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与南宋诗坛弃宋宗唐的同中之异及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坛论文,南宋论文,成因论文,弃宋宗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3世纪前后，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流弊益出，南北诗坛都对此深刻反思，不约而同地弃宋宗唐。但由于文化背景、自身素质、时势国情的不同，双方在诗学批评和诗作实践上同中有异。探讨这些同中之异及其成因，不仅有利于比照金与南宋诗坛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不同特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了解在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下文学发展所具有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一 南北诗论弃宋宗唐之异
南宋诗论在弃宋宗唐方面多着眼于表现艺术。南宋初期，江西诗派统治诗坛。学诗者专习一家，刻意于使事用典，以故为新，造成艰深晦涩的流弊。张戒对此深表不满，其《岁寒堂诗话》卷上越过此派而直接指斥其宗师：“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以押韵为工，始于韩退之而极于苏、黄。……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张氏论诗以咏物为工，推崇古诗之心物交感以景言情，力贬苏、黄之用事押韵，主张“苏、黄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虽未以唐诗为极致，但分唐界宋，扬唐抑宋，则为弃宋宗唐者张本。
与张戒同时向宋诗发难而影响较大的是叶梦得。他以含蓄空灵的旨趣为宗尚，批评了宋诗的刻意用事、倾困倒廪等弊端，也有宗唐的倾向：“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石林诗话》卷中）郭绍虞进而指出：“是书论诗宗旨颇与沧浪相近。……如论欧阳文忠公诗‘专以气格为主，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倾困倒廪，无复余地’。……此即沧浪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意。如论‘池塘生春草’句，谓‘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艰者，往往不悟’。……是亦正与沧浪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及‘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者同一意旨。”（《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39页）
永嘉派兴起后，叶适率四灵以唐诗自命者与宋诗对抗，分划“唐诗通为一家，黄庭坚及江西诗通为一家”，进而认为江西派祖师杜甫的近体也是唐诗的变格。如此从艺术风格上壁垒阵营，弃宋宗唐的旗帜更加明确。稍后江湖派领袖刘克庄虽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着眼，对宋诗多有肯定，但他又分诗为风人、文人两种：“余尝谓以性情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跋何谦诗》）“唐文人皆能诗……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跋竹溪诗》）以此区划唐、宋，认为宋诗非本色，指陈要害比四灵争执于声色字句更为透彻。
贬斥宋诗言辞最激烈且影响最大的是严羽。他自视为“取心肝刽子手”，把宋诗特征概括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别材”、“别趣”为判别优劣的标准，认为“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在宗唐方面，他倡言舍弃晚唐而趋盛唐，认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沧浪诗话·诗辩》）。严氏以兴趣意境为标帜宗唐贬宋，深入到诗歌创作欣赏的艺术核心。
金人诗论与南宋多有不同，在弃宋宗唐方面多着眼于表现的内容。在金初“借才异代”，诗学批评直承北宋。至金代中期(1161-1214)，国朝文派崛起，弃宋宗唐的诗学批评始自成面目。周昂的文学主张在内容和形式这一矛盾中取向明确：“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以巧为巧，其巧不足。……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滹南诗话》卷一引）以此为标准，周氏对山谷体多有不满：“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若虚尝乘间问之，则曰：‘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宋之文章至鲁直，已是偏仄处。陈后山而后，不胜其弊矣。”（《滹南诗话》卷一、二）黄庭坚与杜甫，江西派视为祖、宗关系。黄自谓学老杜夔州以后诗，“句法简易，大巧存焉”。朱弁《风月堂诗话》谓黄“由昆体功夫到老杜浑成地步”。周昂则一反前人成说，认为黄“与少陵初无关涉”，从“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叙》）的集大成观点来看失之“偏仄”。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黄庭坚片面地继承和发展杜甫之一端尚肯定其“固有过人者”，态度比较宽容。其持论及着眼点与南宋诸家多有不同。
金廷南渡后，诗学批评兴盛。在弃宋宗唐方面有深刻反思且理论自成体系的是王若虚和元好问。王若虚论诗承其舅周昂“文章以意为之主”的观点，主张“真”和“自得”。基此，在指陈宋诗的弊病方面，王氏对郑厚“近世唱和，皆次其韵，不复有真诗矣”的批评深表赞同：“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他评论苏轼不同于刘克庄所訾“波澜富而句律疏”的观点，褒多于贬，认为“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东坡而未知句法，世岂复有诗人”，对其雄放自然，随物赋形的诗风充分肯定。对黄庭坚则贬多于褒，且指斥严厉：“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肝肺中流出者，不足也。”“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滹南诗话》卷一、二）王氏在极力贬斥黄诗上不亚于南宋诸家，但在总体上对宋诗并不彻底否定，而且对当时诗坛厚古薄今鄙弃宋诗的现状颇为不满：“近岁诸公，以作诗自名者甚众，然往往持论太高……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此固知本之说，然世间万变，皆与古不同，何独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凡辞达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余优劣，何足多较哉。”（《滹南诗话》卷三）王氏此论既从“自立”的角度肯定了宋诗的价值，也从优劣的角度指出宋诗大体衰于包括唐诗在内的“前古”，与南宋诸家多从体格优劣着眼不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旨在区分正伪。其“正体”包括真与善两层含义，既重视作家真情实感的抒发，也强调作品的社会作用。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元氏认为宋诗多属“伪体”。其二十一“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谓次韵刻意逞才斗巧，新变有悖于吟咏情性的正途。其二十三“曲学虚荒小说欺，诽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皆不知”，旨在贬斥不真或真而不雅。元氏所标举的“雅”是指温柔敦厚的情性和“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的表达方式。他认为苏轼的“怨刺”诗近于骚，侧重于主体情感的抒发，不顾作品的社会效应。其二十九“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称赞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的诗句情景相生，自然天成，玩味无穷，批评陈师道“闭门觅句”，资书以为诗，于陶冶情性无补。元氏晚年提出“以诚为本”说（《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杨叔能小亨集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主张用理学家赋予具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诚”统一情与性，以解决真与善的矛盾，并认为唐人之诗“知本”，倡导以唐人为指归。其宗唐的着眼点与严羽的“兴趣”有异。需要强调的是元好问对宋诗也不全盘否定，在继承文学遗产上具有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恢宏气度。《中州集》卷三王庭筠《狱中赋萱》诗后有元氏自题：“柳州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东坡爱而学之，极形似之工，其怨则不能自掩也。……大都柳出于雅，坡以下皆有骚人之余韵，所谓生不并世俱名家者也。”可见他在推崇“正体”的同时也不废“变体”。《遗山集》中对苏、黄诗多有称誉，应当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其“前世诗人，凡有所作，遇事辄变化，别不一其体裁”（《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双溪集序》），也可视为这方面的理论表述。要之，南宋反对以文为诗，重视“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的区别，倡导“别材”、“别趣”，论分唐界宋多着眼于体貌。因此其门户之见甚严，在弃宋宗唐上取向明确。北方论唐宋优劣，如王若虚“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也有以自立”、元好问“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元好问全集》卷四十五《遗山自题乐府引》）、刘祁“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归潜志》卷十三），多着眼于作品内容。所以在分唐界宋上没有形成门户之见，具有宗唐而不弃宋的诗学倾向。
二 南北诗作弃宋宗唐之异
南宋诗作的弃宋宗唐主要表现为渐与晚唐体合。山谷体讲究诗法，学之者虽有法可循，但也带来恪守规矩、艰涩生硬的弊端。因此，江西诗派中的有识之士皆力求新变，开拓向上一路：“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曾季狸《艇斋诗话》）这些江西派的中坚在谋求新变时，有不少人已不约而同地心仪晚唐。徐俯尝言：“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同上）韩驹亦言：“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诗人玉屑》卷十六引）此说开刘克庄“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先河，亦诗坛风气将变之先兆。陈与义南渡后诗反映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诗风沉郁壮阔，神似杜甫，但未形成气候。影响较大的还是吕本中在其“活法”说指引下以轻快流转的语言描写自然风景的诗作。曾几学习这种突破“闭门觅句”努力走向自然的“活法”，拾取小景，怡然成趣，直接影响到陆游、杨万里，促进了南宋诗风的转变。至杨万里已明显表示深爱晚唐：“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他变革吕氏“活法”，从江西入而不从江西出，变以理为主为以兴为主，变避熟就生为化生为熟，追求“奇趣”、“活法”，形成新奇活快的“诚斋体”，其中以学晚唐体绝句最为出色，在当时拥有大批热烈的追随者，成为诗坛的创作主流。四灵、江湖则进而大张旗鼓地弃宋宗唐。四灵诗刻意舍弃江西派的资书以为诗，选择自然山水为表现对象，不用典故而用白描，然因专学贾岛、姚合，主清切，镌小景，致力于五律，费心苦吟，刻意求工，诗风流于纤仄，有矫枉过正之嫌。江湖派领袖刘克庄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跋韩隐君诗》），泯灭门户之见，于唐宋兼收并蓄，力图为宋诗的健康发展开拓一条新路，然其诗“饱满四灵，用事冗塞”，正如汪琬所言“后村傲睨四灵间，尚与前贤隔一关。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让遗山”（《钝翁类稿》卷八《读宋人诗》），未能取得像同时北人元好问那样的成就。直至宋亡，遗民诗人多写亡国之悲，但艺术表现上仍然走江西或江湖的老路，与唐宋诗未能兼融并蓄。
金代诗坛弃宋宗唐局面的形成在晚期，其前、中期，不仅“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元好问全集》卷四十《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而且在宗宋的取向上表现出扬苏抑黄的倾向。
金初朱弁《风月堂诗话》已露出扬苏抑黄的端倪：“东坡文章至黄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之。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乎其后矣。”其所以如此推重苏轼晚年诗作，盖因金初“借才异代”，诗人多由宋入金，其出处进退之矛盾，去国怀乡之悲慨，遂对苏轼晚年过海诗作的情境领会特深，极为赏爱。此时的代表作家如高士谈，《中州集》收其诗三十首，其中集东坡诗句或次其韵者就有四首。蔡松年《水调歌头》词序更明确指出他学苏的旨趣：“东坡先生云：‘土践忧患，焉知非福。’”这一时期诗人们学苏主要表现为直面惨淡人生的悲慨旷达和眷恋魏晋名士的高情远韵。
金朝中期，国朝文派崛起。这些土生土长的北方诗人学苏呈现出重雄放和重自然两种倾向。大致说来，大定间学苏重气骨雄健。冯翼在大定二十六年所写《问山堂记》就指出这种审美取向：“唐末五代文章气格卑弱。……熙宁之际，异人备出，东坡、山谷、王荆公方驾并驱。独坡老雄文大笔，学贯九流，出入百家，波澜浩浩，高出前古。挟以英伟忠直之气，虽晚年窜逐海上，气不少衰。”（《金文最》卷十三）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家是蔡珪。郝经《书蔡正甫集后》评其诗作“森森凡例本六经，贯穿百代恢规模”，“煎胶续弦复一韩，高古劲欲摩欧、苏”，“不肯蹈袭抵自作，建瓴一派雄燕都”，其诗风的雄壮由此可见。明昌间学苏重自然。赵秉文《明昌诗人雅制》选录党怀英、赵沨等诗，多为用白描刻画自然兴发逸情之作。诗人们把触物兴感、真切自然视为创作范式。在《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碑》中，赵秉文对这种重自然之作作了形象的解说：“譬如山水之状，烟云之姿，风鼓石激，然后千变万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与先生之诗也。”这与苏轼创作“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自然天成何等相似。
这一时期学黄的诗人亦日见增多，这既表现为金人学宋诗的进一步深化，也使得宋诗的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最终成为金代诗坛变革的前奏。《归潜志》卷四载张伯英“诗学黄鲁直格”。钱锺书《谈艺录》四五“金诗与江西派”举其“溪口急流裁燕尾，山腰世路转羊肠。到郡莅官才九日，过家上冢正重阳”，谓前二句工整曲折，宛然山谷风味。后二句“复以疏直继前联密致，此尤山谷七律手法也”。又谓路锋“几篇篇点换涪翁语，不特格律相似”。刘仲尹，《中州集》卷三小传谓其“参涪翁而得法”。其组诗《墨梅十一首》重神略形更甚于山谷，遭到王若虚指斥：“尚不知为花，况知其为梅，又知其为画哉？”（《滹南诗话》卷三）学黄较有成就者应推王庭筠。李纯甫曾坦言：“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人难及也。”赵秉文则稍有微词：“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必要时人称之，故止尖新。”（《归潜志》卷十）从现存作品看，王庭筠诗自然明快，可谓“新而不尖”，与“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吕本中《童蒙诗训》）大相径庭。如“南北湖亭竞采莲，吴娃娇小得人怜。临行折得新荷叶，却障斜阳入画船”，用写生笔法，捕捉稍纵即逝的事物，情趣活泼，语言清丽，与诚斋体相近。是则王庭筠也为善学黄庭坚的创新精神者。或许王诗散佚很多，有许多“尖新”诗今已失传。《归潜志》卷八载：“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上有所好，下必应之。王庭筠“扈从秋山，应制赋诗三十余首，上甚嘉之”（《金史·王庭筠传》），应属尖新诗。而这种诗风在当时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引起时人的非议（刘静修《跋王子端书》：“‘子端衰衣起辽海，后学一变争奇新。黄山惊叹竹溪泣，钟鼎骚雅潜精神’，默翁语也”）。
金代弃宋宗唐诗风的转变在金都南迁汴京后。《归潜志》卷八言其缘起云：“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诗多学风雅”，应与国破家亡诗人们被迫走出书斋饱受离乱之苦的社会现实和个人遭遇有关，至于“以唐人为法”，则是艺术趣味上对此前“尖新”诗风的反拨，且具有不约而同的特点。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也说：“南渡后，诗学大行，初未知适从。”因为是群起自发的，没有体派的局限，所以金人学唐具有宽泛性。如宋九嘉、王郁学李白，辛敬之、李汾学杜甫，杨叔能、雷渊学韩愈，王若虚学白居易，赵元学张王乐府，李经、张珏学卢仝、李贺，侯策学李商隐，再加南渡前夕周昂、周嗣明叔侄学边塞诗，其取法对象遍及盛唐、中唐、晚唐诸名家。而且多数诗人不专主一家，如王郁既学李白，也学温庭筠、李商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名气较大的李纯甫，“诗不出卢仝、李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刺底，人难及也’”，麻知几、雷渊的诗作也宗唐而不废宋，“诗杂坡、谷，喜新奇”。在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赵秉文和元好问。赵秉文是南渡前后的文坛领袖，对明昌、承安间的尖新诗风不满，故其诗初学王庭筠，后转学李白、苏轼。在指点金诗的发展方向上，他对后进开示期许，主张广泛继承：对一味师心、诗风险怪的李经，则告诫师古于创新的重要性，强调“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九《答李天英书》）；于避乱南来、诗风沉郁悲凉的元好问，则称许为“少陵以来无此作”。至其自作，则取径甚广，师古而不弃宋人：注重诗法，近于黄庭坚；诗风雄放明快，近于苏轼、杨万里；而审美旨趣则在唐诗，集中拟作甚多。他对唐宋诗仅做到“兼容”，但未能“兼融”，更谈不上“自成一家”。元好问承其宗师博采众长的思想，于唐宋诗兼收并蓄，而且能熔为一炉，自成一家。他重视诗歌的言情作用，从修养作家情性的角度提出“以诚为本”的创作纲领，在主导倾向上明确标举“以唐人为指归”的诗学取向，故其诗广泛反映现实，有一代诗史之称，被誉为“少陵嫡派”。在艺术表现方面，他又多学苏、黄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以文为诗（详见狄宝心《元好问对宋诗的批判继承》，《忻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五古、七律，波澜意度，每似得力简斋”（钱锺书《谈艺录》第477-48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故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谓其“格调多杂”、“太半宋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谓其“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最为可贵的是，元氏能够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结合社会现实和个人的才情，在唐宋诗两座高峰之后推陈出新，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境地。如其纪乱诗“惨澹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花啼杜字归来血，树挂苍龙蜕后鳞”、“沧海忽惊龙穴露，广寒犹想凤笙归”，它不同于杜甫“三吏”“三别”着力于对社会现实局部的直观的展示，而是用高度概括的笔法，赋予超现实的意象，在气氛格调上震撼人心，从而形成特别沉痛悲凉、慷慨激越这种别具一格的“遗山体”。其长篇山水诗，才情横溢、想象瑰奇近于李白、苏轼，语言奇崛，格调苍健，近于杜甫、韩愈、黄庭坚，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谓其“豪情胜概，壮色沉声，直欲跨苏、黄，攀李、杜矣”。
比较而言，南宋诗作的弃宋宗唐多着眼于艺术风格，陈师道所言“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可视为江西、晚唐两派的分界。“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钱锺书《宋诗选注》第1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其彼此消长的演变趋势，主要是文学内部规律的作用。金人不像南宋那样眼界狭窄，摇摆于唐宋诗之间，而是着眼于诗、骚以来两千年的文学遗产，向兼采众长、推陈出新的集大成之路开拓。在唐宋诗两座高峰面前，尽管他们受国家危亡的影响，主张诗咏情性，对唐宋诗有所轩轾，但在分唐界宋上不像南宋那样门户之见势如水火，呈现出宗唐而不废宋的态势。即使在宗唐方面，金人也比南宋四灵和江湖派杰出诗人刘克庄、戴复古等取径宽广，在表现内容上多写社会现实和个人感慨，不像南宋诸家重在表现山水景物和个人情趣。正是这种文化土壤，才成就了元好问。
三 南北诗坛弃宋宗唐之异的成因
南北诗坛弃宋宗唐之异在于其文化机制有异，其文化机制差异之成因是多方面的，简要而言，可以说是文化背景、自身素质和时势国情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于金与南宋文化特点的不同，张博泉《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指出：“金代文化北移与中原文化随着宋政权南迁而南移有着不同的特点。首先，南移是随着宋政权南迁而南移的，是同一的宋政权的再建和地点的转移而引起的；金朝则不然，是一个民族政权转为另一个民族政权和政权建在北方而引起的。其次，南移是靠士子随同政权南迁并与原来南方发达的汉文化结合而出现的；金朝是靠留用和北来的中原土子与北方各民族的结合而出现的。南移是从一个文化地区到另一相同的文化区去，北移则是先进的中原文化移到北方文化较落后的地区。再其次，南移是将北宋的理学带到南方突出的发展起来，北移则是收北宋文献，突出的发展了欧、苏与黄的文派。最后，南移是北宋文化的延续和南迁，北移则是由另一个民族政权继承和发展。前者基本上是在单一的民族内进行。后者是将中原文化发展为多民族的共同的文化。”这种不同的文化特点对南北诗坛弃宋宗唐的不同影响很大。
首先在取法对象方面，南方诗坛非宋即唐，诗派间壁垒森严，门户之见较深，竟至有将创作主张视为祖宗家法者。而北方则主广泛继承，博采众长，于唐宋虽有轩轾，但亦能兼融互补。这种差异可以从文化型态的角度解释。南方属典型的宋型文化，收敛内省，精致入微，自视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朱熹注《楚辞集注》第3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本位思想益形强固，排斥异己成见激烈：在民族文化间贱视夷狄，严加排拒；在道学与文学间论争文、道，相互攻讦；在文学派别间也自然各持门户之见，严阵以对。北方则不同。金有辽、宋旧地，既承袭唐文化遗存较多的辽文化，亦承袭北宋文化，科举制实行南北选，又设女直科，“诏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金史·章宗本纪》“三年十一月”），其以中原正统自居，积极进取，勇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点近于唐型文化，它对金代诗坛广泛继承，博采众长，于唐、宋诗兼学互补并存不废特点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金代代表作家元好问身上，这种特点表现得更为充分。他论诗兼重实与华，论书法兼重气与韵，于词能“熔豪放与婉约为一炉”，于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然有集大成之意”，具有博采众长、兼融并蓄的气度。
其次，南北诗坛弃宋宗唐之异与南北的文化传统有关。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这种文化传统导致了在南宋则多着眼于艺术表现：江西派重以故为新，吕本中等重“活法”，晚唐派尚工巧，严羽倡兴趣，都侧重于创作方法和艺术趣味方面；在金则多侧重于作家情性：周昂主张“以意为之主”，王若虚重“真”与“自得”，元好问标举“正体”、“以诚为本”，崇尚气骨，在内容和形式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中更重视前者。
金诗弃宋宗唐与南宋的差异还与自身的文化素质特点有关。南宋诗学直承北宋余波，且南方文化水平较高，又素尚韵轻气，所以一开始就对宋诗的弊端进行了深刻反思。金初则文化中心在北地边疆，“借才异代”可以说是文化断层中的移植，至中期尚受宋诗惯性的支配，继承多于批评。金对宋诗的反思在金都迁汴以后，与南宋相比推迟了两个时期，这是自身文化水平所致。再者，占统治地位的女真族文化对金诗的学宋学唐也有很大影响。清人陶玉禾指出：“金诗有本色。其华赡不及元人，然苍茫悲凉不为妩媚，行墨间自露幽并豪杰之气。”（顾奎光《金诗选·凡例》）对这种特点形成的原因，张金吾从地域和风俗的角度着眼，说：“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士大夫禀雄深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故发为文章，类皆华实相扶，骨力遒上。”阮元《金文最·序》更明确指出这种特点形成的时间：“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宋诸贤。”而这正与女真文化的输入有关。金白海陵王由上京迁都燕京，女真人始大量内迁，女真文化与中原文化呈双向交流态势。以夏变夷的情况前人已多论及，更需注意的是以夷变夏。元初诗人刘因曾说：“万国山河有燕赵，百年风气尚辽金。”（《易台》）明人徐渭《南词叙录》言音乐胡化的情况：“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面对这种文化双向交流、相互异化的状况，金世宗施行了学习汉文化与保持本族文化并重的策略。因为加入豪壮质朴的女真文化新因子，所以金朝中期宗宋表现为扬苏抑黄，学苏也侧重其刚健雄放之气，未及其达观逍遥之趣。翁方纲谓金人学苏“大约于气概用事，未能深入底蕴”（《石洲诗话》卷五），盖皆指此。金亡前后的学唐，金人也侧重学唐人的雄壮，以豪杰之气写乱亡之悲，格调慷慨悲凉，意境壮阔苍茫。
南北诗坛弃宋宗唐之异与双方时势国情的不同也很有关系，这种横向的影响比纵向的文化传统更为直接。南宋诗坛反映社会现实矛盾的诗不占主流，与南宋朝廷主和派占上风有关。诗人们在苟且偷安的政治环境中无所作为，遂倾向自然，追求闲散恬淡之趣。这对南方的弃宋宗唐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南宋初解除元祐党禁，这一政策直接导致江西诗盛行，弊端益显，又从反面推动了诗坛的弃宋宗唐。北方的情况较为复杂。苏学北盛，半属文化惯性，半是文化政策推动的结果。金在立国之初便“褒崇元祐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归潜志》卷十二），大定、明昌间屡诏国子监、学士院印行苏轼文集，这些政策、举措对苏学的北盛起到导向和传播作用。另外，金人介入北宋元祐间的新旧党之争，为旧党平反，实际上是在争正统。金入主中原，“幅员则广于辽，国势则强于宋”，四方朝贡，南宋臣属，在政治上推沿“德运”，以中原正统自居。国家强盛发达，国人遂有豪壮恢宏的气度，在继承唐宋文学遗产上表现为兼融并蓄，博采众长，并侧重气骨。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五首》所言“邺下风流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就表现了这种优越文化感。金末的弃宋宗唐也与南宋不同，主要是因为强敌入侵、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所致。到金元之际，传统儒学濒临断绝，延续传统文化，稳定社会秩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元好问主张“以诚为本”，倡导“以唐人为指归”，着眼点在诗歌创作，落脚点却在时势国情。此与严羽主张“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反对理学浸染，背离儒家传统诗学，倡导超功利的美学旨趣也大相径庭。
四 结语
程千帆讨论南北朝文学研究时强调指出：主要是在非汉族政权下生活的作者所写的汉语文学与在汉族政权下的作者所写的汉语文学的不同（《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一点想法》，载《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段话对研究金与南宋的文学更具有指导意义。纵观我国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汉语文学，北朝及辽作家较少，未具一代文学的规模，元、清两代南北统一，文学差异不如金与南宋显巨。与南宋文学比观，深入探讨金代文学的特点与成因，这对于考察把握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多元一体的文学发展史中所作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再者，以往学者受“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之说的影响，过于看重唐宋文学对金人的影响，而忽视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哲学原理，对金人接受传统文化时的自身素质、趣尚、需求等内因未有足够的重视。基此二者，笔者特以此为题，并在行文中对金方的钩稽较为深细，旨在展示面对宋诗盛极而衰、必将丕变这一具有规律性的变革，金人在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中与南宋的诸多不同。对其成因的讨论则旨在显示金人对唐宋文学遗产的继承是有选择的，自身的文化特点、素质、趣尚对这种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此切入，也许更有助于了解金代文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