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立武勋——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书生论文,因素论文,立武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军自广西北上后，如兕虎出柙，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转战千里，雄踞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强力政权。就当时形势来看，太平天国推翻清王朝获取全国政权的日子似乎是屈指可数、行将不远了①。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殊死较量，太平军最终被一支崛起于湖湘的“民兵”——湘军扑灭了。湘军和太平军都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相对说来后者号称百万，人多势众，也更勇猛善战、意志坚定，可为什么最终是前者取得了胜利呢？对此，学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于检讨太平天国方面的失误与不足以及抨击清政府的“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的无理干涉等，而很少从湘军入手，探求其究竟是如何战胜太平军的②。其实湘军功成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这里且不说湘军内部刻意营造的宗法血亲关系，也不说湘军统将的凶狠干练和拥兵自用③，更不说湘军水师的优势和威力，仅就湘军领导阶层④ 的认识和作为来考察，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一、以“名教”对抗“天父天兄之教”
湘军领导层均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尊奉程朱理学，主张学以致用。他们刚好又生逢衰世，面对时病弊政和社会危机，不禁产生忧患意识，有强烈的经世用世愿望。曾国藩“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⑤。胡林翼少有“经世志”⑥，在陶澍等的指导下，他以民生为念，博览群书，对山川要塞、兵政纪要探讨尤力。左宗棠“少负奇气，有大志，欲因时建非常之功”，他“究心舆地、兵法，讨论国闻”，“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精通时务”⑦。他们三人不仅互相交往，讨论时务，而且以类相求，在他们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曾国藩因仕途顺利，青云直上，更成为湖南士人争相结识的对象，影响很大。于是在当时的湖南就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经世士人群体，被后人称为理学经世派。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一切学问“论其原皆圣道所存”，所以他们向故纸堆中讨药方，通过“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⑧，这无形中更强化了他们的卫道意识，使他们益发有忠君报国的意识和卫教护统的自觉。曾国藩痛恨“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就欲以自己“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⑨。胡林翼则对幕僚说：“吾辈作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则不忠莫大焉。”⑩ 正因为如此，当洪秀全等在金田揭竿起义时，他们心怀忧愤，高度关注，切盼清军能尽快镇压“粤贼”。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以宗教迷信发起的农民起义不同，太平天国信奉的是经过洪秀全改造的洋教——拜上帝教。拜上帝教的基本教义为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应拜上帝；反对一切偶像，不拜邪神；除了阎罗妖，天下一家，尽是兄弟姐妹等。这个教义因其违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而遭到了当时儒生的普遍质疑和反对，有汉阳马生公然与“讲道理”的太平军头目激辩，结果当场丧命。
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目登其上日讲道理，鸣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生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才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如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于是骂不绝口。贼目大怒，传令将马生五马分尸，四肢各驾一马，辫发系一马，用鞭箠之，讵五马四蹄攒跃，皆不肯前，而马生肆詈如故，贼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尸。(11)
除了宗教信仰外，太平天国因其文化政策极其专制，也同样引起儒生的愤恨。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12)。把供奉孔子的读书育人之所改为马厩和屠宰场，表明了太平军对孔子的蔑视和厌恶，如果说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反对偶像的做法，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们恨屋及乌，把诸子百家书籍视作“妖书”而采取焚书的政策，就不可理喻了。太平天国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3)。于是，一场文化劫难开始了，太平军“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14)，对书籍大加破坏和糟蹋。
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三江两湖地区，这里人文荟萃，文化发达，因而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上述野蛮文化专制措施十分痛恨，有个士人就愤然记述道：“至可恨则莫过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嬛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15)
面对及此，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领导层的拒斥反应自然更加强烈了。但与一般儒生只知道口诛笔伐不同的是，他们敏锐地看到了太平天国异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危害：首先，搞乱了纲常伦理，太平军从上到下皆以兄弟相称，“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其次，用夷变夏，剥夺士子阅读诗书的权利，“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再次，不敬神祗，大肆破坏，所到之处，焚毁学宫，砸烂孔子塑像、牌位，“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总之，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制造了文化浩劫，“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16)，比历史上任何穷凶极恶的乱臣贼子还要可怕，所以对于“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17)。既然周公、孔子再生，都要诛灭“天父天兄之教”，那么广大士人也应该“以杀贼为志”，为维护道统、名教而战，这样，“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丑，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18)。
高举卫道旗帜，以儒家名教来对抗太平天国的教义，这是湘军领导层的高明之处。在他们的登高一呼之下，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理学经世派群体自然呼应汇聚，走出书斋，“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湘军由此奠定了由书生为基础的领导班底。“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19)可见，正是在湘军领导层的宣传、鼓动下，激发了其“生徒子弟”以及“耕氓市井”的卫道意识，使他们“重廉耻，急王事”，“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不休”(20)。湘军为夷夏大防而战，为拯救名教之变而战，为自己固有的文化信仰而战，师出有名，底气十足，无怪乎他们能够同仇敌忾，勇往直前，历经磨难而不退缩，这是他们最终战胜太平军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为百战艰难之行”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和高歌猛进，清廷上自咸丰帝、下至统兵官员，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招数都用尽了，依然毫无效果。咸丰帝情急之下，还做出了无奈之举，即下罪己诏、祈求祖宗保佑，甚至派人挖了“伪天王”洪秀全等人的祖坟，希望藉此感动上苍，指出一条明路。但都于事无补，局势非但不见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恶化。其实，问题就出在清王朝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上，这导致政风颓废、政局败坏，诸臣见利忘义、因循苟且，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敷衍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然而这些当政者并不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缺乏通盘筹划的能力，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实现自救，摆脱身处的困境。
但湘军领导层却正如杨国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是当权派，但比当权派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社会；他们不是官僚，但比官僚更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处在封建政权的底层，但因此而更直接地承受着农民战争的压力”(21)。所以他们敌视太平军，有强烈的参与镇压的愿望。其中，江忠源是最先与闻其事的一个，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他就奉调入乌兰泰幕参谋军事，其所练楚勇也随之入桂，围攻太平军。而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关注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要江忠源将“粤中兵事”日日记出，“间中缕晰示我”(22)。在给座师吴文鎔的信中，他说：“粤匪猖獗，神人共愤。国藩虽愚昧闲散，亦未尝须臾忘灭贼之事。”(23)正因为此，当清军一溃千里、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这些有“灭贼”愿想的儒生便挺身而出，慨然以扑灭太平军为己任。曾国藩凭其器识和声望被推向前台，成为湘军领导层的核心人物。
他认为太平军是虎狼之师，作战勇猛，训练有素，又万众一心，不是轻易可以制服的，欲战而胜之，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可是反观清军，“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24)，这样的军队即使孔子再生、诸葛复出，恐怕也不能改变其营伍习气，率领他们消灭太平军。所以，当下的要务是重起炉灶，另立新军。在给咸丰帝的奏疏中，他就直言：“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25)那么他所要练的兵究竟有多大规模、想达到什么程度呢？在奏疏中，曾国藩并未言及，但在给友人的信中，则透露说：“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26)也就是说须练兵万人，令成一心，胜相庆，败相救，誓同生死，这样才有望镇压太平军。后来的事实证明，练兵万人是远远不够的，最终用于镇压太平军的湘军达到了40多万，这恐怕连曾国藩也料想不到。
曾国藩深知镇压太平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而他一再强调编练湘军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细致的准备，“预为东征不归之计”(27)。具体说来，就是应该在求将才、勤操练、精器械三个方面下功夫。
对于将才，曾国藩的要求很高，必须是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因此他“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28)。而勤操练、精器械均非仓促可就的，必须假以时日，切实讲求，所以曾国藩是“昼夜磨练，讲求操兵、造械之法”(29)。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他说：“练卒宜十分精强，器械须十分精致，乃可卧薪尝胆，艰难百战。不然，则不教之卒，窳败之器，何省不可骤办，而必出自湖南，万里长征，多费饷项哉！”(30) 可见，他对自己编练的湘军要求很严，期许也很大，颇有“亡秦必楚”的气魄。
然而，在太平军北伐、西征所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势下，清廷朝野上下一日三惊，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可没有耐心等待湘军练好以后才出师，迫切要求曾国藩率军出征，以解燃眉之急。但曾国藩不为所动，断然拒绝，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和远见。他说编练湘军事关东征大局，“不得顾友朋之私谊，即君父谕旨所指示，亦有时而不敢尽泥也”(31)。果然，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当时安徽是太平天国西征军重点进攻的对象，而他的得力干将江忠源恰好新任安徽巡抚，手头缺兵少将，情况万分危急，便向他求救，但曾国藩并未完全遂他所愿，仅派其弟江忠浚带勇1000名赴援，湘军主力则仍按兵不动。在回复江忠源的信中，曾国藩是这么解释的：
添勇六千之说，昨因令弟达川带勇一千进省，即令其先将此勇赶紧赴皖，以备阁下爪牙之需。其余五千须俟船炮办齐，水陆并进，乃可有济。……国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东下，一以为四省合防之计，一以助阁下澄清之用，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一出！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纵能迅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人愚见，总须备战舰二百号，又辅以民船载货者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勇四千，陆勇六千，夹江而下，明春成行，与麾下相遇于九江小孤之间，方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值方家一哂耳。明知阁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无益，不如迟而有备。(32)
信中，曾国藩阐明了他编练湘军的目的和所赋予的使命，坦陈其对湘军“简练慎出”的原因，充分展示了他的深谋远虑和非凡识见。
如果说拒绝江忠源还不能令人信服的话，那么曾国藩对咸丰帝的两次抗旨不遵，则雄辩地表明了他顾全湘军大局的坚定立场和决心。
第一次是1853年10月29日，因太平军逼近武昌，而武昌兵力薄弱，咸丰帝令曾国藩派兵救援。紧接着他又于11月3日和5日两次旨命曾国藩亲自带兵前往增援，但由于湘军刚开赴衡州，阵容不整，训练也欠系统，所以曾国藩消极待命，迟迟不肯出兵。后干脆以太平军撤退、武昌围解而不再从命。
第二次是1853年12月12日，咸丰帝以“六百里加紧谕令”的形式(33)，催促曾国藩迅速带兵救援安徽，结果曾国藩“以船炮未齐，不能草率成行覆奏”(34)，气得咸丰帝大骂他不知好歹，自以为是，并发狠地说：既然你想自担重任，朕成全你，不过“言即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见真把咸丰帝惹急了，也不敢怠慢，赶忙奏明不能出兵的原因，请求咸丰帝谅解。
由此可见，大敌当前，面对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曾国藩依然能够不受干扰，保持难得的冷静和清醒，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非常理性和认真地“为艰难百战之行”，这就为湘军的最终功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束伍练技，讲求兵制
曾国藩认为清军之所以一败再败，毫无抵抗能力，问题主要出在其军事制度上：首先，兵权分散，指挥不灵；其次，薪饷过低，训练废弛；再次，官气太重，应战能力不足；复次，调遣方法不当，导致军心涣散，败不相救。正是出于这些认识，曾国藩十分注重湘军的军事制度建设。他效仿明朝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束伍练技”成法，为湘军量身定制了一套军事制度。这套制度几经修订，才最后定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招募遣撤制度。清军实行的是世兵制，父子相承，世代为业，因而军中老少皆有，难以保证军队的质量。湘军则有严格的募勇裁勇制度。曾国藩规定招募湘军勇丁不得杂人一弁一卒，必须专程去偏僻地区挑选健壮、朴实的山民，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一概不要。所招勇丁还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姓名、籍贯、手指印及亲属情况等登记造册，以便查验。如果勇丁征战日久，而力穷气惫，尽显疲态，就必须遣撤旧勇，另行招募，使壁垒一新。清代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采取兵将平时分离，战时临时凑合的统驭方针，这就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病。有鉴于此，曾国藩奉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其办法是：
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35)
也就是说在军队内部，层层统属，下级对上级负责，最终整支军队为大帅个人拥有。如果欲更换哪一级将领或哪一级将领离营，就必须将其军队解散，而令新将领另起炉灶，重新招募，以确保全军的私属性。曾国藩自己也是按照这样的办法来组建湘军的，并且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用书生典兵。湘军将领里，出身书生的占多数，他们与曾国藩志同道合，以所谓的忠义血性相激励。曾国藩还制定了挑选将领的四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36)，要求各级将领据此挑选下级军官。
2.组织体制。组织体制是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兵种构成、营制饷章和领导机构等方面。湘军有陆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其中陆军的营制饷章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它包括一营之制、营官亲兵之制、一哨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小口粮及恤赏之制、外省招勇仿照楚军薪粮之制、帐棚之制、统领之制几部分。据此可知湘军以营为战斗单位，每营505人，设营官1人，辖前、后、左、右4哨；每哨哨官，哨长各1名，共护勇5名、伙勇1名；每哨8队，分别为刀矛4队，小枪、抬枪各2队；每队什长1名、伙勇1名，其抬枪队正勇12名，刀矛、小枪队正勇10名；营官自带亲兵6队，每队什长、伙勇各1名，亲兵10名。此外再配备长夫180人负责辎重运输等任务。
应该说这个编制比清军合理。清军虽也以营为单位，但营制混乱，人数从200至1000余名不等，没能形成统一固定的编制，不适于野战。而湘军恰恰相反，编制齐整，冷热兵器配备合理，攻防体系层次分明，非常适合野战。而配备长夫（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工兵和辎重兵）又是个创举，可减轻勇丁的负担，保证他们的休息，有利于作战。
同清军相比，湘军的薪饷很丰厚。陆军营官每月50两，另加办公银150两，而哨官每月9两，哨长6两，什长4.8两，亲兵护勇4.5两，正勇4.2两，伙勇3.3两，长夫3两。可是，清军中的绿营兵平时每月薪饷只有1两，出征作战时也仅1.5两，比湘军的长夫还少，分别只及湘军正勇的1/4和1/3。所以湘军的厚饷养兵，可使勇丁赡养家室，安心从军了。
湘军的领导机构就是营务处。营务处担负施号令、执军法的任务，不是湘军的首创。但曾国藩又赋予它新的功能，即还用它来培养人才。曾国藩认为“这人可以培养的，就把他放到营务处去，使他学习军务，做将来出任将帅的预备”(37)。李鸿章就曾奉曾国藩之命办理营务处，后来创建了淮军，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
3.训练制度。曾国藩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38)，因此他对湘军的训练非常重视，切实讲求。他把训练分为训和练两部分，强调“练者其名，训者其实”，训比练更重要。他所谓的“训”包括训家规和训营规两方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工作。
对于前者，他通过亲自训话等各种形式，在湘军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气氛，要求官兵之间要像父兄、子弟一般亲如一家，上下齐心。对此，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非常赞赏，他认为“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39)。
至于后者，曾国藩则有具体的制度规定。他所制订的营规包括招募之规、日夜常课之规、扎营之规、行路之规、禁扰民之规、禁洋烟等事之规、稽查之规七部分。这些营规从军规军纪到招勇、扎营、行军和日常的训练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不仅切合实际，抓住要点，而且易知易行，便于掌握，所以湘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曾国藩的“练”也包括两方面，即练技艺和练队伍。前者是指兵勇的个人军事技能，要求能舞刀弄棍、开枪放炮，后者是针对整个队伍而言，通过演练鸳鸯阵、三才阵等阵式，使整支队伍进则同进，站则同站，行动一致，如同一人。为了确保“练”的成效，曾国藩一方面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教兵勇武术和射击，另一方面制定了十日一循环的严格的训练计划，要求每逢三、六、九日上午，兵勇练习武艺和阵法，他要亲往观看；每逢一、四、七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向兵勇演示阵法，并看他们的抬枪、鸟枪打靶练习；每逢二、八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带兵勇到城外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十日上午，兵勇在军营中演练连环枪法；每天下午，兵勇都要在军营中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不得间断。显然，湘军每天的训练内容很多，训练量也大。曾国藩之所以要如此强化训练，就是要让湘军兵勇熟练掌握各种技艺和阵法，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用他的话来说，练的目的“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40)。
4.后勤制度。与清军由国家办后勤不同，湘军必须自筹粮饷，自办后勤，因而曾国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
首先，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后勤机构办理军需。如负责造船制炮的有衡州造船厂、湘潭造船厂、安庆内军械所等，筹措军饷的捐局、筹饷局、厘金局等，总管后勤供应和转运的有粮台。其中，衡州造船厂和湘潭造船厂为湘军水师制造船只；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是中国第一个带有近代化色彩的军用企业；粮台由曾国藩委其幕僚办理，下设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八所，是湘军的后勤总机关。
其次，就地筹饷，开拓饷源。湘军本来应由清政府提供粮饷，但因国库空虚，无款可拨，曾国藩只好自己就地筹款。刚开始，他在湖南士绅中劝捐助饷。捐输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据曾国藩奏称，自己在衡州练兵时每月需饷银近8万两，就“专恃劝捐一途”(41)。可是，随着需饷的增多，捐输者越来越不踊跃，仅靠捐输已难以维系了，曾国藩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大饷源，先是增加了饷盐和厘金，通过在所在地课盐、办厘筹措粮饷，之后索性占用公款，将当地本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地丁、漕粮、协饷、关税等赋税也移作湘军军费。这一度遭到江西巡抚沈葆桢的抵制，双方为争用江西漕折、关税和厘金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朝廷出面调解，才平息了这场纷争。可见，为了军需问题，曾国藩是锱铢必较，丝毫不让。
再次，健全转运机构，确保粮道畅通。湘军在湖南时仅设粮台为后勤总机关，条综众务。出征后，粮台遂有后路粮台和行营粮台之分，前者仍设在湖南，后者则随军出征。随着湘军的东下，战事越来越激烈，粮饷供应线也越来越长，曾国藩所设的粮台也越来越多，除了后路粮台与行营粮台之外，又增设了转运粮台和钱粮支应所，居间呼应传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粮道的安全、畅通，曾国藩充分利用湘军水师强于太平军，且又沿长江而下的优势，以水师兼任军需物资运输任务。这样，粮道不易为太平军所切断，可保证粮饷源源不断地供应，有利于湘军的连续持久作战，因而罗尔纲先生认为：“湘军所以能够打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说来，粮运便利，源源不断，是一个大因素。”(42)
以上不难看出，湘军兵制是曾国藩针对清军兵制的缺陷、湘军作为勇营的特性以及与太平军作战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可以说是量体裁衣，度身定制，实用性、针对性很强，而且也比较完备、合乎时宜，所以它能够使湘军在内战中越战越勇，以偏师而最终成为劲旅。
四、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谋略，而战术是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两者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对战争的成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太平军组织严密、作战勇猛，水陆并举、号称百万，又建都南京、在长江中下游据城自守的特点，湘军领导层作了针锋相对的战略部署，即在战略根本上，要力争中游，夺回长江的控制权，这样才能自上而下，图取天京；在战略实施上，应采取攻势防御办法，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应该说这个战略部署是比较正确的。1853年，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因一心奔着“小天堂”——南京而去，所以在沿江东进的过程中，一路弃守武昌、九江、安庆等长江沿岸的战略要地。等到定都南京后，他们发现为了巩固和确保首都天京的安全，必须控制长江中游，于是挥师西征，以期重新夺回安庆、九江、武昌这些战略要地，可是为时已晚，被湘军抢占了先机。湘军尽管刚开始实力不济，在太平军的强攻硬打之下，损兵折将，屡遭重创，太平军中传唱“破了锣（罗泽南），倒了塔（塔齐布），飞了凤（周凤山），杀了马（马继美），徒留（刘于浔）一个人也没用”(43)，形势不可谓不危急，局面不可谓不狼狈。但由于湘军领导层的战略决策得当，又能不因一时得失而有所动摇，因而他们硬是守住了那些战略要地，没让太平军重新夺回去，结果笑到了最后，攻陷了天京。
除了战略合宜之外，湘军领导层在战术上也有其突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战前审察机势。湘军领导层认为战前应该着眼全局，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尤其要把察看地形作为决胜运筹的第一要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胡林翼就指出：“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44)左宗棠以“审机甚微”著称，他说：“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45)就是说用兵作战应事先对地势、敌我双方情况等摸透弄清，才能打有把握之战。而曾国藩认为战前不仅主将应该事先察看好地形，就是下面的基层军官也应该让他们做做这个功课，“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丘一洼，细细看明，各令详述……，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队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46)。湘军统将中，塔齐布、罗泽南、王錱、刘典等也都以善看地形有名于时。其中，王錱的做法尤为特别：每在临战前一夜，召集各营官，与之畅论贼情、地势。然后取出十余张地图，每人分给一张，令大家各抒所见，最后由他总结定计，将议定内容写在纸上，让大家人手各执一份。次日战罢，有与此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47)。对此曾国藩非常欣赏和推重，说王錱有名将之风。正因为湘军诸将帅都善于审察情理和机势，又特别擅长于察看地形，其克敌制胜的几率才不断提高，逐渐立于不败之地。
2.战时争取主动。《孙子兵法》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48)就是说善于打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将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湘军领导层深谙此道，用主客关系来阐明和实践这一基本的战争原则。曾国藩说“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自己用兵也“深以主客二字为重”(49)。所谓的“主客”，举例来说，就是“扑营则以营盘为主，扑者为客；野战则以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战地者为客；临阵则以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50)。那么主客关系如何在战场上体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原则呢？曾国藩也做了具体的阐释：“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51)总之，在战场上应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不主动出击，不主动应战，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伺机制敌。胡林翼也以此教导手下的将领说：“总须预先安排，以待贼之求战，……盖贼来求战，而官军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必胜之道也。”(52)而左宗棠则反其道行之，却收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他不是坐等打呆战，而是主动出击，分兵数路，将敌人外围次要的力量肃清，以削弱、孤立其主力，逼迫其主动出战，然后他反客为主，消灭敌军。可见，湘军领导层各人的战法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他们战时争取主动的认识是一致的，因而他们能带领湘军获取胜利。
3.以歼敌为上。针对太平军兵力占优又能攻善守的特点，湘军领导层达成一个共识，即不攻坚，不浪战，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目标。左宗棠还未率军参与镇压太平军时，就认真研究了清军和太平军双方的战术特点，认为“官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城；贼长于守城，短于野战。贼避短而用长，我弃长而就短”(53)，所以屡战屡败，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就必须多筑碉堡，以守为战，不攻坚城。后他领兵作战，也一再告诫属下“攻坚非善策”，“宜谋野战，不宜攻城”(54)。他还反对一味浪战以求胜的做法，提醒将士“击寇以殄灭为期，勿贪克省城近功，惮迂阻而忘大局”(55)，就是说应着眼于歼灭敌人，而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以免耽误大局。为此，他特地奏请朝廷论功行赏要“以杀贼多寡为劳绩高下”(56)，而不要以攻城略地为准绳。胡林翼强调“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57)，所以“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58)，也力主打仗不应注重城地得失，要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而与此相反，太平军就缺乏打歼灭战的思想，在其放弃武昌沿江东下的过程中，并没有乘机荡平两岸的清军；定都南京之后，也没有率先摧毁盘踞在附近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使敌人缓过气来，重新构成威胁，不得不用更大的力量去消灭他们。这么一来，就高下立判、优劣分明了，湘军是越打对手越弱，而太平军是越打对手越强，因而其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4.围城打援。尽管湘军领导层都不主张攻打坚城，但太平军毕竟不是飘忽不定，流动作战，而是据有坚城，严防死守。战争打到后来，湘军就不得不面临攻城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城池。正如胡林翼所说“名城不围，则贼不来救，亦必不能得战”(59)，因而必须围城攻坚。那么如何围城攻坚呢？湘军领导层的办法是围城之后，先打援军，再打守敌。湘军的围城很有特点，即在城外挖筑两层濠墙，安营在其中，其前濠墙用来围困城内守军，后濠墙用来阻挡救援来敌。然后在此深沟高垒以求自固的基础上，着重打援。一般来说，打援的兵力要多出围城军一两倍。胡林翼就强调说“假如以万人围城，……必须留二万余人或三万人作战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备战(60)，只要歼灭了“援贼”，“城贼”也就插翅难逃。1860—1861年的安庆之战就是湘军用围城打援战术而获胜的经典战役。是役，曾国藩、胡林翼以曾国荃一部围城，李续宜、多隆阿、鲍超等军打援。在历时1年的战斗中，曾国荃挖筑了三层濠墙，内困安庆守军，外阻太平军援军，而李续宜、多隆阿、鲍超等也在外围积极打援，虽然战斗惨烈，险象环生，但都化险为夷，击退了太平军强大的援军，确保了安庆战役的胜利。后来的天京也是被湘军用此法攻陷的。可见，围城打援将湘军领导层上述战与守、主与客的战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仅能以守为战、以战为守，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而且还能既歼敌，又攻坚，一举两得，因而这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战术，是湘军领导层不断总结实战经验的结晶。
湘军领导层不仅战术打法多种多样，而且他们的应变能力也很强，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战术。曾国藩说：“窃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致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61)正因为他们战术素养较高，用兵又不拘成法，善于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不断改进作战方法，因而他们能够在战场上逐步确立优势，最终取得胜利。
五、善于求才与育人
湘军领导层不仅重视人才、爱惜人才，而且善于识拔和任用各种人才。曾国藩将人才视为关系国家兴衰强弱的首要问题，说：“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62)胡林翼也说：“大抵为政之本，在于得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63)。可是，清王朝自乾隆中后期以后，由于贪庸当道，政以贿成，导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64)，陷入人才危机之中。因而，湘军领导层在视事伊始，就不得不以求才和育才为急务。
曾国藩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人才。在长沙办团练时，他作《招某绅耆书》，“孳孳勤求，冀得乡邦贤士，不我遐弃，肯辱惠顾”(65)。在衡州练兵时，他致函黄冕，请他来帮忙造船；又分别函邀李元度、黄淳熙入其幕府谋划机宜，并请他们举荐同乡友好，前来效力(66)。在安徽作战期间，他写信告诉幕僚李瀚章说他已函托各处荐人，“如有来者，祈阁下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67)。曾国藩不仅自己求才不遗余力，而且也乐意为别人推荐人才。如1853年，他向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十多人，其中包括后来鼎鼎有名的李鸿章，“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68)。此外，他还给刘蓉、骆秉章等推荐过人才。
胡林翼认为人才随时都会出现，并不缺乏，关键是居人上者不知求人。因此，他很注意搜罗人才，只要属下有一技之长、一行之善，他都不吝表扬，积极推荐。如果有志士能人，即使隐居不仕，他也千里招致，务尽其用。平时在接见下属或亲朋好友时，他“必问所见人才，所学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实事一一证之，兼注考语”(69)，记录在册，以便日后延揽。他还函请汉阳知府刘齐衔留意人才，“苟有一节之可取，一行之足称者，乞手函示我”(70)；授意幕僚严树森“编列条目，征求事实，饬司、道、府各举所知，其有奇才异能必须度外汲引者，别作一格，均以公牍举荐”(71)。
而尤值一提的是，胡林翼还在湖北省城武昌设立储才馆（后改名宝善堂），用来安置招揽而来的人才，并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根据他们能力的大小，给予相应的职务。可见，胡林翼对人才的搜求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那么，怎么样的才算是人才呢？湘军领导层的答案是出奇的一致，即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曾国藩说：“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72)也就是说，如果德才不可兼得，他宁要有德无才的人，也不要有才无德的人。同样，胡林翼也如此，他说：“大抵圣贤不可必得，必以志气节操为主。……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也。”(73)意思是说像圣贤那样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一定能得到，但只要德行好，能力高低就无所谓了。而左宗棠也说：“人不可无才，然心术究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所谓才者亦只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实事何益？”(74)简言之，用人应该看重才干，但更应看重的则是心术，即道德操守。
湘军领导层之所以会如此重视人才的道德水准，是因为当时士风败坏，人欲横流，从上到下都孜孜求利，惟利是图，“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75)，所以他们才突出道德的重要性，惟德是举。
然而，在当时“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的情况下，不仅急需人才，还急需人才发挥作用，所以湘军领导层在大量招引人才的同时，也以发现和培养人才为己任。曾国藩曾致信胡林翼，勉励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藉以报国者也。”(7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曾国藩将自己的幕府当作育人的场所。他将天下事概括为军事、吏事、饷事、文事四类，要求幕府人员每人至少学习并掌握其中一类：“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77)
至于学习的方法，曾国藩认为不外“学”和“问”两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78)。总之，只有勤学多问，才能无形中提高自己的水平。
曾国藩培养人才可谓不厌其烦，费尽心思，犹如塾师严格管教自己的学生一般。对自己身边的幕僚，他不仅亲出题目，进行每月两次的定期考试，而且经常借助茶余饭后的闲暇，谈古论今，倾心教诲。
李鸿章后来回忆自己在曾幕中的生活时，津津乐道的总是曾国藩诲人不倦的情形。他满怀深情地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79)
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诚服，受化于无形焉。(80)
对不在身边的幕僚，他主要采取通信、批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导，既有指点劝诫，又有鞭策鼓励。这在其《批牍》与《书札》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而在给一些亲信幕僚的信中，曾国藩更是循循善诱，关怀备至。李榕在外带兵期间，他悉心训迪，不遗余力：“今既受统领重任，务祈绌己之聪明，贬己之智术，……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凡临敌观气色，有二可虑：骄气则有浮淫之色，惰气则有晻滞之色，望体察而补救之”；等等(81)。李瀚章在江西负责报销局时，曾国藩也问寒问暖，体贴入微：“报销开局，总以迅办为妙，早一日有一日之益，速一日省一日之费。局用不可太啬，……饮食须常丰洁。从前办数年苦粮台，此际宜办数月甘报销。”(82)不难看出曾国藩对其幕僚的培养和勖勉是全方位的，因而，他不仅赢得其幕僚的敬重和爱戴，纷纷尊之为师，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士人的投效，归之者如流水。就此而言，曾国藩帐下强将如林、幕中济济多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曾国藩外，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非常注重培养和调教人才，所以在他们的身边也集中了一大批良佐虎将，为镇压太平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见，湘军之所以能够成一时之功，扑灭太平军，与其领导层的善于网罗人才和培育人才也分不开。
湘军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地方武装，刚开始并不被人看好，甚至还饱受非议和排挤，要将这么一支处境不佳、处于困顿之中的偏师部勒成一支“能成殄寇之奇功”(83)的劲旅，湘军领导层所必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以上仅是其荦荦大者，但足以看出湘军领导层对湘军“卒平巨憝”(84)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难怪现代著名军事学家蒋方震会惊奇地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功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85)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钦佩地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86)
注释：
①面对太平军迅猛的发展势头，当时就有人指出：“依大势看来，粤今乱清，犹昔清之乱明耳。……当是时也，清之败明，势如摧枯，然清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者，势之相出（去）不远矣。”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1页。
②本人寡见所及，只有龙盛运先生在所著《湘军史稿》最后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湘军成功的主、客观原因。其主观原因就是探讨湘军领导层的作用。很简略地归结为六点：1、讲究节操，2、团结对敌，3、协调满汉统治阶级内部关系，4、组建新型军队，5、建立可靠的后勤保障，6、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0—493页）。应该说这些归纳是比较到位的，也很精辟，但还有可补充之处。如湘军领导层非常高明地以卫道、名教相号召，不仅增强了自身的凝聚力和合法性，而且从文化、精神上围剿了太平天国，威力十分巨大；他们虽然痛恨太平天国，但也很重视对手，不盲目冲动，而是认真备战，做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莫定了其最终获胜的良好基础；人才难得，湘军领导层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也是湘军取胜的重要因素。因而本文主要是从这几方面入手对龙先生大作中的观点进行补充的。当然，湘军的成功也与湘军领导层所量身定制的湘军兵制以及所制定的战略战术密切相关，这些虽然很多论著都提到了（其中最著名的当为罗尔纲先生的《湘军兵志》），但因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故一并论及。
③曾国藩后来总结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江楚诸省幸获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将领，其权索重。”见《曾国藩全集》第11册，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6502页。
④湘军内部主要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四个派系，因江忠源去世得早，所以本文所谓的湘军领导层主要指曾、胡、左三人。其中，曾国藩是核心人物。
⑤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16页。
⑥《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927页。
⑦《左宗棠全集》第15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42页；《左宗棠全集》第15册，第658页；《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5页。
⑧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1、7页。
⑨《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414，431、119页。
⑩《胡林翼集》（二），第209页。
(11)(12)(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312、326—327、311页。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13页。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35页。
(16)(18)《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232、233页。
(17)《曾国藩全集》第19册，第737页。
(19)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页。
(20)转引自萧一山《曾国藩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88页。
(21)杨国强：《百年嬗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0页。
(22)(23)《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84、203页。
(24)《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192页。对于当时清军的营伍习气，曾国藩是非常痛恨的，也多次作了深入的揭批，内容大同小异。这里再摘录几条，以供参考。如在《与魁联》中，他说清军“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在《与王錱》中，则说“盖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着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在《与文希范》中，说“近时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此营即败，彼营调臂而不顾，侈口而微笑，各营习见。夫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在《与吴文铬》中，说“痛夫今日之兵，东调五十，西调一百，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胜则相忌，败不相救，万无成功之一日”。在《与彭洋中曾毓芳》中，说“近时各营之兵，东调一百，西拨五十，将与将不和，卒与卒不习，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且各怀携贰，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在《与湘潭绅士公信》中，说“近日之兵孱劣极矣，当其调遣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及夫与贼相逼，各怀观望，胜则相忌，败不相救，虽以古来之名将，用今日之尫兵，亦恐无以变其习气。”
(25)《曾国藩全集》第1册，第41页。巧的是，就在曾国藩上此练兵折的前三天，左宗棠在为湖南巡抚张亮基代拟的奏折中，也提出了练兵的设想，建议“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左宗棠全集》第9册，第25页）。由此可见，湘军领导层针对清军的孱弱无能，都不约而同有另立新军、取而代之的想法。这是他们比当时官僚高明的地方，也是湘军得以成军的思想基础。
(26)(27)(28)(29)(30)(31)(32)(34)《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196、331、328、328、323、411、366—367、378页。
(33)《曾国藩全集》第1册，第80页。
(35)王定安：《湘军记》，第338页。
(36)《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224页。
(37)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9页。
(38)《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330页。
(39)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7—1248页。
(40)《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438页。
(41)《曾国藩全集》第1册，第103页。
(42)罗尔纲：《湘军兵志》，第101页。
(43)《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9页。
(44)(52)《胡林翼集》（二），第754、438页。
(45)左宗棠全集》第6册，第198页。
(46)(51)《曾国藩全集》第19册，第356、385页。
(47)《曾国藩全集》第28册，第5659页。
(48)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49)《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2108页，第21册，第590页。
(50)《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590页。
(53)《左宗棠全集》第10册，第238页。
(54)《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2089页。
(55)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93页。
(56)《左宗棠全集》第1册，第175页。
(57)(58)(59)(60)《胡林翼全集》（二），第283、585、724、552页。
(61)《曾国藩全集》第11册，第6501页。
(62)《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704页。
(63)(70)(71)(73)《胡林翼集》（二），第471、202；226、202；227页。
(64)《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65)(66)(68)(75)《曾国藩全集》第21册，第242；397、400、431—432；105页。
(67)《曾国藩全集》第22册，第1486页。
(69)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06页。
(72)《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390页。
(74)《左宗棠全集》第14册，第433—434页。
(76)(81)(82)《曾国藩全集》第22册，第1538、1546；1182、1109、1106；886页。
(77)《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439页。
(78)《曾国藩全集》，第6485页。
(79)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9页。
(80)刘体仁：《异辞录》卷1，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21页。
(83)《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84)《清史稿》，第3949页。
(85)转引自罗尔纲《湘军兵志》，第1页。
(86)《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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