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族主义：张季鸾新闻思想另一种解读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路径论文,思想论文,自由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1)07-0082-06
张季鸾是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生前以手中笔名动南北，死后也极尽哀荣，赢得了一个报人的最高荣誉，但仔细追踪其办报经历，梳理其办报思想，我们发现期间存在着矛盾与歧义之处。如何来评价这种矛盾性，在这种矛盾性中潜藏着怎样的思想史轨迹，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讨论。
张季鸾新闻思想的矛盾性
张季鸾新闻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在如下方面：在新闻自由上，是“自由”还是“统制”；在媒介属性上，媒介是“独立的言论机关”还是“公共的宣传机关”；在新闻伦理上，记者是“忠于职业”还是“忠于国家”。①
1.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言论统制”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张季鸾就立志以记者为业，并认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方可尽记者之责与取信于人。②在《抗战与报人》中，张季鸾指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③因此，如果报纸完全是为政府作宣传，于国于民于报都不利，会带来许多弊端。特别是中国面临抗战关头，需要团结一心，共御外侮，而团结必须是建立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假令一般知识界人欲言不得言，欲知者不得知，其感想如何，恐去团结之阶段远矣。”④因此，报纸必须以言论自由为安身立命之本，“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表现于报纸。”⑤
张季鸾倡导言论自由，但他也认识到，自由权与责任感如硬币的两面，“本来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说不到言论自由。”⑥在国难关头，报纸负严重责任，要发表“诚心为国之言论”。报人要牺牲媒介的自由权，听政府之统制使用，接受国民党宣传部的领导和政府的新闻检查，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影响政局，并且坦承《大公报》无论“在汉在渝，都衷心欢迎检查，因为生怕记载有误，妨碍军机之故。”⑦
2.媒介属性：“独立言论机关”与“公共宣传机关”
自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精神出发，张季鸾以自己的办报实践深刻地体察到言论独立是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的，报业应是“一经济独立的言论机关”，⑧在为《新闻报》30年所写的纪念词中，他对《新闻报》将报业“视为一种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的办报路线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且将之作为复活《大公报》的办报指南，予以反复强调，终身以之。“自英君敛之创刊，以至同人接办，本社营业，始终赖本国商股，不受政治投资，不纳外人资本。”⑨以经济独立为立报之本，才能不受外部势力的干预，方能“言论独立，良心泰然。”⑩
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失，这使张季鸾更加深刻地感到了私人事业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认为覆巢之下，绝无完卵。面临抗战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报纸应该要强化国家意识。“一切私人事业，精神上都应认为国家所有。换句话说，就是一切的事业都应当贡献国家，听其征发使用，各业皆然，报纸岂容例外。”(11)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张季鸾认为，报业“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舆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国家作战，必需宣传，因为宣传战是作战的一部分，而报纸本是向公众宣传的，当然义不容辞地要接受这个任务，”(12)以助成抗战胜利。
3.新闻伦理：“忠于职业”与“忠于国家”
张季鸾崇信英美自由主义新闻理想，信仰言论自由和职业独立，记者在采访中应立于客观立场，一切以新闻价值为标准。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复活《大公报》时所提出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中得到了集中表现。在张季鸾看来，这“四不主义”应是新闻记者所应坚守的职业操守和必备精神。
抗战爆发后，张季鸾认为，记者要与前线将士一样坚守岗位，要“忠纪律，守统制，时刻本着抗战建国纲领工作”。(13)对于战地记者，他更是反复强调，记者要认识到发表新闻的性质、范围与程度，以有利于民族抗战为最终目的。在张季鸾看来，记者仅对自己的职业尽责是不够的，他应该将个人事业与民族利益、国家前途融合在一起，视尽忠国家为新闻记者的最高伦理，要“贡献这一支笔，听国家作有效的使用。”(14)
“自由民族主义”：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实质
如上所述，张季鸾的新闻思想及其办报实践在新闻自由、媒介属性与新闻伦理等方面存在着矛盾性。那么，如何来看待这种矛盾性呢？有的学者以“文人论政”来概括，(15)有的将其定位于“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16)亦有的认为张季鸾新闻思想前后发生了变化，认为抗战造成了张季鸾身上“传统文人”和“商业报人”这两个迥异的社会角色在张身上前后叠印的复杂变化。(17)这些都没有把握到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实质。定位为“文人论政”者，只看到了张身上传统的民族主义一面；定位为“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者，只看到了张身上现代的自由主义一面；而将张看成前后两橛者，则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视为不可调和的两造，由此将张的新闻思想视作一个矛盾体。依笔者看来，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实质是自由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有机结合的结晶体：自由民族主义。
“所谓自由民族主义，可以理解为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民族主义，或者径直就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的民族主义。”(18)在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框架内，民族与自由这两种价值实现了结合，它信奉自由主义的价值，对民族主义赋以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内涵：“自由民族主义是自由与民族两种价值的相互调和与补充。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应该容纳归属感、成员身份和文化忠诚等重要性的进入，在自由主义价值中应加入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认；相应的，民族主义则应该注入更多的理性内容，开放自己的边界，接受个人自由、权利以及人性的普遍性”。(19)它既追求自由的价值和制度，也有民族忠诚、民族认可与文化归依，自由的个体要融入民族的共同体之中。张季鸾的新闻思想鲜明地体现出自由民族主义的特点。
1.办报当以民族主义为最高目的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张季鸾身上有浓厚的传统文人色彩，他喜欢办报，是他的“文章报国”思想使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国事民瘼非常关注，常常指摘时政，品评得失。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是中国文人区别于西方文人的一种价值取向，并形成一种中国式的文人传统”。(20)同时，张季鸾的传统感恩报恩精神亦非常强烈。因此，在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中，有着浓厚的民族报恩思想与社会责任承担。新记《大公报》续刊当天，张季鸾执笔的社评就首揭“四不”方针，明确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办报基本原则，反复强调报纸“一切应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鹄的，不容有一些私见，更不能有一些私图。”(21)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才使新记《大公报》能毁报纾难，在辗转播迁中始终与民族共命运，奠定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张季鸾新闻思想中的民族意识，除了继承这种传统文人精神外，还在于近代中国报刊本身的使命使然。国人创办近代报刊，本非本土报业发展演化的结果，是近代中国整体性危机的产物，是知识分子“立言救国”的工具。因此，报刊的功用与国家、民族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显示出极强的以道自任、救世醒民的责任担当。“百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些角色结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21)对此，张季鸾深有体认，“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度时代之国家为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自甲午后大兴，至庚子后而极兴。”(23)中国报纸如以“切实之言论，以辅助政府，纠绳官吏，鼓动社会”，(24)方能完成建国之重任，使中国达于自由光明之境。作为饱受西方新闻侵略的中国报人，张季鸾对近代报纸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有着切身体验，因此，张扬国家、民族意识，强调社会责任担当，始终是张季鸾的思想底色。
2.民族救亡以自由主义为具体途径
民族意识虽然是“文人论政”处理新闻、言论的“绝对律令”，但张季鸾也在这种民族意识中纳入了自由主义的内容，“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25)“四不主义”就是这种英美式自由精神的集中表达。张季鸾坚信“救国利器为动员舆论，舆论养成，赖自由研讨，其绍介之责，本在报界者也。”(26)独立的舆论是救国的利器，而这个救国的利器是奠基于客观的新闻和自由的讨论之基础上的，这是张季鸾坚持自由主义的理由。在这里，自由主义是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工具而在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中出场的，民族主义必须建立在自由原则的基础上。即使抗战进行到最艰苦阶段，报业性质与报人地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报纸由“独立的言论机关”变为“公共宣传机关”，言论自由须服从管制，报人以忠于国家为天职，但在张季鸾的新闻思想里，其自由主义精神始终没有放弃，“战地记者于服从统制之外，要保持研究批评的精神。对于一切人，一切事，都应当以独立的立场，作公平的批判，这才是我们报人贡献国家之要点。”在这里，张季鸾认为，报人坚持自由独立立场，就是真正的报国尽职。即使承认政府战时新闻统制政策的合法性，记者要忠纪律，守统制，但在评述国民党政府的战时新闻统制政策时，张季鸾虽认为“盖统制言论新闻之必要，专限于关系国家大局之重大问题，其外应无其必要”，(27)“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倘不重此权，则无所谓团结之论矣。”(28)对于动机为公，立意以诚的言论进行压制干涉，那政府就是有罪，政府必须尊重人民言论出版之权，以使其充分发抒其意见，由此才有可能造成全国真正的团结。
战时新闻统制，即使合理，也只能是暂时政策。早在1929年，张季鸾在批评国民党新闻政策时就指出，“国府当局自北伐兴师自今，为时四年，其间多在军事时期，夫战争，危事也，在存亡呼吸之间，一切政论，皆须搁置，先顾军事利益，是以当局过去之新闻政策，以常理言，固不合，以环境言，则亦有不可概加责备者在。”在评述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新闻统制政策时，张季鸾亦认为，“政府应认检扣新闻或干涉出版，为不得已，为不幸”。(29)简言之，在张季鸾看来，战时新闻统制虽具有合法性，但这只是“非常态的”，而言论自由，则是“常态的”。张季鸾在民族主义新闻思想中纳入自由主义内容，视自由主义为救亡图存之工具，在于张季鸾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中国的官报体制，媒介全面依附于政府，舆论监督缺位，民众不能参与决策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当矛盾尖锐化时，民众就往往用体制外的方法来寻求矛盾的解决，造成社会动乱。“由此可见，轨道内之论争，无论法治党治之国家，胥应容许，盖不如此，则政治必腐化，国家必退步，而人心不平，无所发泄之结果，又难保不激而出正当轨道之外，斯则为害国家，或转在剧烈的政见争辩之上”。(30)政府“奖励言论自由愈早，所灭除社会危机愈多，故于党国利益愈大。”(31)因此，在张季鸾看来，报纸要成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者”，“为全国人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之用”，(32)发挥“通上下”和“博采舆评”的作用，表达公众意见以监督政府，促进中国社会改革以挽救民族危亡。“人民苟从此不断的加以鞭挞督责，同时拥护其良好的政策，赞助其实行，则可望实际的促成其为良好的政府。”(33)
3.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以法律秩序为统一基础
暨爱民先生指出，中国自由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最高目标，但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石是以自由理论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和民主宪政体制。”张季鸾正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积极寻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契合点”，在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支持、规约中进行理论构架和新闻实践。张季鸾的自由主义不再是凌空蹈虚的理想价值，而是救亡图存的工具，它不再以个人权利为旨归，而以民族、国家利益作为认同的基础与新闻的底色。相应地，民族主义则应该注入更多的理性内容，开放自己的边界，接纳自由价值与制度设计，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保障个人权利得到尊重与实现。“我们始终认识，国家政治问题，需要法律论与政治论并重，不要偏倚。国家在战时，有权要求人民服从，贡献其一切，甚至生命；即将来战后，根据世界大势，也一定提高国家集中的权能，以贯彻有效的组织于建设。但同时不要丝毫忽略政治的内容，必须使人民与政府间，及人民相互间，要公道，要相安，要尊重人民权利，这样使得人民越能自动发动力量，以更增强国家的力量。”(34)因此，报界与政府的良性关系的“契合点”应是双方互补互谅，密切合作。“最重要之点，为各守法律范围，而有互相尊重之善意，此守范围与尊善意二义，殆为成立合作之根本前提也。”(35)在张季鸾看来，在“守范围”与“尊善意”的前提下，报业与政府“互尊立场而各尽职务”，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是能和谐相处，相生共荣的。
从这种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出发，张季鸾新闻思想的矛盾性就获得了完满的解释。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他强调报纸的民族归属感与忠诚意识，承认政府对媒介的管制，承认媒体也应成为“公共的宣传机关”，记者要服从国家利益与法律制度；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他强调个体权利在新闻工作中的不可化约性，坚持“新闻自由”与“言论独立”，记者要有职业精神，媒介要坚持舆论监督，反映民众声音。自由主义本与意义世界无涉，但张季鸾以民族主义作为新闻思想的合法性来源，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规范性伦理，在此基础上重建媒介伦理与专业精神。简言之，自由主义可视为对媒介新闻权利与专业精神的确认，而民族主义则为实现这些权利、尊重其精神提供了合适的形式与保障，成为自由主义的最佳选择。彼此相互支持又互相规约，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实现了统一。张季鸾的这种自由民族主义新闻思想，一方面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洗礼，将自由、民主视为改造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良方；另一方面，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逻辑所决定，又摒弃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潮中以个体至上和商业至上的办报原则而代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办报前提，与西方媒介相比，在为国家、民族服务上，它有着更为清晰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功利性。它所遵循的自由民族主义的办报思想是经过中国文人改造过的“自由主义”，具有“中国化”特点：对外反抗异族侵略，追求民族独立与平等，尊重世界各国的文化与政治权利，以包容心态面对世界文化；对内是以自由主义为思想资源，建立宪政制度，以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与政治参与机会，坚持民族自我反思，批判妨碍中国进行现代性转型的国民性缺点与体制性缺陷，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民族国家。这是张季鸾新闻思想的缺点(有导致个人权利“踏空”的危险)，但也是它的优点。这种自由民族主义可以遏制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因为自由主义过分发展所带来的个人主义；一是极端民族主义所造成的绝对集体主义。”(3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张季鸾在获得密苏里奖章时才会如此自信地说：“中国报业虽短”，但“自有其特色”。“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倘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是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37)
张季鸾自由民族主义新闻思想的具体体现：“小骂大帮忙”
张季鸾的自由民族主义新闻思想以自由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近代中国民营报业的主流思想，但在张季鸾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与成熟，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小骂大帮忙”的成功运用。
1.舆论监督(“骂”)是媒体必须行使的自由权利，是树立媒介权威的途径。在张季鸾看来，“过分严整的宣传”有两种弊端，“一方面使得人民神经久而麻痹，反使宣传失效；二是报纸专为政府作宣传机构，全国舆论单调化，根本上使人民失掉读报的兴味，最后足以使报纸失去作用，前者不利于政府，后者不利于报纸。”(38)这样专为政府宣传机构的报纸无法赢得读者信赖，这样的报纸是不能为国家“帮忙”的。因此，报纸必须与权力保持疏离，立足于自由独立立场，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品评政府得失，反映民众呼声，如此方能树立媒介权威。
2.媒介权威必须服从于国家法律制度与国家利益，以为国家建设“帮忙”。政府依赖媒体来整合社会与灌输国家意志，以维护国家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必须建立在民意充分表达的基础之上，它必须允许媒体批评政府，监督权力运行，这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并且这种敢于自由批评政府的媒体更能助成国家目标的达成。“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有人谓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假使批评为难，则帮忙时也就乏力。因为在那种情形下，一般民众以为反正报纸都是政府的应声虫，不会有真知灼见，而国际读者也认为你们的报纸没有独立的精神，而不重视，到那时报纸虽欲对政府帮忙，而也没有力量了。”(39)
这种“小骂大帮忙”的办报模式使《大公报》不但“敢言”，而且“善言”，虽对政府痛下针砭，但始终替政府着想，抱着“恨铁不成钢”的言论态度。它始终把自己定位于“政府诤友”的角色，以舆论监督为职责，树立了媒介权威，以“小骂”手法达到了“大帮忙”的效果。
从这种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出发，“小骂大帮忙”成为张季鸾和新记《大公报》所独创的处理媒体与政府关系的理想办报模式，它契合了新闻媒体的运作规律。这种模式虽有西方思想渊源，但作为具有明确理论表述与实践追求的办报模式，其“发明权其实属于中国”，(40)这是张季鸾和《大公报》对世界新闻事业的独创性贡献。在当下的中国，依然有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注释：
①全燕：《论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变化》，《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Quan,Yan,"The Change of Zhang Jiluan's Journalistic Thoughts",Journal of Hunan Mass Medi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2004,No.2.(in Chinese)]
②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36页。[Xu,Zhucheng,Biography of Zhang Jiluan,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86,p.36.(in Chinese)]
③张季鸾：《季鸾文存(下卷)》，重庆：大公报社，1944，第151页。[Zhang,Jiluan,Existed Works of JiLuan(Vol.II),Chongqing,Newspaper Office of Ta Kung Pao,1944,p.151.(in Chinese)]
④张季鸾：《季鸾文存(上卷)》，重庆：大公报社，1944，第193页。[Zhang,Jiluan,Existed Works of JiLuan(Vol.I),Chongqing,Newspaper Office of Ta Kung Pao,1944,p.193.(in Chinese)]
⑤同④，第193-194页。[See 4，pp.193-194.]
⑥同③，第153页。[See 3，p.153.]
⑦同③，第92页。[See 3，p.92.]
⑧同④，第203页。[See 4，p.203.]
⑨同④，第30页。[See 4，p.30.]
⑩同④，第31页。[See 4，p.31.]
(11)同③，第30页。[See 3，p.30.]
(12)同③，第153页。[See 3，p.153.]
(13)同③，第93页。[See 3，p.93.]
(14)同③，第64页。[See 3，p.64.]
(15)夏晓林：《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文人论政》，《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3期。[Xia,Xiaolin,"Political Comments by Scholars:On Zhang Jiluan's Journalistic Thoughts",Materials of Journalistic Research,1992,No.3.(in Chinese)]
(16)施吉：《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理念的探寻与游移》，《新闻大学》，2002年，秋季号。[Shi,Ji,"A Probe into the Idea of Liberalist Professional Newspapers and Its Transformation".Journalism Quarterly,2002,Autumn.(in Chinese)]
(17)同①。[See 1.]
(18)暨爱民：《“自由”对“国家”的叙述：近代中国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序》，第24-25页，第44页。[Ji,Aimin,An Interpretation of "State" by "Liberty":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Liberal Nationalism.Changsha,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pp.24-25&p.44.(in Chinese)]
(19)同(18)。[See 18.]
(20)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第14页。[Wu,Tingjun,A History of Ta Kung Pao,Wuhan,Wuhan Publishing House,2004,p.14.(in Chinese)]
(21)同③，第125页。[See 3，p.125.(in Chinese)]
(22)李金铨：《序言》，《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页。[Li,Jinquan,"Preface,"in Political Comments by Scholars:Intellects and Newspaper,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8,p.1.(in Chinese)]
(23)同④，第30页。[See 4，p.30.]
(24)同④，第161页。[See 4，p.161.]
(25)同③，第107页。[See 3，p.107.]
(26)同④，第191页。[See 4，p.191.]
(27)同④，第240页。[See 4，p.240.]
(28)同④，第193页。[See 4，p.193.]
(29)同④，第2页。[See 4，p.2.]
(30)同④，第240页。[See 4，p.240.]
(31)同④，第23页。[See 4，p.23.]
(32)同④，第2页。[See 4，p.2.]
(33)同④，第191页。[See 4，p.191.]
(34)同③，第151页。[See 3，p.151.]
(35)同④，第18页。[See 4，p.18.]
(36)徐贲：《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代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2页。[Xu,Ben,"Liberalist Nationalism(preface)"in Tamil,Y.,Liberalist Nationalism,Shanghai,Shanghai Shiji Publishing Group,2005,p.2.(in Chinese)]
(37)同③，第156页。[See 3，p.156.]
(38)同(18)。[See 18.]
(39)同(20)，第26页。[See 20，p.26.]
(40)孙旭培、陈明：《谈对外报道的新观念和新艺术》，《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Sun,Xupei & Chen,Ming,"A New Conception and Art of Reports Concerning Foreign Affairs",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04,No.3.(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