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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三年中，我们一再被告知：工业化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一场自1945年以来最严峻的危机。过去用于提高经济活力的传统方式已经不再有效，并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经济展望》杂志，对经济增长的每一次新的预测都表明了经济增长是趋于下降的（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最近七月份出版的一期半年刊，预测了经济增长的上升趋势）。即使是现在，当人们盼望已久的经济复苏开始凝聚实力与力量时，却还是没能在最关键的问题——就业上有所察觉。事实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经济展望》杂志，已经证实了众听周知的现状，那就是欧洲的失业率将维持不断增长的势头，并大概要持续到1995年底。
我们所经历的不仅是一场危机，而且还是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革命，即一次同时使人们意识到已经遭受到了周期性经济危机打击的经济革命。换句话说，在最近三年中，工业化国家面对的是两大明显现象的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单纯的周期性危机。当然，在美国还是存在着经济回升的，欧洲经济也正朝着健康的方向迈进。如果就不同程度而言，所有工业化国家在摆脱其过去二十年中遇到的最严峻的一次衰退之后，正在逐渐开始复苏。目前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比较稳定，加拿大和英国也是如此。而在欧洲，自第二季度以来，德国和法国已经显示出了比预期更强的发展势头；还有日本，有迹象表明，经济衰退的低谷已经过去。
然而，目前经济复苏不能转变为有效的就业增加这一事实证明，并不仅仅是存在着一次周期性危机而已。由于目前或预期的增长率都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增加就业，因此，观察家称之为“无就业复苏”或“拄着拐杖的复苏”。严峻的事实是，对工业化国家而言，其经济增长率必须超过过去二十年中每年2.6%的平均增长率， 才能有效地降低失业水平。但是，由于这一必需的增长率对成熟的经济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因此，在以后几年中，失业将仍是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且，政治领袖和经济领导人将不可能迅速解决公民们对渴望就业的忧虑。
事实上，目前经济复苏不能解决就业这一大弱点，只是正在进行中的世界范围内经济革命的几大现象之一。由这次革命所带来的许多结构性变化正在产生新的运作规则，而且，对世界经济中所有最初的参加国而言，也急需一种新的运作方法。
也许目前这场革命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就是：世界经济中心正向亚洲转移。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东亚经济快速而平稳地增长这一非凡进程，已经导致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全面再配置，并且人们开始意识到其影响和内涵。1960年，东亚仅占世界经济产值的4%， 如今却占到了25%，当欧洲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25年中以每年平均2.5 %至3%的速度增长时，许多东亚国家已经设法达到了每年平均增长6.5%至7%——一种预期连续增长到下世纪初的趋势。在1992年至2000 年间，世界上新增加的购买力有40%将在东亚，并且该地区还将吸收全球进口增长的35%至40%。东亚中央银行目前掌握了近45%的世界外汇储备，而且，当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还在继续积聚外债时，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已经处于不再有任何外债的引人注目的地位了。
用经济行话说，所有这一切发展都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处于世界经济力量“三足鼎立”的状态了——两欧、北美和东亚——一种战略经济相峙的局面。实际上，如果现有的趋势继续下去（除了一些不可预见的区域性变化之外），东亚将会作好准备，在本世纪末到来之际超越它的两个竞争对手。
通过大量戏剧性的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的其他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力量朝亚洲方向转移成为可能；同时，经济力量朝亚洲方向转移也加速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其他经济发展。既然国家或地区间限制金融流通的障碍不再存在，工业技术、管理方式及市场营销手段也不再有国界限制，因此，取得经济成功的关键前提可不断地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经济自由化的普遍扩大，已经把原先封闭的国家带入了世界经济的大市场中。这一发展导致了原先敌视海外投资的国家间对海外投资的激烈竞争，同时也使25亿人口突然闯进了全球市场。
与此同时，所有这些状况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产品生产的无地区性。这一现象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经济革命的核心，并且，越来越明显。十年前还局限于技术落后、劳动密集的经济活动的国家。现在已经能够以低成本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而这些在以前都是被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所垄断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已经摆脱了其对日用品的依赖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半导体生产国，并且现在不鼓励劳动密集型工业。
就在不久前，日本在其内域内还是仅有的能够完全占领廉价生产基地的主要工业强国，然而今天，西欧、美国与东亚新的经济强国一道，在他们各自的区域内分享产品无地区性的机会。前苏联在中欧及东欧控制地区的解体，立即给欧盟国家的制造商提供了低成本生产基地（像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的优势。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给美国在墨西哥提供了类似的机会。
鉴于欧洲及北美的这些发展，很清楚地说明了所有产品无地区性现象已经打破了原先存在于高工业技术、高生产率、高质量与高工资之间的联系。正是曾经出现过的这种联系，保证了工业化国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然而今天，拥有高工业技术、高生产率、高质量与低工资却已成为可能。诚然，当正在进行工业化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开始成熟时，我们可以期望现有的工资差异最终会缩小。然而，就目前而言，这些国家在形成公司决策时，尤其对跨国公司而言，还应把低工资因素放在首位。
由于所有公司正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无地区性选择并非是公司能抗拒的一种选择。事实上，这种选择已经成为公司在面对真正强大的竞争对手时，趁机利用的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也是全球经济革命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如今，各大公司和各个国家不仅要和自身联盟内的对手竞争，而且还要和不断涌现的新手竞争；而同时，还要追赶宣称已实现最新突破的竞争者。这些竞争现实对合理改革制造业、削减国内成本以及寻找最低价产品基地产生了巨大压力。
由新的强大竞争对手以及正在进行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品无地区性冲击造成的巨大压力，正在与工业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融合在一起而产生。在过去二十年中，技术革新的崛起以及当这些革新被用于生产过程时，生产率的提高已显示出正严峻地在削减产业就业。我们用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在1970年至1993年间，据有关数据估算，美国产业就业实际下降几乎10%时，产量却翻了一番；在西欧，虽然没有这么明显，情况也是如此。并非巧合，在大多数东亚国家，关于整个劳动大军中产业员工的百分比，我们早就证实了是一种相反的趋势。从1961年至1991年，当美国产业员工下降1/3、法国下降1/4、德国和意大利下降15%，韩国却增加了五倍、马来西亚增加了三倍、台湾和新加坡增加了两倍。
假如工业化国家中的服务业能够吸收被生产线上裁减下来的工人并付给大致类似的工资的话，这种趋势也没什么不好。然而，近几年来的发展已经在服务业中造成了就业创造率的减少，包括工业化国家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当然，经济活动中的新兴行业也在不断涌现，因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而且，目前的经济复苏也给传统的服务业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然而，这一行业是否能够提供那种象制造业曾经付给高技能工人一样的高薪工作还有待于观注。其实，这一新的工作不须付出与制造业在过去所付出的那样多的高薪，并且，较高待遇的工作也要求当前许多失业者不曾受过的教育和培训。
当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保持并鼓足强劲势头时，还必需在教育和培训领域付出多年的努力以克服人员培训不足的问题。同时，许多观察家指出，当越来越依赖服务行业的美国在创造就业和抑制失业方面比欧洲进展得更顺利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在过去12年中，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却几乎停滞。这一事实说明，在工业化国家，高就业与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高工资之间的联系已不再存在。
80年代的美国，人们过多地渲染了贫富之间差距扩大的现象。事实上，这种发展似乎使更多的人要对付美国经济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不断发展的结构性变革。到目前为止，这一相同的变革——以及其可察觉到的在工资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后果——在欧洲却遭到强烈反对，因为那儿的福利状况比美国的要更进步也更完善。这种比较广泛而慷慨的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对失业救济金的重视，使得人们在有机会选择摆脱失业时，却又轻易地放弃了低工资的工作。
我们必须坦率地正视一问题，即西欧国家如果不改革好其劳动制度的结构性僵化问题，将无法缓解其持久的失业难题；即使这一改革会引发一场对于欧洲人惯有的不断扩大福利国家的观念上的文化革命。欧洲银行体系早已证明关心失业比创造就业更内行，并且，欧洲贸易联盟似乎对给失业维持救济金比帮助他们回到工作岗位更感兴趣。结果是，当社会安全网的财政负担增加到不能再承受的地步时，欧洲银行体系的生存也将成为问题。
鉴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状况，就业增加和就业保护问题将成为今后几年整个工业化国家政治领袖们的议事日程。结果是，我们同样将目睹国际贸易状况的全面调整。从现在起，贸易争端最重要的准则将不再是产品或服务的国别性，而宁可说是在哪里和给谁提供了就业。
在这个利害攸关的世界里，许多政权既要为其自身的生存而努力，又要试图维持其国家十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因此，可以大胆地预计，对国际贸易争端的立场将变得强硬，贸易局势更紧张。事实上，这也揭示出欧洲联盟和美国即使在同意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时候，也早已采用了更强硬的贸易态度。在欧洲，作为同意其曾经反对的农产品出口政策的回报，法国从其伙伴那里得到了承诺以便更强硬地实施其反倾销政策。同样，正当克林顿政府准备签署乌拉圭回合协议时却还使“特别301条款”重新生效。
当然，就乌拉圭回合协议本身来说，还是向前迈了一大步，涉及到了农产品出口、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方面日益重要的领域。同时，该协议还成立了管辖世界贸易关键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到目前为止，该协议最直接的好处将不在对现有的每年36000 亿美元的世界贸易额再每年增加3000亿到4000亿美元，而在于对有效控制贸易紧张局势和阻止全面贸易大战的期盼。
考虑这些贸易争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革命提出的最关键的挑战之一，可以用下面的问题来概述：我们如何才能维持并扩大多边贸易体系，以使许多新加入的国家能分享其中的一份优惠又能维持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平，以便防止可能出现的激剧衰退？从其存在以来，多边贸易体系的参与者数量很大但都很类似。现在，由于各国在生活水平、社会习俗和政治环境方面各不相同，该领域已经变得很复杂。
显而易见，这种情况正在导致严重的紧张局势。然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都察觉到了这些暗示着背信弃义的行为，即工业化国家正在利用各种方便的借口，以求达到掠夺发展中国家微乎其微的竞争优势的目的。而且，他们甚至还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如果这些工业化国家可以任意利用其技术领先以及在管理、市场和金融控制方面的优势，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去阻止新伙伴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呢？
事实上，在亚洲许多地区，如今人们总在怀疑，北美和欧洲各国在贸易谈判中无论怎样争论，都存在着一种无言的勉强，不愿承认西方霸权的结束并分享经济实力。然而，对西方国家而言，来自东亚方面的竞争，首先意味着自吹自擂的欧洲社会模式正处在攻击之下，本质正受到怀疑。既然有如此多的东西都岌岌可危，那么，在贸易谈判中唇枪舌剑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了，尤其是加上文化因素时更是如此。为这些尝试有目共睹时，也就存在了一种特有的危机，即贸易摩擦将刺激文化摩擦，从而也产生了紧张局势的恶性循环以及对谁都没有好处的对抗。当世界适应于经济力量的转移以及在东亚、北美和西欧间新经济战略相峙时突然出现的这种紧张局势，如果控制得当，就能证明这是一种短暂现象。问题是，尽管大多数欧洲和北美国家到目前为止早已明智地把握了这种局面的幅度，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还是不得不去适应新经济战略相峙所涉及的内容。这种新的经济相峙导致了一种显而易见的结果，这就是，西方将不可能再主宰世界经济新秩序；而另一种结果则表明，现有的国际经济惯例还不能反映出这种新的现象，人们将不得不重新评价这一惯例。由于这一必要的调整需要时间，如果再不及早采取行动，将导致紧张局势逐步升级的危险。
当世界经济继续其全球化和一体化且同时围绕三个区域中心运作时，我们正经历着另外一种实际上还可能会抑制地区间紧张局势的彻底性发展，即三个地区间的经济循环不协调。事实上，世界经济中的区域化进程和区域间不协调是有联系的。六年前，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比它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出口多1/3，如今的情况却相反。 东亚区域内贸易目前占了本区域贸易总额的43%，而1980年只占33%；同时，东亚区域内投资以及资金流量都代表了本区域交易份额的最快增长，即从1986年到1992年，东亚总投资量的近70%来自于本区域内、10.3%来自于欧洲、10.9%来自于美国。
这些发展正在东亚产生一种与西欧现存的发展极为相反似的模式，并且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介入，也将在北美产生这一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区域对发生于另一区域的波动正变得越来越不敏感。换句话说，区域间的不协调意味着，即使美国在打喷嚏，世界其他地区将不再会随之患流行性感冒。
然而，对于追寻东亚区域化进程的全过程而言，日本将不得不对其区域内的邻国承担起与自己的经济实力更适应的责任，尤其是通过向更多的东亚出口国打开其市场大门。这样做的关键不仅可以削减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间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而且还可以控制由东亚对北美和西欧引人注目的出口增加所带来的区域间紧张局势的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如果日本还不能使构成GNP 百分比的国内消费水平更接近于西欧及美国的话（大概占GNP的65%）， 其他东亚国家将被迫把他们的出口推向西欧及北美，其目的在于为自身与日本间的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筹措资金。因此，日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日本贸易及往来帐户的逐渐正常化，在摩擦还没达到危机时刻行使职责，对正在形成的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秩序而言是多么至关重要。
在这种新的关系中，即国家间及地区间的经济保持相互依存，且没有任何伙伴可以把自己的主张强加到世界其他国家身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在于掌握国际贸易中双边贸易、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范围，以便彼此间不发生冲突。当经济区域化势头增强时，这种管理需要将变得十分重要（如今，世界上已存在一百多个区域性条约）。在双边贸易争端上，诸如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中国之间一直存在的分歧，随时都可能影响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
简言之，世界经济革命意味着传统的贸易政策正变得越来越无力，并且证实了在迅速抵制突发性失控连锁反应方面，传统的贸易政策也是无能为力的。如今，当各国面对正在建立集财政、金融、教育和培训目标为一体的综合经济战略挑战时，他们必须按照有关世界贸易舞台上主要领导者不得不达成一致的基本路线及规则来运作。
当然，对西方工业化国家而言，最直接的要求就是趁机充分利用现有的周期性危机的复苏期，以便能处于一个较有利的位置来应付其所面临的结构性争端。这些争端包括：恢复欧洲劳务市场的灵活性以便刺激新的就业机会的增加；重视将来工业化国家希望仍能得到竞争优势的关键性工业技术；调整教育及培训系统以便向产生越来越高的增值的经济活动提供人力资源。
由于这种调整过程在西欧和北美形成，也必将被东亚正在进行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正在运作的三个因素所补充。首先一点是，通过地区经济的增长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消费者基地。象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台湾、韩国等，由于有一批雄心勃勃，又有不断增长的财力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使他们能够公开展示其不断提高的国内消费水平。
东亚经济发展对西方重构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二点是，该地区新兴的工业国对突发的基础性结构及能源的需求。这种不断增加的需求将对诸如能源、电信及运输领域提供前所未有的良机。同时，不断增加对环境保护的关切以及对清洁技术的需求，也将为能够配备这些需求的技术和服务公司提供新的机遇。
对西方国家而言，东亚能够许诺发展的第三点是，目前发生在该地区正在进行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里的加速自由化的进程。例如，韩国最近已经在私有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同时，区域性金融市场和电信业的快速发展，为欧洲和美国公司提供了新的机会。
从1980年到1990年间，整个东亚地区正在进行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进口增长了几乎250%，而且，90年代将会经历更快的增长。 尽管东亚区域内贸易有所增加，但是，如果欧洲和美国公司能调整其发展战略，以适应这种三足鼎立的现实，并确立他们正确的优先项目和制订必要的义务承担，他们还是有希望得到这些市场份额的。
问题在于，紧张局势和潜在的冲突是任何时期变革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当这一变革达到了现今世界经济发生的这种程度的时候。如果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革命是朝着一个广泛和稳定增长的新阶段迈进的话，那么必须着重强调三个重点：
（1）应尽快建立或完善维持、 监控和管理好这一新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国际法规。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另外，由于很多新的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关于世界银行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还在继续争论。
（2）根据北美、西欧和东亚间新的战略平衡， 所有的国际经济运行机制，将不得不被重新审定。正如前面所提到的，G[,7]规程也将不得不经受一次根本性的重新评价。当区域化趋势的势头强劲时，重要因素将是对政策和首创神所能承受的都加以支持，并扩展开放区域化的想法。
（3）在西方发在国家需要掀起一场“文化革命”， 在集团的和国家的水平下，形成经济力量向东亚转移的必要调整。那些国家曾经从他们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所处的显要地位中得到的利益受损时，也不会导致生活水平的长期下降；即使那样，通过采取必要的态度和政策，那些国家也能够学会利用他们还有的竞争优势。同时，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通过他们在国际经济论坛上的姿态及积极性，要表明他们已准备好承担起因新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所处的地位而产生的新责任。
最近，在为二战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建立而举行的纪念会上，人们谈论很多的是关于布雷顿伍兹协会在创造战后经济增长及繁荣方面所做的功绩。今天，在冷战结束之后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革命中，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后布雷顿伍兹时代，没有理由认为在这一时期我们不能创造更多更广泛的经济繁荣。
译自《哈佛商业评论》1994年11～12月号
（王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