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论周恩来思维方法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思维论文,方法论文,唯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与他的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分不开的。他毕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都充分地显示了他是一个具有深湛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经党强调：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1〕“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 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2〕今天，我们纪念周恩来， 研究和弘扬他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对于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唯物辩证思维方法的活的灵魂。周恩来深刻地指出，一个领导者能否坚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实施正确的领导、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他就立志培养“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3〕， 并主张纠正“物质与精神关系没能分得清楚”的病根，以求实际运动〔4〕。他十分注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强调“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党员才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5 〕后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他又详细地阐述了领导者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6〕， 并把理论与实际密切地联系起来。建国后，他还多次强调“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7〕1961年3月，我们党重新印发毛泽东在1930年5 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时，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讲：“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我们“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8〕1961年2月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他把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概括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并指出“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9〕在这里， 他把“真”和“实”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强调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调查研究，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发扬民主。这是他求真务实思维方法的集中体现。
求真务实，必须掌握和遵循客观规律。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十分强调要认清中国的实际国情，认真研究和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更是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在编制“一五”计划时，他反复指出“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还说：“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了热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10〕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在经济建设顺利的形势下，有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人要求加快发展速度，出现了急躁冒进情绪时提出的忠告。在编制“二五”计划时，周恩来坚持反冒进，仍强调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从自己的国力出发。他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是一个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好计划。“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充分证明了这一计划的科学性。
在周恩来看来，搞经济建设，如同搞民主革命一样，既要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反对从主观想象出发。辩证唯物主义者提倡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不尊重客观规律，不从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单凭主观热情蛮干一气。周恩来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就是要求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强调经济建设要根据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正如他在1956年1 月所讲：“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11〕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周恩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是“言行一致的务实主义者”。1963年，在《学习雷锋》的题词中，他特别强调了“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这是周恩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真务实精神的共产主义者。
二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这里所说的联系，是指整体性联系。整体性原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时，从全局出发，看到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和相互作用，看到“整体大于其孤立部分之总和”的统领作用。周恩来高度重视和准确地运用了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反复强调：“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12〕
周恩来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他一贯主张从全局角度去考虑问题，始终强调各方面必须协调发展，综合平衡。在50年代编制经济建设计划时，他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落后性、差异性、零散性和不平衡的特点，反复讲，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必须是完整的和全面的，必须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因此，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在编制“二五”计划时，他又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13〕60年代初，针对“大跃进”时期全国出现的主观片面、盲目臆断、违背整体性思维规律的错误，使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状况，他又及时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主张“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14〕，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这种全面分析、统一安排、互相衔接、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思想，体现了周恩来在领导和组织实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全局观念，它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周恩来推崇整体性思维，顾全大局，但决不是不要重点。全面安排本身内含着重点，重点和全局是有机统一体。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总结“一五”计划的经验时周恩来明确指出：“我国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15〕
从全面出发的思维方法不仅体现在周恩来的工作中，而且渗透到他的人生哲学中。他的一生总是站在整体、全局的角度考虑和处理问题。他“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之中”。他认为“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16〕可以说，为了全局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他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
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就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他有过顺利发展，也经常处于受压制的逆境。但为了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他总是忍辱负重。30年代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给党的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周恩来虽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被王明等人斥责为“右倾保守”、“调和路线”。在党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党的整体事业，对这段历史，总是真诚地作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建国后，在50年代中后期，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头脑发热，急躁冒进，周恩来明确提出反对“盲目冒进的错误”，并切切实实地在工作中予以纠正。但是，时隔不久，他却错误地被批评为“右倾保守”。然而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党的整体事业，周恩来仍然真诚地作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众所周知，周恩来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而他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忍辱负重，身心承受种种打击，却抢救保护党的干部和大批知识分子，用一切力量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保障经济的发展。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艰难的处境和所作出的功绩，陈云和邓小平都有中肯的评价，陈云讲：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邓小平也明确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他没有陷于绝望，也没有因而精神崩溃”。1928年周恩来曾说过：“为了革命我们可忍辱负重”。〔17〕周恩来风风雨雨革命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充分表明唯物辩证法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在周恩来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三
周恩来处理国内外重大矛盾关系的能力是举世公认的。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诸他对唯物辩证法的遵循和运用，这集中表现在他明确提出的“求同而存异”〔18〕，“努力寻找共同点”〔19〕的求同性思维方法上。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即任何对立的两个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也就是说都有它们的共同点。因此，我们要把世界上一切矛盾发展的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20〕。这就是说，任何矛盾一方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条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中任何事物和现象，无一不是作为这样的矛盾统一体而存在。周恩来的求同性思维方法，就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这一法则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
周恩来的求同性思维方法，突出地表现在正确处理国内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上。抗日战争时期，他把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概括为“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21〕他希望领导干部要善于团结各方面人士，他说：“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22〕1949年4月， 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提出，我们党委在观念上，应当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我们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在建国初期，他还明确指出：“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可见，他所强调的团结，就是在不同中寻求共同点，在矛盾中求统一。在人民内部，是如此，即使是尖锐对立的双方，在发展变化中也有可能走到共同的基础上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运用求同性的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为我党的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付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并作出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对求同性思维方法的运用特别杰出地表现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53年12月，他在处理中国和印度关系问题上，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寻求共同点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特别是象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但是只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1955年4月， 他在亚非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求同而存异”的著名讲话，正式提出把“求同存异”作为解决复杂的国际矛盾的思想方法和方式。他所说的“求同而存异”，是指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都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出发点。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我们应该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制度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差异中去“寻找共同点”。虽然这种共同点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甚至是渗透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求同而存异”的途径得到妥善解决。1972年2月， 他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又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他并说：“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23〕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打开了友好往来的大门，使中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实践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求同存异”的原则：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要从“异中求同”；对社会制度或历史遭遇大体相同的国家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行为，则是“求同抑异”；而在中美建交中则采取了“求同立异”的做法。这种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求同哲学思维方法，表现了周恩来在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上“寻求共同的立场和结合的纽带”的思想非常精湛，其实践活动非常丰富，不愧为中国人民和国际朋友公认的解决国际难题的大师。
周恩来所强调的求同性的思维方法，并不是调和、折衷，并不是不讲原则立场，只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不讲斗争性。从他几十年的理论活动和社会实践来看，求同性的思维方法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有机统一。他讲的“求同”、“团结”，是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解决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问题的辩证方法。他是承认矛盾，看到斗争的，并强调通过斗争求得团结。1945年4月， 他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总结了建党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我党的统一战线，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要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他强调，不主张区别是不对的。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他们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他还明确说：“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24〕他在领导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曾一再申明：“外交工作有两个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25〕可见，周恩来既反对绝对对立，不讲同一的“左”倾观点；又反对绝对同一，不讲区别，无原则的求同的右的观点。他主张又团结又斗争，反对事事斗争或丧失原则立场。
四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中心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方法的一个根本内容，也是周恩来思想方法的出发点和根基。
周恩来一生始终坚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十分推崇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1918年8 月9日在《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当知道， 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并号召人们起来做“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26〕的实际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他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大力向群众展开政治宣传，阐明革命军队只有与人民群众通力合作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的道理；明确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军阀和官僚买办阶级，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要站在工农方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较早地看到了党和军队与群众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提出，要在某一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要依靠这个地方的广大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发展。”〔27〕这一时期，随着周恩来思想方法的成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的运用也更加深刻和广泛。1943年3月， 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把群众观点的修养，作为个人的重要修养提出来，要求自己“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28〕到了4月， 他又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明确规定：领导者的立场观点，必须具有“要相信群众力量”这一条。并指出：正确的领导，“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并进而提出：“面向群众”是领导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建国之后，他身为国家总理，国事缠身，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总是接触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全党赞誉他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楷模。
周恩来其所以下定决心“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是因为在他思想深处相信人民大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他都表现了毫不畏惧，英勇奋斗的精神。因为他坚信“中国人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只要不背叛人民，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定有出路的。”〔29〕因此，他总是要求共产党员，要相信人民的力量，要尽心尽力地为人民干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有不怕困难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他的光辉战斗的一生中，是这样教育共产党员的，自己也是时时刻刻这样做的。可以说，周恩来的一生都是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党和全国人民赞誉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历来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员。他认为，只有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才能体现存在的价值。因此，作为领导者不能高高在上，对群众随意发号施令。1943年4月， 他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曾明确指出：“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并说：“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29〕。他还强调：决定工作的速度，“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30〕就是群众中发生不正确的意见，也必须做很细致的工作，耐心地等待。1949年5月，他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 要求青年们学习毛泽东把自己当作群众一员的思想，对群众不要实行强制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个真理只有在被群众接受的时候，才能变成巨大的力量。当然，“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觉悟。”〔31〕在社会实践中，周恩来坚决反对把领导人和群众隔绝起来的做法，甚至极力反对把“党员”和“群众”分为两类概念的提法。1962年3月， 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中曾明确讲：“党内有些术语不合适，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记表上分‘党员’、‘群众’。这两个词不是同一组概念，党员、非党员才是同一组的概念。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32〕他认为，把“党员”、“群众”分两类，使党员居于群众之外、群众之上，就要犯官僚主义错误。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他忠告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起来。他还在1963 年5月写的《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例举了官僚主义的十九种表现，并警告那些有官僚主义思想的人：“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33〕
正因为周恩来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着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人民群众才发自内心地呼喊：“人民的好总理，我们热爱您”，“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注释：
〔1〕〔5〕〔6〕〔21〕〔22〕〔24〕〔27〕〔28〕〔29〕〔30 〕〔3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8、13、129、132、287、215、103、125、131、293、337页。
〔2〕〔7〕〔8〕〔9〕〔10〕〔12〕〔13〕〔14〕〔15〕〔16〕〔18〕〔19〕〔23〕〔32〕〔3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3、17、 313、350、191、435、219、370—371、221、91、154、476、366—367、421页。
〔3〕〔29〕《周恩来传（1898—1949）》，第37、660页。
〔4〕〔26〕《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7、48页。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32页。
〔17〕上述所引陈云、邓小平、 周恩来讲话参见韩素音（英）：《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440页。
〔20〕《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1页。
〔25〕《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