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如何进入中国美学史
王 燚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长期以来，西周美学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往往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西周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匮乏，而在于当代的美学理论、学术规范和话语境域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资源被作为美学问题加以讨论的可能性。礼乐作为西周最具代表性的审美方式，对当时的个体命运、社会运作与王朝治理都有着重要影响。但它们如何进入中国美学史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在后现代语境下，美学的研究边界已延展到艺术之外的生活、环境、生态等方面，这就为礼乐进入中国美学史找到了理论依据。其次，西周是一个被礼乐建构的风雅时代。由于礼乐本身内蕴着美和艺术的特质，这就意味着它们在构建王朝的政治生活和伦理社会过程中先天地渗透着一种诗性和风雅。再次，周人对礼乐已形成一种审美的自觉。他们在彬彬有礼与洋洋颂声的审美追求中，为社会建立了政治秩序与伦理规范。总之，西周礼乐彰显了一个风雅的、郁郁乎文哉的王朝和时代，对其后的礼乐美学也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 ：西周；礼乐；中国美学史
长期以来，西周美学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往往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从现有中国美学史编排来看，一般开篇是讲远古美学，然后过渡到殷商时期青铜纹饰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接着是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审美思想。这种研究路径没有把西周美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匮乏，而在于当代的美学理论、学术规范和话语境域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周的许多思想资源被作为美学问题加以讨论的可能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西周美学进行重新审视、梳理和界定。通过研究可以看到，礼乐作为西周最具代表性的审美方式，对当时的个体命运、社会运作与王朝治理都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只有认识西周礼乐及其美学体系，才能感受到这个时代彬彬有礼与洋洋颂声的审美风貌，这也是西周礼乐进入中国美学史的重要依据。
一
自18世纪以来，西方美学开始出现向内转的倾向，宣扬一种主体性美学，并以美和自由为其追求之根本。当“美学”一词传入中国以后，西方美学理论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美学研究及其发展历程。在许多学者看来，中国美学应该以主体化的审美与自由为第一要义。相应地，如果用这种观点来反观和研究中国美学史，那么就会得出一种以美和自由为旨归的中国美学史。按照这种方式，中国美学史很容易成为西方美学理论的注脚。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20世纪书写的中国美学史基本上以中国历史上美学家的审美思想、美学概念、美学范畴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一种以主体审美为主的历史观。与此相连，他们一般会把先秦时代、魏晋南北朝、明末清初等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时期的社会处于动荡与崩溃的边缘，而那些所谓的名士大儒和社会名流渐趋疏离于政治，从精神上寻求一种自由与解放的状态，其思想、行为和艺术也被认为是美和自由的象征。尽管这样的中国美学史给人一种酣畅淋漓之感，但是否符合客观历史的实际或原貌，是否全面而有机地书写那个时代的美学史，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当然我们说这种路径并不错，而是说它从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美学在主体之外的政治、伦理和文化意义。比如说，我们用这种“以西解中”的方法去研究远古至“三代”的美学时，就会显得无所适从，因为在那个时代个体的审美思想、美学概念、美学范畴等多种因素无法凸显出来。比如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无法显示主体性美学。考古文物可以显示出审美意识，但是这种审美意识又无法形成个体的审美思想。即便有审美意识，但是这种审美意识一般也从属于当时王朝的主流审美风尚，这就显示出西方主体性美学理论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不足。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要扩展至审美文化，似乎摆脱了主体性美学的影响，但是也会因文化的泛化致使美学史变得失范而散乱。这样，中国美学史从某种程度上则变成了中国文化史，势必会稀释美学的理论性。因此说，中国美学史要想获得理论生长点，有两种方式可以参考：“一是选取哲学和艺术的直接对话，即用哲学强化对美学历史的控制力，用艺术激发美学历史的活力。这种方法曾被黑格尔卓越地使用过，但被后来西方和中国的美学史家遗忘。二是通过对杂多的美学史料进行综合，从中抽离出审美精神，作为一个时代的灵魂。”[1]这就意味着，中国美学史需要转换视角和方法，才能做得更为完满，更为丰富。上述两种方式既能使中国美学史具有美学意味，又不至于使之过于泛化。
由于中国历史的客观性，所以中国美学史研究一定要尊重美学的历史原貌，不能随意被现代的美学理论碎片化。如果不这样，中国美学史就会变得不太客观，甚至被扭曲。或许更好的方式是以某个实实在在的感性对象、审美活动或艺术作品等为契机，按照其客观化的历史背景以及想象性的情景再现，使一个时期的审美活动、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审美精神或审美思想得到呈现，这是一种从历史实际出发的美学史，而不是由现代美学理论预设的美学史。这样的美学史相对地贴近历史实相，而非用中国美学的历史去印证西方美学或现代美学理论的正确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美学史研究应该回归到历史的深处，贴近历史本身去发掘其中的美学相关问题。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美学史之中除了以追求自由和美为旨归的反制度美学之外，还有一个维护王朝秩序的制度美学，这两种美学形式是构成整体中国美学史的两个基点。简单来说，反制度美学是以处于社会混乱期的士人美学为主，制度美学是以处于社会稳定期的礼乐美学为主。前者表现在士人们从现实中或从精神上保持一种远离政治的生活状态，用艺术、诗歌、生活、道禅等多重方式去追求生命与精神的审美、自由与境界。后者表现在王朝在建构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礼乐审美精神。从以往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来看，前者论述较多，而后者论述较少。
建设一个以支撑学科建设服务的云数据中心，对整个学科建设体系服务进行统一信息架构，建立集中、共享的数据服务平台：即从民族学学科建设及管理、民族地理信息、资源呈现及展示、数字博览馆、资源库管理、统计及分析、综合社会调查系统、数据采集及加工、基础模块9个维度建设。充分运用资源虚拟化、管理智能化、海量数据并行处理和动态随需部署等先进技术，对软硬件资源进行集约化管理和监控，并提供统计分析(如学术研究、论文数据、科研团队等)和数据挖掘等能力。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如果我们反向思考，就会发现在此之前必定有一个礼不崩乐不坏的时代，也就是礼乐不断建构、不断完善的时代。应该说，真正建立礼乐审美精神渗透于政治和伦理的肇始时代应该在西周。需要说明的是，西周美学是一个立体式的研究对象，要想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它，仅仅从一个角度出发是不够的。这需要我们紧紧抓住礼乐及其所展现出来的美学诸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证，从而揭示出它所内蕴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这么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纠正中国美学史只关注审美思想而忽视审美活动、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理论上扩大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内容、视野和范围。实质上，西周美学并非主体性美学，也并非文化意义上的美学，而是以礼乐为中心的美学。相对而言，周人更注重礼乐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审美思想及其在整个政治和伦理结构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时代的美与艺术一般会渗透着某种政治和伦理意识，[注] 宗白华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也谈到艺术的政治性问题，他说：“在古代艺术家(工匠)那里，主要就是如何把统治阶级的政治含义表现美，即把器具装饰起来以达到政治的目的。”(参见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53-454页。)宗先生已经敏锐地看到美和艺术在政治中的特殊意义。刘成纪在《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中所言非常符合中国古代艺术的客观事实。如他言之：“在古代中国，自周公制礼作乐至清王朝八股取士，文学艺术向来是国家制度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与现实政治、文化融合的侧面，要远远大于疏离、叛逆的侧面。就此而言，说中国文学是一种制度性文学、中国艺术是一种制度性艺术，与此密切相关的美学是一种被制度规划又为其提供理想指引的学科，诚不为过。”(刘成纪：《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70页。) 这是那个时代的艺术特质。
二
西周在中国政治、文化和美学的历史上都处于一个转捩期。可以看到，它对上古至殷商时期的思想认知与观念形态有着重大的突破，具体表现为人性意识的萌芽、人文精神的觉醒、理性秩序的加强、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突破使人们的生存状态进入相对理性化的时代，并对处于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自西周开始，中国人已开始对自身存在与生命价值进行反思，同时也通过感性形式表现出对理性价值的一种追求。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周人对礼乐的重新规定，不仅使之成为美和艺术的象征，而且使之成为统治秩序的一种诗性表达。他们一方面要继承前代之遗风，另一方面也要创构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在此情况下，礼乐作为一种方式，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周美学主要表现为礼乐美学。周人开启了礼乐美学的新篇章，使之成为生命审美的新范式，成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典范，也成为维系一个王朝的纽带。由此开始，有周一代开启了中国几千年的礼乐政治、礼乐审美、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
既然提出西周礼乐美学[注] 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礼乐美学更切合西周的历史实际。它既有礼仪美学的物体系，又包含了诗乐舞的情体系，更重要的是，更能体现出朝廷在整个礼乐体系中的审美主导性。所以，西周礼乐美学一方面凸显王室在整个审美体系建构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向了人与物在审美实践、审美活动中的互动关系。 这个概念，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把礼乐作为西周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礼乐为核心的体系何以为美？其合法性又在哪里？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西周礼乐美学的概念和提法就会得到一个较为完善的明证。这里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总之，我们对于西周的美学研究很难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进行清晰地划界。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礼乐的对象与范围要适当地放大。西周礼乐美学不仅要关注诗、乐、舞等艺术形式，而且还要延展到礼仪、礼器、纹饰、建筑与舆服等与之相关的感性形态方面。这样，西周的美学研究就会展现出前所未见的景象，同时也显现出其独具时代特色的美学风貌。
从这个意义上看，周人以礼乐为中心建构一整套的审美体系，在整个中国美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承袭远古至夏商以来的礼乐文化传统，在因循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独特的美学形态，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另一方面它又开启了几千年礼乐文化的新传统，使这种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影响深远，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周人将礼乐的审美意蕴渗透到王朝秩序建构的方方面面，使其成为彰显政治理念和伦理观念的重要手段。由此，政治因美和艺术的介入，不再成为赤裸裸的教化和规范手段，而是让人们首先从内心和情感上认同，进而达到对政治理念和伦理观念的认同。所以，政治因其诗意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与此同时，美和艺术因和政治的关联而易于获得社会价值。从这一点来说，西周所建构的以礼乐为中心的审美体系，实现了审美与政治、伦理的充分融合，并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治国理政的理想之境。当然，礼乐后来又经过先秦儒家的宣扬与阐释，渐渐成为一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礼乐的内转并不意味着它就此失去了政治性，而是通过内圣，去通达外王，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治理想。这样，礼乐把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进行了一种融合。应该说，这是礼乐与美学联姻的另一道路径。
周人以撮尔小邦取代了大邦殷，所以在建国之初他们要极力树立自己的权威，与此同时还要构建自身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时代的变革中，美与艺术尤为清晰地成为统治秩序的核心问题之一。当然，礼乐作为美与艺术的体现者，在政治活动的运行中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实，礼乐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性活动，它围绕人的活动形成一种动态性的审美过程。这种审美活动内在地渗透着理性秩序的诉求。周之王室贵族在礼乐往还之中，区分出了身份的贵贱、地位的高低、官职的大小、财富的多寡等。这就是说，日常生活与雅化生活是区分开来的，而所谓雅化生活即是礼乐生活。所以，他们通过礼乐的各种感性形式彰显一个区分于日常行为的雅化活动，以凸显自身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与特殊权力。正是如此，他们要极力追求礼乐审美活动的规范性，以强化其内在的理性秩序。
第四，周人把礼乐之美作为追求的目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作为个体，每个人在本性上都是追求美的。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每个时代又会呈现出不同的美。这是因为人们在追求美的时候离不开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审美，一般会被历史条件所限定，有时也会依照某种秩序规则来建构。这样，个体的人与其时代特点的结合，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种审美的自觉。周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对美的追求也离不开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想与社会风貌。与殷人对宗教艺术之美的追求不同，周人更注重礼乐及其体系所展现出来的美。这是在其历史背景下，主体对客观之行为与事物的一种审美认知。
马云：我做教育的一方面原因，是在师范大学学习过，从事过教师职业，一直热爱这个职业，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见过世界上的各种人，有很坏的人、很好的人，也有很了不起的人，看到了许多挫折，明白了许多道理。这让我知道教育的作用有多大，让我知道，教育最终是要让自己做最好的自己。
正是美和艺术在礼乐政治中的渗透，方形成了西周政治所具有的风雅品质。正如刘成纪所言：“中国古典美学，其关注的对象绝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有着关于天下国家的广远视野。中国文学艺术，其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愉悦性情，而是具有为政治注入诗意又在理想层面引领政治的双重功能。自周公制礼作乐始，关于美和艺术的制度性建构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层设计，并生成一种‘美治主义’色彩浓郁的国家观念，一个风雅的中国正是因此而起的。”[3]这就指出，美和艺术已渗透到国家制度的建构之中，使其统治内蕴着一种诗性的意味。从西周礼乐的实施来看，当时的社会在文质彬彬与洋洋颂声之中颇具人文情味。这是美和艺术对政治渗透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不断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结果。
第二，西周是一个被礼乐建构的风雅时代。自远古至殷商时期，礼乐渐趋发达，具有敬神娱神的宗教色彩。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周公对礼乐又进行了重构。周公“制礼作乐”意义非凡，不仅减损了礼乐的神性功能，而且使之在王朝治理与伦理生活中处于显著位置。自此，周人用礼乐自上而下地建构一个风雅的王朝。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周早期，周公“制礼作乐”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扭转殷商长期形成的非理性风气，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禁酒事件。禁酒看似是一个政治事件，实质上背后蕴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它表明周人对前代的宗教思想、礼仪形式和审美观念秉持一种抗拒态度。应该说，禁酒对“制礼作乐”的完善有重要意义，对礼乐美学的兴起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与殷人追求非理性之美不同，周人更倾向于一种理性之美。尽管礼乐体系压抑了由饮酒引起的生命欲望与非理性狂欢，但是由此而建构的政治形式、社会秩序与人伦关系则具有雅化、和谐与理性之美的特质。
第一，美学研究视阈的变化致使礼乐可以作为其研究对象。如前所言，以往的中国美学史之所以没有把礼乐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基于当代美学理论对美和审美的阐释问题。中国当代美学在理论建构过程中由于受西方美学理论影响较大，一直把艺术作为研究的对象和核心。在此背景下，美学与艺术哲学、艺术美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与融通。实质上，这种研究路径从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学的研究范围，制约了文化中其他美的形式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此外，随着后现代艺术实践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概念、艺术观念和艺术理论在阐释上的有效性也受到挑战，甚至走向一种终结。这就表明，美学不能一味地关注艺术，而应该摆脱传统艺术哲学和艺术美学的影响和束缚，进一步扩大自身的研究视阈。从近些年的研究来看，当代美学也切切实实地逐渐把研究视阈向其他方面调整，并把生命、生态、环境、生活、身体、器物等方面作为研究的对象。这种转向致使许多以往被忽略的美的形式也被纳入到研究之中，从而丰富了美学的观念、思想与理论。基于这个判断，礼乐作为围绕着人之行为的美的形式，在美学研究中应该与其他研究对象一样有着重要地位。
第三，西周礼乐作为感性经验的理性显现，具有审美的性质。我们把西周的礼乐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基于其感性因素。众所周知，美学首先是一门感性学，即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而我们在研究感性认识的过程中最避免不了的就是要面对具有奠基性的感性形式，这个判断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看到，西周的歌诗、乐舞、礼仪、礼器、舆服、建筑、都城等作为感性认识的形式，有着不可否定的坚实性。它们既能体现出内附的精神维度和情感因素，又能表现为眼观耳听的外在感性形式。我们从这些感性形式出发，即可探寻到其感性背后所隐藏的认识论与价值观问题。可以看到，西周王室贵族通过礼乐及其体系这种美学形式，所建构的是一种理性秩序。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礼乐及其体系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文理性的表现形式。
其次，高职院校的图书馆馆员普遍多为兼职或从非图书专业转入，学历层次普通不高，具有图书馆学、计算机专业、外语专业等学科背景的馆员较少，拥有软件开发或数据库开发经验的人才更是微乎其微。技术人才的缺乏导致高职院校自主开发高水平的特色资源可能性微乎其微。[4]
进一步言之，礼是视觉的感性升华。在礼仪活动中，视觉场域中的礼仪行为暗合着理性的因素，这是一种被规定了的雅化行为。乐是通过视听感官所感受到的美，在视的方面为乐器、演奏、舞蹈等活动，在听的方面为乐曲、歌词等方面。而且，乐在感性中也渗透着理性的因素。[注] 需要指出的是，乐在乐器的排列与演奏、乐舞的编选与排列、乐词的写作与内容、乐德的体现与呈现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虽然乐最具感性的特点，但是周人还是使之暗合一种规范化的理性指向，方使整个政治活动在华丽的外在形式下显得井然有序。而且，在众多礼仪之中，乐的节目演出也有严格的规定。如后世《仪礼》记载较为详细的乡饮酒礼、射礼、燕礼等就可以反映出来。在这些礼仪活动中，一般都会演奏升堂歌三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之后主人要敬酒。演奏笙歌三篇《南陔》《白华》《华黍》，之后主人也要敬酒。演奏《陔》乐，宾客全出，宴会结束。这就表明，乐在诸多礼仪中是被理性地规定下来的，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表达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礼乐不仅指礼仪和乐舞，也包括由之所关涉的人体、言辞、舆服、车饰、器具、纹饰、建筑、天地等。在举行礼乐之时，与之相关的所有物体系与人的活动共同构建一个具有审美化的境域。在此审美之域中，天地神人共同映现出来，不仅安顿人的心灵，而且强化其背后所蕴含的等级秩序与统治诉求。如此一来，礼乐之美是礼乐自身的显现之美，也是围绕着礼乐展开的各种感性形态之美，更是所有这些感性形态有机地、连续性地营造出来的境域之美。西周贵族之所以宣扬礼乐的典范性，主要还是想把自己的统治理念自礼制至礼器无不灌注其中，以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达成。
就学科而论，中国古代没有政治、伦理、美学的截然而分，只是现代学者根据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学科建设把它们区分开来。实质上，它们是一个整体，只是表现为不同的侧面而已。我们从古代文献资料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谓政治既是伦理教化的政治，也是独具美学意味的政治；所谓伦理既是政治意义上的伦理，也是美善合一的伦理；所谓美学既是政治化的美学，也是内蕴着伦理价值的美学。由此可以认为，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政治、伦理与美学方面的思想。这是礼乐文化的初衷，即让人们在社会中有序地生活，使统治更为理性地进行。正是如此，西周的王室贵族就是要用礼乐来建构一个感性的世界，以此来达到德性的教化、理性的完善、精神的超越与秩序的突显。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哲学正是这样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去寻求道德的本体、理性的把握和精神的超越。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它即是所谓中国的智慧。”[2](P311)哲学如此，美学亦有同样之追求。这就说明，感性世界、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内在地蕴含着政治、伦理与美学的大智慧。从历史长河来看，这种大智慧离不开西周以来礼乐及其体系的某种开创与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的礼乐审美精神和审美智慧应该是从西周而来。
实践共同体不单单是把一群有一定目标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可以，而是要在实践活动中，成员之间可以进行有效地交流合作，能相互影响，共同提高。数学学科青年教师实践共同体是指将有着共同意愿、不同背景、不同资历的数学教师聚集在一起，通过实践、交流、沟通的方式来提高这些数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但周人对美的追求并非漫无目的，而是一种历史的生成。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在周原时代，周之民族并未铸造出如殷商那般精美的青铜器。应该说，当时的周人对美的追求既有自身的文化因素，肯定也会受殷商文化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当武王剪商之后，其政权得到初步建立，西周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夏商礼乐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从青铜器物来看，周人也是延续夏商把“九鼎”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思想，仍然把铸鼎作为权力获得的一种标志。而且，周公“制礼作乐”实质上是对夏商礼乐美学进行一种变革，即让夏商礼乐体系转变成为周民族主导下的理性秩序形式。由此，青铜礼器艺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受理性控制的审美形式，同时也改变了夏商以来的艺术风貌。从这个意义上，周人审美观的背后离不开历史的背景，同时也受制于特定的时代条件。
历史走到西周，周人选择了创造新的历史。尤其对于礼乐而言，它们在殷商之前一般适用于王室贵族的祭祀性和典礼性活动之中，而且仅仅被限定于高级的统治阶层，形成一种被权力垄断的态势。但是，这种情况在西周发生了变化。西周实行封建制度，对同姓兄弟以及异姓功臣进行了封土建侯。与此相配套的是，周王室需要灌输对自身统治有利的主流思想及礼乐文化。实质上，这种方式就改变了殷商时期高层对礼乐的垄断，转而将其泛化。这么做的好处是，用礼乐的形式从思想、精神和行为上对诸侯大臣进行某种控制。不仅如此，周王还要经常举行各种礼仪活动，以此加强礼乐的理性化、秩序化。在此背景下，周人把礼乐之美视为一种必要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说，他们对美的追求主要体现在礼乐体制所规定的范围内，由此而形成一种风雅的言谈举止与行为方式。这可以看做一种行为的艺术。正所谓“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礼记·经解》)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天子在动静之时都表现出一种风雅或风度。这种风雅和风度内蕴着礼仪规则，又使统治者在各个方面不会失范，即“万事得其序”。这就为社会树立了美好形象，使之成为一个时代王室贵族学习的典范。统治阶层所宣扬的行为规范，必然会身体力行。如此，礼乐之美通过上行下效的方式，于各种礼仪活动之中为统治和社会建立秩序，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审美的自觉。
“妈妈，我知道您是怕我难过，今天您才从深圳赶过来参加家长会，您晚上还要赶回去，真是太辛苦了。昨天我和弟弟给您准备了一份惊喜，放在桌洞里。”舟舟真是个极懂事的孩子。
三
综上所述，我们要想把西周礼乐纳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范围，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身要转变学术理念，不能固步自封，而应该敢于打破以往的美学研究理念与学术范式，使礼乐的审美性得到彰显，使其内蕴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得到伸张。二是要进入西周的历史深处，切实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审美风貌。只有通过考古、金文、文献等客观资料进入到历史之中，感同身受地认识到那个时代的礼乐之美，才能使礼乐美学凸显出来。三是礼乐在西周既是政治结构和伦理社会中的维系者，也是艺术特质与审美意识的显现者。正是这种统一性，致使整个周王朝先天地处于一种“以美治国”的方式之下。在长期的统治和教化中，周人对于礼乐已形成一种审美的自觉。他们在彬彬有礼与洋洋颂声之中，已为社会建立了政治秩序与伦理规范。当然，我们所说的西周礼乐问题不是从纯粹政治学和伦理学出发的研究，而是一个从美学出发的研究。西周礼乐美学更多地是要揭示礼乐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即在时代背景下积淀而成的具有审美化的文化特质与思想体系，以及对于个体命运、社会运作与王朝治理的重要影响。正是如此，一个风雅的、郁郁乎文哉的王朝和时代才能被确证。
在当今，应多关注“自我”的观念越来越被老年人接受，这让很多老人过于在乎自己的得失和感受，忽略了子女的现实需要和不满情绪，从而造成了家庭不和谐。
参 考 文 献
[1]刘成纪.中国美学史应该从何处写起[J].文艺争鸣.2013，(1).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刘成纪.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政治[J].文学遗产，2016，(5).
中图分类号 ：B83-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19)01-0033-05
收稿日期 ：2018-12-10
作者简介 ：王燚(1980-)，男,河南柘城人，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史和德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周礼乐及相关美学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CZX085)；河南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4YWQQ27)。
(责任编辑 乔学杰)
标签：西周论文; 礼乐论文; 中国美学史论文; 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