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态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形态论文,作用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1999)03-0058-(05)
在20世纪的末期，社会主义的中国也选择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激荡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们再不因袭传统文化、习惯思维、现成道德来面对新的历史实践了，同时也不单靠搬来某种外来文化思想、知识、道德迎接历史的挑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我们选择市场经济制度呢？我们认为，一个社会的某个特定时期，有其特定的文化形态，这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实质上也决定或影响着这个社会所选择的经济制度。
一、艰难的探索与失败的反思，集结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文化形态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国将不国时，一时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普通庶民都在寻找救亡图存之路。尽管人们的设想各有不同，但救亡图存却是近代中国文化开矿的轴线。
中国人从国亡家破之中总结出，“洋人”的强大是由于有“洋枪大炮，奇技淫巧”，于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进而出现了“中西体用”之争，这一争论始终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倘需回答，唯一的答案便是民族独立，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则并不重要。这种论争从文化形态的角度考察，它不是学理性的争论，而是情绪化的争论。
几十年“洋务”与“顽固”之争，限于是不是要“师夷之长技”，目的是“制夷”，而且是限于统治阶层内部，系封建统治者上层之争。维新运动则不止限于“师夷之长技”和单纯的“制夷”，并且参加者多为非统治阶层的下层知识分子充当主角，带有明显的建立什么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色彩，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都已涉及到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所谓“中西体用”之争早已烟消云散。
全盘西化或全盘保留中国传统，“西学为体”变成“中学为体”都实现不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愿望，历史教训了中国人——必须回到中国现实中来，回到实际生活中来。“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种创造性思想的转换，始于救亡图存，始于救国救民，始于使自己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强烈而又紧迫，但外化仅是一种心理追求或趋向，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走日本现代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不中用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模式也以失败而终结。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只能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但是，诸如计划经济，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等都是失败的。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超越了时代本身的文化形态，从而也超越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曾经有过较为模糊的认识，如认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相互竞争、没有企业倒闭、没有工人失业、没有饥饿寒冻，一切统一于国家的计划经济之下，手挽手、齐步走，人人一个色，个个一个样，实现如封建时代家长式的统治。个体的多样性，地区和各个单位生产的特殊性，一律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生产活动之外，因此，要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市场经济，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文化形态。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是我们历经磨难，以血泪为代价换来的理论。
二、不同的文化形态，将决定着不同的市场面貌，而市场经济的形成，正是特定文化形态作用的结果
不论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市场经济运行的特征时，几乎都承袭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传统，把活动在市场上的人看做是纯粹理性的“经济人”。然而，市场经济本身，实际上是特定的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从事资源配置活动的任何个人，都是特定的“文化载体”，也就是说他们是理性的“文化人”，不同的文化形态，将会决定着不同的市场面貌，从而也将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率。例如，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两者便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前者便不会也不可能选择市场经济制度，后者则具备这种条件和可能。
为什么不同的文化形态便会造就不同的市场面貌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同文化素质的人，对于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不一样的，道德、伦理、尊严、信仰等对人行为的约束，大大地提高了市场效率。当然，由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制度、组织、机构所造就出的文化形态，并不能完全消灭欺诈、逃避义务、抢劫和暗杀等纯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然而的确使这类行为发生的概率大大下降，并由此才保障了市场运作的秩序。显然，离开了这种文化形态，任何市场都会因为成本过分高昂而无法形成。因此，由文化形态，以及由文化形态所造成的“理性文化人”，既是市场建立的前提，又是“市场效率”存在和提高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文化形态的创造者和组织者是人，一般来说，在评价人类社会进步方面有两种尺度：一种是“人”的尺度，另一种则是人创造的“物”的尺度，“人”的尺度主要以人为中心，具体表现为人的活动，本质外化的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等外在尺度和人的本性要求等内在尺度上，其实现的条件就是精神与物质的高度文明。“物”的尺度其实就是经济尺度，可以用商品、货币、财富加以确定和量化的尺度，把经济效益作为主体价值需求的首要目标，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是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由此可见，既然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的尺度，那么我们评价一种经济体制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就必须首先分析其文化形态的构成。
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法制经济、主体经济，只有作为生产和经营者个人、企业集体和社会真正成为主体的时候，才可能公开地竞争，才会有高效率，才会有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称得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此相应呈现的基本文化形态是公平、平等、自由、和谐、利他主义、集体意识、社会服务和社会安定等等。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相对减少，给个人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保障，从而能从繁忙的生产劳动实践中解脱出来，去丰富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修养。
三、特定的文化形态将形成特定的文化成果，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平等的竞争性，正是特定文化形态的外部特征
良好的文化形态可以大大提高市场效率，比如，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通过换脑筋（用改革开放代替阶级斗争为纲）、换制度（用农村包产到户取代人民公社）、换组织（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换机构（用各级政府取代革命委员会）等等，使市场效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不同类型的产品（物质产品、知识产品、道德产品、政治产品等等）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而即使在同一文化形态中，不同的人因具有不同的文化素质，从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偏好和不同的个别价值判断标准。
在特定的文化形态中，市场机制所形成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无疑是市场经济运作中的重要文化成果，因而，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文化建设则尤为重要。市场经济以无任何依附关系为前提，承认个人追求自己最大化利益的合理性，但是同时也要求个人的求利行为必须具有合法性。商品经济的法规所维护的是以公平关系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市场秩序，因而所有人合法求利行为的根本界限，就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追求最大化利益中所拥有的各种权利与自由。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也是排斥单纯利己主义的。当然，这并不排除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商品经济所固有的企业竞争，是企业方方面面因素的竞争，比以往企业无须竞争的纯计划经济时期更需要集体主义，一个企业对其职工有无向心力与凝聚力，已成为该企业在竞争中能否立稳脚跟和制胜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在市场竞争中所培育出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根深蒂固、实实在在的，远不是以前仅靠灌输说教支撑的集体主义所能比拟的。
在特定的文化形态中，市场经济中的人不仅在某一范围内表现出集体主义，其实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集体主义是一个相对概念，每个人都与其他许多人组成人际关系网络，相互间不可避免地进行各种类型的文化交易，并且，在交易中，每个人都追求文化收益的最大化，在此条件下，必须由交易的人反复进行而形成各类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
四、“理性文化人”的组合与文化形态的优化配置，将会从根本上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规则是使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这显然是对单一目标函数的正确描述，与“纯粹的厂商”不同，每一个“理性文化人”所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因此，对每一个理性文化人而言，为使自身包含多元目标的文化总收益最大化，他就不该在某种单一市场上追求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而必须使等量投资在所有各种市场上所能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不过，由于各个“理性文化人”对各种市场产品的价值判断标准本身受社会文化形态的影响而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因此，在人的生命存在的过程中，这种均衡状态不会出现。
由于各个“理性文化人”在相互交易产品时，不能以各自不同的个别价值判断为标准，而只能以社会价值为标准来进行，因此，每一个“理性文化人”一方面以社会价值为标准来尽可能地积累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易或多或少地改变文化形态，使社会文化形态趋向自身所理想的那样一种文化状态，在现实的文化状态中，政府的存在以其自身的活动强有力地影响着文化形态的面貌，每一届政府都试图以自身偏好的标准来建立一套优化的文化形态以规范人们的行为，随着各届政府的偏好不同，文化形态优化的内涵也相应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政府和广大公众都以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作为文化形态优化的核心，显然，文化形态也从根本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五、思想道德是文化形态承传的一根贯穿思想始终的“红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市场经济的紧密结合，必将为特定的文化形态注入新的内涵
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源远流长，不仅有丰厚的历史传统文化，而且又有鲜明的革命传统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精神，这种精神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承传，又是传统思想美德和当代社会特点相结合并得到发扬光大的产物，正是这种精神，造成了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的特定的文化氛围，对人们的人生理想、伦理结构、思维定势、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着潜移默化的、不可低估的塑造作用，在面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民族的传统思想美德与革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赋予它新的内容，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希望所在。
但我们又极具意趣地发现，市场经济和思想道德都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在独立性上它们不仅表现为与不同制度的结合上，还表现为两者关系上的对立，市场经济和思想道德实际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社会中它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二者之间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差异性。就差异性来说，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同思想道德利他性之间的矛盾，这种趋利性是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的产物，也正是这种趋利性成为诱发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其他各种腐败现象产生或泛起的内在动因，市场经济的这些弊端和不足，当然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利他性是相矛盾的。思想道德自律是人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在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关怀和帮助，意味着克己奉公，唯有思想自律，才能使外在的社会法律规范内在化为主体的自觉意志和行动，才能在思想道德行为深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抗拒形形色色的物质与金钱的诱惑，不为名利所驱使，无私无畏，甘于奉献，这正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在依据。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和思想道德两者结合必然存在差异和矛盾，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主体也会受剥削阶级思想道德的影响，自发地产生单纯追求暴利的目的和行为，致使某些人头脑里的剥削阶级道德思想膨胀，置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制于脑后，甚而不择手段攫取财富，导致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和欺诈行为屡禁不止。对于市场经济中的诸多有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象和问题，我们肯定不能或捧或杀，或噎或废，更不能完全加责于市场经济本身，而是要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的思想道德性质，寻找有力的方法，健全法制，完善机制，逐步防止，减少蔓延，最终消除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和思想道德因各自的相对独立性而表现出来的弊端和不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应该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紧密结合，而且也必须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相结合，以期形成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新的增长点。因而，只要在全社会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就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思想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道德面貌，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那种患不均而不患贫困的意识，长期束缚着人们奔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有机结合，使人们视域开阔，方式多样，自主意识前所未有地大大增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市场将培育出人们的敬业精神、竞争意识、效率观念、平等思想等诸多新的文化意识，而生产的社会化又从根本上培育了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市场经济的正规化必然促进法制建设的正规化，人们的法制观念，民主意识又将不断增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一切新的文化成果将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新的内涵。
当然，市场经济对人的精神生活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因为市场经济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如前所述市场的排他性、利己性、等价交换原则等最易引发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等腐败行为，当然这不是问题的本质和主流，也不完全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因此应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其实，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对市场机制本身完善的一个步骤，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涉及的一个重大历史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问题。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作为精神动力，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可行的经济模式，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保证和所提供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制约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最有力的因素。
收稿日期：1998-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