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真论文,辽代论文,属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4)02-0084-07
辽代属国、属部是设置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羁糜统辖性质的民族建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北面官统辖下的属国、属部皆分布在五京道的统辖区域内，其中女真属国、属部主要分布在东京道内。目前学界关于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的研究甚少，本文主要通过对辽代在系辽籍女真、生女真及与女真同族属的五国部人地区设置的属国、属部及其所实行的统辖制度的探析，揭示契丹统治者对女真（五国部）地区统治的实态，从而更为深入地认识辽朝“因俗而治”的政治体系。
一、系辽籍女真地区的属国、属部
系辽籍女真，即著辽籍的女真部落，史籍中又称为“熟女真”，主要散居在辽朝东京道的东部与南部各地，辽朝于这一地区设置的属国、属部建置称为大王府。《辽史》记载系辽籍女真地区的大王府有：南女直国大王府（在辽东半岛南端）、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今辽宁辽阳以南盖州东北一带地区）、鸭渌江女直大王府（在鸭绿江东西地区）、北女直国大王府（在今辽宁铁岭南北到吉林四平一带地区）、黄龙府女直部大王府（在今吉林农安一带地区）、回跋部大王府（在今吉林境内辉发河流域）、女直国顺化王府（在今吉林市以南地区）、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长白山中部到朝鲜半岛咸镜南道一带地区）。
《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里远近》曰：“五节度熟女真部族。共一万余户，皆杂处山林，尤精弋猎。有屋舍，居舍门皆于山墙下闢之。耕凿与渤海人同，无出租赋，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户下差充兵马，兵回，各逐便归本处。所产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并系契丹枢密院所管，差契丹或渤海人充节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余里，东西四百余里，西北至东京五百余里。
“又次东南至熟女真国，不属契丹所管。其地东西八百余里，南北一千余里。居民皆杂处山林，耕养屋宇，与熟女真五节度同。然无君长首领统押，精于骑射，今古以来，无有盗贼词讼之事，任意迁徙，多者百家，少者三两家而已。不与契丹争战，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赍以金、帛、布、黄蜡、天南星、人参、白附子、松子、蜜等诸物，入贡北蕃；或只于边上买卖，讫，却归本国。契丹国商贾人等就入其国买卖，亦无所碍，契丹亦不以为防备。西至东京二百余里。”
关于“五节度熟女真部族”，张博泉师认为从里程上推算当即鸭绿江女直大王府。[1](P60)而下面的“熟女真国”，从里程上看，在东京以东二百里处，即今辽宁本溪与桓仁之间地区，这里属长白山支脉地区，大约是长白山女真分布的西部边缘地区。
从上述记载看，同是处于州县地区的熟女真人受辽朝统治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诸系辽籍女真大王府根据其与辽朝的政治、经济的统辖关系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曷苏馆路女直国大王府为代表的女真属国、属部。曷苏馆女真形成于辽朝初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安置归附的女真部落时，“诱豪右数千家，迁之辽阳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款”。[2]（卷18）继而，在曷苏馆女真地区设置曷苏馆路女真国大王府，对部族大人授以各种官职，如“曷苏馆大王曷里喜”、[3]（卷15）“曷苏馆惕隐阿不葛、宰相赛剌”、[3]（卷16）“以女直太师台押为曷苏馆都大王”等。[3]（卷19）其官职有（都）大王、宰相、惕隐，大王当是辽朝授予曷苏馆女真部族首领的官号，宰相、惕隐等是辽朝授予曷苏馆女真部族贵族的官号，并没有实际职务。圣宗太平六年（1026年），“曷苏馆部乞建旗鼓，许之”。[3]（卷17）这表明曷苏馆部女真大王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按照当时女真社会发展程度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曷苏馆部女真各级官职当实行世袭制。
系辽籍女真人对辽朝承担一定的兵役和赋税，《辽史·圣宗纪》记载：开泰四年（1015年），“曷苏馆部请括女直王殊只你户旧无籍者，会其丁入赋役，从之”。若国家有战事，政府对这部分女真人“各量户下差充兵马”。如辽圣宗时东征，“东京留守善宁、平章涅里衮奏，已总大军及女直诸部兵分道进讨”。[3]（卷15）在熟女真社会经济中农业经济占有一定的比重，“耕凿与渤海人同”，说明其农业生产水平与同样生活在辽东半岛上的渤海人大致相同。但辽代女真人始终还保持着一定的狩猎畜牧经济，他们向辽朝贡纳的赋税主要是马匹和土产品，《辽史·食货志》记载女真岁贡马万匹，所谓土产当为“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猪苓、白布等物”，因所纳并非田亩税，故曰“无出租赋”。
属于曷苏馆女真大王府一类的女真大王府有：南女直国大王府、鸭绿江女直大王府、北女直国大王府、黄龙府女直部大王府。对于这部分系辽籍女真大王府，辽朝“差契丹或渤海人充节度管押”，据《辽史》记载管理这些女真大王府事务的辽朝地方官署为详稳司，详稳司的官员皆由契丹人、奚人和渤海人担任，如北女直详稳萧高六、萧柳、东北路女直详稳高家奴和南女直详稳萧袍里、萧酬斡等。（注：参见《辽史》卷19《兴宗纪》、卷85《萧柳传》、卷21《道宗纪》、卷24《道宗纪》、卷100《萧酬斡传》。）《辽史·萧柳传》记载萧柳为北女直详稳时，“政济宽猛，部民畏爱”。说明担任女真详稳的辽朝官员直接管理女真部族事务。另外，辽朝还设置了北女直兵马司、南女直汤河司、东北路女直兵马司掌管这一地区的军事防务。（注：北女直兵马司，置于辽州，在今辽宁新民县东北辽古城。参见张博泉等著《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其他两司治所无记载。三女真详稳司或许与兵马司治所同在一处，还有待新资料证实。）显然，辽朝对这部分系辽籍女真人的大王府统治比较严密。但大王府之下女真部族仍保持着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女真部落酋长治理部民，对女真上层人物辽朝授予官号，“赐印绶”，[3]（卷24）使之具有辽朝地方官员的身份。同时辽朝没有在女真大王府下设置基层行政机构，不征收田亩税。这些特征表明辽朝对女真大王府是实行具有一定自治特征的羁縻统治。
另一类是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女直国顺化王府、回跋部大王府等女真属国、属部。这类大王府建立在长白山、辉发河与松花江上游一带山林地区，这部分女真人居住地虽然邻近州县地区，但一直保持着本族传统的原始狩猎畜牧经济形态，原始农业经济尚不发达，“精于骑射”，“任意迁徙”。辽朝统治者在征服这部分女真部落之后，同样将其系辽籍，设置大王府进行统辖。对于归顺朝廷的女真部落长授予各种官号，如景宗保宁九年（977年），“女直二十一人来请宰相、夷离堇之职，以次授之”。[3]（卷9）圣宗统和八年（990年）五月，“庚寅，女直宰相阿海来贡，封顺化王”。[3]（卷13）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七月，“以女直部长遮母率众来附，加太师”。[9]（卷19）此外还有太保、详稳、惕隐等官号。令其遵守职贡，入纳土产、马匹。如前举《契丹国志》中所言：“居民等自意相率赍以金、帛、布、黄蜡、天南星、人参、白附子、松子、蜜等诸物，入贡北蕃。”但从《辽史》关于女真纳贡的记载看，女真各部纳贡的物品主要是马匹。
在经济方面，辽朝在东京城内设市，在边地府、州设置榷场，与女真各部间进行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3]（卷60）另一方面允许内地商人自由往来于女真大王府之间，“契丹国商贾人等就入其国买卖，亦无所碍”，进行更广泛的民间贸易。这种较为密切的互市、通商等经济贸易关系，对进一步加强女真各部臣属辽朝的政治关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一类女真大王府对辽朝所奉行的义务，一是向辽朝称臣纳贡，纳贡的形式与内容如前所述。另外还体现在维护辽朝对其地区的统治权和维护地区的稳定，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松花江流域的兀惹人叛辽，“女直以宋人浮海赂本国及兀惹叛来告”。[3]（卷13）二是若遇辽朝有大规模战事女真大王府则需出兵助战，如辽圣宗时南与宋朝交战，东出兵伐高丽，统和四年（986年）“女直请以兵从征，许之”。[3]（卷11）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女直进良马万匹，乞从征高丽，许之”。[3]（卷15）女真部族兵组成的军队被称为“属国军”，对于属国军，辽朝“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3]（卷36）这与前一类女真大王府“各量户下差充兵马”相比，辽朝对其统辖关系要疏松多了。
辽朝主要通过邻近府州对这种类型女真大王府进行统辖，《辽史·圣宗纪》记载太平元年（1021年）“夏四月戊申，东京留守奏，女直三十部酋长请各以其子诣阙祗候。诏与其父俱来受约。”这女真三十部即指长白山女真三十部，可见长白山女真大王府是由邻近的东京留守司管理其贡纳、授爵秩、征兵等事务。在这类大王府中也有因辽朝对其管辖逐渐加强而向前一类型大王府转化的现象，如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年）“夏四月己亥，置回跋部详稳、都监”。[3]（卷19）这表明辽朝开始设立专门管辖回跋部大王府的机构，任命契丹官员管理回跋部大王府的事务。
此外分布在松花江上、中游一带地区的兀惹部、蒲卢毛朵部大王府亦大致属于后一类型的属国、属部，《契丹国志·四至邻国地理远近》记载：“又东北至屋惹国、阿里眉国、破骨鲁国等国。每国各一万余户。西南至生女真国界。衣装、耕种、屋宇、言语与女真人异。契丹枢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国节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赋兵马，每年惟贡进大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胶鱼皮、蜜腊之物，及与北番人任便往来买卖。西至上京四千余里。”《辽史·营卫志》称这类部族、大王府为“附庸于辽，时叛时服，各有职贡，犹唐人之有羁縻州也。”所谓职贡即每岁向辽朝廷贡纳土产。《辽史·兴宗纪》记载重熙十二年（1043年），“五月辛卯，斡鲁、蒲卢毛朵部二使来贡失期，宥而遣还。”说明辽朝对女真属国、属部一年内贡纳的时间是有具体规定的。圣宗统和十五年（997年）三月，“兀惹乌昭度以地远，乞岁时免进鹰、马、貂皮，诏以生辰、正旦贡如旧，余免”。[3]（卷13）这说明辽朝一些属部过去不仅在正旦、当朝皇帝的生辰时要纳贡，而且在重五、冬至等岁时节日时也要纳贡。统和二十二年，圣宗进一步规定“罢蕃部贺千龄节及冬至、重五进贡”。[3]（卷69）圣宗以后辽朝属国、属部一年至少于正旦贡纳一次。
二、生女真地区的属部
辽朝东京道之下东北部边地，自松花扛、牡丹江流域到东部滨海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女真部落。辽太祖征服渤海政权后，东北边地的女真部落纷纷归附辽朝，但没有著辽籍，故被称为“生女真”。《契丹国志·诸蕃国杂记·女真国》记载：“其地乃肃慎故区也。地方数千里，户口十余万，无大君长，立首领，分主部落。地饶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禽有鹰、亶、海东青之类，兽多牛、马、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后为契丹所制，择其酋长世袭。又于长春路置东北统军司，黄龙府置兵马都部署司，咸州置详稳司，分隶之，役属于契丹。”
辽圣宗时期，以阿什河流域（黑龙江阿城一带）为中心的生女真完颜部逐渐发展起来，完颜部酋长完颜石鲁“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寖强。辽以惕隐官之”。得到辽朝的封赐后，完颜石鲁借辽威，“耀武致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制克捷”。[4]（卷1）青岭，为今张广才岭；苏滨，为今绥芬河地区；耶懒，在吉林东南，东滨日本海之地。[1](P61-62)到其子完颜乌古乃继任完颜部酋长后，“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4]（卷1）统门，为今图们江流域；五国，为今黑龙江依兰一带。辽道宗时期，完颜乌古乃初步建立起以完颜部为中心的生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
生女真之东北是五国部，其地盛产俊鹰海东青，契丹贵族嗜放鹰狩猎为乐，每年要五国部贡纳海东青，称五国部通往产鹰地之路为“鹰路”。《金史·世纪》记载：“既而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畔辽，鹰路不通。辽人将讨之，先遣同干来谕旨。景祖（完颜乌古乃）曰：‘可以计取。若用兵，彼将走保险阻，非岁月可平也。’辽人从之。盖景祖终畏辽兵之入其境也，故自以为功。于是景祖阳与拔乙门为好，而以妻子为质，袭而擒之，献于辽主。辽主召见于寝殿，燕赐加等，以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金人称‘都太师’者自此始。辽主将刻印与之。景祖不肯系辽籍，辞曰：‘请俟他日。’辽主终欲与之，遣使来。景祖诡使部人扬言曰：‘主公若受印系籍，部人必杀之。’用是以拒之，辽使乃还。既为节度使，有官属，纪纲渐立矣。”此为辽朝设置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之始。
从此，生女真部落联盟地区纳入辽朝属国、属部体系中，辽朝以女真部落联盟长为生女真节度使，使之成为辽国属部的长官。乌古乃不肯受印系辽籍，是要保持较大的自治权力。生女真区域设置建立后，始有官属，纪纲渐立，“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皆相继来附”。斡泯水，王会安先生认为在今吉林通化市东北哈密泥河；[5](P482)泰神忒保水，王会安先生认为在朝鲜咸镜南道北部；[5](P479)神隐水，《吉林通志》认为在吉林靖宇县境内。可见辽朝在生女真地区的民族设置对分散的女真部落具有一定吸引力，生女真部落纷纷来附，扩大了辽朝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统辖地区，同时壮大了完颜氏女真部落联盟的力量。完颜乌古乃以后历任生女真部落联盟长都袭任辽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官职，但在袭位之际要得到辽廷的任命才能取得合法地位。
由于女真完颜氏军事部落联盟后来建立了金王朝，史书中对于辽朝对生女真部落联盟的统治记载较多，这为我们了解生女真部族节度使这一辽代属国、属部制度中羁縻统治关系最疏松的民族区域设置，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辽朝对生女真地区属部的羁縻统辖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每年要到春捺钵朝见契丹皇帝，生女真部族有向辽朝纳贡，并为辽朝打通鹰路的义务。契丹皇帝一年之中往来于四时捺钵之间，辽中、后期春捺钵驻地主要在鸭子河、松花江一带（今吉林省月亮泡以东、黑龙江省肇源县以西的一段嫩江，称鸭子河）。《辽史·天祚帝纪》记载：“（天庆）二年（1112年）春正月已未朔，如鸭子河，丁丑，五国部长来贡。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钩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託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在这次朝见中，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阿骨打的表现引起天祚帝的猜疑。可见，辽帝每年到春捺钵不仅是放鹰捕鹅、钩鱼娱乐，更重要的是巡视东北部边疆民族地区，接受民族区域设置的长官和首领的朝贡，名为赏赐抚慰，实则是一种监督、考察、管束的方式。
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每年要向辽朝纳贡，缴纳的贡赋主要是马匹、土产，并要提供助契丹皇帝围猎的猎人。契丹皇帝每岁至秋捺钵，入秋山，“女真常从，呼鹿、射虎、搏熊，皆其职也。辛苦则在前，逸乐则不与。”[6](P588)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阿骨打“其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辄加官爵。”[3]（卷27）自生女真部族节度使设置后，就承担起为辽朝打通鹰路的职责，“辽咸雍八年（1072年），五国没撚部谢野勃堇叛辽，鹰路不通。景祖伐之，谢野来御。景祖被重铠，率众力战。谢野兵败，走拔里迈泊。时方十月，冰忽解，谢野不能军，众皆溃去，乃旋师”。[4]（卷1）然五国部对辽时附时叛，契丹贵族又酷爱这种“小而俊健，能擒鹜鹅”的海东青，“岁岁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7]（卷10）辽朝“岁遣使者，称天使，佩银牌自别，每至女真国，遇夕，必欲美姬艳女荐之枕席。女真旧例，率输中下之户作待国使处，未出适女待之，或有盛色而适人者，逼而取之，甚至近贵阀阅高者，亦恣其丑污，屏息不敢言”。这些辽廷派来的官员在生女真部落“需求无厌”，“多方贪婪，女真浸忿之”。[7]（卷9）及天祚嗣位，责贡尤苛。“天使所至，百般需索于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长加杖，甚者诛之，诸部怨叛”。[7]（卷10）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辽朝统辖关系较为疏松的民族设置地区，当地原始部落也受到契丹朝廷的盘剥和压榨，尤其是令生女真人不能容忍的是辽朝官吏倚仗朝廷之势，蔑视女真酋长，侮辱女真部民。这势必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引发女真人掀起反抗辽朝统治的斗争。
其次，在经济上，辽朝在边地府州开设榷场，与生女真各部进行经济贸易。《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上》记载：“（宁江）州有榷场，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之类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生女真地区多山林，物产丰富，其中珍品如北珠、人参、海东青等为契丹贵族所珍爱。女真用采集而来的各种物产到辽朝在边州开设的榷场，换取粮食、布帛和生活中需要的手工业制品。应该说，榷场贸易与生女真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它也是吸引生女真归附辽朝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封建王朝在统辖边疆地区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时，榷场贸易都曾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但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反动，往往利用榷场贸易欺诈、盘剥少数民族，从而引发大大小小的民族矛盾。辽朝统治集团在与生女真人之间的榷场贸易中的“打女真”行径，极大地伤害了生女真人，促使女真人与辽朝统治集团之间民族矛盾日益加深。
其三，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有较大的自治权。辽道宗寿昌二年，辽国舅萧解里犯罪拒捕，“啸聚为盗，未旬日间，有众二千余，攻陷乾、显等数州。诸道发兵捕讨，累战不胜，潜率众奔生女真界，就结杨割太师（即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盈歌）谋叛。诸军追袭至境上，不敢进，具以闻。北枢密院寻降宣扎子付杨割一面图之。杨割迁延数月，独斩贼魁解里首级，遣长子阿骨打献辽，余悉不遣，绐云：‘已诛绝矣’。随行妇女、鞍马、器甲、财物，给散有功之人充赏。辽不得已，反进杨割父子官爵”。（注：《契丹国志》卷9《道宗天福皇帝》。此处关于杨割（盈歌）与阿骨打的关系的记载有误，阿骨打的父亲第二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劾里钵，是第四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盈歌的兄长，因此盈歌与阿骨打的关系是叔侄关系。）可见，辽朝军队不能随意进入生女真部族辖地，虽朝廷重犯进入生女真地，也必须由女真人去捕捉。但辽朝为维持地方稳定，有权干预、平息生女真内部的部落纷争，在完颜部攻打阿疎部时，阿疎诉于辽，“辽遣奚节度使乙烈来”，命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盈歌“凡攻城所获，存者复与之，不存者备偿。”且征马数百匹。[4]（卷1）对于辽朝统治者来说，维护地区稳定的统治秩序是最为重要的事，若生女真部族平定了本地区发生的骚乱，也会受到辽朝的嘉奖，如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劾里钵平定了辖区内麻产等女真部落的叛乱，擒获麻产，“献馘于辽”，辽授生女真部族贵族盈歌、阿骨打、辞不失、欢都等人以“详稳”官职。[4]（卷2）
其四，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在行政统辖关系上曾隶属于咸州详稳司。辽沿边诸军将官员“每到官，各管女真部族依例科敷，拜奉礼物各有等差”。[7]（卷26）辽朝时常派官到生女真地通问，女真部落贵族也经常到咸州官府言事，如完颜颇剌淑、阿骨打在继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之前，都曾多次到辽朝府州官衙。《金史·世纪》曰：劾里钵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时，“凡有辽事，一切委之肃宗（颇剌淑）专心焉。凡白事于辽官，皆令远跪陈辞，译者传致之，往往为译者错乱。肃宗欲得自前委曲言之，……以草木瓦石为筹，枚数其事而陈之。……所诉无不如意。”生女真部族内部有人对节度使不满，亦可到咸州详稳司申诉。如阿骨打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时，“并吞诸邻近部族，有赵三、阿鹘产大王者，拒之不从，阿骨打掳其家。二人来诉于咸州详稳司，送北枢密院”。阿骨打得知后，“带五百余骑，径赴咸州详稳司，吏民惊骇。明日，拥骑赴衙引问，与告人赵三、阿鹘产等并跪问于厅下，阿骨打隐讳不伏供，祈送所司取状。一夕，领从骑归去，遣人持状赴详稳司云：‘意欲杀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复至，第节次申北枢密院，辽国亦无如之何”。[7]（卷10）由此可知，咸州详稳司对生女真部族内部诉讼事务有裁判权，若有重大争议须申报到辽朝最高军政权力机关——北枢密院裁决。上面例举的是辽末之事，此时阿骨打已经决意反辽，才敢宰人骑马闯入咸州，后来又不辞而别，追呼不至。
从上述辽朝对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统辖关系的分析，可知在羁縻制度下统辖关系最为疏松的生女真部族地区，辽朝仍能行使十分有效的政治统治。显然，将具有羁縻统辖特点的属国、属部纳于地方行政区划之内，如辽朝设于道、或府州之下，对强化羁縻制的统辖关系是具有重要作用的。然而，错误的民族政策，则会导致羁縻统治的瓦解，进而使整个封建王朝颠覆。
三、五国部地区的属部
到了辽朝，唐代黑水靺鞨地区即今黑龙江省依兰以北，包括松花江下游及黑龙江下游两岸地区，分布的原始氏族部落被称为五国部。五国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体，而是社会发展形态较为落后的五个原始部落群，即蒲奴里、越里笃、奥里米、越里吉、剖阿里。五国部在生女真之东北，其地出产俊鹰海东青。[34]（卷327）先秦以来中原文献记载肃慎一系民族的物产时，都要提到海东青，产地在今黑龙江下游近海处。关于辽代五国部的分布史家多有考证，一般认为五国头城为蒲奴里，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谓五国头城在今黑龙江依兰县。但屠寄《黑龙江舆地图说》则认为蒲奴里在固木讷城，即今黑龙江汤原县大有屯古城。越里笃城，在今黑龙江桦川县梧桐河汇入松花江口之南的古城。奥里米城，《黑龙江舆地图说》置于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附近，在二水汇合处今黑龙江绥滨县西的古城。越里吉城，张博泉师认为在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剖阿里城，张博泉师认为在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的阿纽依河口附近。[1](P77-79)五国部归附辽朝后，辽廷于其地设置五国部节度使，是辽朝最东北的属部。
《辽史·营卫志》五国部条下曰：“剖阿里国、盆奴里国（一作蒲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笃国、越里吉国，圣宗时来附，命居本土，以镇东北境，属黄龙府都部署司。”《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二年（984年）二月，“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耶律隗洼以所辖诸部难治，乞赐诏给剑，便宜行事，从之”。从记载看，在辽圣宗统和初年五国部归附辽朝。在五国部与辽朝建立朝贡关系之初，由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管辖，这时辽朝是否授予五国部酋帅以何种官号，史无记载。大约这时期辽朝并没有在五国部地区建立属国、属部，而是以乌限于厥节度使管理五国部朝贡事务，而将这一官职加为五国乌限于厥节度使，这也说明当时辽朝对五国部的统辖关系十分疏松。
随着辽朝国力日渐强盛，走向封建鼎盛时期，对辖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统辖也日益紧密。圣宗开泰七年，“三月辛丑，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张，马三白”。[3]（卷16）这里铁骊为越里吉之误。这表明辽朝改变过去对五国部朝贡所纳物品无定额的状况，要求其每年贡纳仅貂皮就达六万五千张，如记载无误，这一数额是相当可观的。从前面论及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事迹中，可知五国部向辽朝纳贡物品不仅是貂皮、马匹，还有海东青。
《辽史·兴宗纪》记载，重熙六年（1037年），“八月己卯，北枢密院言越棘部民苦其酋帅坤长不法，多流亡；诏罢越棘等五国酋帅，以契丹节度使一员领之。”据同书《营卫志》记载，“重熙六年，以越里吉国人尚海等诉酋帅浑尚贪污，罢五国酋帅，设节度使以领之。”越棘部即越里吉国，这是辽朝在五国部地区设置五国部节度使之始，担任五国部节度使的是契丹人。五国部节度使镇守辽东北境，隶属黄龙府都部署司。五国部节度使设置之初可能驻守在五国部之地，《辽史·耶律仙童传》记载：“耶律仙童，仲父房之后。重熙初，为宿直官，累迁惕隐、都监。以宽厚称。蒲奴里叛，仙童为五国节度使，率师讨之，擒其帅陶得里。又击乌隗叛，降其众，改彰国军节度使，拜北院大王。”同书《兴宗纪》又记，重熙十八年（1049年）“五国节度使耶律仙童以降乌古叛人，授左监门卫上将军”。五国部内发生蒲奴里叛乱，节度使耶律仙童率师讨平之。当五国部之西乌限于厥、乌古部发生叛乱，五国部节度使也能及时出兵，“降其众”。张博泉师认为五国部的越里吉城（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是辽五国部节度使官署所在地。[1](P77)
辽后期国势逐渐衰落，契丹统治集团对距离辽朝内地很远的五国部地区的统辖已经力不从心，最晚到道宗朝五国部节度使已经撤离了五国部地区。道宗咸雍年间五国蒲聂部（蒲奴里）节度使拔乙门叛辽，鹰路不通，辽朝依靠生女真部落联盟长完颜乌古乃来打通鹰路。咸雍七年（1071年）平定五国部叛乱后，“以讨五国功，加知黄龙府事蒲延、怀化军节度使高元纪、易州观察使高正并千牛卫上将军，五国节度使萧陶苏斡、宁江州防御使大荣并静江军节度使”。[3]（卷22）五国部节度使只是讨叛众军将中的一员，这些都说明五国部节度使已不驻守在五国部，或许迁至黄龙府。咸雍以后不再见到关于五国部节度使的记载，估计辽朝撤消了五国部节度使的设置。
道宗大安四年（1088年）春正月，“五国部长来贡”。[3]（卷25）此后也不再见于记载。这是由于五国部南面的生女真完颜氏部落联盟日益强大起来，时值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盈哥时期，“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金盖盛于此”。[4]（卷1）五国部已经被纳入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势力范围。
综上所述，辽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松花江下游、牡丹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下游地区纳入王朝正式行政区划之内，契丹统治者根据“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在女真、五国部地区依据各部落集团和各部族社会发展的水平，设置不同层次的属国、属部，“属国、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恩威兼制，得柔远之道”。[3]（卷46）从而实现了辽朝对整个女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有效统治。
收稿日期：2003-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