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多元文化主义为何陷入发展困境
王 联
【摘要】 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于多种族和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随着欧洲社会移民潮的出现和难民的不断涌入，围绕多元文化主义展开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多数欧洲本地居民对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了否定的态度。然而，文化多样性终究是历史的必然，多元文化主义的实现还需要国际间的共同努力及与之配套的制度来推动。
【关键词】 多元文化主义 欧洲移民 民族政策
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早期的民族融合政策
多元文化主义一词，在不同的语境和范畴内有着不同的含义。从社会学、人口学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通常被用来形容一个国家或一个社区内部存在的民族、种族的多样性，人们虽有着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但却能“存异”；从政策制定和规划的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往往指的是为维护和管理民族、种族的多样性而制定的各种类型的政策和倡议。正如《牛津英语字典》于1957年首次收录该词时解释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多元文化社会的特点，（以及）维护或支持这种社会中各个文化群体的独有特征的政策或过程。
无疑，多元文化主义面对的基本社会现实是不同群体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当主体社会处于强势状态时，基于对这种多样性的尊重和维护，一般会维持和延续特定国家或社区的文化样态，以凸显国家和社会的多元特征与政治正确。现存的国际政治体系是西方国家建立并主导的，早在18、19世纪，他们就已大体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拥有单一政治认同、主体宗教信仰及强势文化身份，因此在对待少数族裔和文化群体上，多采取多元文化主义的方式来包容境内土著居民或少数群体拥有自身的文化及身份。加拿大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来促进国内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就是突出的一例。1971年，加拿大政府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作为一项扩增的民族政策加以推行，并一直延续至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后来也被澳大利亚和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作为官方政策推行，以便协调各自国家乃至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族群、教派、移民等文化差异问题。美国自黑人民权运动以来，采取积极的针对有色族裔和外来移民的政策，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同类政策大同小异，但官方从未使用过多元文化主义一词。因此，当前西方世界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多集中在欧洲国家内部，争论的焦点则是移民问题。
目前内固定物失效仍是肩袖修复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因此可靠的初始内固定强度对于肩袖撕裂修复十分重要。Meier等［18］通过在30例尸体的肩关节上模拟全层撕裂的肩袖损伤，分别采用穿骨缝合、单排锚钉缝合、双排锚钉缝合。其结果显示锚钉固定的抗拉力强度明显强于穿骨缝合，双排锚钉明显强于单排锚钉，且当双排锚钉固定试验的拉力强度达到设定最大限度时，仍未出现内固定失效情况，这也说明双排锚钉能为肩袖修复内固定维持提供高强度抗拉力作用。
移民潮使得多元文化主义遭受冷遇
外来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少数族群的文化马赛克现象在欧洲各国不断出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最近的20年里，欧盟各国穆斯林人口及其占比稳定增长，平均每十年递增一个百分点，预计到2030年，欧盟各国的穆斯林人口将占欧盟总人口的8%。如今，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科隆、哥本哈根、法兰克福、伦敦、马尔默、曼彻斯特、巴黎、海牙、鹿特丹等欧洲大都市的穆斯林人口都已经超过全市人口的10%，布鲁塞尔和马赛的比例更是远超20%，穆斯林移民群体带来的伊斯兰文化在欧洲的影响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反思、批评和质疑多元文化主义的右翼势力也在蓄积，双方的矛盾和对立呈上升之势，尤其是围绕以宗教习俗、社会地位和政治权益的争论最为激烈，甚至不可调和。最终，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一方占了上风，这种局面成为近十年来欧洲政治思潮的主流。
如表1所示，在条带SAR模式中，天线辐照区在地面移动的速度与飞机飞行的速度相等；在聚束SAR模式中，天线辐照区在地面移动的速度为0；当天线辐照区的移动速度介于0和载机飞行速度之间时，这就是滑动聚束模式。换言之，条带模式和聚束模式可以看成是滑动聚束模式的一种特例。滑动聚束SAR通过控制天线的扫描速度来控制天线辐照区在地面移动的速度，从而增加了相干累积时间，可以得到比条带SAR方位向更高的分辨率。由于滑动聚束SAR辐照区在地面移动的速度不为0，因此，滑动聚束SAR可以获得比聚束SAR更大的方位向测绘带宽，滑动聚束SAR工作模式示意图如图2所示。3种工作模式的特性关系如表1所示[3-4]。
(1)选用无病种薯，建立无病留种田。(2)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特别是留种田更要细心挖除，减少菌源。（3）噻霉酮叶面喷雾80g/亩，连用两次。
毋庸置疑，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欧洲各国内部不同文化群体互动妥协的结果，尤其是少数群体积极争取的结果。文化的多样性不会必然导致多元文化主义，但会引起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与挑战，后者常常宣扬外来移民及其文化对本地社会的侵蚀，进而将民粹主义者对外来文化的恐惧与担忧向普通大众传递。虽然2018年前10个月还有48万多人申请欧盟庇护，但与2017年的70万、2016年的126万及2015年的132万人口相比，进入欧洲的移民总数明显下降。虽然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数量和造成伤亡的程度也在下降，但欧洲社会对伊斯兰文化的批评、对穆斯林移民身份的猜忌浪潮却没有减缓，2018年以来更甚。
早在50年前，英国保守党议员以诺·鲍威尔（Enoch Powell）就曾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血流成河”演讲，强烈抨击英国大规模移民、特别是从英联邦移民的政策。据英国《卫报》2018年4月14日的报道，在那次演讲几周后，盖洛普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4%的英国人赞同鲍威尔在演讲中对英国移民政策的批评。而舆观调查（YouGov）2018年4月针对之前的演讲对5200人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也发现，50年后40%的受访者依然认为鲍威尔的警告是有根据的，43%的受访者预计，在未来几年，英国不同社区之间的关系也会恶化，而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情况会好转，另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保守党退欧选民表示，多元文化主义行不通。该调查还发现，51%的受访者担心移民会增加医院和学校的压力，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是对英国生活方式的威胁，略高于认为穆斯林信仰与英国生活方式可以兼容的比例。
2016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欧洲人担心难民潮将会带来更多的恐怖主义，以及更少的工作；而在关于少数民族、多样性和国家认同的看法上，调查显示，欧盟内部存在着尖锐的意识形态分歧。许多欧洲人不相信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是件好事，其中，希腊（63%）和意大利（53%）过半受访者持有这种看法，而匈牙利、波兰、荷兰和德国的受访者中对多样性持否定态度的比例均超过对其肯定的比例，只有英国、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的受访者“觉得多样性对他们的生活好”的比例略微超过“不好”的比例。
2018年2月，一向在难民问题上持有开放立场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执政党年度大会上强调，“被误导的宽容与民粹主义煽动反对任何外国事物一样，对我们的凝聚力是危险的”。4月19日，德国《明镜周刊》一篇题为《正在改变的国家面目》一文也提到，“许多德国人觉得在自己的国家是外国人，他们害怕移民正在迅速改变自己的家园”。
从那以后，欧洲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批评和反对声浪越发强烈。特别是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外来穆斯林移民人口的大规模涌入，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社会对移民的排斥、对伊斯兰文化的抵制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8年3月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7年间，向欧盟申请难民庇护的外来人口中，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均是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体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其中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三国的申请庇护总人数就达到150万人。穆斯林移民与欧洲本地基督教主流文化之间的差异，特别是由此带来的“文明冲突”的现实冲击，也因近三年来在欧洲主要都市中屡屡发生的恐怖袭击个案而被不断放大，右翼势力趁机对主体为穆斯林身份的外来移民加以怀疑、排斥和打压，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及政治行动在大受移民问题影响的欧洲各国迅速泛滥。在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国，公开持有反移民、反伊斯兰立场的右翼乃至极右翼政党的选民支持率持续攀升，足以说明欧洲社会许多人对穆斯林移民的排斥态度。
2018年6月9日，携带629名海上获救移民的“阿奎里厄斯号（Aquarius）”救援船在马耳他和意大利的靠岸遭拒事件，又一次将欧洲各国针对近年来涌入的大量移民而展开的相互攻讦暴露在公众面前，表明欧洲政界和公众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形势依然严峻。6月底，在欧盟召开的关于移民问题的布鲁塞尔峰会上，企图向匈牙利和意大利等拒绝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施压的做法并未成功，这代表欧洲多数国家向多元文化主义明确说“不”。
欧洲统计局2018年第2季度的数据显示，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三国向欧盟国家申请庇护的人数分别为18315、9155和8355人，位列申请庇佑国前三，占申请总人数的比例分别是13%、7%和6%，这意味着穆斯林移民仍然是欧洲外来移民的主要来源。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和代表性的事件是，2010年底到2011年初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德、英、法三国领导人先后不约而同地发表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直接批评和明确反对。2010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公开演说时称，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生活的努力“彻底失败”，移民需要做更多事情来融入德国社会。翌年2月5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失败的，声称“在多元文化政策指导下，政府鼓励少数族群文化独立发展，导致一些年轻的英国穆斯林走向个人极端主义”。几天后的2月10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接受电视台访谈时也宣布法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他强调，法国尊重差异，但是来到法国的新移民必须让自己认可法国所崇尚的价值。
欧洲社会对外来文化呈现排斥态势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针对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哲学更多强调人们应作出何种反应，是承认民族及种族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并试图保留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少数族群的文化特性，凸显主流社会对个体或少数群体的文化的尊重、承认乃至接受，还是一味排斥打压异质文化，维持原有主体文化的一元性和主导性地位？主体不同，对待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也会大相径庭。因此，当欧洲社会大众谈及多元文化主义时，这个概念往往与“身份政治”“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联系在一起，使它不仅涵盖身份和文化意识，而且还成为了一个标识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问题。
该剧先后被评为“荷花奖”大型剧目金奖、“荷花奖”表演金奖、“荷花奖”最佳导演奖 、“荷花奖”优秀组织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美韵陕西”旅游推介文艺晚会节目类一等奖、“美韵陕西”旅游推介文艺晚会节目类一等奖、“陕西旅游名片十大文化演艺项目”、“首批陕西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这台融合了科技与文化的文旅创意作品，已成为延安文化旅游的金字招牌和国内外游客来延安的必看剧目。
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7月发布的一份题为《西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报告进一步指出，在被问及有关移民是否应该融入欧洲的问题上，接近七成的西欧受访民众认为，为了自己的社会好，移民必须接受他们所在新国家的习惯与传统。欧洲本土民众对外来移民身份的反感和自身文化的坚持可见一斑。即便2018年夏法国足球队获世界杯冠军，也被很多自媒体嘲笑为“80%的非洲队”，原因就在于法国球员有许多是来自非洲的移民及其后代。法国作为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成功例子，现如今却被许多反对者当作嘲讽的对象，甚至还有读者在《澳大利亚人报》上撰文强调：“足球队的种族多样性并不等同于多元文化主义。”
笔者认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重点在于游客对目的地的依恋与重游，持续不断的市场需求是其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关键在于乡愁情怀的培育与维护。“乡”本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乡愁的物质载体，根植于人的内心，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产生特定的记忆，凝聚一个地方的生活，是对文化认同的情感投射，更是返璞归真的心灵慰藉[10]15。从乡愁到乡居最后到乡思的情感依恋造就了乡村旅游的灵魂，推动着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多元文化主义的推行任重道远
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的那样，“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一般同自由允许特定文化群体在个别社区集中生活的政策有关，但如今它已日益成为社会个别群体孤立存在、与社会隔绝的象征，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移民问题引发的身份认同、本地公众的安全担忧、外来人口的边缘化、移民自身严重缺乏的归属感，很容易使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欧洲各方角力、焦虑和恐惧的替罪羊。外来移民与本地社会的融合应该是相互的，移民需要努力融入新国家，国家本身也需适应新形势、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从而促进双方的理解、沟通与良性互动。
多元文化主义观念提出的初衷就是为了用制度和框架来维护和促进不同种族、民族、社群、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加强彼此的尊重、包容，从而推动国家内部各个不同文化单位间的和谐共存。与早年美国实行的“熔炉”政策，或其他欧洲国家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不同，多元文化主义从理论上代表了人类社会应对不同文化群体持一种开明态度的进步做法，欧洲也一度朝这个方向在努力。但当前欧洲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表明，好的理念也需要与之配套的制度来执行，更需要相应的社会基础作支撑。
毫无疑问，移民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移民的互动，一定会产生新的文化结果。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发展面临的困境表明，推动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既不能任由不同文化完全独立、平行地发展，也不能使之边缘化从而越来越偏离主体社会。一个合理的目标应该是在确保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既保有各个不同的文化形式，又寻求逐步建立超越各个文化、族群之上的统一的国家文化，努力培育各族裔文化间的共同点，从而弥合不同文化的差异，最终形成和巩固所有群体都能接受的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①曾昭鹏：《与时俱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联合早报》，2016年2月14日。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编/周小梨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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