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蹭蹬与尖峭讥讽——“晚唐士人的生存状态与诗风构成研究”之罗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蹭蹬论文,晚唐论文,士人论文,生存状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8)06 0014-05
衰乱的时代往往造就多样的人生与心态。唐朝末年，随着政治和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社会矛盾的日趋突出，文人的分化更为明显：归隐山林、干禄求仕、纵情逸乐等不同的生活背景导致多样的创作心态，并由此形成不同的表现内容和创作风格。其中罗隐、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曹邺、邵谒、于濆、孙樵、章碣等人，长年辗转于科场，以求仕进。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并非困顿终身，但身世寒素和仕途偃蹇，是其人生际遇最主要的内容。他们因此对唐王朝的衰落和社会的腐败有了深切的感触，心中郁积着愤懑不平之气，这使其诗歌风貌呈现出很多相似之处，如大多直面现实，揭露社会的丑恶，反映人民的苦难。这表明生存状态是构成唐末诗人群体最为核心的要素，具有相同生存状态的诗人，创作也体现出相同或近似的追求，并形成当时诗坛上值得注意的创作取向。罗隐是这一群体之中个性突出且很有成就的一位诗人，本文即通过罗隐的创作，探讨生存状态对其诗风的影响。
“凡十上不中第”
罗隐(833-909)，字昭谏，自号江东生，余杭新城(今浙江富阳)人。一生遭遇坎坷，十次应试均遭黜落，辗转江湖干禄求食，直到五十五岁回乡投靠镇海节度使钱鏐，才暂时结束漂泊的生活。罗隐一生历经的唐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七朝，处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唐。这一时期的社会局面，司马光作了最为精审的评述：“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1](PP.7880-7881)在这样一个满目生悲事的时代大背景下，士人该如何立身，怎样生活？王定保《唐摭言》卷九是这样概括的：“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缨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绥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2](P80)达官贵族身亡以后，子孙既少覆荫，多至贫寒者，为继“簪缨”“世禄”，必走科举之路；没有世袭政治特权的普通地主出身的所谓“寒门”，为改变“出身”，光耀门楣，寄身科举大概是尚有希望的“通途”。傅璇琮先生也总结说：“科举制度的发展，使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3](P211)罗隐自称“江左孤根”[4](P4141)、“族惟卑贱”[4](P4139)，参加科举以谋取生路，是其唯一的选择。
罗隐“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5](P114)，他自己也相当自负：“弱冠负文翰，此中听鹿鸣。使君延上榻，时辈仰前程。”(《南康道中》。本文所引罗隐诗作，均见彭定求主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76年版，以下只注篇名)因此，他非常渴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以实现“欲将刀笔润王猷，东去先分圣主忧”(《送郑州严员外》)的匡国济时的政治抱负。可是屡试屡黜，“凡十上不中第”(钱俨《吴越备史·罗隐传》)。十次落第或是举成数而言，李最欣以为不止十次，而是有十二三次之多[6]。罗隐可考的科场经历，潘慧惠《罗隐集校注》[7]“附录”据汪德振《罗隐年谱》所作年表进行了梳理，兹撮录如下：
唐宣宗大中六年(852)，二十岁，举进士不第(罗隐初举的时间，至今尚有争议，此依沈崧《罗给事墓志》)。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二十七岁，入贡籍。
唐懿宗咸通五年(864)，三十二岁，春试不第。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三十六岁，落第归东江，不随岁贡。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三十八岁，秋试落第。
唐僖宗光启三年(887)，五十五岁，东归佐吴越王钱鏐。
罗隐从20岁开始参加进士科考试，直考到55岁，35年中，他“拼搏”科场，孜孜不倦，结果却是：“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感弄猴人赐朱绂》)，“十年恸哭于秦廷，八举摧风于宋野”[4](P4139)。那么，向有“江东才子”之称的罗隐，何以科场次次失利？考察晚唐科举制度和其个人因素，或许能得出答案。
唐朝科举，素重进士，唐宣宗即位后，进士科更是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凸显出独尊进士的局面，晚唐人孙棨以为：“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北里志序》)。当代学者李定广则将唐宣宗大中初年看作唐代文人科举士风、科举心态发生巨变的分水岭与转折点[8]。其显著标志一是进士地位的显著提高，对广大文士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应试人数逐年递增，以至“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礼部者千余人”(《唐语林》卷二)，而录取人数却没有相应增加；二是取消了对权豪子弟的限制，他们鹜趋进士科，与广大寒士争夺那可怜的30根桂枝，这必然导致请托干谒之风泛滥，屈抑之弊突出，正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中所说：“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为精切。”而大中十四年“登第者三十人……皆名臣子弟，言无实才”[9](P4468)以及大中一朝及第者“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北里志序》)的情况则意味着唐朝科场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二)寒门举子及第之艰，由此可知。罗隐正生活在这个分水岭与转折点上。在应试屡遭黜落后，罗隐不禁感叹自己“命薄地卑”[4](P4143)，“光逸门寒，无因自进”[4](P4142)，“江表一白丁耳，安有空将卷轴，与公相子弟争名？”[4](P4143)同时，罗隐的个性非常鲜明，《唐才子传》说他“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好谐谑，感遇辄发”[5](P118)，他本人也以“傲睨公卿二十年”(《送宣武徐巡官》)自诩。这种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言行是导致他屡屡落榜的直接因素：《五代史补》卷一：“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宣和书谱》卷十一：“言或讥刺怒张，以故为时所黜。”《唐诗纪事》卷六九：昭宗欲以甲科取罗隐，有大臣反对，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并举出“讥谤之词”《华清宫》为据，“其事遂寝”。可见，出身孤寒，无人援引，而又恃才傲物，偏好讥谤，是罗隐“凡十上不中第”的关键。
相比屡次落第的打击，科举考试本身即是对举子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唐代科举考试过程漫长，科目繁多，手续复杂。各地州府所贡的举子参加春天的考试，却要在秋冬之际集中京都。寓居京城的举子们，大部分由于家境贫寒，京中米贵，生活非常艰辛；又因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且能否及第尚未可知，心境也颇为凄凉。同为唐末文士的孙樵在《寓居对》中述及其亲身经历：“樵天付穷骨，宜安守拙。无何提笔，入贡士列。抉文倒魄，读书烂舌。十试泽宫，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分离。矧远来关东，囊装销空。一入长安，十年屡穷。长日猛赤，饿肠火迫。满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严冽，入夜断骨。穴衾败褐，到晓方活。”[4](P3693)这只是生活情形，还有精神上的折磨等着他们去承受。考前举子们要交纳文解、家状，办理复杂的通保手续，然后千方百计寻求荐引，即向名公贵人投献诗文“行卷”。行卷是干谒的方式之一，对出身寒门的士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灵磨难。杜甫旅食京华十年，回顾起来“独耻事干谒”，从中可以体会出诗人人格受辱的痛苦。举子的生存状态，可从以下文献见出一斑：
到阙下月余，待命有司，始见贡院悬板样，立束缚检约之目，勘磨状书，剧责与吏胥等伦。[4](P3318)
这是舒元舆《上论贡士书》中所描写的元和年间举子应试时的实际情况。礼部贡院门口挂有“板样”，上书种种规定与须备检查的项目，“官员就据此来考查家状等所写是否合格，并加种种责难，简直把举子与衙门里的役吏一般对待”[3](P80)。考前办手续受责难，入考场同样遭污辱，《上论贡士书》接着写道：
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姓氏。试者突入，棘闱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4](P3318)
如此遭遇的确难以承受，因此时有举子逃跑之事发生。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就记有一名叫李飞者，好不容易熬到该进考场了，因受不了贡院门口的这般辱慢，“袖手不出”，不要功名了[4](P3472)。
同样，罗隐也经历了这一场场的屈辱，一次次的折磨。由于久困场屋，“寒饥相接，殆不似寻常人”[4](P4143)，为求生存，不得不“传食诸侯”[5](P123)。其间到处投诗献文，陈情哀告，乞求举荐：“
落单门，蹉跎薄命，路穷鬼谒，天夺人谋。营生则饱少于饥，求仕则落多于上”[4](P4140)、“随贡部以凄惶，将邻十上；看时人之颜色，岂止一朝”[4](P4142)。这些话语中，包含着诗人多少屈辱和辛酸！久沉下僚，大志难伸，使罗隐对社会的腐朽和污浊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和感受；长期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以及个性的压抑，让性格刚烈的罗隐愤然抗争，用犀利的笔锋和激愤的言辞，“忿势嫉邪，舒泄胸中不平之蕴”[10](P347)，成为晚唐“一蹋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11](P575)。
“诗文凡以讥刺为主”
罗隐“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5](P123)，因此，其诗大多具有较强的愤世意味，时时流露出磊落不平之气，讽刺性自然也就成为其诗歌最显著的特点。对于这点前人的评价是一致的。辛文房《唐才子传》：“诗文凡以讥刺为主。”[5](P123)“褊急性能，动必嘲讪，率成谩作，顷刻相传。……夫何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5](P129)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二：“好以讥刺为主。”罗隐本人亦明确提出了功利讽谕性的主张：“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4](P4143)罗隐诗歌主要是通过直接宣泄、借古讽今及托物言志的方式感叹自己的坎坷遭遇，揭露科举的种种弊端，指斥当今执政，批判世态人情，讽刺成为他诗歌艺术中的“投枪”与“匕首”。
1.直言刺世
罗隐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被用来应科举试，但屡举不第，因此，泄愤抒怀，讥刺晚唐科举制度的腐朽，是其诗作中最多的一类题材。如《曲江春感》：
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
这是诗人连年落第的郁愤之作。江头，指曲江，是唐代新科进士宴聚的胜地。“江东行客”是作者自称。罗隐在京师前后十几年，曲江春景每多亲历，但由于屡挫场屋，心情自然忧郁沉重，这里诗人却说自己“心悠哉”，显然是在说反话。“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也是反话：既然圣代无弃物，侯门尽用才，为什么诗人还要“归去来”呢？这不是对所谓“圣代无隐者”的绝妙讽刺吗？诗人两次用反语冷嘲，可见其感情之激愤、讽刺之辛辣，以至纪昀说此诗“出语太激，非温柔敦厚之教”[12](P63)。《西京崇德里居》则将诗人蹭蹬科场却又苦苦坚守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进乏梯媒退又难，强随豪贵殢长安。风从昨夜吹银汉，泪拟何门落玉盘。抛掷红尘应有恨，思量仙桂也无端。锦鳞赪尾平生事，却被闲人把钓竿。
诗人由于缺乏奥援，致使折桂之想总成空，不得不困守长安，过着屈辱的生活。离开吧，心有不甘，因为没有考取功名，无颜见家乡父老；留下吧，身又不能，因为一枝“仙桂”似乎永远可望而不可即，无缘攀折。奔波了大半生，苦争了数十年，还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像一条鲤鱼一样，尽管有着“锦鳞赪尾”，却无法跳过龙门，相反还总是被困在“闲人”手中的钓竿上，遭人捉弄，任人戏耍，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怎不让诗人泪落玉盘？诗作于忧伤愤怒之中蕴藏着冷峻犀利的讽刺。
在经过了“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4](P4143)、屡考屡败的痛苦历程之后，诗人对科场的黑暗和腐朽有了深刻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丁亥岁作》就是罗隐对自己多年不第生涯的痛苦思索和总结：
病想医门渴望梅，十年心地仅成灰。早知世事长如此，自是孤寒不合来。谷畔气浓高蔽日，蛰边声暖乍闻雷。满城桃李君看取，一一还从旧处开。
诗人清醒地认识到像他这样的寒门学子“十上而不中第”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因为“满城桃李君看取，一一还从旧处开”，年年科场考取的人(桃李)，都是世家子弟；寒门学子既出身微贱，又没有显宦提携，要想求得功名，简直比登天还难，从而直刺唐末科举考试被权门势族把持、广大贫寒士子仕进无门的黑暗现实。
罗隐其他的落第及寄怀诗，也均以血泪之笔，反映了他困窘的处境，屡遭打击的痛苦心理，怀才不遇的愤慨与悲凉，并直击科举制度腐朽，统治者埋没人才的黑暗现实，感情慷慨激愤、笔触尖酸泼辣、讽刺深刻有力：“难将白发期公道，不觉丹枝属别人”(《东归》)、“五等列侯无故旧，一枝仙桂有风霜”(《长安秋夜》)、“天子未能崇典诰，诸生徒欲恋旌旗”(《寄三衢孙员外》)、“只言圣代谋身易，争奈贫儒得路难”(《江边有寄》)。
罗隐还有不少诗歌直接表达了对衰败腐朽的统治集团的揭露和鞭笞，其中对当朝最高统治者讽刺之尖锐、批判之深刻是前所未见的。如《感弄猴人赐朱绂》：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
原题下注：“《幕府燕闲录》云：‘唐昭宗播迁，随驾技艺人止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故罗隐有诗云云。’”诗人感叹自己几十年来寒窗苦读，满腹经纶，却久困名场，未列科籍；而那弄猴人仅靠驯猴博得皇帝一笑，便可穿上绯袍。在“十二三年就试期”与“君王一笑便著绯”的鲜明对比中，饱含了像诗人一样的千千万万失意士子的血泪控诉，对貌似神圣的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骂，并且深刻地揭露了皇帝的昏庸与荒唐。他的《帝幸蜀》更是毫无忌惮，放言讥讽：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罗隐有感于此，作了这首诗，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唐僖宗：当年玄宗避安史之乱逃亡蜀地，于马嵬坡缢杀杨贵妃以堵塞天下人之口；你这次又逃亡到蜀川，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用了一个“又”字，就把唐王朝两次幸蜀事件放在了一起，让历史的底版和现实的画面重叠起来，不仅有力地批驳了“女祸亡国”的论调，而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唐僖宗的昏聩无能，讽刺辛辣又颇具警诫意味。
这些直言刺世诗大多即事兴感，直言讥刺，语意直露，笔锋犀利，具有极强的批判性。
2.借古讽今
罗隐的愤慨不平与尖刻挖苦在他的咏史怀古诗中表现得尤为激烈、突出，《旧五代史》称其“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13](P326)，李慈铭评他的诗“大率愤懑不平，议古刺今，多出新意”[14](P900)。如《华清宫》：
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
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回顾这段历史时，人们大多把怨恨发泄在杨贵妃身上，有意或无意地为最高统治者开脱罪责。罗隐则将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唐明皇，以揶揄的语气和嘲谑的口吻，彻底揭开了“道德胜尧舜”的大唐“圣明”皇帝贪恋女色、道貌岸然的本来面目。罗隐就是因为这首诗深深触怒了昭宗君臣，失去了一次身登科甲的机会，足见其挖苦之尖厉、嘲笑之无情。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观点还体现在他著名的七绝《西施》中：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该诗开篇即鲜明地提出了“兴亡自有时”的看法，认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后面两句则运用铁的史实发出诘问：如果说西施是吴国灭亡的祸水，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这样就把那些推卸亡国责任的统治者的丑恶嘴脸暴露得一览无遗；同时对把亡国的原因统统归之于“女祸”的现实中的“吴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此外，《长城》、《咏史》、《铜雀台》、《建康》、《姑苏台》、《始皇陵》、《焚书坑》、《江南》、《炀帝陵》、《故都》、《邺城》、《挂剑处》、《春日登上元石头故城》等，大多借前代盛衰谈国家治乱，意在寻找前人覆辙，以警醒当世，在咏叹历史的成败得失中无疑寄寓着对现实的强烈讽刺。
3.托物言志
借物寓言，寄托嘲讽，也是罗隐常用的手法。他的咏物诗数量众多，题材广泛，自然界的一切似乎都成了供他讽咏的诗料，如《金钱花》：
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
将。
诗先描写芳香怡人的金钱花丛丛簇簇盛开于艳阳之下，灿烂夺目，然后由其状如金钱而产生联想：如果金钱花能像金钱一样收藏，那些豪门贵族一定会毫不怜惜地将它们砍光掘尽。后两句诗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彻底戳穿了剥削者掠夺成性、贪婪无厌的本性。又如他的名篇《黄河》：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首联诗人就用黄河的无法澄清比喻科举考试的混浊不堪与官场的腐败黑暗，认为就是把用于澄清浊水的阿胶倾倒进去也无济于事。颔联借用黄河弯曲而通天的特点，影射小人以曲求通，有才者以直难达的现状；而科举制度的腐朽，使得科举考试就像黄河在发源地时就已经混浊不清了一样。颈联通过两个典故借古讽今，讽刺了豪门贵族世代簪缨、富贵不绝以及霸占爵位、把持朝政的罪恶行径。尾联以黄河浑浊且三千年一清的特点来比喻唐末社会的混乱，表达了作者对清平世界的绝望。此诗句句明写黄河，却又句句暗射晚唐混乱黑暗的现实，语气激愤，讥刺尖刻。
其他还有“但是秕糠微细物，等闲抬举到青云。”(《春风》)“成名成事皆因慎，亡国亡家只为多。须信祸胎生利口，莫将讥思逞悬河。”(《言》)“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鹦鹉》)“眼恶藏锋在，心粗逐物殚。近来脂腻足，驱遣不妨难。”(《鹰》)“舞巧何妨急，飞高所恨轻。”(《蝶》)“不要向人夸素白，也知常有羡鱼心。”(《鹭鸶》)“风栖露饱今如此，应忘当年滓浊时。”(《蝉》)“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柳》)“怜君亦是无端物，贪作馨香忘却身。”(《香》)等等，肮脏黑暗的官场与科场，言多招祸的世情民俗，有才难用的残酷现实，以及投机钻营而不能得逞的世俗小人，表面自夸清白、背地企羡权贵的伪君子，自鸣清高其实卑贱污秽的无耻之徒，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的贪婪之辈，自作多情、无事生非的闲人……被诗人一一纳入笔底，无不刺讥戏谑，冷峻尖刻。
沈崧说罗隐“缘情必务于刺时，体物无忘乎谏猎”[15](P339)。的确，在晚唐诗坛上，罗隐的咏物诗自成一体，即不追求状物之巧，而重在借题发挥，托物讽刺，这是迥异于前人的地方。罗隐的咏物诗立意新颖、构思精巧，通过起兴、比喻、比拟和对比等手法，将咏物与抒情有机地结合，或卒章显志，直言不讳；或象征比兴，寓意深远。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增大了咏物诗的容量，拓展了诗境，推动了中国古代咏物诗的进一步发展。
如上所述，在罗隐的全部诗作中，讽刺诗及具有讽刺性的篇什占相当大的比重，从题材来看，怀古、咏史、咏物、怀人、感事、赠别、登临，以至述理等，无所不包；讽刺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5](P123)；讽刺的程度更是极其尖锐、辛辣，所谓锋芒锐利，刺入骨髓。罗隐最突出的创作成就及其对唐代文学的贡献，正在于这种讽刺艺术的成功运用。
“晚唐中之铮铮者”
罗隐一生著述颇丰，《吴越备史·罗隐传》记载“所著《江东甲乙集》、《淮海寓言》、《谗书》、《后集》并行于世”。《崇文总目》卷五所列更为丰硕：《罗隐集》二十卷、《吴越掌记集》三卷、《江东后集》十卷、《甲乙集》十卷、《罗隐赋》一卷、《罗隐启事》一卷、《谗本》三卷、《谗书》五卷、《湘南应用集》三卷、《淮海寓言》七卷、《吴越应用集》三卷、《两同书》二卷。今见雍文华据四部丛刊本《甲乙集》为底本，参校诸本辑校的《罗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录诗约490首。
对于罗隐的人品和诗文成就，人们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沈崧《罗给事墓志》中说他“才了十人，学殚百氏，名宣寓县，誉播寰区。唯应鲍、谢、曹、刘，足堪并驾；若遇王、杨、卢、骆，必共争鞭。立言而克当《典》、《谟》，属思而成尽《风》、《雅》”[15](P339)，虽难免应墓志文体套式有溢美之嫌，但因沈崧与罗隐同为钱鏐的幕僚，所述罗隐才力、遭遇应可信。此后，赞誉之声可谓历代不绝。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二称赞罗隐为“晚唐的气节之士”。明胡震亨：“五代十国诗家著者，多有唐遗士……罗昭谏隐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16](P68)清薛雪：“罗昭谏为三罗之杰，调高韵响，绝非晚唐琐屑。”[17](P714)清沈德潜：“唐末昭谏诗，犹棱棱有骨。”[18](P219)清洪亮吉：“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19](P99)其中尤以清人李慈铭对罗隐诗文的评价较为客观中肯，他说：“昭谏诗格虽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铮铮者；文亦崭然有气骨，如其诗也。”[14](P900)
罗隐诗歌的创作成就也深为当今学者所肯定，如李定广认为“罗隐是唐末最重要的作家，是唐代文学史中最后一位巨匠”，并尤为推崇他诗文的讽刺艺术，称之为“中国第一讽刺诗人”，说他的七绝“尤富艺术独创性，最为突出的是将议论讽刺艺术发展到极致”[21]。并进一步概括道：以罗隐为代表的“唐末文人与中晚唐大不相同的就在于，他们以写作讽刺诗文作为重要的发泄悲愤的方式，以高强度的讽刺使高强度的悲剧意识得以暂时的释放和消解，所以讽刺的深度和广度不是前代文人所能比拟，由此也就形成唐末讽刺文学的高度繁荣进而成为时代文学的重要特征”[8](P68)。
通过对罗隐诗歌的考察可以看出，之所以“四海闻有罗江东”[21](P353)，固然因罗隐“高风奇节”，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突出的文学成就。在唐季衰乱的氛围中，文人们基本上消失了拯时救国的热情，而躲进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情趣；罗隐尽管自身遭遇坎坷，却没有沉溺于个人的穷愁失意中，而是积极关注现实生活，保持着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用他锐利的笔锋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尖刻的讥讽、愤激的批判和严厉的警告，不平之鸣与忠愤之气在晚唐诗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唐末五代，有成就的作家寥寥，诗文并称的更少，而罗隐却在这两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其诗文酣畅淋漓，明快峭直，笔力雄健，颇具风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晚唐“一塌糊涂”的文坛上更是非常少见的，无愧于“晚唐中之铮铮者”。
从罗隐的生活经历来看，他的诗歌无疑是其生存状态的表征。罗隐一生中体验最深的是科举考试，其应举时间之长，经历之艰，情状之苦在唐末极具代表性。有如此困顿潦倒的人生经历，其胸中郁积的愤懑不平之气自是可想而知。而科举考试是当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与其他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隐由此对社会的腐朽和黑暗有了深刻、清醒的认识，这就使他愤世嫉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罗隐落第咏怀诗的直言刺世，咏史怀古诗的借古讽今，咏物诗的借题发挥，均包含了深刻的批判与辛辣的讽刺，形成了峭直尖锐的风格。因此，罗隐诗歌鲜明的讽刺化倾向显然是其生存状态和傲岸个性的反映，同时也缘于他对动荡的唐末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审视。
当今一些研究生存状态的学者把人的生存状态分为三类，即所谓生存状态、亚生存状态、零生存状态。生存状态是指生活稍富裕者的生存状态，亚生存状态是指温饱情况下人们的生存状态，零生存状态是指无温饱人口即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如果借此考察晚唐士人的生存状态，处在举子身份时期的罗隐等文人的生存状态无疑是亚生存状态，若仅以衣食来衡量，他们或许能维持温饱，但更为悲惨的是他们还要经受巨大的、长期的科举考试的精神煎熬，故可以说连只求温饱的亚生存状态的人们都不如。罗隐等人“以高强度的讽刺使高强度的悲剧意识得以暂时的释放和消解”[8](P68)，而这一“释放和消解”的背后却是“高强度”的难以生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