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变动之谜：基于市场进入的微观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之谜论文,中国出口论文,变动论文,产品品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举世瞩目的贸易大国，“中国制造”或“中国加工”席卷全球。然而，高速度的增长并不意味着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中国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仍处于从属地位，其贸易结构、产品品质、贸易获利能力等方面远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与贸易强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因素正在发生转变：投资效率不断下降，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廉价劳动力优势在不断缩小，世界经济不平衡导致外部压力不断增加等。这种粗放式的出口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维系，中国外贸发展方式与战略亟待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未来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能一成不变地停留在以低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竞争上，靠低价竞争来促进出口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不断提高产品品质，以质取胜，才是未来实现出口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在经济学文献中，产品品质或质量（quality）指产品满足规定或潜在要求（或需求）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是产品使用价值的具体体现。简单地说，品质所要表达的是产品“优劣”的信息。纵观已有文献，很少有涉及中国出口产品品质的研究。近年来，虽然一些国内外学者从技术含量或产品复杂度的角度，考察中国贸易结构变迁以及技术升级等问题，①但从这类研究中并不能得到出口品质本身改善与否的答案。因为技术含量或复杂度强调的是不同产品间（across-product）的技术含量或复杂度差异，而产品品质则关注产品内（within-product）的垂直差异，两者反映不同方面的问题。前者的研究方法假设在产品层面上，各国的技术水平或复杂度是一致的，通过出口商品的构成来反映出口技术含量或复杂度的变化。而品质作为产品垂直差异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的是在同一类产品内，不同差异化产品之间被消费者认可的程度。一国出口产品品质的总体表现，可以通过考察产品的品质结构或分布来衡量。 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继横向产品差异模型之后，垂直产品差异模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将品质差异引入到“新新贸易理论”（又称厂商异质性贸易理论）中，将厂商之间生产率差异与厂商产品品质差异联系起来，认为生产率高的厂商更有能力负担生产高品质产品需要的高成本，会出口更高品质的产品（quality sorting），且出口价格更高。② 在实证研究方面，众多学者对出口品质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例如，Hummels和Klenow以及Hallak等的研究，利用多国产品层面数据，证实一国出口价格随贸易伙伴的市场规模与人均收入、出口国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度水平的上升而增加；③Verhoogen、Kugler和Verhoogen以及Hallak和Sivadasan等研究发现，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付给工人更高的工资，生产品质更高的产品，而且出口厂商较非出口厂商，对商品定价更高；④Baldwin和Harrigan以及Johnson将距离、收入、目标市场规模等因素纳入到实证分析中，其结论支持出口厂商的品质与出口市场规模、富裕程度和距离等因素有关，即厂商对不同国家，出口不同品质的产品。⑤这类实证研究从供给（出口国）和需求（进口国）两个方面，基本证实品质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国际贸易中企业或产品层面的价格差异，即出口价格反映了产品品质的差异。 具体到中国情形，L和Song采用出口单位价值方法，测算了中国制成品出口品质的变化与分布，发现出口品质升级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技术密集度越高的产品，其品质低端化现象越显著；⑥施炳展、王有鑫和李坤望采用Khandelwal⑦的方法，对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和决定因素的分析发现，中国在入世后，出口产品品质明显下滑。但这两项研究均没有对中国出口产品品质下滑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解释。⑧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为什么中国出口产品品质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为什么在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产品品质却不断下降？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厂商动态（firm dynamics）角度，对中国出口产品品质下降的原因与机制给出一个微观解释。与本文相近的唯一一篇文献是
和Fuentes关于智利新进入市场的出口与已有出口之间产品品质差异的研究。他们发现，智利新出口商主要以非价格竞争的方式进入出口市场，其产品品质高于已有出口产品的品质，从而推动了智利出口产品品质的不断提升。⑨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他们关于智利的研究结论则完全相反，这既揭示了中国出口的特殊性，也是对已有研究的丰富。 具体地，本文在一个出口关系进入、退出的动态框架下，讨论了新进入出口关系对中国出口产品品质的影响，实证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1）从总体上考察中国出口产品品质的变化趋势，检验出口产品品质是否存在升级现象。（2）从新进入出口关系的进入方式角度，考察新进入出口关系进入市场的竞争方式及其产品品质变化的动态特征。（3）从新进入出口关系对出口产品平均品质的影响角度，考察新进入出口关系对市场平均品质的动态影响，揭示新进入出口关系在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变化中产生作用的微观机制。通过出口关系进入、退出的动态机制，本文不仅揭示了中国出口增长与品质的动态变化特征，而且通过新进入出口关系对出口产品品质变化的影响效应，可以推断我国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特别是非价格竞争对出口绩效的影响，更清晰地认识我国现有的出口模式中的不足或误区，对调整和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演化的特征事实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介绍本文采用的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从描述统计角度，对我国出口关系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方式与变化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第五部分，运用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新进入出口关系品质变化的动态特征作进一步的计量检验；第六部分，是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分析；最后，是主要结论与简要评述。 二、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演化的特征事实 以出口单位价值量为基础，本文通过比较一国出口产品相对其他国家的价格，衡量其产品相对品质，从而廓清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演化的特征事实与趋势。 关于产品品质，通常是从需求的角度，以产品使用价值的某些属性或特征给消费者带来的满意程度来衡量。这些属性或特征有些容易辨认，可以转化为具体指标，如使用性能、可靠性、耐用性、维护便利程度等，有些则不易辨认。直接衡量这些产品的属性或特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从需求角度讲，产品品质可以通过其所体现的消费者保留价格来衡量。产品品质越高，带给消费者的满意程度就越大，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保留价格就越高，因此品质的提升可以让生产者定更高的价格，而不必担心市场的流失。品质高意味着价格高，厂商之间在同类产品上的价格差异是他们之间产品品质差异的表征。因此，本文选用出口产品单位价值量作为品质的代理变量。 在描述中国产品品质演化的特征事实时，本文采用Fontagne等提出的相对出口单位价值方法，⑩通过比较一国出口产品相对其他国家的单位价值量，衡量其产品相对品质。具体地，本文在产品层面计算出口产品i的单位价值
，以该产品世界平均出口单位价值UVi（所有国家该产品出口单位价值的贸易加权几何平均值）作为参照，计算两者的比值：γi=UVi/UVi。根据γi的大小，我们将出口产品品质划分为，品质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高端产品与品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低端产品。本文利用法国CEPII（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世界贸易数据库BACI，（11）对1995—2010年我国出口产品品质进行测算与分析。BACI包括了全世界200多个经济体HS6分位产品层面的出口单位价值和贸易数据，可供跨国比较各国产品品质，为本文关于中国出口产品相对品质演化特征的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持。BACI的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的贸易数据库COMTRADE。COMTRADE数据库中，由于进出口方报送的贸易之间存在差异，所以BACI数据库的整理者对原始数据进行了调整，并重新估算出HS6分位产品的进出口单位价值、经调整后的进出口价值量和数量，其中单位价值数据已经剔除了运输和保险等贸易成本。
图1中的三条曲线，分别表示所有产品出口总额、高端产品出口总额、低端产品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从出口规模看，低端产品占据中国出口的大部分，高端产品在最高年份也只占36%左右。而且从图中可以明显发现，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出口的变化趋势之间并不一致，在2001年前后，两条曲线的走向呈不同变化趋势。 为了对中国出口产品品质的总体变化趋势作一准确判断，我们采用单边t检验方法，对1995—2010年间中国总体出口品质的变化趋势进行统计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首先，对整个时间段（1995—2010）的变化趋势进行检验，但检验结果并不明朗，即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变化趋势。但对时间段进行阶段划分后，则可以检验出明确的变化趋势，即中国总体出口产品的品质变化趋势带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截然不同。在第一阶段（1995—2001），中国出口单位价值与世界平均水平趋同，在第二阶段（2002—2010），中国出口单位价值与世界平均水平背离，与第一阶段的变化趋势相反。
上述两分法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划分品质类型的标准过窄，容易导致估算结果的不稳定。为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采用价格—品质区间法（price-quality range），将出口产品按品质分为三类：低品质产品、中等品质产品和高品质产品。如果某一产品的出口单位价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5%，则视为低品质产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5%，则视为高品质产品；介于两者之间，则视为中等品质产品。表2再次印证：中国的制成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低品质产品，高品质产品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低品质产品出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带动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从时间变化看，入世前，中国出口产品品质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的阶段，高品质产品占制成品总出口的比重，由1995年的3.7%，快速提升至2001年的33.6%，同时，低品质产品出口占比由87.4%下降到50.3%，中等品质产品的比重也在增加。但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升级的这一良好势头，在入世后发生改变。入世后，我国出口产品品质的变化趋势发生逆转，高品质产品出口比重急剧下降，低品质产品出口比重又重新上升，大有落入“品质陷阱”（quality trap）的迹象。
结合中国入世前后出口绩效的变化，我们发现，入世后中国出口出现井喷式的增长。入世前，我国出口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6%，但入世后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30%左右。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提供的企业层面数据，我们发现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与大量新出口企业的进入有关。如图2所示，入世前出口企业数目增长较为平稳，入世后出口企业数目增长迅速，年均新增出口企业2万余家，2005—2006年出口企业增长数目甚至达到了近3万家。新企业的进入是推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动力，但对中国出口产品总体品质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如果新进入出口商以低价策略主导的价格竞争方式进入，而不是以品质为核心的非价格竞争方式进入到出口市场中，势必会造成我国出口产品品质下滑。价格竞争之所以成为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竞争策略，一方面与中国存在大量廉价劳动力禀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一些出口鼓励措施有关，特别是出口退税政策，诱导很多生产率水平并不高的企业，为寻求政策溢价而选择出口，而生产率低下导致很多企业出口以低端市场为主要目标，从而使得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总体下滑。简言之，入世后，原来一些不具备出口竞争力的企业也纷纷趁入世的热潮，加入到出口大军中，一些生产低品质产品的企业，采取低价竞争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品质总体下滑。 三、数据说明与测算方法 虽然BACI数据库有助于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对中国出口产品相对品质变化进行分析，但这一数据库的弊端在于仅提供了出口国产品与目的地层面的进出口信息，并没有提供企业层面的出口信息，无法就市场进入对出口产品品质的影响进行讨论。为了从企业层面分析市场进入对中国出口产品品质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的数据。该数据库由中国海关按照国际海关制定的“协调商品名称与编码体系”（HS8分位编码）对企业的进出口行为按照月度统计汇报所得。对于每一个企业，该数据库详细报告了其出口到每一个目的地市场的每一个HS8分位编码产品的价值量、数量、来源地、贸易方式与目的地等信息，本文根据月度数据加总成年度数据后使用。 对于市场进入的界定，已有研究大都以出口产品或者出口目的地作为分析市场进入的基础，但单纯以出口产品或者出口目的地来界定市场进入无法全面反映市场进入的全貌。例如，已有出口目的地市场上新产品的扩展，在按照出口目的地为基础的界定中，并不属于市场进入，但在以出口产品为基础的界定中又被认定为市场进入，同样，按出口产品界定市场进入也存在类似问题。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本文借鉴Eaton等人对市场进入的界定，（12）按出口关系（export relationship）来界定市场进入，所谓市场进入系指新出现的出口关系。而出口关系则是从“企业—产品—目的地”这三个维度来定义的，一个出口企业向一个目的地市场出口一种HS8分位商品被视为一个出口关系。从出口关系角度对市场进入进行度量能够避免单纯从出口产品或者出口目的地角度对市场进入进行判定带来的遗漏问题。 为了度量出口关系的进入与退出，本文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出口关系的状态进行划分。利用年度贸易数据界定出口关系状态的方法，有两种不同的准则：“两年判断标准”与“三年判断标准”。“两年判断标准”仅观察两年，将出口关系的状态划分为新进入、持续存在与退出出口状态；通过观察出口关系前一年是否存在，若不存在则将出口关系定义为新进入状态；观察后一年是否存在，若不存在则将出口关系定义为退出状态。这样的出口关系状态判断方法，往往会出现样本的偏失定义问题，对仅存在一年的出口关系出现定义误差。（13）“三年判断标准”则克服了其缺陷，通过观察出口关系三年的出口情况，将出口关系的状态划分为新进入、仅存在一年、持续存在与退出共四种状态。如表3对“三年判断标准”的定义所示，“三年判断标准”将仅存在一年的出口关系单独定义，从而避免了重复定义状态的问题。因此，本文在“三年判断标准”的基础上对出口关系的状态进行界定，并以此度量出口关系的进入与退出。本文将持续存在状态的出口关系称为“持续出口关系”；将退出状态与仅存在一年状态的出口关系称为“退出出口关系”；将新进入状态与仅存在一年状态的出口关系称为“新进入出口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持续出口关系、退出出口关系、新进入出口关系的出口品质差异性。
根据对市场进入的界定与数据处理特征，本文需要对数据处理作进一步说明：（1）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00—2006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因此2000年的出口关系便无法得知其确切进入时间，如果忽略这一问题将导致我们对出口关系进入后的变化趋势分析产生偏误，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因此，分析过程中本文选取的样本是在2000年没有出口，但在2001—2006年有出口记录的出口关系。（2）在一定时期内，出口关系往往存在连续出口一段时间又退出出口市场一段时间，而后再次进入出口市场的间断出口现象。如果将间断后的出口关系也定义为新出口关系，必然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因此，我们将这种间断的出口关系也同样定义为持续出口关系。 四、进入方式与品质动态特征 （一）进入与生存描述 按照前文对出口关系与新进入出口关系的定义，我们分别计算了新进入出口关系数目、出口额与相应的进入率，结果如表4所示。在2001—2006年间，我国新进入出口关系数目年平均达2463061个，出口额达1259.53亿美元。出口关系数目年进入率达到70.13%，以出口额定义的出口关系年进入率也达到了25.83%。我国出口关系中约有三分之二为新进入的出口关系，进入率水平保持稳定。出口额进入率明显小于数目定义的进入率，说明新进入出口关系具有较小的出口规模。
为了考察新进入出口关系对出口的作用，需要进一步观察新进入出口关系在进入市场后的生存与成长特征。表5计算了不同进入年份出口关系数目在进入后生存的动态特征，平均有70%的新出口关系在进入后的第二年便退出了出口市场，在进入三至四年之后，仅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出口关系仍存活在市场当中。新出口关系进入市场后三年内又大量退出了出口市场，而随着出口时间的延长，出口关系生存率持续下降。总体来看，新进入出口关系相比持续出口关系面临更大的退出风险。
即使新进入出口关系面临着巨大的失败风险，但是仍然能够观测到大量的新出口关系进入出口市场，以及大量的失败出口关系退出出口市场。与Eaton等的做法类似，（14）本文进一步对每年新进入出口关系在出口额总量与增量中贡献的动态特征进行分解，所得到的结果如表6与表7所示。表6显示：新进入出口关系平均贡献了总出口额的四分之一左右。即使新进入出口关系大量退出出口市场，新进入出口关系对总出口额的贡献比重，在进入后的两年内并没有迅速下降。这与Eaton等的研究结论相似，新出口关系出口额在进入市场后出现了高速的增长。在进入三年之后，新进入出口关系对总出口额的贡献迅速下降。
表7描述了新进入出口关系在进入年份及其之后对出口增量的贡献度。与对总量的贡献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出口关系对出口增量的贡献度平均达到了150%左右，即新进入出口关系是促使中国出口高速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本文同时发现，新进入出口关系对出口增量的贡献相比对总量的贡献，也出现了更为迅速的下降，在随后的年份中贡献逐渐衰减，以至微乎其微，甚至为负。 （二）进入与生存方式 新进入出口关系是影响总出口变化的关键性因素，新进人出口关系采取什么样的进入与生存方式，决定着出口品质变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对新进入出口企业进入市场与生存的方式作进一步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新进入出口关系的单位价值量相对于该出口关系所属的HS8分位产品的平均单位价值量，度量该新进入出口关系对该产品总体品质水平的影响。如果计算的相对单位价值量大于100%，则表明新进人出口关系以非价格竞争方式进入市场，从而提高了整体品质水平；反之，则表明新进入出口关系以价格竞争方式进入市场，从而降低了整体品质水平。表8的第1列汇报了2001—2006年全部新进入出口关系相对单位价值量的中位数，第2列则汇报了相对单位价值量低于100%的新进入出口关系在全部新进入出口关系中所占的比重，该比重越高，说明新进入出口关系对总体品质水平的负向作用越大。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2001—2006年间，新进入出口关系的平均单位品质显著低于持续出口关系，并且这一影响是逐步恶化的。新出口关系的相对单位价值量由2001年的91.86%，迅速下降至2006年的77.92%，而低于平均出口品质的新进入出口关系比重，也由2001年的54.62%迅速上升至2006年的60.63%。与前文的分析对应，我们也发现，新进入出口关系出口品质的迅速恶化，在入世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入世之后大量低品质产品进入出口市场，是造成我国平均出口品质迅速下滑的重要原因。
其次，许多研究从出口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角度，证实外商直接投资提升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和单位价值量，而民营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则更可能采取价格竞争的方式。我们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出口关系，按照相对单位价值量的方法，分别计算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新进入出口关系的相对品质水平。表8的后6列分别报告了不同所有制新进入出口关系的相对单位价值量。相比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方式确实更倾向于采取价格竞争的方式，以更低的品质与更低的价格进入市场。尤其是在中国入世之后，大量低品质的民营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其出口单位价值量往往只有市场平均水平的60%—70%。进一步观察国有与外资企业，我们发现，外资企业新进入出口关系相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单位价值量，但均没有发现国有与外资企业以明显的价格竞争方式进入市场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入世后生产低品质产品的民营企业大量涌入出口市场，是造成我国出口产品品质迅速下滑的重要原因。 中国出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集聚在东部地区，既有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出口企业在出口规模与出口持续时间上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是实现中国贸易增长奇迹的关键。但东部地区在产品品质上是否具有相似的结论呢？表9分别计算了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平均相对单位价值量，东部地区新进入出口关系表现出剧烈的出口品质下滑，相对单位价值量由2001年的91.65%迅速下降至2006年的76.19%，低于平均水平的出口关系数量，也由2001年的54.56%攀升至2006年的61.21%。中部地区新进入出口关系的相对单位价值量较为稳定，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下滑，但与西部地区相比，其相对单位价值量仍然是较低的。与东部地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新进入出口关系的相对单位价值量呈现小幅上升趋势，也是三个地区中最高的。这一结论进一步证实，我国入世后出口额的激增很可能是以牺牲出口品质造成的，而在这一点上东部地区尤为明显。
再次，一些已有研究从技术进步角度，证实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口商品结构有了明显改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或技术密集度朝着不断上升的方向前进，出口产品结构与发达国家之间更为相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在缩小。那么，中国的出口品质结构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结果呢？为了进行对比，这里我们按Lall的分类办法，（15）以制成品为例，将我国制成品出口中的能源密集型产品除外，剩下的按技术密集度分为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中技术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这三类新进入出口关系的相对平均价值量进行计算，结果如表10所示。不管是在高技术还是低技术的产品方面，新进入出口关系的相对价值量均显著小于100%，并且呈现迅速的下降趋势。低技术产品中新进入出口关系的相对品质，大于中高技术产品，下降幅度也小于中、高技术产品。在高技术产品国际市场上，新进入出口关系与市场平均水平相比，更多地属于低端化产品，这种现象要比我国低技术产品在国际同类产品中的低端化更为明显。如果将产品品质视为非价格竞争或品质竞争的结果，那么我国新进入高技术产品出口关系在这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反而不如其低技术产品。
在对新进入出口关系进入当期的相对单位价值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新进入出口关系在进入市场后，其相对单位价值量的演进方式。表11分别计算了不同进人时期的出口关系在进入后各年的相对单位价值量。结果发现，新进入出口关系在进入期通常以价格竞争方式进入市场，但随后相对单位价值量逐渐上升，收敛至市场平均价格水平，进而提高至市场相对价格水平以上。在进入市场三年之后，新进入出口关系往往便已经达到了市场平均水平，之后进一步提高。新进入市场关系在进入市场后相对单位价值量的逐渐提高，可能源自于两方面的因素：自选择效应与学习效应。一方面，如上文对出口关系的生存率研究所表明，大量出口关系在进入后的两年内迅速退出市场，正是由于大量低品质出口关系的迅速退出，导致了新进入出口关系平均出口品质的迅速提升；另一方面，新进入出口关系进入市场后，将从出口过程中学习到出口技巧与知识，从而提高了出口厂商的出口品质。
低品质出口关系的大量退出，意味着新进入出口关系随出口时间的延长，出口品质会逐渐上升。进人后迅速退出的出口关系，究竟是否是低品质产品生产者呢？表12计算了持续期不同的新进入出口关系在进入出口市场当期的相对单位价值量。如结果所示，具有较长持续期的新进入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品质，进入后立即退出市场的出口关系品质，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新进入出口关系的相对价值量，随着持续期的增长而呈现上升趋势。这也说明，中国出口产品品质的降低，主要是由于大量低品质的出口关系进入出口市场造成的。
五、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前文关于新出口关系对出口品质影响的描述性统计，给出了一个直观的分析结果。为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计量模型方法，在“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对中国出口品质的变化特征，作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构建 本节我们通过计量模型，讨论新进入出口关系品质相对出口总体品质随时间的变化特征。采用价格竞争进入市场的企业，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低价低品质方式销售产品；采用非价格竞争方式进入市场的企业，以高于市场价格的高价高品质方式销售产品。如上文分析，我国新进入出口关系大都以价格竞争的方式进入出口市场，从而拉低了出口的总体质量水平。 为了分析新进入出口关系相对价格随时间的变化趋势，需要定义出口关系进入的虚拟变量，以对出口关系的相对价格进行回归，即新出口关系进入市场的当年取1，否则取0。为了分析价格随出口关系进入后的变化趋势，分别设定进入后一年、两年、三年的虚拟变量，以便对出口进入市场后价格趋于市场平均价格，还是远离市场平均价格进行检验，从上文的描述性分析，我们推测进入市场后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并随着进入后的时间延长，逐渐与市场平均价格水平趋于一致。 以中国海关数据中产品的单位价值量，对产品品质进行描述，同样存在因各产品间单位不一致而不可比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被解释变量定义为新进入出口关系单位价值量相对于该产品全国平均单位价值量的相对比值。随着出口关系货物来源地的变化与产品种类的变化，出口关系的产品品质也会出现系统性的变化，因此，我们控制了产品种类与货物来源地地级市的交互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住其他因素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由此得到的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加工贸易主导了中国出口贸易，因此中国出口产品价值中包含了源自境外的中间品价值，产品单位价值量并非“纯粹”由中国自身所创造。加工贸易由于进口中间产品，源自境外的中间产品一般品质较高，则加工贸易产品品质应较高。为了控制加工贸易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我们加入出口关系中加工贸易占总出口额的比重（Processing），作为控制变量。 出口单位价值量也会随着出口目的地的变化，而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因此，我们控制了出口目的地的特征变量。首先，根据“林德尔假说”：收入更高地区的消费者将更多地购买品质更高的产品，Bastos和Silva的实证研究表明，出口产品的品质将随着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16）因此，我们加入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水平的对数值（Income），作为控制变量。其次，Bastos和Silva的研究同时表明，出口距离越远，则要求出口商承担更多的运输成本，更高品质的商品具有更高的保留价格，则更倾向于被销往距离更远的地区。因此，我们加入出口距离（Distance）的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再次，不同出口目的地进口价格水平的变化，也会导致企业出口过程中价格水平的变化，因此，我们加入出口目的地的进口价格水平（Import Price Index），作为控制变量。最后，人民币与出口目的地的实际汇率（Exchange Rate）调整，将导致出口商价格策略的调整，从而导致出口价格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加入人民币对出口目的地的实际汇率，作为控制变量。 为了分析企业在进入后价格变化趋势随其他因素出现的差异性，我们可进一步扩展基本的回归方程形式。首先，随着与出口目的地距离的变化，新进入出口关系将制定更高的价格，即销售更高品质的产品；其次，出口企业在之前是否有出口经验也将影响企业在进入新的出口目的地或产品市场时竞争策略的选择；最后，大量新进入的出口关系在进入后的两年内迅速退出市场，而在市场中生存更长时间的企业，在出口竞争策略上与前者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即市场选择留下的出口关系是否为高品质的出口关系。为了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说明，我们加入这些因素与进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进行探讨，具体的回归方程形式设定如下：
其中Factor为需要考虑新进入出口关系的差异性因素，包括出口关系层面的企业出口经验变量，变量被定义为出口关系中的企业在新进入市场前是否有出口经验，有出口经验取1，否则取0；还包括至目的地地理距离的对数值；此外包括出口关系在进入出口市场后存在于出口市场的持续期。 （二）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分析所采用的数据同样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考虑了数据的“左删失”问题，2000年即存在的出口关系无法判断其出口关系进入市场的时间，本文将这些样本均从总样本中删去，对2001—2006年企业在HS8分位产品于不同市场的出口样本进行回归。 表13分为两部分，分别汇报仅包括出口关系进入当期的虚拟变量以及进入后多期的虚拟变量，所有回归结果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产品与出口地的乘积固定效应。由于加入了不随时间改变的目的地水平控制变量，因此，回归中均未控制目的地固定效应。第1至第4列逐步加入出口关系水平、目的地水平与出口地控制变量。如结果所示，出口关系进入的虚拟变量均显著为负，与市场平均相对单位价值量相比，新进入出口关系平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7%。（17）进一步在回归中加入出口关系进入市场后三期的虚拟变量，如第5至第8列所示，出口关系在进入后三年内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但新进入出口关系的相对单位价值量向市场平均水平收敛，由进入期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约10%，上升至低于市场平均水平2%，新进入出口关系与市场平均水平之间的品质差异，随进入时间延长逐步消失。
对表13的结果逐步加入不同层次的控制变量，保证了回归的稳健性。首先，加工贸易变量显著为正，说明从事加工贸易出口关系的产品相对单位价值明显高于一般贸易出口关系，这与我们的预测是一致的。其次，地理距离与人均收入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向越远、越富裕地区出口产品的品质，相对也是较高的。此外，目的地国当地的进口价格指数，也将显著地提高出口产品的相对单位价值，而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将促使出口厂商降低其商品的美元标价。最后，我们加入了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虚拟变量，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虚拟变量显著为负，说明东部与中部地区出口产品的平均品质低于西部地区出口产品。由于东中部地区的出口商进入出口市场的物流、信息成本更为低廉，即使其出口低质商品，仍然能够在市场中生存；而西部地区并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从而导致东中部地区大量以价格竞争的厂商进入出口市场，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平均品质。 为了分析出口关系的特征是否影响新进入出口关系企业的进入市场方式，我们分别用出口距离、是否具有出口经验、出口持续期三种因素，与进入市场的虚拟变量做交叉项后进行回归，得到的结论如表14所示。表14分三部分分别汇报了三种因素交叉项后的回归结果，每种结果分别讨论进入当期的影响与进入后三期的影响。回归结果中，进入市场的虚拟变量均显著为负，且绝对值逐渐减小，说明出口关系进入初期以更低的单位价值量参与竞争，随后向市场平均水平收敛。在交叉项的回归结果中，首先，地理距离与进入市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说明新进入出口关系企业的单位价值量，随着与出口目的地距离的增加而不断升高，但与其他新进入者的差异，也随着进入时间的延长而逐渐缩小。出口距离越远的出口关系，在进入市场时便具有更高的品质，显然是符合理论预期的。其次，出口的市场经验虚拟变量与市场进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说明具有出口经验的出口商在建立新的出口关系时，往往具有更高的单位价值量，没有经验的出口商更倾向于以价格竞争的方式进入市场，同时经验对新进入出口商的边际作用也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最后，出口持续期与市场进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说明具有更长出口持续期的出口关系在进入出口市场时，比其他新进入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单位价值量。这再次证实，新进入出口关系在进入市场后，出口品质出现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更低品质出口关系在进入后的迅速退出市场。
六、稳健性分析 本节对相关结果作进一步的扩展与稳健性分析。首先，我们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时竞争策略选择的差异性，作进一步讨论；其次，我们对不同地区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时竞争策略选择的差异性，作进一步讨论；最后，我们对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进行讨论并修正，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一）企业所有制与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演化 前文计量回归的不足在于，假定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进入市场后出口产品品质的变化特征不存在差异，但中国的现实表明，所有制是影响出口商出口产品品质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外资企业在出口商品上的品质优势明显。因此，需要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三类，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5所示。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新进入出口关系，相比市场平均水平，具有更高的出口产品品质；仅民营企业仍然表现出低价进入的价格竞争行为。这与前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相对单位价值量动态演进的描述性统计相一致，入世后大量低品质的民营企业涌入出口市场，是造成我国出口产品品质下滑的关键。我们还发现，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加工贸易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民营企业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自身出口产品的品质已经高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品质，而民营企业出口产品品质则低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品质，这也表现出民营企业在出口产品品质方面的低端化。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进入市场的竞争方式上具有不同的选择，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价进入的价格竞争方式，拉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对品质水平。
（二）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演化的地区差异性 与所有制问题相似，前文回归的另一个不足在于，忽略了不同地区新进入出口关系在进入方式、出口产品单位价值量演进模式上的差异性，其实不同地区在出口关系形成的活跃性、禀赋条件、地理条件、制度条件上均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回归中考虑不同地区新进入出口关系动态特征的差异性是非常必要的，估计结果如表16所示。我们由此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中西部地区新进入出口企业的产品单位价值量，显著高于在位出口关系的平均出口品质，仅有东部地区新进入出口关系企业的出口产品品质，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这一结果也与前文对不同地区新进入出口关系的相对单位价值动态特征的描述相一致，东部地区在入世后涌入的大量低品质产品生产企业，是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品质迅速下滑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地区企业在进入市场的竞争方式上具有不同的选择，东部地区企业面临更低的市场进入成本，更倾向于选择低价进入的价格竞争方式，拉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相对品质水平。此外，不同地区出口关系的价格调整，对汇率变化的敏感性程度呈现不同的特征。东部地区对汇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中部地区显著为正，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这说明面临人民币升值时，东部地区出口关系更倾向于降低美元价格，中部地区则倾向于提高美元价格，西部地区倾向于不作调整，其与不同地区品牌品质的影响结果一致。
（三）出口关系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与修正 为了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给回归结果带来的影响，我们采用Heckman、Wooldridge建议的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方法，处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18）第一步，我们通过估计一个每年出口关系在出口市场中存活概率的probit模型，计算Mills ratio统计量。第二步，我们估计了包括基本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并加入年份虚拟变量与Mills ratio统计量倒数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对模型进行修正。 在选择模型的设定上，我们加入企业特征变量、目的地市场特征变量与行业虚拟变量，作为选择模型的解释变量。首先，我们加入企业出口总额的对数值、企业出口产品的种类数、企业出口市场的数量，以控制企业的出口规模与生产率水平。其次，我们加入目的地市场的人均收入的对数值、距离目的地市场的地理距离的对数值、人民币与出口目的地的汇率对数值，作为出口目的地市场的控制变量。再次，我们加入企业在HS8分位产品中出口市场的人均收入对数值的中位数，以控制企业—产品的质量特征，同时加入HS8分位产品出口目的地的人均收入对数值的中位数，以控制产品特定的质量特征。最后，我们加入东部与中部的虚拟变量，以控制出口地的特征。 下页表17汇报了两阶段模型的Mills ratio统计量，其原假设为不存在样本选择问题，Mills ratio统计量等于零。估计结果显示，所有Mills ratio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样本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故进行二阶段选择模型的修正是必要的。表17汇报了Heckman两阶段模型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它与基本回归结果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新进入出口关系的虚拟变量均显著为负，说明新进入出口关系往往以低品质产品、价格竞争的方式进入市场，价格随着进入时间的延长，逐渐向市场平均水平收敛。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地理距离、出口经验与出口持续期的交叉项，所得到的结果与扩展回归中得到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即出口距离越远、有出口经验、持续期更长的出口关系，往往在进人出口市场时，具有更高的单位价值量，更倾向于以非价格竞争的方式进入市场。
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采用出口单位价值指标，在企业—产品—目的地的出口关系层面，对中国新进入出口关系对出口产品品质的动态演进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增长迅猛，但产品品质相对世界平均水平反而不断下滑，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是以出口产品品质的下滑为代价的。 新进入出口关系在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出口增长的增量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但是，新进入出口企业大都以价格竞争为特征的低价低品质策略进入出口市场，很大程度上拉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品质。新进入出口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出口关系维持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其生存率仅有30%左右，而进入后迅速退出市场的出口关系大都是出口产品品质较低的价格竞争者，新进入出口关系在进入持续出口阶段出口产品平均品质迅速向市场平均水平收敛。此外，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地区的新进入出口关系出口产品品质的演进方式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民营企业与东部地区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价格竞争的策略进入市场。不难推断，民营企业与东部地区中大量低品质企业在中国入世后大量涌入国际市场，是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品质不断下滑的关键因素。这种出口增长模式的成因，主要在于中国出口企业过于侧重低成本、低价格的价格竞争手段，而忽视了以提升品质为中心的非价格竞争这一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这就要求中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调整不仅需要考虑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之间的平衡，还要在数量扩张和品质提升之间加以平衡。中国出口企业应该认真反思其以低价抢占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模式，逐步以非价格竞争取代传统价格竞争，更加注重产品品质，加强研发投入，选择以品质提升为核心的竞争策略，获得更高的贸易利益。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以品质竞争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时，中国出口的规模和品质才能真正实现同步提升，不断缩小与贸易强国的差距。 ①参见D.Rodrik,"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China& World Economy,Vol.14,2006,pp.1-19; P.Schott，"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 Economic Policy,Vol.23,2008,pp.5-49;姚洋、张晔：《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②R.Johnson,"Trade and Price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86,2012,pp.43-56; R.Baldwin and J.Harrigan,"Zeros,Quality,and Space:Trade 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icroeconomics,Vol.3,2011,pp.60-88; M.Crozet,K.Head and T.Mayer,"Quality Sorting and Trade:Firm-level Evidence for French Wine," CEPR Discussion Paper,no.7295,2009. ③D.Hummels and P.Klenow,"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2005,pp.704-723; J.Hallak,"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68,2006,pp.238-265; J.Hallak and P.Schott," 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6,2011,pp.417-474. ④E.Verhoogen,"Trade,Quality Upgrading and Wage Inequality in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3,2008,pp.489-530; M.Kugler and E.Verhoogen,"Prices,Plant Size and Product 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9,2012,pp.307-339; J.Hallak and J.Sivadasan,"Firms' Exporting Behavior under Quality Constrains,"NBER Working Paper,no.14928,2009. ⑤R.Baldwin and J.Harrigan,"Zeros,Quality,and Space:Trade 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 pp.60-88; R.Johnson,"Trade and Prices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pp.43-56. ⑥Kunwang Li and Ligang Song,"The Technological Content of China's Exports and the Need for Quality Upgrading," in Jane Golley and Ligang Song,eds.,Rising China:Glob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1. ⑦A.Khandelwal,"The Long and Short of Quality Ladder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7,2010,pp.1450-1476. ⑧施炳展、王有鑫、李坤望：《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测度及其决定因素》，《世界经济》2013年第9期。 ⑨R.
and J.Fuentes,"Entry into Export Markets and Product Quality," The World Economy,Vol.34,no.8,2011,pp.1237-1262. ⑩L.Fontagne,G.Gaulier and S.Zignago,"Specialization across Varieties within Products and North-South Competition," CEPII Working Paper,no.6,2007. （11）G.Gaulier and S.Zignago,"BACI:A World Databas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t the Product Level," CEPII Working Paper,no.23,2010. （12）J.Eaton et al.," "Export Dynamics in Colombia:Firm-level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no.13531,2007. （13）在出口关系仅存在一年的时间情况下，通过“两年判断标准”既将出口关系定义为新进入状态的出口关系，同时符合退出状态的出口关系定义，仅仅将出口关系定义为某一状态会出现样本的偏失定义问题。 （14）J.Eaton et al.,"Export Dynamics in Colombia:Firm-level Evidence." （15）S.Lall,"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1985-1998,"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Vol.28,2000,pp.337-369. （16）P.Bastos and J.Silva,"The Quality of a Firm's Exports:Where You Export to Matt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82,no.2,2010,pp.99-111. （17）新进入出口关系相对于市场平均品质水平的效应，由公式计算所得：100×[exp（βe）-1]。 （18）J.J.Heckman,"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Econometrica,Vol.47,no.1,1979,pp.153-161; J.M.Wooldridge," Selection Corrections for Panel Data Models under Conditional Mean Independence Assumption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68,no.1,1995,pp.1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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