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军事社会学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思想论文,军事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实践经验，以一代伟人的深邃目光，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严密注视国际社会动态，紧密联系我国基本现状，来审视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国防建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邓小平军事社会学思想。
一、以当代国际社会现实为依据，时刻把握国际社会主题，使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紧随当代世界的主要潮流。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指导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逻辑起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离不开邓小平对国际国内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这一思想的发展进程是随着邓小平对国际国内社会发展实践的观察与思考而逐步形成的。
50年代后期，由于主客观因素并存，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并且是战争不可避免。在历史以其固有规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在国际局势依然变幻莫测，国际社会结构仍是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十分清楚的。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它的发展同工业、农业、科技的发展一样不可能离开世界，必须把它放在国际环境中去考察，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去考察。正确认识国际局势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国际政治力量的消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进行长期考察之后作出了科学的判断。1975年，邓小平就大胆断言，大仗五年内打不起来，1984年他又一次指出：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
邓小平提出的大仗近期内打不起来的观点，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和实际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当武器的威力巨大到使战争策划者对未来战争的后果无法确定时，它就反而会成为一种足以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邓小平结合当时国际社会现实指出，世界战争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但谁也不敢先动手，因为他们不但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而且都拥有能够毁灭世界几次的军事力量，谁对谁都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都不敢动。邓小平还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两军对峙状态，美苏双方多年来都在努力地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世界人民爱好和平遏制了他们计划的实现，战略布局没有完成，没有必胜把握，一旦挑起战争，他们自身将难以正常生存，何以言胜。人民群众的社会期望，是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邓小平放眼整个人类社会，观察到当今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期望和平，反对战争。他指出：和平力量的增长，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他们不愿意打仗〔1〕。 邓小平同时还看到，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人民也不希望再次品尝战争的苦果。在超级军事大国，人民也非常讨厌并反对战争，希望和平。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深刻透彻的分析，看到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起到制约战争的作用，是他对世界战争作出新的科学判断的出发点。
邓小平正是在这种错纵复杂的国际社会间的矛盾运动中，透过表象，抓住本质结构和运动规律，以大智大勇的伟大气魄，指出大仗打不起来。后来，邓小平继续指出：“从当前总的形势看，战争可以制止，如果工作做得好，是可以避免的”〔2〕。 从而发展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可以赢得的”〔3〕。 并运用这一科学判断来指导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出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转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同当代世界现实相结合，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所作的新的科学判断，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的生存与进步，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要发展，也是其军事社会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二、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心，时刻把握国家建设大局，使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军队作为阶级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军队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邓小平从这一认识出发，把军队建设放在社会发展的大局中，辩证分析治国与治军的内在联系，抓住了经济建设与军队建设的矛盾运动规律，作出军队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显示了鲜明的军事社会学思想。
1.军队建设应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条件。恩格斯曾经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物质资料为基础的”〔4〕。因此，搞军队现代化要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即要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后盾。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明确阐明，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这一重要思想。1984年11月1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再次提出：“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5〕， “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6〕只有综合国力和经济力量增强了， 军队建设才会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逐步得以提高。“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7〕。可见， 邓小平紧紧抓住了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这一矛盾中的主次关系和先后关系。
2.军队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我军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新型人民军队，其基本的社会职能就是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维护国内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8〕“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 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9〕邓小平始终没有忘记，把军队与社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来发挥军队的应有作用。
3.加强军队自身建设，保障社会发展进步。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10〕“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11〕他坚持认为：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是制约战争、保卫和平的坚强柱石，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必须始终注重我军的质量建设。
邓小平所揭示的军队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是正确处理好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他历来强调，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军队建设的雄厚物质基础来源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军队要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并且还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加强自身现代化建设，以便有助于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可见，关于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邓小平既看到其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一面，又看到其互相矛盾、互相制约的一面，把它们置于一个辩证的统一体之中，激发它们互相依存和促进的一面，避免和减少矛盾和制约的另一面，促使它们协调发展，达到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高层次的和谐统一，以保证两者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邓小平曾指出：“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12〕邓小平的这番话，其目的不仅在于集中财力加强军队建设，而且也是加强经济建设的有力举措，但其根本目的还在于使经济建设与军队建设能够协调发展。
总之，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的调节，我们只有深刻理解邓小平军事社会学思想中这一重要内容，坚持从实际出发，抓住根本，统筹兼顾，才能保证当代中国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同时良性运行，进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三、关于社会变迁中人民军队建设的社会学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如何使军队适应社会变迁，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关心人民军队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并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多方面的透视。
1.以最优的军事组织结构谋取最佳的社会功能。
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以一种特殊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军队具有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因此，优化军队的结构和功能就显得异常重要。早在上个世纪中叶，马克思就曾指出：“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3〕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和尖端武器的发展正在使作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它要求军队的结构与之相适应。邓小平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并努力从世界军队建设的共同规律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战斗力的道路。他依据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从结构决定功能原则出发，为了使军队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内在功能，首先对军队的内部结构进行改革，提出军队要精兵合成、提高效能的思想。从70年代中期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臃肿、不精干是我军存在的最大问题，“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14〕。因此，他指出，军队要整顿，必须“消肿”，通过调整结构，理顺关系，把各方面的力量科学地组合起来，以使军队的结构科学化。
邓小平从军队的体制改革入手，要求军队的体制改革采取革命的办法，而不是改良的办法。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我军先后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逐步走上了精兵合成的道路，使得军队结构从此纳入合理化、科学化的轨道，更好地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首先，当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较之过去已发生质的改观，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种种刁难，还是台湾岛内“台独”分子的猖獗，鉴于我国这支初具现代化规模的人民军队的强大威慑力，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三思而行。其次，人民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保证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重大历史关头，我军完成任务出色，发挥了坚强的柱石功能，使邓小平感到“考试合格”。再次，在动摇地方重点工程建设、抢险救灾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发挥了应有的社会功能。所有这些功能的发挥，直接来源于军队结构的科学调整，受益于邓小平对部队实施精简整编这一重大举措，体现了邓小平军事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指导作用。
2.以严密的社会控制达到军事组织的高度统一。
只有存在有效的社会控制系统，才有可能存在稳定的社会秩序。军队的社会控制，从广义上讲，即是整个社会对军事组织内的群体或个体的各种控制过程，以限制他们发生不利于社会或军队的行为，遵从各种行为规范。邓小平依据我军的性质，结合实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队社会控制的内容。首先，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以四项基本原则来对军队实施社会控制，体现了我军的人民军队性质和中国特色。邓小平多年来始终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15〕并着重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16〕“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支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17〕我军应遵从的最高行为规范，就是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始，听党的指挥，受党的控制。这也是我军不同于资产阶级军队的本质所在。其次，依据法律条令对军队实施社会控制。以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对军队实施控制的普遍规律。作为国家的主要暴力工具，军队的组织指挥、活动规范、结构形式等无一能离开铁一般的纪律。邓小平历来重视以法治军、从严治军，并强调一定要加强部队的纪律建设和法制建设。他指出：“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18〕，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他要求，凡违反纪律者，“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19〕，并严肃指出：“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20〕可见，依法管理部队，使全体官兵按照条令条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一切行动，是邓小平对军队实施社会控制的有力措施。再次，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部队。通过教育来提高全体官兵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达到军队控制的目的。邓小平历来把政治工作视为我军的“生命线”，认为它是我军的“看家本领”。强调加强政治工作仍然是新形势下一个重要的建军原则和“中国自己的特点”。它能使广大官兵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实践证明，这种通过政治灌输，使正确的人生观内化为官兵的自觉行动，增强他们自控能力，是保证我军的性质和战斗力的最有效的控制措施。
3.以新的军民协调机制形成新的历史合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军民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他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给新时期的军民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军民之间常常在具体利益上发生矛盾和冲突，由此导致军民关系的紧张，表现了对立的一面。邓小平本着客观的态度，准确地看到了处于社会变迁新形势下的军民之间的部分冲突现象，并指出，“现在，军队的团结、军政、军民的团结，都存在不少问题。”“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21〕。因此，“军队和地方的团结问题，军民关系问题，都要研究”〔22〕。研究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军民关系，正是军事社会学所要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领域之一。新形势下如何协调和处理军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战争年代的经验和传统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但不能囿于经验与传统之中，更重要的应是适应新情况、新变化，提出并实行一些富有时代精神又能够解决军民利益矛盾的具体方法和原则。邓小平着眼当前社会现实，指出“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但现在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内容”〔23〕，“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24〕即要采取新的军民协调机制，以便形成新的历史合力。可见，邓小平关于社会变迁中的军民关系，其一贯思想就是：把军民关系的存在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时刻关注它的发展变化，把协调新时期的军民关系视为治国治军的重要方面，以我党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军民鱼水相依的光荣传统为基础，以四化大业为共同奋斗目标，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紧密团结，共同为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这就为新时期如何处理好军民关系，以及为军事社会学这一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4.以多种方式培养多功能的军地两用人才。
军人社会角色的转换是由军队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是绝大多数军人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每年转业退伍的军人，面对社会环境的突变，必将带来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上的一系列变化，这就决定了其行为规范必须重新社会化。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提出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思想。他站在国家和军队建设全局的高度，考虑到国家和军队建设急需要人才，部队中干部战士渴望成才的特点，提出我军要注重科学文化教育，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他指出：“军队每年有上百万的战士复员，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25〕。“如何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任务呢？办法就是为他们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26〕。如何创造这个条件，尽快调适他们社会角色的转换，使军队官兵“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上也能发挥作用”〔27〕，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28〕，“对战士的教育训练要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经过训练，水平提高了，作风又好，到地方就会发挥很大作用”〔29〕。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当代社会变迁中军人的继续社会化问题，提出了根本途径，对军事社会学中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军事社会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成熟和深刻的观点，说明他始终把军队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放入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加以研究。这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军事社会学这一新兴学科，更重要的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巨大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军地双方的协调运行和发展，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
注释：
〔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95页。
〔2〕《同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的谈话》（1986.2）。
〔3〕《同新西兰总理朗伊的谈话》（1986.4）。
〔4〕《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第12页。
〔5〕〔6〕〔7〕〔8〕〔9〕〔11〕〔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8、99、99—100、99、99、128、304页。
〔10〕〔12〕〔14〕〔15〕〔16〕〔18〕〔19〕〔20〕〔21〕〔22〕〔23〕〔2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5、285、284、173、358、81—82、147、82、18、22、120、12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25〕〔26〕〔27〕〔28〕〔2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9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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