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国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7－0024－18 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客观分析、准确研判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对外交战略布局进行适度调整校正，基本确定外交战略布局的优先次序，将营造周边和平发展环境作为中国外交进行战略设计和政策实施的首要方向，如何构建更加稳固的周边外交体系，就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紧要课题之一。而环顾四邻可以发现，在幅员广袤的中国周边空间内分布着众多类别不同、制度各异、文明多样、发展多元的国家，其中部分中型国家虽然实力地位略逊于大国，但权势影响却绝对不容小觑。这些中等规模具有些许强权色彩和大国心态，却又受限于先天禀赋和自身条件而始终无法获得大国气场威严，进而形成践行特定利益价值取向、追寻独有政策目标愿景的国家行为体类型便是中等强国。本文通过挖掘中等强国对中国构筑周边依托的战略意义和潜在价值，探讨重点突破中等强国和全面推进周边外交的逻辑联系，提出在周边外交中给予中等强国清晰恰当的战略定位，实现中国外交意涵特色和中等强国秉性特征的互补融合，从而进一步达到合理统筹、高效调配周边外交资源的目标。 一、中等强国的战略含义 中等强国作为一个专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术语名词，是从大、中、小国家层级划分的基础上延伸扩展而来，其身份选定和资质考评依据等级秩序的国际社会客观现实，并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体系结构的变迁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动而发展。①现今，中等强国专指这样一类国家，即综合国力发展态势良好，拥有可观的物质基础或至少也应是把持、操控某个战略性资源行业的关键国家，能够在无须仰仗大国鼻息和外力协助的情况下，参与国际秩序规制的有限运作，具备适度实现本国战略意志的足够权威。②参照前述定义，当今世界的中等强国主要包括如下国家：南欧的西班牙，东欧的波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东北亚的韩国，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巴基斯坦，北美洲的加拿大，中美洲的墨西哥，南美洲的阿根廷，南部非洲地区的南非，西非的尼日利亚，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埃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由此可以看出，中等强国大多是具有一定战略辐射半径和相当权势吸附能力的地域性大国，能够为自己开辟出适合本国国情的专长区域和折冲空间。 但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社会里，大国作为具有关键性影响和作用的核心力量，才是决定国际格局构成的基础性因素。中等强国由于不具备媲美大国的超众实力，无法拥有压倒性的国际影响和制度优势，因而无论是影响全球权力结构的变迁还是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演进，中等强国的作用都没有大国突出，其价值意义也不那么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感知。③中等强国这种与生俱来的独特秉性和本色特质致使其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发挥出来的作用远远超过它理应得到的重视、评价，从而使中等强国实际受到的关注与寻求展现的价值不成正比。但事实上，中等强国作为最接近大国的次强势力，时常扮演承接权力格局转型和国际体系更迭的优先递补者角色，进而成为改变世界政治分布版图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日本、德国就是在雅尔塔秩序瓦解后，彻底抛弃冷战体系中的中等强国身份，开始重新调校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设定，试图成为国际战略新格局中的一极，进而加速“一超多强”的轮廓架构最终成型。印度、巴西则是依托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格局处于新旧转换的有利时机，从中等强国群体中脱颖而出晋身为新兴大国俱乐部的成员，④促使大国格局朝向“一超走弱、多强易位”的趋势演变。 近年来，随着中等强国群体决定国际格局变迁和全球体系转型的能力和作用持续提升，中等强国长期被轻视忽略的状况发生了较大改观，国际社会开始逐渐正视并发掘中等强国所积蓄、蕴藏的能量。经过世纪之交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等强国实力持续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号召力和统御力大幅跃进、不断攀升，逐渐步入决定国际体系走势的重要力量行列，崛起为全球游戏规则的推动者。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等强国呈群体性崛起的态势已经初步显露端倪，一定程度上成为决定国际秩序未来发展方向的体制内国家。如危机后跃升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二十国集团(G20)机制，除包括了当今世界所有的现存大国和后起大国外，还增加了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尼、南非、阿根廷、沙特阿拉伯等八个中等强国。在G20机制里，中等强国得以亲身介入到国际制度结构和治理功能的顶层设计进程中，由全球制度新规范、新理念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为主动倡导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国际秩序创建完全由大国垄断操纵的旧有模式。而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以中等强国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西班牙、加拿大、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领导的“团结谋共识(UFC)”运动，多次联合各方力量成功阻击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四大国组成的关于安理会入常议题的“投票联盟”。因此，中等强国的崛起已引起各界高度重视，全球主要国际战略力量显著提高了中等强国在其外交资源分配比例中的份额权重，中等强国不仅经济上成为现存大国和新兴大国竞相示好的对象，政治上也成为多个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追逐的目标。如法国前总统萨科奇积极倡导的“相对大国”概念除将传统守成大国纳入视线、将眼光投向新兴崛起大国外，还尝试把部分中等强国收入阵营中。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从长期维护领导国际秩序的战略利益考虑，十分看好中等强国日益增强的现实价值和潜在资产。奥巴马政府提出按照“多伙伴战略”构建美国与部分重要战略盟友、合作伙伴的外交关系，⑤其动机之一就是企图通过拉拢实力迅速增长的中等强国来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和西方大国衰落对美国霸权的消解、冲抵。 新兴大国也都极为重视增强同中等强国的合作。印度和巴西便联袂南非共同组成三国对话论坛(IBSA)，营造常态化的交换彼此看法和相互协商对策的机制平台。俄罗斯、巴西也都在近期将与土耳其、南非、韩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而在G20机制中，那些中等强国作为游离于以七国集团(G7)为主体的既有守成势力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后发崛起势力之外的“第三方”势力，更是成为两大团体有意结好的对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等强国打破了过去30年间五大力量中心的国际格局，它们与现行国际俱乐部的关系决定着未来世界的稳定与否。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谁获得较多中等强国的支持，谁就会在大国博弈中占据上峰位置。⑥当前，中国作为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正经历由区域规模大国向全球实务大国成长迈进的紧要阶段，中国外交也需要深入探讨和深刻体会中等强国对国际局势发展的影响规律，通过深掘中等强国特有的潜藏价值来进一步增强中国外交妥善处理矛盾、有效管控分歧的统筹调动能力。特别是在周边地区矛盾高发、中国与邻国关系摩擦多发的大环境下，中国可以思考将中等强国元素适度揉入到周边外交的布局谋划之中，充分挖掘、善加利用中等强国这种“不大不小”行为体类型的潜能特质，尝试以中等强国外交为切入点，克服周边部分热点难题的困扰，通过借力中等强国制衡大国、稳定小国的独特禀赋，优化中国外交的资源配置和提升综合实力的集约运用，进而避免周边地区成为制约国家崛起的短板和瓶颈。 二、周边地域对中国外交布局的总体影响 回顾世界历史可知，任何大国在崛起复兴的攻坚阶段都需要极力打造一个坚实的周边拱卫体系和牢靠的邻里依托群带。就像英国的崛起过程伴随着海洋高边疆的探险开发，美国的兴盛深耕出广阔富饶的拉美后院，苏联的开疆拓土在东欧、中亚等地理空间内打造“卫星国”集群。⑦不少地区大国都处在试图迈向更高位阶层级的征途中，有意识地营造以本国为极轴环绕的势力范围和政治地盘。比如，土耳其就在中亚、巴尔干、高加索等周边地区积极进行深度布点和广泛铺面的地缘屏护强化；沙特阿拉伯以海合会为平台圈划回旋的转圜区间；南非则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为蓝本组建战略运筹疆域。但盘点大国筹划、营建周边辐毂空间的过往经历可以发现，当中既包含许多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满载引以为戒的失败教训。例如，德国由于错误地选取以结盟孱弱衰朽的奥匈帝国来构造包括中东欧和巴尔干等区域的周边战略支撑，以至被迫卷入俄奥争端并深陷双线作战的旋涡，最终落得失败的结局。日本试图通过侵吞别国领土的方式建立以本国为轴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结果不但引起亚洲诸邻的顽强抵抗，还招致欧美列强的剧烈反击，最后战败投降。比照德日全面失败的周边方略，美国却提供了值得效法参考的“经典案例”。美国在基本确定海疆国境后，开始依照加固邻里圈层的政策方针编织周边外交网络，再结合“东西有两洋、南北无强邻”的区位优势，从而为登顶全球霸主宝座发挥了极大的助益作用。 由此可知，大国基业的确立与周边近邻的护持存在着唇齿相依、互为表里的关系，无论对于国家发展大局还是外交施政全局都具有极其突出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在周边区域构筑紧密友好、利益共生的缓冲区间已是成就大国兴起的必备元素，也成为奠定大国基业的先决条件。现今，中国正处于由地域局部大国迈向世界政经强国的高速发展阶段，面临迫切的发展任务，亟须营建理想友善的周边环境和筑牢稳固的周边依托。而与此同时，中国又堪称是当今大国群体中周边矛盾争端最高发、摩擦冲突最易发的一员：东线日本、越南和菲律宾在东海、南海岛礁归属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⑧美军与亚洲盟国频繁上演联合军演剑指影射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转身亚太、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从紧等多元因素复合叠加促发海上安全矛盾日渐凸显。西边“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活动上升，中印领土划界争议依旧悬置，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集合交织又成为引爆潜在冲突的高危触点。上述问题如若无法稳妥解决，不仅会严重侵害中国领土主权，还将对国土安全构成巨大的风险隐患，从而拖累延滞中国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推进实施，严重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空进程和崛起上限。 一直以来，中国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长期将周边事项置于外交统筹规划的突出位置，并在战略设计层面形成“周边是首要”的决策部署和政策定位。按照中国外交现行的以“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人文公共”五大板块为主轴的布局构架，⑨周边外交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一方面，周边外交本身就是组成中国外交主体牌面的核心板块；另一方面，周边外交又融合汇聚其他四项职能区划的内涵和意蕴。第一，中国周边地域是世界主要大国利益密集交汇的地区，周边外交必然涵盖相当范围和幅度的大国外交，并且中国与大国博弈交锋的“战场”也主要集结于周边地区。第二，中国周边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存在大密度的交集重合。第三，中国目前能够实质参与并有效塑造的多边合作机制还主要集中于周边地区，故而现阶段在周边地区开展多边外交活动成为中国多边外交的基本抓手和主攻方向。第四，地域相近和文化相似的便利条件则是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的天然优势，周边自然成为中国人文、公共外交最先推进和最易取得成果的首选区位。因此，无论是从自然亲缘、历史关联的角度审视，还是从国际格局、现实需要的方面考量，“周边是首要”都堪称既是中国外交布局安排的应有之义，也是对外政策制定筹划的必要之举。特别是在中国崛起进程步入关键时段、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引发周边权力结构失衡加剧、中国与邻国互动走向处于复杂敏感境况的独特背景下，周边外交无疑具有更加关键的宏观意义和战略价值。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进度的急速加快，作为构成周边地区三大主体力量的中国、美国、中国邻国之间的权位态势和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动。中国崛起的体系性震撼使中国与邻国本已存在的不对称平衡进一步朝向有利于中方的趋势发展，中国与邻国之间力量差距的加速拉大一定意义上刺激到邻国的安全神经。部分邻国沿用权力政治的定式思维和研析惯性，对大国尤其是邻近大国容易滋长一种天生的自卑感和恐惧感，并随后者力量的持续激增，促使此种不安全的感觉更加躁动强烈。故此，中国的快速崛起自然引起邻国的猜疑和戒备心理，导致周边部分国家难以避免地萌生借助美日冲抵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意念和想法。同时，美国战略指向瞄准亚太、俄罗斯发力远东、日本强势南下、印度加速东进、澳大利亚借势北上等多重因素的堆叠聚合又促使周边政治格局和地缘环境面临深度的整合改组，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压力显著趋紧、矛盾摩擦骤然升级。而中国与邻国有关海域疆土的划界纷争又成为潜在的诱发周边局势失控和安全环境震荡的未知变量。 此外，提起周边人们往往会和狭义上的邻国概念相混淆，简单地将广阔界面上的周边等同于局域地理上的接壤。但事实上，周边维度的扩充同国家利益的拓展具有高度的复合关联性，周边辖区的范围便是伴随国家发展壮大、国际利益空间自然延伸的客观趋势，而逐步确立的地缘政治观念所能到达的战略疆界。⑩现今，基于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中国周边半径不断拓宽伸展，周边所辖向度的舆地意义已经远远超出邻国的界线，致使周边区间的疆域跨度不仅涵盖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南亚四个固有片区，还进一步囊括西亚海湾地区和西太平洋两个利益联系日益紧密的次区域板块，从而使中国周边的物理空间不但突破传统的近邻界线，还衍生出毗连的“小周边”概念，逐步形成内涵和外延更加宽泛的“大周边”范畴，(11)导致由搭界接壤的区域战术型“小周边”到洲际战略型“大周边”立意思维的出现。由此分析可知，中国“大周边”方舆实际上已经形成由亚洲大陆为主体和以印度洋、太平洋为翼面的“一体两翼”框架结构，并覆盖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海湾地区以及西太平洋六大地域区块，容纳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部分濒海临陆地带的辽阔空间。因此，随着综合国力的渐趋走强，中国周边所涉及的实控国界、利益边界以及战略疆界已不完全重合，周边地理维度的扩编等新气象的出现也给中国周边外交工作提出新的思考课题和现实挑战。有鉴于此，中央特地于2013年10月24－25日，首次召开以做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为主旨精神的专题会议，明确指出将抬升周边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占比权重。(12)由于此次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参会部门之广实属罕见，无疑折射出中国外交主体塑造意识的增强和运筹调度能力的提高，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设定和先后次序的设置将会进行一次影响重大、思虑深远的转向调整。 三、中等强国对中国周边外交的独特价值 未来加强对周边区域的形势研判、政策关注和资源投入，增强对周边地区的危机管控与热点掌控能力，极力排除暗藏周边的可能阻断崛起进程的重大障碍，全力防止因隐患升级或事态失控进而影响和平发展所需的良好周边环境，提高周边区域在中国外交版图中的分量比重将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而中等强国相对大国数目更多、地缘波及面更广，同时一般中小国家与其实力相差又非常悬殊，(13)具备广泛性和代表性兼容共存的特点。再加上时常在自己所擅长领域或议题中能够承担起别国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赋予它们可以在中国周边事务或热点议题中扮演某些特定角色的比较优势。例如，从地区性国际组织建章立制的创设常理看，如果说中、美、日、俄、印等大国是周边区域合作机制初创的“发动机”，那么中等强国则堪称常态化建制的“助推器”。在大周边地区跨区域、泛区域、次区域多边组织中，中等强国大多是重量级参建者和推动者：如东盟＋中国(“10＋1”)机制里的印尼；东盟＋中、日、韩(“10＋3”)机制里的韩国、印尼；东亚峰会(EAS)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里的澳大利亚、韩国、印尼；东盟地区论坛(ARF)里的印尼、澳大利亚、巴基斯坦、韩国。在宣布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两项区域自由贸易谈判的国家中，韩国、澳大利亚、印尼都是事关机制成败与否的重要因素。而在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哈萨克斯坦是该机制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巴基斯坦、伊朗则是观察员国，土耳其也已成为对话伙伴国，上述诸国还都是上合组织规模扩充的备选成员。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中，巴基斯坦是该机制里仅次于印度的二号强国，并和印度共同组成维护机制运行的两大柱石。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伊朗紧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要道，巴基斯坦把守连接南亚、西亚、中亚的三岔路口，交好上述两国有益于保护中国海上贸易航道和陆上经济通道的畅通。在新近出笼的热门地缘词汇“印太亚洲”中，澳大利亚作为一面濒临印度洋、一面朝向太平洋，身处泛洲跨洋枢纽位置的国家，(14)随着“印－太”板块在全球地缘战略版图中的位势上扬，其地缘政治潜能也更加彰显。印尼则不仅坐落在美、日、印、澳“民主安全菱形”的几何中心，同时还居于印度洋－亚洲－太平洋“三角矩阵”的腹地中央，地缘战略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此外，在近年中国周边激增的热点问题上，中等强国“降温”热点局势的表现同样抢眼。朝鲜核问题方面，韩国倾向于配合中国将六方会谈逐步做足做实为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由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在政治、文化上存有密切联系，在中国主持的中、巴、阿三方会议中扮演着牵线搭桥、居中协调的角色。中国加大同韩国、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有利于缓和稳定朝鲜半岛和阿富汗两大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 总体而言，中等强国对中国周边外交的独特价值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等强国有益于中国外交整合周边区块布局。在中国由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西太平洋六大区块构成的“大周边”地舆版图中，按照地理空间距离远近的分布排列进行惯常归类，大致可以划设出三个层次分明、梯度有序的圈层档次：第一档次是与中国领土和海域直接相邻的20个国家，即由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构成中国“大周边”的内环核心圈。(15)第二档次是上述相接邻国所嵌入隶属的地域板块，即东北亚(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国五国)、东南亚(东盟十国)、南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八国)以及中亚(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四个区域，由这四个区域所连带包含的非邻国共同构成中国大周边的基本圈。(16)第三档次则是从上述四个区域向外进行地缘延伸，其辐射张力所能浸润覆盖的地区，即与中亚、南亚紧密相连的西亚海湾地区、里海－高加索一线，西伯利亚甚至北极地区一线以及与东亚隔海相望、遥相呼应的西太平洋诸岛一线，由这三条主线所串联牵动的疆域片区构成中国大周边的重要利益圈。(17)而根据中国当前“大周边”的地缘战略形势和政治权力版图可见，中等强国主要存在于第一和第三两个档次，包括第一档次中的韩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及第三档次中的沙特阿拉伯、伊朗、澳大利亚。第二档次虽不直接包含中等强国，但由于第一档次国家必然同时兼跨两档次区间，因此韩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四国也无异于第二档次国家，从而使中等强国达到三个周边外交档次的多维度、全方位贯通排布。按照等级高低和作用大小来说，最高层的接壤型小周边外交是重中之重。在该维度除北部外，东、西、南三个方向上均存在中等强国，东面的韩国、南面的印度尼西亚、西面的巴基斯坦恰好处在中国周边外交布局的关节点，也是美国妄图对中国实施U型包围的衔接端。(18)在第二档次定向和区域外交维度上，韩国、印尼、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分别是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四个区域定向外交突破的战役主攻点，提高这些中等强国在周边外交中的比重级别，发挥中等强国维护周边稳定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中国稳定周边战略的实施和完善。第三档次属于中国周边维度的起承转合环节，既是中国跃出东亚走向全球的通衢要地，也是中国从亚太大国通向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由于距离较远和地理屏障的阻隔，中国与“大周边”的外环国家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相对较少。因此，中国同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伊朗等第三档次的国家目前尚没有直接的地缘碰撞和战略竞争，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迎面相遇引发摩擦、冲突的几率，有利于发挥三国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锚头”作用，也为中国在运筹、经略现有周边地理空间的基础上，向更广阔的区域纵深和疆域腹地推进提供前沿据点和立足平台。 中国作为海陆兼备的复合型大国需要打破东部与西部、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地理分割和壁垒限制，更加注重协调、平衡地缘布局的东西两翼和海陆两面，形成海陆事务兼顾、东部沿海与西部边疆统分结合、全盘互动的战略格局。(19)有鉴于此，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出陆海统筹兼进、东西双向并置的“一路一带”布局构想。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演讲中指出，随着中国与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希望中国与中亚各国携手并进，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在随后的10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演讲时，阐述中国对印尼和东盟的睦邻友好政策，并提出双方合力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此两大设想合称“一带一路”战略。按照“一带一路”战略的布局规划，西北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针对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地区，意在挖潜陆地；东南方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基本瞄向东南亚和环印度洋的南亚、阿拉伯半岛甚至东非等地，着眼拓展海洋。因此，“一带一路”的二维共架方略既是承续历史上丝绸之路“睦邻富邻”的传统情谊，又有“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现实考量，而其中地处东西两线的中等强国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则因分别据守“一带”里的陆路通道和把控“一路”上的水运航线，故而对中国筹划和推行东西并举、陆海并重的“一带一路”政策，促进两大战略方向和地缘板块的相互支撑、彼此烘托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这是因为对角相倚、相向而行的“一带一路”能够将南亚、亚太、中东等各个次区域连接起来，有助于“海上东突”与“陆上西进”的无缝对接，实现中国周边与欧亚板块的联通契合，进而编织起更加紧密交错的利益共同体网络。随着周边互联互通体系的建立，中国终归成为既雄踞欧亚大陆又涉足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两洋一陆”国家。而印尼不仅同时看守西出南亚－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东进南下大洋洲－太平洋的龙目和巽他海峡以及北上东亚的望加锡海峡四个咽喉水道，还位居通衢南北、勾连两洲的枢要之地，因此对于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西面的哈萨克斯坦既是中国沿欧亚交通大动脉西进的桥头堡，也是北接俄罗斯、东欧，南通西亚、黑海两条欧亚路桥支线的汇合点，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哈萨克斯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占据十分关键的锁匙位置。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向外界宣讲中国“一带一路”宏伟蓝图的首发地点正是选址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两个沿线中等强国，此举所蕴藏的远见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哈萨克斯坦、印尼在中国筹划“一带一路”布局中的特殊地位。 第二，中等强国有益于中国运筹周边大国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周边地区是大国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的区域之一，既有中国这种举足轻重的新兴崛起大国，又有美国这种战略重心移驻亚太的全球超强大国，更有积极进行投棋布子的地区核心大国日本以及极力标示地缘存在的传统大国俄罗斯，此外还有大举进军东亚的侧翼大国印度。由此可知，在当前背景下，周边大国外交概括来说即如何运筹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四强的战略关系。而与之相伴，在四大国周围紧密并存着韩国、澳大利亚、印尼、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等强国，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大国同中等强国的共架结构。由于这些中等强国在部分重大议题上采取“不苟合强权，不谋取霸权”的外交策略，因而有助于中国在运筹周边大国关系的博弈中开拓更大的腾挪空间和获取更多的应对手段。 首先，中等强国与因应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美国作为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干预变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迫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对外收缩战线与突出重点穿插并行，加快结束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规模战略投注，将国家安全战略的首选任务从“反恐防扩”转向应对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崛起带来的竞争挑战上，将地缘战略重心由大中东(除原有的西亚北非地区，还涵盖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东非苏丹、索马里等部分区域)调头转向“印－太－亚”(21)(即在东亚－西太平洋的基础上，进一步囊括巴基斯坦以东的南亚多国和东印度洋地区)。特别是美国自高调宣示“重返亚太”以来更是动作频频：不但将2011年作为亚太战略推进年，在中国周边积极开展穿梭外交，密集访问周边邻国，加紧编织防范、遏制中国的联盟和伙伴网络。而且利用中国与部分邻国的海洋争端挑拨离间，妄图通过打“航行自由”牌来扮演南海问题的“裁判”。(22)在美国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动作背后，亚太中等强国成为美方多管齐下、拉拢交好的重点国家。外交上，奥巴马不但在任期内实现了对韩国、澳大利亚、印尼的国事访问，其中对印尼、澳大利亚的访问甚至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经济上，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企图解构架空东亚经济合作模式、挤占亚太大市场，重塑、主导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内容和秩序。而此协定能否成型，澳大利亚、印尼、韩国等中等强国的态度非常关键。安全上，美国调整了同韩国、澳大利亚两个中等强国作为区域安全同盟的分量层级，美韩、美澳之间的军事交流合作越发频密。美韩同盟近乎升级为与美日同盟并列的双边联盟，使得美国东北亚安全体系的图形构造由以美日、美韩为支柱的斜边三角转变成美、日、韩均衡平齐的等腰三角。美国通过驻军澳大利亚在针对亚洲东部大陆的“两锚”战略部署中，“南锚”澳大利亚和“北锚”日本共同组成南北钳制、互为犄角的“左膀右臂”。美国著名战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承担起“两锚”布局中的另一头“锚点”作用，以确保其能够成为牵制中国崛起、平衡地区力量同盟中的成员。(23)因此，中国周边外交从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角度思考，迫切需要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进行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调整，其中一条就是把中等强国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把中等强国打造成中国外交中区别于亚洲大国和周边小国的战略支点，进行布局结构的统合改组和资源投入的统筹优化。 其次，中等强国与破解日本区域围堵。日本在积极参与迎合美国轮辐联盟体系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以中等强国澳大利亚、韩国这些区域次轴心为着力点搭建“半结盟”网络，表达出联手韩、澳“半盟国”制衡中国的意图倾向。2012年12月，在赢得日本首相大选后不久的一次媒体访谈中，安倍晋三就表示将把深化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作为第二个首相任期内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而在日本新一届政府上任仅仅几天之后，安倍便主动约请澳大利亚总理茱莉亚·吉拉德(Julia Gillard)进行双边首脑电话会谈，并在通话中称颂“两国共享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和文明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夯实、强化日澳互信互利伙伴关系的内聚基石和原生动力”。(24)2013年3月，日本、澳大利亚发表开展安全合作的联合公报，同年6月上旬两国又在东京举行首届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定期会晤(即“2＋2”外交与安全合作框架机制)，双方还同意推进在不同领域、多个层次的安全与防务合作举措，而在此之前日本仅同美、印等大国举行过此类性质的会谈。同时，两国还都积极参加包括卡卡杜联合军事演习、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以及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等，并且还在世界范围的人道主义救援任务和维持和平行动领域进行着广泛的合作。(25)日本还从孤立遏制中国的构想出发，提议遵照共同的“普世”民主理念组建包括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的民主价值观集团，意在通过显示与中国社情政体的异质差别，讨好、巴结其他所谓和日本一样尊重“人权法治、自由民主”等普遍价值的亚太国家，以期达到前后包夹、边翼包抄中国的目的。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Taro Aso)还极力倡导建立一条以东北亚为起点，经由东南亚、南亚、西亚直到中东欧，对欧亚大陆外翼构成封锁围堵之势的“民主同盟”弧形链环。在日本一系列旨在封堵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布局中，澳大利亚既是组成美、日、印、澳“民主安全菱形”倡议的基轴柱石，又是联结“自由与繁荣之弧”左右两翼的铰接铆点，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而在东北亚，韩国对日本的地区外交布局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政治价值，由于美国现行的安保联防体系，美日、美韩是作为两对单线并列的双边关系存在，故而构成一个敞开的不等边三角形。(26)因此，日本一直极力拉近同韩国的关系，希望韩国加入到抑制、围堵中国的三边同盟机制中，以此补齐美、日、韩同盟中的日韩缺口，最终形成美、日、韩有机互动、首尾衔接的封闭等边三角形。因此，结好澳大利亚和韩国两个中等强国有助中国破解日本前后围堵、东西夹击的“如意算盘”。 再次，中等强国与深化中俄伙伴协作。中亚地区长期以来都被誉为俄罗斯柔软的腹部。因此，俄罗斯历来将中亚看作不容他国染指的“禁脔”，其各届政府也均高度重视经营与中亚独联体国家的关系。随着俄罗斯在普京治理下再度振兴，美俄在中亚的攻守格局发生调换易位，渐趋展现“美退俄进”态势，俄对该地区秩序的领导地位和塑造能力重新得到彰显。2011年10月，普京提出要在欧亚地区、独联体框架内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试图以一体化手段重整欧亚空间，进而达成收复苏联中亚失地的目标。欧亚联盟起初的设想是以俄罗斯、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机制为平台，以经带政逐步扩展到其他独联体国家，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超国家联合体。其中，中亚堪称欧亚联盟一体化的实验地，而哈萨克斯坦无论就国土面积、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而言都是中亚首屈一指的“地区超级大国”。(27)尤其是在独联体无所作为、多个成员显露离心倾向、集体安全条约机制呈现“空心化”状态以及乌克兰在“欧亚联盟”和“欧洲联盟”之间含糊摇摆的特殊环境下，哈萨克斯坦的态度对于欧亚联盟能否成型的至关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前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同俄罗斯、中亚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和外交协商的核心舞台。而上合组织与预计中的欧亚联盟在成员组成、机能定位方面存在局部的交叉重叠，两组织的关系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三方关系。目前，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快速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也在进行经济合作。(28)中、俄、哈三国同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开创者，三国都有意将上合组织建设成为机制完善、缔造友谊、深化互利共赢的合作载体。中国作为上合组织主导国，在推动上合组织开展经济合作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由此可见，中、俄在推动两组织相互合作方面都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这样一来两组织部分职能就出现了交叉重合。俄罗斯一直视中亚为不容他国觊觎的利益“禁区”，中国在中亚也有自己的利益关切，这就不可避免地潜含两大组织相互对冲排斥的可能性。哈萨克斯坦作为两大机制中除中、俄外影响力最大，又同两国保持紧密关联的国家，对于中国加强与欧亚联盟沟通交流、促进上合组织与欧亚联盟的功能互补、利益交融，可以发挥从旁协助、居间牵线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加强与哈萨克斯坦关系能够有助于避免和减少因上合组织与欧亚联盟成员高度重合引发地缘政治竞争和战略定位抵牾的风险。 最后，中等强国与平衡印度崛起效力。毋庸讳言，中印两国战略互信严重缺失，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其一，中印短暂敌对冲突给两国关系遗留的伤痕尚未完全消除，特别是印度难以走出“战败受辱”的心理阴影，国内官民两界部分人士总是无法解开“以武夺土、重塑国威”的死结。其二，中印比邻而居的自然地理状况造成两国地缘政治上难免有利益关注的交叉点和冲突点，更何况当前两国存在领土争端的现实难题。其三，中印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共同崛起的背景下，“双雄并立、两强竞逐”的对位格局也容易制造、滋长相互疑惧和彼此敌意。(29)此外，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攀升，印度的战略视线不再承袭、固守南亚次大陆和邻近印度洋两大传统“势力范围”，而是将外交目光投向东面亚太区域，更加重视获取超越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在“向东看”战略推动下，印度大力开展针对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澳、韩的穿梭外交，大幅提升亚太在其外交整体布局中的比重，力图摆脱因次大陆和印度洋的地理因素被阻隔、孤悬于活力四射、潜力无限的亚太地区之外的藩篱束缚。与此同时，印度东向外交的转型调整又同美国“印太亚洲”地缘概念出笼、抬高印度洋战略位次的构思，日本提倡价值观区域联盟的主张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渴望引入域外大国来平衡、销蚀中国影响的想法不谋而合，一定程度上使中国隐约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窘境。因此，南亚中等强国巴基斯坦在牵制印度东进势头、减轻中国承担前后包抄压力和消弭大国联合制衡方面发挥着特殊的积极意义。中国可以依据南亚形成“印度以东阵营”和“巴基斯坦以西阵营”的客观现实，(30)采取区别对待、各有偏重、借巴制印的外交策略，既充分尊重印度确立大国地位和其他国家“跟随印度”的客观形势，同时又坚持中巴“全天候”友谊，通过扶助“巴基斯坦以西阵营”来适度冲淡印度持续膨胀的“霸权野心”。 总之，中等强国受制于综合国力较之大国偏弱，无法扮演决定力量对比变动和权力配比变迁的主体角色，故而寻求权势的雄心抱负较为适度温和，同中国在战略竞争层次的接触面相对大国较小。这种心态决定周边中等强国不仅没有日本、印度那种与中国争夺位次排序的洲际大国情结，也不会置身于世界性大国的亚太领导权角逐之中，其与中国关系的战略抵牾之处自然相比中国与周边大国关系较少。故此，中国同周边中等强国的关系总体显现“零合”思维的负面因素弱于“非零合”功效，在战略全局层面上基本维持“正合关系”的状态，能够增强中国周边外交的伸缩弹性，不仅有利于疏解、分散某些周边大国希冀施与的封堵遏制压力，还有助于扩大中国在美、日、俄、印大国之间转圜折冲的周旋余地和运筹空间。 四、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建构 周边地域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息息相关，周边关系的好坏在中国对外战略全局之中具有极端重要性，时间与实践越来越能够证明“周边是首要”这一决策论断的正确性和导向性。与之相应，中等强国不但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外交稳定周边战略的重点针对群体。中国可以从整体统筹、通盘考量的战略高度来着眼周边外交，以个体侧重、功能细化的战术层次来着手中等强国外交，促进周边地区机制的程序化构建和周边区域资源的系统性整合，实现中等强国特色与周边外交特征的兼容互益和有机结合，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在周边层面将中等强国归并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范畴中，形成容纳霸权大国、既有大国、后发大国以及地区大国的宽维度、多向度的大国关系网络格局。中等强国尽管在全球范围只能算做稍逊于大国的二等强权，但在局部地区却是举足轻重的关键力量，甚至在某些区域堪称首屈一指的“地区超级大国”。如西亚海湾地区便具有中等强国群雄林立、多强竞逐的政治生态特征，东南亚则是印尼占据支配地位。而中亚、南太平洋则因没有大国居处该地区，中等强国更是称雄一方，哈萨克斯坦和澳大利亚依凭其所在地区唯一的中等强国地位得以长期操控区域“霸权”。考虑到中等强国在所活动的专注辖区内权力集中度更高、针对性更强，仅就周边地域的局限空间来说中等强国已经可以分担大国责任，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相比大国差距不是特别悬殊。因此，将中等强国这类兼具一定的独立意愿和自主能力，渴望维护自身较大自由度和行动灵活性的特殊国家群体，捏合揉入进现行周边大国外交中，既是对既有周边大国关系的有益补充，也是探索、拓展新型大国关系意涵的有效途径和实践渠道，从而有助于创建包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的大国共生共处理念。另外，客观来说中等强国毕竟不是世界大国，将中等强国放置于周边大国外交布局中，一定意义上顾及广大中小国家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使中国外交的大国关系成为撬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杠杆原点。(31)这样不仅能够冲淡新型大国关系的权力政治味道、超越西方旧式逻辑中“唯大国决定论”的惯性思维，还可以力避部分国际舆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恶意误读和刻意曲解，进而增强中国周边外交的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染力。 第二，以中等强国为支点推动区域型、小多边机制的网络建设。目前，中国和绝大多数中等强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或友好合作关系，如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伊朗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中澳全面合作关系等。这些伙伴关系或友好合作关系的相继建立表明中国和中等强国的双边关系总体处于相对平稳状态，并积淀了一定的合作基础，存在继续深入挖掘的巨大合作潜力。在中国和中等强国双边关系基础上，按照“中国＋中等强国＋X”模式构建大、中、小高低混搭的小型多边机制，实现与现有区域性多边组织形成既相互分立、又彼此衔接的体系化、网络化多边谱系。比如，在北约战斗部队即将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国内面临安全真空的背景下，中国联手巴基斯坦启动后北约时代阿富汗问题交流磋商的中－巴－阿三方对话机制，便是对上述模式优越性的生动诠释和直观例证。由于自然天赋决定中等强国更适合在所处的次区域施展拳脚，影响和引导局部辖区内政治、经济事务发展走向的组织动员能力也更加突出，能够在塑造、改变地区事务中起到“不对称”作用。同时，综合国力相比中国弱小的中等强国希望把自身意志主张转变成现实的国家利益，更需要来自崛起大国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也给两者之间对话合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较低的机会成本。因此，将遍布周边地舆的中等强国作为中国对外战略布设的次区域支点，通过以中国和中等强国良好的双边伙伴关系为先导，继而衍生成以此为基石的小范围区域合作机制，可以发挥中等强国在周边不同片区圈层中的提领和杠杆特性，达到以点连线、串线成片、由片到面的目的，不仅有利于丰富中国周边外交的结构搭配和合作内涵，也有助于优化外交资源在集中和分散区间内的调动配置，抬升周边外交能量的投入产出绩效。 第三，重视外圈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的衔接呼应。当前，土耳其、墨西哥、加拿大三个中等强国位于中国“大周边”疆界的外廓边陲，确切来说并不属于中国周边定义的范畴，但上述三国却与中国周边诸多事务存在纵横交错、复杂缠绕的紧密联系。如土耳其在族系亲缘和风俗习惯方面与上海合作组织内中亚突厥语群国家具有极强的同质性，并在地缘政治和文化渊源上同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国等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保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勾连，2012年5月土耳其甚至还被该组织接收为对话伙伴国。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则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并且都已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相关谈判的实质进程中，两国作为太平洋沿岸国家近年在立足所在区域的合作之余，更加积极地将战略重心朝环太平洋区块转移。加强与周边区域外三个中等强国的合作，充分调动它们所独具的内联外接地缘优势，一方面能够夯实巩固与之贴接粘连的周边板块，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与其所属地区建立机制性、常态化的合作关系。比如，通过加强与土耳其的磋商协调，不仅可以将中国周边西陲的多组区域合作机制相互联通、融为一体，还能够借助土耳其作为中东国家和欧盟潜在准入国家的双重身份，增进与中东和欧洲地区的沟通和了解。而通过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合作，既有利于完善亚太经合组织的框架机制，增强该组织在促进中国东部周边和平、发展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又能够加深中国与北美自贸区和拉共体的交流互动。 第四，注重运用中等强国在人文、公共外交中的集聚和扩散效用。系统梳理中等强国国情可以发现，中等强国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文化属性几乎涉及人类世界大多数不同的文明类型和道路模式：从文明类型上来看，包含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儒家三大体系的国家以及不同体系杂糅混合型的国家；从政体来看，既有共和制国家，也有君主制国家；从政党制度来看，既有多党制国家，也有两党制甚至“无党制”国家；而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来看，不仅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有新兴市场国家。同时，中等强国一般又都具有较强的文明代表性和政治感召力，比如，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正宗发源地，一直以穆斯林两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者自居，并且沙特阿拉伯还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标志性国家和海湾阿拉伯大国。又如，伊朗是波斯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旗手。再如，印尼曾是不结盟运动和亚非会议的发起国，其总统还曾多次担任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主席。因此，相比大国而言，中等强国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特点更加鲜明，而相比其他普通中小国家，其在政治理念和思想意识认同度集中的优点则更为突出。一方面，中等强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为中国与中等强国之间文化交流、民间往来、相互借鉴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和丰富的对话内容，极大地充实了中国人文、公共外交的导向维度；另一方面，中国与中等强国的人文交流成果又很容易传播到与其同属一个政治或文明世系的国家中间，进而影响和带动相关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评判。例如，中国开展与沙特阿拉伯的人文和公共交流，不但能够夯实两国友好的民众基础，还能增强中华文明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亲和力。中国按照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方式，加大同中等强国在各界别和各阶层的交往互鉴，积极发掘和释放中等强国在人文社会领域所蕴涵积聚的巨大潜能，有利于提高人文、公共外交合作的集成效力，对中国在周边国家民间社会中培育友善感和厚植亲近感有着极大的助益。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截稿：2014年5月 注释： ①Carsten Holbraad,Middle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Macmillan Press,1984,p.12. ②Adam Chapnick,The Middle Power Project:Canada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5,p.32. ③潘迎春：《中等国家理论的缘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5期，第119－124页。 ④Gareth Evans,"Middle Power Diplomacy," http://www.gevans.org/speeches/speech44.html，登录时间：2014年5月4日。 ⑤董漫远：《发展中大国的战略作用》，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第8－14页。 ⑥金灿荣、马鑫：《未来十年世界六大忧思》，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5页。 ⑦王逸舟：《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展望》，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12/c1001-19874793.html，登录时间：2014年3月20日。 ⑧李东燕：《全球热点问题评述》，载《当代经济》，2012年第23期，第4－7页。 ⑨袁鹏：《新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对十八大报告的战略解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5期，第1－9页。 ⑩陆忠伟、张蕴岭、傅梦孜、陈向阳：《解读中国大周边》，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24期，第20－28页。 (11)丁工：《周边地区成中国外交地图新高地》，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1日。 (12)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登录时间：2014年4月20日。 (13)Andrew Carr,"Is Ausatralia a Middle Power?" March 7,2014,http://www.internationalafffairs.org.au/australian_outlook/is-australia-a-middle-power/，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 (14)John McCarthy,"Thoughts o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Next Government,"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July 29,2013,http://www.aiia.asn.au/tas-news/1029-thoughts-on-foreign-policy-john-mccarthy-lecture，登录时间：2014年4月20日。 (15)本文所指第一档次周边国家包括朝鲜、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 (16)本文所指第二档次周边国家包括泰国、柬埔寨、新加坡、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17)本文所指第三档次周边国家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阿曼、也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马尔代夫、澳大利亚、新西兰、汤加、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瑙鲁、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等。此外，由于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有重要利益，如塞班岛、关岛、夏威夷以及迭戈加西亚的基地等属于美国事实上的管辖领地和军事据点，故将美国归入中国大周边所涵盖的区域。 (18)丁工：《中等强国崛起及其对中国外交布局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0期，第47－53页。 (19)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25－46页。 (20)肖琳：《海陆统筹共进、构建一带一路》，载《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2期，第2页。 (21)韦宗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及其地缘战略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0期，第140－155页。 (22)陈向阳：《对中国周边环境新变化的战略思考》，载《亚非纵横》，2012年第1期，第30－34页。 (23)Anastasia Lacheny,"Australia and Japan in the Asian Century,"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20,2013,http://www.aiia.asn.au/nsw-news/957-intern-briefs-australia-and-japan-in-the-asian-century，登录时间：2014年4月15目。 (24)Anastasia Lacheny,"Australia and Japan in the Asian Century,"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20,2013,http://www.aiia.asn.au/nsw-news/957-intern-briefs-australia-and-japan-in-the-asian-century，登录时间：2014年4月15日。 (25)Anastasia Lacheny,"Australia and Japan in the Asian Century,"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20,2013,http://www.aiia.asn.au/nsw-news/957-intern-briefs-australia-and-japan-in-the-asian-century，登录时间：2014年4月15日。 (26)付瑞红：《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27)李兴：《欧亚联盟——普京对外新战略》，载《新视野》，2013年第5期，第121－124页。 (28)王树青、万青松：《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关系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20－38页。 (29)杨毅：《我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基本特征与趋势》，载《新视野》，2013年第5期，第11－15页。 (30)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25－46页。 (31)杨洁勉：《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