陆地，并将海陆资源整合，从而影响产业走向。
这种逻辑和潮汕商帮非常相似，似乎殊途同归。
而在包氏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过程中，潮汕商帮的领军人物李嘉诚成为他的同盟。
在李嘉诚的协作下，包玉刚在数日之内动用数以十亿计的现金，收购了老牌英资机构九龙仓的大部分股票，出任九龙仓董事会主席，从而成功着陆。而李氏在收购另一著名英资机构时亦获得包氏的帮助。二者之间的合作被誉为“香港商业史上最经典的商战案例之一”。
那是１９７０年代，商帮之间开始摒弃宗亲和地域界限，走向合作道路。这个时期的观点说，看似水火不容的两大商帮在共同利益前提下最终走向联手，这里面暗合着现代商业的必然。
学界的观点认为，当协作共赢成为现代商业的基础后，所谓的商帮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这实际上体现出一种“以义取利，经世致用”思想。
这种思想的发源地在沿海地区，包括浙江和潮汕——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当地的主导思想。
共同靠近大海，选择外向型经济的宁波和潮汕商帮的合作基础正在于此。一位学者说，从根本上而言，潮汕和宁波商帮的发迹实际上是对外开放前提下“民本经济”思路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必然产物。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商帮都存在这样的认同。当以民生为基本要素的商业思维决定下的潮汕和宁波商帮开始走向新的阶段时，地处传统经济腹地的晋商和徽商正在为历史付出代价，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趋向于“官”“商”合一。
这似乎和他们的经济转型相关。众所周知的是，当传统产业已经不能满足晋商和徽商的更大愿景后，他们选择了金融产业作为突围口。
他们几近成功。一个数字说，清朝光绪年间，政府财政储备将近１／３都存放在晋商、徽商的钱庄内。
这是一种近乎商业神话的格局。然而按照商业的逻辑看，神话背后的实质是复杂、脆弱而高风险的融资和同业拆解安排以及粗糙的产业链整合，它经不起政府对财政控制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冲击。雪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是雪崩很快就到来了。社会动荡、革命将徽商和晋商可能的突围方向全部打乱，并使之彻底无法翻身。
１９１４年冬天，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终于倒闭。从象征意义上说，这个事件意味着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就此终结。晋商和徽商长达百余年的商业哲学就此沉寂并受到质疑。
一位学者在央视论坛上分析说，“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而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有可能使商业传统延续下来。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
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却走入了另外的一个极端。“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
从本质上讲，徽商和晋商是传统经济的载体，而宁波和潮汕商帮则是现代经济的萌芽——而这种萌芽暗示出主导此后商帮浮沉的决定性要素——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
因而，当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按照外向模式完成产业转型，并自我进行产业调整和完善时，晋商和徽商却因为文化传承的原因沉寂下来。
可惜的是，胡雪岩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个现实。历史记载说，胡氏兴旺和衰败皆因“官”字——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而言，福祸就在两可之间。
事实确证了这一点。
文化的力量
２００２年，一个名叫谢世东的潮汕年轻人带着“合生创展”走进京城。在他十分难懂的普通话强调下，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名字拗口的公司将在天津开发一个占地１８０００亩的地产项目。
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地产开发项目，而是营造城市。地产大亨王石用“后生可畏”形容了这个潮汕人的冲劲。
而这不过是潮汕商帮新人类突起的标志之一。此前稍早的２０００年３月，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在香港开始了香港证券交易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依借家族的强大背景，李用不到三天时间动用了超过１００亿港币（交易额估价为３８０亿美元）的现金将著名的香港电信收入囊中，并将之改名为“电讯盈科”，从此在潮汕商帮传奇中刻下自己的名字。
行内人士笑称：“李泽楷一天就赚了他老爹一辈子的钱。”然而，笑谈过后，一场有关文化的反思正在进行。
驰骋社会数百年的商业骑士们，在一个遍地机遇的商业新时代为什么会境遇不同？有人将之归结为精神内核的影响。比如宗亲力量和地缘文化。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经数百年来时代变迁，潮汕和宁波商帮从没有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涉，其中或有消极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宗亲存在的关系，他们变得更加团结”。
在潮汕和宁波商帮的发家路线图上，是一连串海外亲戚名单以及有如群星灿烂的宗亲社团名录；而在任何时候，以成败论英雄的商帮内部，提起本地本族的大户们都是带着敬畏之情，他们的发家故事被认为是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必然。
如果对其发展作出一个详细的归纳，甚至可以无穷无尽的找出这样的案例，一个个体在某地的成功可以吸纳一个家族的搬迁；一个个体的成功甚至可以导致一个家族、一个社区的转型——这种思维在事实上延续着潮汕人和宁波人的商业血脉，并指向他们可以借鉴乃至依赖的发展方向。
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多次声称不会对儿子的生意行为进行干涉的李嘉诚在李泽楷生意不利之时动用家族基金“救市”即是宗亲力量的确证。
而在地缘特征上，靠近港口和海洋的地理优势更是在潮汕和宁波商帮血液中烙下痕迹——当他们还是一个幼童时，他们就已经懂得物质需求比空泛的意识形态更紧迫。从骨子里讲，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商业团体只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达到什么目标以及怎么达成这个目标，“他们更关心看得到的东西”。
没人否认这样的文化或许存在一定的缺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个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华人社会中，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的成功保持了“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近一步提升。
而在传统经济腹地的商帮们，他们更渴望在官方层面的价值认同，而这种认同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有些时候是一个团队的牺牲，更加危险的是个体的倒下甚至有可能带来整个产业逻辑和基础的分崩离析。
或许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在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开始伟大的复兴之时，徽商和晋商内部却还在进行着一场不休的讨论——历史对于现在，究竟还有什么借鉴意义。
这种讨论并非没有益处，至少它可以帮助曾经辉煌的晋商和徽商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线路以及商帮文化。但现在他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迅速寻找下一个突破口以取代目前自己正在失去的这个商帮文化。
因为文化的力量，有些人正在失去传统，有些人则从传统中获得力量。这是商业社会的必然，或许更是商帮的宿命。
资料来源：
《商业文化》２００５．１１ 林学勤/钟灵/王志明/赵鸿涛
《现代工商》２００５．４ 苏恭商
《经理日报》２００６．１．１０
《华夏经纬网》２００４．５．１３ 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