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以技术划分的世界新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格局论文,世界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冷战的结束，旧的意识形态划分已经终结。实际上所有的国家都宣告拥戴全球市场。但一个更棘手的划分正在取得控制作用，这次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地球上的一小部分，约占世界15%的人口，提供了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技术创新。第二部分，大约涉及世界一半的人口，能够在生产和消费中采用那些技术。剩下的大约占世界1／3的那部分人口则与技术无缘，既在本国无力开展技术创新，又不能采用外国技术。
这些技术上受排斥地区并不总是与国家地理边界相一致。它们包括：南墨西哥和热带中美洲几个小块地区；安第斯国家；巴西的大部分热带地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热带地区；前苏联除最接近欧洲和亚洲市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亚洲内陆地区，如印度恒河流域各邦，内陆国家老挝和柬埔寨，以及中国内地的一些省份。
许多技术上受排斥地区，特别是热带地区，正陷入贫困之中。它们最大的问题是：热带传染性疾病、效率低下的农业生产力和环境的退化，所有这些恰恰需要它们所缺少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所需技术有时可以从国外得到，但这些国家太穷，买不起必要规模的技术或支付不起必要规模的技术专利。技术经常不以恰当的形式存在，而且贫穷国家的市场对研究与开发缺乏刺激。
现在已到了富国对此认识并做出反应的时候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技术划分的世界新区域并不是固定的：许多技术上受排斥的国家能够很快变成技术采用国，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台湾、韩国和以色列）已逐渐从中等组群中跃升为一流发明国，但这种转换远非自动完成的。如果那些生活在技术上受排斥国家中的20多亿人将来要参与分享全球化利益的话，那么需要完成三件事。
第一，对于全球经济以技术为驱动的这一新特征必须要考虑周全：地理条件、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必须要纳入对技术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分析之中。第二，政府需要改变援助的态度，花费要更多些，处理要更明智些。第三，参与国际援助的面要拓宽但援助方法要重新制定。跨国公司、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要介入。负责全球发展的官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其他几个机构）必须进行改革。
重新思考全球化
传统上一向把开发视之为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积累过程。贫穷国家，当其得以很好地治理的时候，就可能有下列优势：越是资本缺乏的地方，新投资的收益就越高，而且这还会鼓励储蓄，吸引国外资本流入。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因而缩小，这一过程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趋同”。
但我们现在知道，技术不可能像资本那样流动。技术创新显示出收益的成比例增长，这意味着技术先进的地区最好是进一步创新。正因为新理论通常是在现存理论的重新组合过程中产生，所以理论丰富的环境会产生创新的连锁反应。正如核反应一样，我们首先需要一大批关键的理论和技术。同时，刺激技术创新还依靠市场的规模。创新涉及一些固定开支，譬如研究与开发。一个更大的市场对此会更容易地给以支持。
理论的公益方面——事实上它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使用，而不会消耗尽贻——从而使其进一步深化。仅自由市场本身是不够的：成功的技术创新需要体制的支持。今天商业上发明总的来看既是基础科学认识的产物，又是应用工程（以专利为支持）的产物。前者依靠大学和公共实验室，后者依靠以利润来驱动的私人公司。成功的技术创新需要学术界、政府和工业部门紧密合作，各负其责。国际互联网就是一个世人所熟悉的例证。
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卓有成效的相互作用的例子尚未听说过，甚至没有几个国家政府拥有科学顾问，其结果当然令人沮丧。1995年48个人口超过100 万的国家至少有一半生活在热带地区：尽管这些国家的总人口达7.5亿，但他们在1997年仅获得美国颁发给外国发明者的51000个美国专利证书中的47个。
当然，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并非仅靠其本身的创新，还要取决于采用他国技术的能力。这可以通过三个主要渠道实现。各国可以进口技术，包括资本和消费品（移动电话、传真机、个人电脑和免疫技术）；它们可以从专利拥有者手中购买专利；它们还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从而在自己境内建立起具有专利技术的跨国公司。在上述所有例子中，国家的出口必须是成功的，以此来支付进口技术的花费（或为外国投资支付红利）。
许多经济学家都假定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国技术上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事实上，无论选择哪种引进渠道，地理条件的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成功的技术进口国往往都毗邻大市场，或靠近主要海洋航线，或是两者兼有。由此外国技术跨过国境进入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墨西哥、欧盟的邻国波兰和匈牙利、中国的沿海省份、新加坡和香港、东南亚港口城市和印度南部沿海各邦。但技术流向遥远的山地区域（如安第斯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如中亚）、或远离沿海港口的地区（如中国内地或北印度）则不会那么便利了。
那些没有跟上世界技术发展潮流的国家经常处于衰败的境地，甚至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更谈不上有所改善了。通常它们依靠在世界经济中已丧失收益且范围狭小的出口来维持生计。金属铜已被纤维光缆所取代，天然橡胶和黄麻已被新型合成材料所取代。许多初级产品贸易的长期衰落就是技术创新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
人口统计上的压力加大了风险。贫穷国家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个人口迅猛增长期，直到都市化、妇女教育、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下降等因素出现才能导致生育减少。然而，在技术不流动的国家，所有这些因素都被抑制了。由于技术落后限制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因此城市的就业机会很少。儿童的死亡率依然很高。由于每个家庭依然有许多子女，因此在健康和教育每一项上的投资就更少。人口还在飞速增长。人口压力除了给贫穷国家增添苦难外，也造成了威胁每一个人的环境危害（如砍伐森林、生态多样化的减少）。
重新思考援助
如果国际战略不进行彻底改变，那么世界上许多地区，大概有20多亿人口，将不能分享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这需要着手做以下几方面工作：
●公共卫生和人口 贫穷国家特别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疾病负担，既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又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也是对高生态多样化危急地区的头号威胁。外国投资者回避了这类恶劣的经济环境，也躲避了不卫生地区其他方面发展的负担。由于辍学再加上精神和体力上的衰弱，患病儿童面对的是生产力不断下降的人生。
捐献国对于控制贫困国家的传染性疾病所做的努力很小。世界范围内用于非洲控制疟疾的经费可能每年不高于5000～7500万美元，尽管疟疾每年可能要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其中100万多人直接死于疟疾，另外1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于疟疾所诱发的其他疾病）。在过去的10年中， 平均每年用于控制非洲爱滋病的捐款不过几千万美元。据称爱滋病在非洲每年要夺去200多万人的生命，加上每年还有大约400万新感染者，而感染爱滋病的非洲人总数达2300万人左右。用于免疫方面的捐款也少得可怜，以至许多贫穷国家甚至还没开始引进在富国作为常规使用许多年的疫苗，而疫苗则是在非洲能够以最节俭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减少死亡和疾病的方法。盖茨基金捐献的高达10亿美元的款项最终将用于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一项专门对付这些致命传染性疾病的认真尝试即将开始。由于爱滋病的潜势将给广大地区造成不稳定局面，所以克林顿政府虽有些迟缓但还是正确地将发展中国家的爱滋病视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非洲国家领导人最近恳求每年得到10亿美元的捐款，用以帮助他们部分地扭转疟疾猖獗的局面。联合国请求每年得到40亿美元用以对付爱滋病的传播。为对付日益流行的结核病，还有由麻疹、腹泻和其他传染性疾病引起的几百万人的死亡，还需要额外的几十亿美元。
所有这些动议每年将需要从富国拿出100亿美元， 大致相当于第一世界国家的10亿公民平均每年每人大约拿出10美元，这一花费对于拯救几百万人生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连接贫穷地区 最近几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将墨西哥带入全球高科技经济体系，欧盟与北非和中欧国家也发展了新的贸易协定。这些优先进入的优势极大地帮助了直接受益国，但由于抽走了直接投资和贸易而损害了更远地区的利益。全球航运卡特尔化使事情变得更糟：连接贫穷地区贸易通道的竞争力大大低于那些高运量贸易通道。针对较好市场如何接近最贫穷国家这一议题进行新一轮多国贸易谈判，能够极大地改善目前的状况。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采取新的方法去帮助贫穷地区与世界经济相连接。东道国与投资者双方要抛弃以往的鼓励吸引外资的作法，如建立出口加工区、设立免税区和开办合资企业等，尽管这些方法在其他地区发挥了作用。哥斯达黎加想吸引英特尔公司来投资，它给予了优惠。以色列也同样给了优惠。以色列也同样给了优惠。爱尔兰近年飞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对外商企业实行的低税制。为把新技术带入贫穷地区，富国和穷国可以共同设计合作规划，双方分担财政费用。
信息技术提供了另一个巨大机遇，因为它可以克服边远地区的许多不利因素。内陆国家比如蒙古，与制造业产品出口相比，以IT产业为基础的服务出口（软件、数据翻译、电子商务）笃定会有相对的优势。美国为发展IT产业已修改了工业政策，发展中国家也应当这样做。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层要与IT产业的首领们一起为穷国快速扩大互联网范围制定发展政策。
●促进技术进步 以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划分，其核心问题是在技术创新和普及方面的巨大失衡。全球化政策只不过触及了这一中心问题的表面。世界银行每年为科技研究提供的贷款和拨款比美国一家大型医药公司每年用于研究和开发预算的1／10还少。 世界银行每年专用于热带农业研究方面的款项约5000万美元，专用于热带健康研究方面的款项约1000万美元，还有一些多不了多少的贷款分散用于其它一些项目上，而美国的默克公司1999年研究开发预算则达到了21亿美元。
值得仿效的典型是20世纪杰出的开发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它的经历表明了以开发知识为目标的拨款援助是能够实现的。洛克菲勒基金赞助了在美国南部根除钩虫病；发明黄热病疫苗；开发青霉素，在全世界建立卫生学校（今天在此领域仍居无可争议的首位）；在世界各地设立医学院；开创和资助大的研究中心，如：芝加哥大学、布鲁金斯研究所、洛克菲勒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署；在巴西控制疟疾的蔓延；在亚洲建立实现绿色革命的研究中心，等等。所有这些成就没有一项是以高附加条件的国家贷款方式完成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要与大学和政府合作。技术发展的新战略必须建立在学术、政府和产业界三者相互影响的基础上，而且富国和穷国要一起参与。第一个步骤就是国际高科技公司承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关系，并与穷国为促进科技发展所承担的更大义务结合起来。大的药品公司为穷国在医疗上提供上亿美元资金，并在压力之下它们已同意以低成本供应抗爱滋病药品。然而，它们能够做得更多。
第一世界的大学和科学协会能够并且也应当提供帮助。许多美国和欧洲大学都在海外建立了大学分校或是长期的交流关系，但大多是以大学教育为方向而不是合作研究。在研究合作方面往往资金不足。美国大学每年从慈善机构和基金会收到赞助金达250多亿美元， 它们应当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伙研究机构加深研究与教学关系方面贡献出更多的资金。
慈善业只是部分解决办法。公共财产也是需要的。 去年克里默（M.Kremer）和我提议用公共抵押金购买新的疫苗，作为直接用于疟疾、 结核和爱滋病的国际研究的一种途径。克林顿总统采纳了为成功的疫苗开发商免征税赋的建议。公共基金应当用于新的“推进战略”和“拉动战略”的结合上，“推进战略”是指对于直接用于解决穷国问题的研究与开发要毫不含糊地给予资助，“拉动战略”是指富国以承担代表穷国购买新技术的义务来增强市场刺激机制。
在政府对政府一级上，国际社会应当为提高穷国科技开发能力做出坚决的承诺。作为这一承诺的一部分，富国在知识产权的使用方面应当实行节制。富国维护在人类和植物的遗传顺序、计算机的基本代码和长期使用药品中的化学成份等方面的私有权。这一状况的合法性令人生疑，而且更加恶化了全球不平等现状。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在一方面鼓励创新、另一方面维护最穷国家的利益之间做文章。
至少要有一个开端
这决非是在全球化政策的新议事日程上耗费时间。布雷顿森林机构需要从旧有的以国家为基础的与第三世界相互作用的模式，转变为把精力集中于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技术、疾病和环境问题上。世界银行需要少做些国家贷款业务，多做些为发展进行创造和普及知识的工作。联合国各个机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必须经过重新规划并加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完全从开发业务中摆脱出来，回到监控全球金融市场中去。
世界将需要更多的资源。这里首要的是，美国人的态度要有所改变。作为技术上的带头人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希望灯塔，美国已经成了最吝啬的捐助国。每年从每个美国人的预算中征集微不足道的5 美元去帮助那些最穷的国家，各届政府以尽可能最廉价的方式探寻界定援助规模。他们针对穷国的不良管理给他们讲课，却不为技术进步、公共卫生和其他需求提供宝贵的资金。这的确很便宜，然而却不起作用。
意识形态的争吵已经终结。那些最富国家空前繁荣，它们关注自身眼前需求以外东西的能力空前强。与此同时，最穷国家的危机极为严重，当前全球化战略的缺陷十分明显。在今年晚些时候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千年大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将有机会表明能够符合全世界利益的那种全球化的目标和实现手段。他们必须抓住那个机会。
摘自美国 The Economist June 22.2000
标签：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