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人论文,民国论文,外交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人外交”，这是民国外交史研究中不时见到的一个术语或概念。由是知之，从事外交事务的“学人”，则可称之为“学人外交官”。然而，矛盾之点在于，笔者先前的研究表明，民国外交官群体在整体上为一支高学历的精英社会集团，又如何能够彻底否认他们的“学人”身份呢？（参见拙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依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关于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以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的阐述，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现代官员发展成为一种特别通过常年培训，在专业上训练有素的高品质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为了保持其纯洁性还具有高度发展的等级的荣誉”。[1](P747)这种情形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亦有极为明显的体现，而民国外交界则是明显例子。因之，这里所谓的“学人外交官”，应“特指那些由学人的身份直接转换为外交人员身份的人”。[21(P258)本文所关注的就是这部分人介入外交界，对整个外交人事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他们自身又是如何因应这种角色转换的。
在民国历史上，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当一批学有所成、学有所专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大学教授或学界名流，直接以“学人”身份由校园或科学研究机构介入外交事务，充任中国驻外外交使节或重要外交官，（注：北京时代亦有此类现象，但其特征不像南京时代明显。如，刁作谦、严鹤麟、唐悦良、曹云祥等人，或曾在清华等学校担任过教职，或曾在清华学校担任过校长等职务。参见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6-39页。）像人们所悉知的胡适、蒋廷黻、王世杰、罗家伦，以及叶公超、张忠绂、张彭春、陈之迈等人。这部分人加盟外交界，必然打破北京政府时代外交系统的平衡，引发原来职业外交人员网络结构的变化。这些“学人”拥有特殊的身份地位，他们既有非常尊荣的学术影响与学术头衔，又有相当的政治社会资源或职业外交官所不具备的优势作依托，但他们缺乏职业外交官特有的专门外交业务技能训练和长期修成的职业涵养（如遇事忍耐、冷静、平和而庄重等性情，以及善于交际应酬、斡旋等职业本能）。外交是一门技艺，亦是一门科学，其具有较强的专业功能和特点。外交人员从事外交事务时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国际惯例或准则，因为“外交的事务……都按着明确规定的法则和文明习俗、面对面而又有灵活性地进行的，虽不无微妙之处，但对所有参与其事者都是十分清楚的”。[3](P278)这些人将如何因应此种角色与职业身份的转换，以及其对过去职业外交的冲击力度，需要在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中进行仔细探讨。
“学而优则仕”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易摆脱的人生价值取向。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特别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及抗战军兴之时，大批过去隐身于教育界以及各种学术部门的“学人”，在国民政府的邀请与鼓励之下，纷纷放弃自己多年来的潜心研究和自由思考而服从于群体对政治关怀目标的整合力；放弃自己独立的学术功能和文化职责而服从于现实的功利需要；放弃自己的终极关怀和超越精神而投身于政权机关，以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担负起救亡御辱的时代使命。这一趋势则进一步加剧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生存方式与自我定位的转化，亦引起了国民政府整个官僚系统在结构体系上的新变化。在国民党执政初期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上层政权体系内首先吸纳了一批大学毕业或留学归国已久、已成为著名教授或专家的高级知识分子，依托其名望或专门知识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如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出任法制局局长、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出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等。30年代中期至抗战军兴，民族危亡日深且重，国民政府再次邀请一批“学养优越”的名流学者进入政府，如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南开大学教授何廉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出任驻土耳其及智利公使等。此外如吴景超、陈之迈、沈仲瑞、左舜生、李万居、姚宝猷、俞叔平、马星野、蒲薛凤、陈裕光、黄天鹏等一批学人、教授相继从政。”[4](P211-212)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大量地罗致高级知识精英，担任政治或宣传工作。“学人从政”，几乎成为一时之风尚，使得民国以来人才济济的教育界出现“才荒”景象。这一社会背景，亦正是大批“学人”弃学从政并任事外交的基本环境。
除上述所举胡适、蒋廷黻、王世杰、陈之迈、张忠绂、叶公超、张彭春等学界名流，在三四十年代弃学从政而出任重要外交职务或继而出任重要外交职务者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学教授、学者进入外交界，担任次一级的外交官或外交行政职务，其确切数字虽难以统计，但通过某些资料，可以知其概貌。据1935年《外交年鉴》所载国民政府86名重要外交官领事官，其中具有国内外大学教授或研究员资历者达14人，约占总数的16.3%。”[5](P482-499)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数字。抗战发生前以及抗战时期，在大批学界名流或大学教授再一次掀起参政热潮的情势下，推想又有一批“学人”出任重要外交职务，并成为职业外交官。如，原四川大学教授邵毓麟出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原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凌其翰出任外交部专门委员、原复旦大学和之江大学教授董霖出任外交部参事、原清华大学教授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原湖南大学教授何风山出任驻奥地利公使馆代办等，其中担任外交行政职务者继之使事国外而出任驻外公使或大使。如此多的大学教授从政或进入外交界工作，有人分析这种现象，认为当时大学教授资格较为随便，“但凭留学资格即可取得大学教授资格”，[6]以大学教授资格进入政界容易谋得较高职位，是故，一些留学生“返国之初，往往以在大学教书为进身之阶。有学识与能力的，学而优则仕；无学识与能力的，亦学而劣则仕”。[7]这固然不失为一种原因，但外交官或领事官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训练，不像其他某些行政部门或可滥竽充数，亦不是任何人均可从事者。据笔者先前的研究表明，进入外交界的学人或大学教授，其原所治理之专业基本上是法律政治经济以及精通外国语言文字者，并具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参见拙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依据现代外交学而言，社会名流在其功成名就之后进入本国的外交队伍，至少可以起到四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发挥一技之长。即以其学术上的造诣和丰富的阅历，直接报效于国家。其二，增强凝聚力。社会名流具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其介入外交活动本身就是对政府的一种支持，并可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其三，扩大国际影响。社会“名人效应”现象在外交领域同样存在，社会名流加入外交队伍，因其在国际上的某种知名度，在各种外交场合不仅更受尊重，亦有助于扩展本国外交活动的影响。其四，广交各界朋友。社会名流以其社会影响和魅力，往往比其他外交人员更容易成为外交场合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或核心人物，而与各国名流交朋友是任何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包括国家重要领导人。[8](P238)
由此可知，在民族危亡之时，国民政府广泛延纳学界名流，如胡适、蒋廷黻等人，介入实际的外交操作之中，借重他们的威望与影响办理外交，并非看中其什么“职业”技能，而是其外交职业技能以外的因素。透过汪精卫和孔祥熙给胡适的函电，即可了解这一点。汪称：“先生虽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试问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几个及得先生呢？”[9](P211)孔言：“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10](P1)而像胡适这样的学界名人，同样在他使事的美国亦博得了好评，《纽约时报》放言，“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2](P370)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贾祖麟(Jerome.B.Grieder)认为“胡适是一位受欢迎的大使，他的卸任是中美关系中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另一位美国学者海保罗(Pau Hger)认为“胡适的表现是‘温言婉劝的外交’，所代表的是中国在现代世界国际外交中的不断进步……胡适是一位诚实君子，是一位热忱奉献的知识分子，他以委婉的言辞，呼吁美国朝野同情受害的中国，连孤立主义最深的美国人，也不能不为之动心。”海氏相信“胡适也许更适宜做学者，但是他在大使任内，的确认真而明智地尽了他的职责，因此他在华府外交圈内赢得广泛的尊敬，而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佳驻外使节之一”[11]。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多次谈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胡适是中国的两大伟人之一（另一人为顾氏本人）。另有人言：“驻美大使胡适在美国各地演讲，名气颇大，在学术界与知识分子中有其特殊地位，这对华人来说，原是一种光荣；若我国政府有‘计划’地加以利用培养，也许无形中能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可以运用到外交上去。正值这战时争取美援之际，急切需要这样的人才，然而有人不但不加以珍惜，予以鼓励合作，反而嫉妒排挤，使他终于不安其位去职。胡适走后，在全国再找不到几个像他那样的华人，站起来代表我们说话而能发生相当力量的，真是可悲至极！”[12](P125)与胡适大致同一时间担任外交职务的北京大学教授张忠绂则称：“二十世纪的外交家应当是一位诚恳可亲、广交游、平易近人、能获驻在国一般人民爱戴的真君子。适之正是这种人物，他曾一度赢得‘一个伟大的民主人’雅号。抗战期间，由他先以半官式，继之以正式大使的身份，驻在美国。这对于国民政府甚为有利。独惜在日美战争爆发后，他被撤换，外交部长亦由宋子文继任。战后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由同情转为敌视，其原因虽多，但与重要官吏人选，似亦不无关系。”[13](P120)张忠绂之说，可视为学人对胡适以及本群体人员出任外交官的角色与地位转换的某种认定。
但职业的外交官们却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胡适在驻美任上标榜“三不主义”（即不借款、不购买军火、不宣传）与抗战外交之宗旨相悖，不能算作是称职的外交官。顾维钧、沈觐鼎等人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均特别指出之。（参见顾维钧著《顾维钧回忆录》和沈觐鼎著《对日往事追记》等）而胡适则认为“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10](P3)这大概是两者之间在外交职责理念上最明显的差异和冲突。职业外交官当时对蒋廷黻在驻苏大使任上的所作所为亦同样颇有微词，认为其于外交事务与外交辞令不得要领，多致烦恼与杯葛。他们甚至认为外交是他们独有的活动空间，其他领域的人插手其间，难以胜任。此外，国民政府时期，驻外使节的政治任用情形很多，如程天放出任驻德大使、蒋作宾出任驻日大使、刘文岛出任驻意大使，以及杨杰、邵力子出任驻苏大使等，（注：蒋廷黻曾讥讽邵力子“不是中国驻苏联大使，他是苏联驻中国大使”。意指其“亲苏”，不具备外交使节资格。参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第42页。）这些人与职业外交官之间的冲突亦十分明显。顾维钧批评杨杰、程天放批评原北京时代外交系人员等等，均是明显例子。
学界名流或政治要人直接介入外交领域，充任驻外使节或重要外交行政职务，不仅仅在于打破了北京时代外交体系的平衡，造成他们相互之间“族群”外交理念或外交职业理念上的冲突，亦引发其他诸多新的变数。若说学界名流直接介入外交事务，为特定的历史时期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但其与政治要人直接介入外交事务并担任外交使节，有着不同的底蕴和内涵，后者更多地表明“党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外交开始“党化”，外交决策权已经上升至党的最高机关，乃至党的领袖之手，以致外交官变成推行党的政策的技术性工具。在这种情势下，学人作为官僚系统或实质上的“党系统”之外的人士，与职业外交官有着某种相似乃至于相同的体验和感受，即外交官难为。职业的外交官顾维钧抱怨说：“我曾暗自注意，正常的国际间政治活动——外交，在程序上和运作上确有很多传统的方法和一定的门径。精通这些知识和机智地运用这些手法，原是我工作上和职务上分内之事。我研究过外交术和外交史，懂得哪些话可靠，哪些言论可以视为是实在的。但在中国却还有一种所谓‘内交’，即施于内部的外交。这无疑是更难的，因为不能摸透政府领袖的真实意图。政治上的利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政府经常不将事情的真貌全盘告诉国外代表，有时甚至只说些表面上正确，而实质上不真实的话，因而常常给国外代表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困难。”[14](P195～196)蒋廷黻则称自己是“局内的局外人”，[15]出使苏联“不是人过的生活”。[16](P42)相比之下，胡适乃是一个与国内政治中枢管道较为通畅的人，但他同样地认为出任驻美大使，从事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过着一种“并不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愿意做的事”。[17](P859～862)胡适厌倦外交生活，亦不排除与其难以适应外交这种高度技术性的工作有关。
学界名流出任外交官，虽有许多职业外交官所不具备的优越资源，但他们没有职业外交官所具有的专业性的技能、经验与训练，从而为自己的工作造成种种被动，引来诸多麻烦，并招致多方攻击。胡适被人认为不务外交“正事”，不悉外交“技艺”，乃至“口无遮拦”。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有人针对胡适在任所的一次自由演讲提出质询，内中称胡适言：“粤汉铁路陷落后，中国政府曾发生动摇；中国军队已退入内地，不能再作阵地战”。而胡适在回复外交部电询时则辩解曰：此不过是自由讨论的谈话，且事先宣布不公开发表。又，“弟到此任后，曾密商美外部负责人，决定以最诚恳之态度，向各方声明我国抗战之决心，同时表示亟待援助情形颇得各方同情”。[10](P9-10)殊不知，外交官在涉及国家重大问题时，绝不能自作主张，自行其是，“信口开河”，而必须与本国政府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一致，并在发表言论或消息时，应及时向上级机关进行必要的请示，统一口径，以免授柄于人。因为“在公开席上发表言论，往往使驻在国政论家或记者，误解本国政府的意见，重则惹起两国纠纷，轻则使代表卷入新闻论战旋涡中”。[18](P102)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认为此次事变系苏联从中主持，遂饬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蒋则在未与本国外交部重行接洽并对整个事件了解的情况下，即遵令请求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接见。会谈中，蒋廷黻要求苏方“承认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有关，而第三国际是与苏联有关……”，应负事变之咎，并与对方大闹一番。李维诺夫则对突然加诸于苏方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反问蒋：“这种抗议是出自中国政府，抑是你自己的意思。”蒋没有否认此乃政府旨意。结果李维诺夫训令本国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致以严重抗议，引发一场外交风波。此次风波使蒋廷黻在内失信于外交部，在外则不惬于驻在国政府，不得不以返国述职为词，“去而不复返矣”。[19]而外交交涉需要充分的调查与研究，做到事实确凿，言必有据，绝不能贸然从事。正如职业的外交官顾维钧所言：若发生此类情况，首先“急电外交部，询问某院长的电令曾否经行政院通过及外交部是否同意。第二，对外国政府抗议，必须有充分证据而后可，不能随便乱抗。这是很严重的外交措置。第三，访李维诺夫时，最好用探询的口吻，试探他的意见与苏联政府的立场，毋防多用‘听说’字句。”另外，从外交操作上来说，做使节者最应避免与驻在国关系僵化，而应保持一种融洽的关系，以利外交之展开，并防止自己被对方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19]而原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时，“在代表我国政府参加驻在国一个重要大典，居然走错了地方，没有赶及”，被人视为“华而不实的阿囊”，结果任职“一年多光景，就丢了差使”。[12](P42)诸如此类的情形，在职业的外交官身上一般不会发生。
从学是一码事，从政是一码事，从外交则是两码事外的另一码事。胡适亦好，蒋廷黻亦好，匆匆从事外交，又匆匆淡出外交。前者做了四年驻美大使，从此与外交职业绝缘；后者从任命驻苏大使至离职不到一年半时间，真正到任却只有一年多一点，只是在相隔近10年之后的1947年，才再次出任国民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其他以学界名流身份出任外交官者，其境遇大致与胡、蒋两人各有相似。至于一般的大学教授或学人进入外交界时，因其职务品秩较低，大都于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经过循序的考核提升，发展成为高级职业外交官或外交行政官员。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驻外使节主要由三类人员组成，即职业外交官、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学界名流或著名学人，而后两者的介入，打破了旧时职业外交官对整个外交界的垄断，造成了外交官人事体系或网络结构新的重组。学界名流或著名学人出任外交官，从政府方面考量，在于借助于其各种社会影响与威望，以收整合政局和挽回时势与人心之效；从学人自身方面考量，其出任外交官并非或不完全是一种“职业”行为，更多的是对国家前途命运或政治的一种关怀。党政军要人出任重要外交官或驻外使节，则明确表明国民党提升了它“党治”外交的维度意义。二者与职业外交官的角色迥异其趣。他们二者各自在纯粹的某些外交理念上与职业外交官的差异，似乎倒是其次了。
在外交使节配置的社会或职业身份上，变动明显者乃在于南京政府时期。学界名流与国民党党政军等要人的介入，除前述在纯粹的外交技术层面与政治层面观察它所发生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外，我们还应将其纳入国际政治发展的大历史视野中，发现它的深远背景。实际上，这种现象亦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表明了现代外交发展的趋向，即现代国际社会或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范围正在不断拓展，业已渗透至国家间文化与教育及政治党派、军事等专门领域，这些事宜绝非职业的外交官所能完全驾驭者。同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外交明显地呈现出上升的外交与外交的上升态势或发展走向，元首外交成为国际政治的大势以及现代外交的新景观，民间的各种交往开始融入政治的成分。外交使节的作用自然因之日益弱化，其逐渐隐退幕后，基本上已不再是一位风光无限的外交主角，而只不过是本国的一名代表而已。正如美国外交学学者普利施科所言：“外交从概念和实用角度上看都和人类大多数的习俗制度一样，其进程是富有生命力的，并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前进的。——历史的进程使外交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20](P80)现代外交发生的这些新变化，导致了外交使节人选在职业身份上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