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性论文,国有资本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有企业改革历来处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位置。尽管体制性的转轨曾经见证了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的大规模退出，但在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国有资本的“进”与“退”始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当前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关于国有资本是否应当加速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认识再起波澜。那么，至少需要先行明确的问题是，中国的国有资本已经“退出”到了什么程度？本文经过初步的数值计算发现，相比其他行业，批发业中的国有资本退出机制可能具有更多的决策“疑点”。在2003年流通业全面对外开放以后的10年期间，批发业持续保有高于工业和零售业的国有资本比重，目前该比重仍然远高于零售业而与工业水平相当；但与此同时，国有批发业也获得了明显优于内资批发业平均状况的财务绩效①。由此引发的思考是，批发业作为和零售业竞争性质相当的流通行业，却具有远高于零售业的国有资本占比，这究竟是源自中国批发业改革的体制性沉没成本、国家战略的需要还是包含着经济效率的自然筛选？鉴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历来“饱受诟病”，而具有财务绩效也并不代表资源利用有效，因此即便是“高占比”的背后对应着“高盈利”，我们仍不能据此推断国有资本在竞争性的批发流通领域是更具效率的，还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更为系统的经验证据。 沿着上述问题的提出和可能的分析线索，本文将在区分行业差别的前提下，比较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在效率上的可能差别。通过前期的文献研读，笔者发现以往研究虽然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差异，也基本上兼顾了效率的不同标准，但实证研究普遍聚焦于整体样本或以工业样本为例，缺乏在流通业中的比较测度。本文将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工业、批发业和零售业的国有企业效率进行比较测度，并结合实证结果，在批发业中进行多案例分析，以期进一步从微观层面揭示其中的效率实现机制。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流通业视角丰富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研究线索，并在当前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为国有资本的进退决策提供更加细致的经验证据。 二、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争论与共识 国有资本是否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标准通常在于对国有企业效率的评判。目前认为国有企业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点基本上是源自对其效率的质疑和指责。毕竟，通过效率的竞争来实现经济组织的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过程。那么，国有企业究竟具有怎样的效率？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常有可能出现一些文献倾向于对国有企业的效率持有肯定态度，比如Shirley和Walsh(2000)在对52篇实证研究文献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至少在1975-1999年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中，不能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定低于私有企业，但在涵盖更大文献样本的综述性文章中可以发现，更多的实证研究还是明确指向了国有企业具有相对较低的效率。Megginson和Netter(2001)以及Djankov和Murrel(2002)均回顾了世界各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研究，在比较和总结几百篇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结论：除去部分“例外”，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具有更低的效率，而民营化则会促使企业采取更多改进措施来提高经营业绩。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受到了更加激烈的争论。一方面，部分研究文献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误置”会影响企业生产率(Hsieh和Klenow，2009)，而这更容易发生在国有企业中，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更是放大了这一问题，因而应将资源从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民营企业(聂辉华、贾瑞雪，2011；Brandt，Johannes和Zhang，2012)；另一方面则有文献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反而促使国有企业效率更高，尤其是在实行后赶超战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可以成为“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中心，并充当转型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的提供者”，因而在宏观上是有效率的(刘元春，2001；张宇，2010)。鉴于第二种观点由通常理解的微观效率跃升到了更加广义的宏观效率，从而涉及应该以怎样的效率去评价国有企业的问题(刘伟，2015)，由此引发了进一步的探讨和争论(杨天宇，2002)。针对相关争论，刘瑞明(2013)梳理了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在总结142篇国内外顶尖期刊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经验文献中的普遍认识是：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效率更低，但通过改制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绩效。这与前述的综述性文章所归纳的研究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如果抛开研究结论的差别和研究过程中的细节争论，单就国有企业的效率估算而言，主流文献中主要采用了两类指标：一类是财务绩效。这种估算指标的优点是简洁、直观，可以反映企业的管理效率(Megginson，Nash和Randenborgh，1994；Sun和Tong，2003)，但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且不能反映资源利用效率。二类是投入产出效率。目前基于这类指标的实证研究最多，具体测度时主要分为全要素生产率(Jefferson，Rawski和Zheng，1996；谢千里等，2008)和其他效率指标，其他效率指标又包括技术效率(刘小玄，2000)、创新效率(A.M.，Zhang，Y.M.，Zhang和Zhao，2003；吴延兵，2012)等，其中以围绕全要素生产率的争论居多(于永达、吕冰洋，2010)。除此以外，由于“宏观效率”指标着重从宏观职能方面说明国有企业的存在意义，并非针对国有企业微观效率本身的争议，因而并未被实证研究广泛采纳。 可见，现有文献中所估算的国有企业效率主要是以财务绩效和投入产出情况来衡量的微观效率，且实证研究更多指向了国有企业具有更低的效率。但笔者发现，以往研究基本上以工业样本为例，对国有企业效率的指责也集中在较早的时期。相比以往，在最近一段时期的实证测度中，更容易发现一些重新审视和肯定国有企业效率的经验证据(马荣，2011；郝书辰等，2012；卢俊、彭雪，2015)。对国有企业效率的这些新判断，也许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推进到了效率释放的拐点，但显然还要为此提供更多的研究支持；并且，在实证样本的选取上也需要在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流通业视角的比较测度，这种需要也是与本文的研究目的相匹配的。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分析样本以及不同的测度方法，这些都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实证结果，本文的研究也因此而难求面面俱到，笔者也并不认为一项研究就可以“改写”以往结论。但本文要做的，就是聚焦于特定的行业视角，选定一段最近的时期，使用尽可能客观和通用的度量指标，以期发现新的研究线索，丰富相关问题的研究。 三、国有企业的效率评判：流通业与工业样本的对比 (一)变量、方法与数据的说明 本文在对工业、批发业和零售业中的国有企业效率进行具体测算时，主要采用了在现有研究中较为通用的财务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期能够结合经营管理和投入产出方面的情况对国有企业的效率进行综合评判。在此，对变量选取、测度方法和评价标准做出如下说明。 第一，在财务数据的分析中，笔者选取了七个变量，可以分别从流动性与偿债能力、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这三个方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绩效，具体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各项财务指标虽然具有相对通用的评价标准，比如，较低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流动资产占比通常代表较优的流动性与偿债能力。而较低的期间费用、较快的资产周转速度、较高的人均收入和利润水平则通常表明企业在运营与盈利方面处于较优状态。但财务数据通常还具有典型的“行业关注”和“区间评价”特征，即财务数据本身具有不同的行业水平，有些指标(如资产负债率)通常也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数值高低与绩效优劣并非线性关系。因此，需要结合评价目标来看。
第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中，本文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进行测算与比较。②目前不少研究在利用这一模型进行测算时，忽略了其固有的含义和局限性③，使分析结果产生偏差。主要包括：(1)直接利用不同决策单元Malmquist指数的均值进行效率分析(颜鹏飞、王兵，2004；郑京海、胡鞍钢，2005)。例如，对全国不同省区的效率测算结果，进一步取平均值，以此来反映全国的效率状况。这种分析方法暗示了决策单元的不同划分方式将得到不同的总体效率值，事实上，DEA-Malmquist指数仅代表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以低层级效率均值代表高层级效率值的方法可能面临着分析层次的谬误。此外，这种分析也放大了DEA方法对随机波动较为敏感的固有缺陷。(2)在决策单元中包含了不同的行业结构。例如，不区分行业，直接利用全国各省区的数据进行效率测算(杨文举，2006)，这放大了DEA方法对经济结构考虑不足的局限，而主导产业不同的省区在技术前沿面和效率方面的可比性较低(于永达、吕冰洋，2010)。 另需注意的是，如何划分决策单元也是在测算Malmquist指数时较为敏感的问题，以全国各省区和以各细分行业作为决策单元，可能导致结果出现很大的不同。综合上述考虑，为了尽可能地规避DEA方法的缺陷和避免分析层次的谬误，本文主要采取下述步骤进行分析：(1)以不同所有制下的不同省区作为决策单元，将不同行业(工业、批发业、零售业)作为独立样本进行测算，以确保参与测算的决策单元具有相似的行业结构。(2)将不同所有制下相同省区的Malmquist指数一一配对进行比较，并计算不同所有制下“国有企业占优”(详见下文对指标PRIO的解释)的省区数量，旨在比较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中具有较高效率的国有企业分布广度。这种处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别决策单元随机波动的影响，位于生产前沿面的决策单元波动会直接影响非效率决策单元测算结果的绝对数值，但却未必会影响其相对排序。(3)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整体作为决策单元(即采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国数据)，不同行业作为独立的决策单元集合进行测算，旨在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特定行业中的效率高低程度，这种处理方法规避了不同经济结构、决策单元划分以及决策单元异常值带来的影响。④ 在采用上述步骤的基础上，还需确定用于计算Malmquist指数的投入与产出类变量。关于投入指标，本文分别以固定资产净值与从业人员数来代表资本与劳动力。⑤对于产出的衡量，则采取了两组变量：在组I中，将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产出指标；在组II中，进一步增加了资产负债率这一变量(实际测算中为保证方向上一致采取其倒数)，以考察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原因在于，一方面，收入总是与一定的风险水平相联系，较高的风险水平可能同时意味着较高的风险溢价，在一定时期内可能获取更高的收入，故而单一的收入指标难以反映产出的全貌；另一方面，本文采取的样本和选取的指标均依据企业会计核算而非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在决定产出时也会综合考虑收入与面临的风险水平。依据产出变量的不同，本文计算了两组Malmquist指数(TFP-I和TFP-II)，在每组指数中，全要素生产率被分解为技术效率(EFF)与技术进步(TECH)，技术效率则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E)与规模效率(SE)。具体见表2。
第三，在上述两大有关效率的分析维度中，笔者着重结合财务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两方面的数据计算能够反映“国有企业占优”状况的指标PRIO，作为本文评价国有企业效率水平的核心指标。在财务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该指标分别记为
。计算方法是：(1)以F表示特定的财务指标，I代表特定行业(工业、批发业、零售业)，在国有企业(S)和非国有企业(NS)的两个组别中，分别计算I行业的F指标的值，得到
，然后一一比较两组数值的大小，若面板数据的样本总量为
，其中
优于
的个数为
，则
。⑥进一步地，企业还可按照所有制细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内资企业这四种类型，分别将外资、私营和内资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对比组，仍可遵循上述步骤计算相应的
值，以对特定行业中对国有企业财务指标占优情况进行细分比较。(2)以T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在特定行业I中，本文将分别以不同省区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作为决策单元计算T的数值，而指标
应用在以省区为决策单元的全要素生产率中。⑦具体而言，在对全部企业共62个决策单元进行效率测算后，将效率值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个组别(分别记为
和
)，并进行一对一的数值比较，假定
＞
的个数为
，决策单元的个数为
，则
。并且，本文也将继续进行更为细致的所有制区分，分别以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内资企业作为对比组，重复上述步骤分别计算相应的
值。进一步地，Malmquist指数还会将T的值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于各个分解指数所对应的T的数值，仍可重复上述步骤得到反映国有企业占优状况的
值。在上述不同情况下，一个共同的判定标准是：
值越大，越能说明国有企业具有相对较优的效率分布广度；一般而言，该值超过50%可以说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 本文采用2006-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来进行财务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之所以选用省级数据，除了考虑到流通业相比工业更加缺乏企业层面的数据以外，还出于如下原因：(1)便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配对比较，即相同省份意味着相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使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具有可比性，而采用企业数据只能利用相同省份企业集合的效率均值进行配对比较，这将产生分析层次的谬误，也有违DEA效率指数的内涵。(2)减小决策单元的随机波动，即基于企业数据测算的效率值对于企业层面的随机波动较为敏感，而加总为省级数据则使得随机波动相互抵消，效率值对于企业层面的随机波动不再敏感，结果具有更强的稳定性。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公布的“分省年度数据库”。本文对数据中的缺失值与异常值采取如下处理方式：(1)在对不同行业的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进行全要素生产率比较测度时，因缺失值较少(0.2%)而不进行特别处理，在计算决策单元跨期均值时将之排除。(2)在对批发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生产率比较时，批发行业的外资企业数据缺失值较多或数值不合理(资产为负数、负债大于资产等)，处理方法是在效率测算时不纳入这些决策单元，但保留该省份在其余所有制的决策单元，这主要是由于其他决策单元可能成为测算中的效率单元(Benchmark)而影响测算结果；但在配对比较中，则删除存在缺失值与异常值省份的所有决策单元，受此影响的省份包括内蒙古、吉林、广西、西藏。 (二)测算结果与比较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和分析步骤，本文分别基于财务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计算了反映国有企业效率占优状况的指标
和
，具体数值参见表3和表4。 首先，通过在不同行业中对
数值进行比较分析(见表3)，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财务分析结论：(1)在流通业中，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更优的财务状况；而在工业中，情况刚好相反。具体看，在工业样本中，国有企业仅在人均营业收入与期间费用率这两项指标上处于相对的占优状态，其他指标的
数值均未超过50%。同时，在包括批发业和零售业在内的流通业样本中，资产负债率、营业利润率的
数值超过50%，人均营业收入与期间费用率接近50%。而体现批零差异的数据结果是，国有批发企业和国有零售企业分别在利润指标和运营指标上相比另一方处于更优的状态。整体上，在流通业中，国有企业的特点鲜明，财务状况不劣于非国有企业。(2)在流通业样本中，国有批发和零售企业虽然均在主营业务利润率指标上具有高于50%的
值，但综合分析两项利润率指标并对比
数值的大小可以发现，国有批发企业明显相比国有零售企业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3)在不同行业的样本中，国有企业均在流动资产占比方面处于相对劣势，说明具有较为普遍的“重资产”特征。这种情况在工业尤为突出，而工业的资产流动性偏低是符合预期的，对应于国有企业流动资产占比的
值仅为5.24%。与之相比，国有流通企业的重资产特征则不符合流通业的一般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重资产”倾向是与“高盈利”状况并存的，而通常人们易于相信轻资产营运对应着高利润率。⑧ 因此，仅就财务分析的盈利结果与偿债能力来看，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财务效率，在工业中处于相对低位，在流通业中处于相对高位；而如果进一步考虑流通业中的批零差异，国有企业在批发业中相对于在零售业中，处于更优的盈利状况。并且，国有流通企业(尤其是国有批发企业)的“重资产”与“高盈利”并存的特征较为突出，后文将结合案例进行更加具体的机制分析。
其次，通过
数值比较分析(见表4)，可以得出与财务分析比较吻合的结论，两组测算结果的一致性也表明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1)在依据不同的产出指标所计算的两组全要素生产率(TFP-I和TFP-II)中，国有企业的
数值均超过50%，表明国有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其中，工业的
数值普遍低于流通行业，即流通行业中国有企业效率占优的情况更为突出。(2)在两组计算结果中，对比批发业和零售业中的
数值大小，国有零售企业相比国有批发企业具有略高的效率分布广度，但在两组结果中并不稳健，在TFP-I的结果中，批发企业具有与零售企业相同的
值。(3)各行业TFP-II的
数值均高于TFP-I，表明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国有企业实现收入的稳定性更高、风险性更低。 上述测算结果共同表明，在工业中，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这与近期研究结果比较吻合(洪功翔，2010；郝书辰等，2012；卢俊、彭雪，2015)。同时，在流通业中，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效率更高，而且较之工业具有更为占优的效率分布广度。 在上述数据结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国有批发企业的效率占优状况相比国有零售企业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究。国有批发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仅略低于国有零售业，且在盈利能力上具有突出优势，但批发业的国有资产占比明显更高，在描述国有企业效率时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对应于面板数据的观测年份中，零售业的国有资本已经处于较低占比，从而较高的效率可能是“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市场筛选的结果；而在批发业中，同期的国有资本占比却持续处于高位，在2013年以前甚至明显高出工业水平(见表5)。国有企业在批发业中是在维持高资本占比的情况下获得的高效率，这种情况可能尤其说明了国有批发业的效率占优状况。 (三)国有批发企业的效率分析 遵循上述分析逻辑，本文对国有批发业效率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比较测算。 第一，按照前文所述的方法在批发业中分别计算能够反映国有企业效率相对占优状况的
和
值，但与前文相比，对比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做进一步的细分，分别将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内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对比，重复前文的计算步骤得到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三种类型企业的
和
值。其中，
的计算结果呈现在表6中，
的计算结果在表7和表8的TFP-I，TFP-II两栏中列示。主要的分析结论是：(1)国有批发企业相比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处于明显占优的财务状况，并且国有批发企业的盈利能力在与私营企业和内资企业对比时，相比与外资企业对比时的占优程度更为突出。与此同时，国有批发企业的重资产经营倾向，在与内资和外资企业相比时，相比与私营企业对比时更为突出。(2)国有批发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比私营企业的占优程度更高，这在依据不同产出要素测算的两组结果中得到了稳健性的检验。具体而言，与私营企业相比，
值在两个测算组别中分别高达92.59%和96.30%，而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则处于略优状态，
值分别为62.96%和77.78%。
第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各项分解效率，仍然重复前文
的计算步骤，在以不同省区作为决策单元的前提下，对应于每种分解效率，计算了国有批发企业相对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的
值，以进一步考察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就国有企业的对比企业而言，先是选用了与前文口径一致的“非国有企业”这一笼统的大类，然后做进一步的所有制细分，将国有企业分别与私营、外资和内资企业对比，计算对应于四种分解效率的
值。综合分析测算结果可以发现(见表7、表8)，相对于非国有批发企业，国有批发企业在技术效率上处于占优状态，并且总体上在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具体到不同所有制，国有批发企业在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上的占优情况则有所不同，例如，国有企业相对于内资企业更具有规模效率，而相对于外资企业在纯技术效率上较突出。这一结论在TFP-I和TFP-II的两个测算组别中得到了稳健性的验证，说明国有批发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 第三，考虑到决策单元的不同可能会导致计算结果的变化，为了考察上述分析结论的稳健性，笔者进一步以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作为决策单元，在批发业中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并按测算结果的数值大小进行由高到低的排序。根据表9呈现的数据结果可知，国有企业在I组和II组的全要素生产率排序中始终位居首位，而这种排序与分解效率中的技术效率，尤其是其中纯技术效率的排序具有更大的一致性。相比而言，国有企业在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上均处于中游水平。可见，在将决策单元由不同省区变换为不同所有制企业以后，仍能验证前文的分析结论。
四、国有批发企业的效率机制：一项多案例诠释 总结前文第三部分的数据分析结果，本文既得出了与最近研究大致呼应的结论(国有资本在工业领域并不处于效率劣势)，也揭示出以往研究缺乏关注的结论(国有资本在流通业中具有相对更高的效率)，同时证实国有资本在批发业中具有更突出的效率优势，并且最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然而，数值测算虽有助于形成相对客观的结论，却不适合落实到产业组织层面反映微观主体的行为复杂性，国有批发企业如何获得了更高的效率，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受“混合研究设计思路”(王诗宗等，2014)的启发，也考虑到案例研究方法对于揭示未被解释的逻辑关系通常更为合适(Siggelkow，2007)，下文将对国有批发企业的效率实现机制进行多案例诠释。⑨ 遵循案例研究的“目的抽样”法则和“复制逻辑”的需要(毛基业、李高勇，2014；Yin，2014)，笔者选取了四家大型国有批发企业作为调研对象。其中，企业A和企业B是成立于21世纪的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大宗商品领域发挥着中央储备、宏观调控和应急保供等作用，并通过经营性业务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C和企业D均为老牌国有批发企业，在经历转轨改制以后分别成为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并在自主经营的基础上承担着政府储备和稳定市场等任务。四家企业均体现了国有资本的宏观职能，与批发经营的竞争性特点也并不冲突，匹配本文对样本企业的要求，样本信息及编码分析参见表10。 结合案例内和案例间分析及其编码结果，主要的研究发现是： 第一，对于核心资源和关键能力的需要，案例企业均倾向于做出具有重资产特征的“产业开发”决策，即重视在核心环节加强硬件设施和技术装备的投入，通过开发新的产业而达到“拥有”“控制”的目的，实现资源和能力的内部化。其中，企业A自2011年开始，以建立或收购加工厂的方式广泛实施面向制造业的纵向一体化，目前已在承担储备任务的直属库附近设立了7家制造工厂，成功地将油脂油料的采购优势拓展至小包装食用油的生产加工和品牌经营优势；与之相似，企业B自2007年开始在采购基地附近先后建立或控制了17家制造工厂，在批发贸易的基础上建立大米产品的“自制”能力，进而构建品牌化经营路径。在具有转轨改制背景的企业C和企业D中，同样可以观察到明显的重资产运营特征。企业C自2006年起，为了强化自身分销代理业务的服务支撑，做出了面向物流业的产业开发，陆续形成了“22万平方米的仓储库区群”“300多量厢式货车”“近200台电动高位叉车和搬运叉车”，2008年引进两条“共长2300多米、共有71条分拣滑道、分拣速度可达9000箱/小时的自动分拣设备”，2013年又新引进“机械能力为6300次商品投入/小时的拆零自动化分拣流水线”，通过自有物流能力的构建，极大提高了分销服务效率，加固了核心业务优势。企业D于2003年开始，通过自建和投资共建的方式发展了一批养殖或订单型采购基地，包括“32000亩订单型蔬菜基地”“20万只蛋鸡基地”“5000亩的茶叶基地”“投资2.28亿的养殖基地”等，并通过投资自建或参股控股的方式控制了17家制造公司，发展肉类屠宰和加工业务，实现由批发到制造的纵向一体化。
第二，重资产的“产业开发”决策与国有资本的宏观职能和老牌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有一定关联。A、B两家企业的高层受访者均强调“国家鼓励国有企业在重要领域投资建厂”，说明产业安全、市场稳定等方面的宏观职能导向推动了国有批发企业面向产业链源头做出以制造资源控制为目标的“产业开发”决策；而基于自制能力所构建的品牌化路径可以直接贡献于销售网络的扩张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从而进一步贡献于产业安全等宏观职能。与此同时，重资产运营还源自老牌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C、D两家企业均具有转轨改制背景，企业C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积累了一批老客户，使其在改制后仍能持续“领跑”环渤海经济圈的批发代理业务，从而可以更具前瞻性地寻找新的利润空间，在2001年与某科研机构的合作中发现技术投入能够明显增进流程效率后，开始借助国有企业的资金筹措优势而系统地实施物流业开发。企业D曾经作为政府职能局的行政角色在市场化改制中表现出“政策跟随”式的路径依赖，不仅受访者多次强调企业的“政治责任”，而且可以观察到，企业遵循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向，在食品安全、技术装备、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内陆续“投资跟进”，表现为更加广泛的重资产型“产业开发”。 第三，通过重资产的“产业开发”决策而构建的自主能力会逐步纳入企业的“资源利用”决策，进而带动新市场的形成，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企业A，最初的产能开发构建了集初级品采购和精深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链“源头控制”能力，通过纵向一体化形成了一部分独占性的资源供给优势；而在企业形成产能并开启品牌化的经营路径之后，则逐步放开了各地加工厂的资源利用权限，允许工厂发展自有的区域性品牌并自行承担营销推广，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生产的规模经济程度，而且有利于企业在小包装食用油领域参与地方性品牌的竞争，带动区域新市场的形成，极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最终贡献于企业整体的市场占有率；企业B的路径与之类似。对于企业C，初期的物流能力开发是出自企业内部服务需要，通过自建物流而对商品的集散分销形成功能配套，而在物流能力逐步开发和形成以后，企业进一步启动了社会化的物流服务，延伸出一部分对外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业务，并计划持续推进。企业D在物流业中的“开发性资源利用”与企业C类似；除此以外，前期的制造业开发支撑企业D在后期拓宽品牌经营路径。综合案例分析可知，企业在“产业开发”初期所形成的能力或许暂时不具有显著的效率优势，但会推动企业在后期做出相应的“开发性资源利用”，从而表现为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 第四，“产业开发”和“资源利用”决策本身以及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均会积极地作用于企业的盈利追赶过程。基于集采分销这一传统职能优势而实现销售网络扩展，反映了批发企业所固有的盈利追赶路径，案例企业也均没有脱离这种传统盈利方式。但在充分利用渠道资源而积极寻求销售扩张的基础上，案例企业还普遍将产业链延伸作为新型的盈利来源。对于企业A和B，产业链型的盈利延伸直接锁定在前期制造业开发所形成的纵向一体化模式中，并在后期通过加强资源利用程度而不断扩大企业的竞争范围和市场空间。对于企业C，产业链型的盈利延伸主要体现为“以渠道换生产”的自有品牌策略，包括以委托加工的方式发展纸类自有品牌，并与两大品牌供应商合作开发了两个饮料类的定牌产品。虽然这种盈利延伸是基于流通渠道的“固有性资源利用”为前提，但渠道职能的加固与内部化的物流能力构建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企业计划推出面向连锁零售商的“全程物流服务”，以充分利用物流能力开拓盈利空间。在企业D中，对应于更加广泛的重资产运营领域，则表现出兼顾传统批发代理、纵向一体化和自有品牌策略的盈利追赶过程。可见，不仅是“固有性资源利用”不断支持着企业的盈利追赶，“产业开发”及其引致的“开发性资源利用”均发挥着积极作用，企业前期的“重资产”投入会以不同方式转化为后期盈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有批发企业将“重资产”逐步转化为“高盈利”的内在机制。 第五，国有批发企业的宏观职能并没有损害其微观效率或者破坏市场的竞争状态。对于企业C而言，宏观层面的职能集中服务于应急保供的关键时刻，稳定市场的功能在多数情况下与其微观层面的自主经营是相互独立的，企业本身也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于企业A、B和D，宏观职能的承担实际上与微观层面的盈利追赶过程形成了正向关联，产业安全、应急保供等宏观职能的需要推动企业通过“源头控制型产业开发”来加速经营性业务的拓展。但这一纵向一体化的过程实际上使企业形成了一部分独占性资源，进而积极地作用于销售网络的拓展，而竞争能力的增强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本身也是服务于产业安全等宏观职能的。结合案例分析可以推断，竞争性的国有批发企业并不因宏观职能而损害微观效率，虽然“重资产”并不是企业基于效率导向而做出的刻意选择。但在中国批发业组织化水平偏低、中小加工制造企业“各自为战”的情况下，国有资本出于宏观职能导向或出于战略选择的路径依赖而锁定的重资产特征，使其规避了外部资源的利用困境，通过自制能力的形成为销售扩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对于缺乏资金和管理能力的小型私有企业来说，在借助产业开发型决策来获取稳定的资源方面实则面临着更高的投资风险，如果缺乏宏观职能的需求和约束，企业一般倾向于规避这一具有较高风险的行为。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综合应用财务分析、模型测度与案例研究法，在纳入流通业分析视角并且与工业样本进行跨行业对比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予以多行业和多角度的实证评判，并对国有批发企业的效率实现机制进行了多案例诠释。主要研究发现：(1)对比相同行业内的非国有企业效率水平，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但是流通业中国有企业的高效率更为突出；前者不同于较早时期的研究结论，但与最近时期的实证研究相吻合，而后者则对目前缺乏关注的国有流通业效率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2)在商品流通领域，国有批发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略低于零售业，但拥有更优的盈利状况。在批发行业中，国有企业在与内资、私营和外资企业对比时，较之私营与外资企业的效率优势更为突出。(3)相比国有资本在零售业中的“低占比”和“高效率”所体现的“逻辑一致”，其在批发业中的“高占比”和“高效率”现象更加引人注目。通过进一步的效率分解可以发现，国有批发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这种情况对比外资企业相较于对比内资、私营企业时更为明显。(4)国有企业在不同行业均具有明显的重资产运营特征，而在批发业中则对应于更高的财务绩效。其中可能的机制在案例研究中得到了相应解释，重视资产和技术投入的产业开发型决策促使企业形成独占性的资源优势，并有益于加固传统批发优势。这种决策本身及其后期向资源利用型决策的转化，均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支持产业链延伸，这些共同带动企业的盈利追赶过程。 本文的研究启示主要在于下述两个方面。(1)通常，人们倾向于认为国有企业的宏观职能会削弱其微观效率，但本文研究证明，上述观点可能并不成立，这意味着不应盲目相信国有资本应当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在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资本“进”与“退”的问题需要结合行业特点做出客观、审慎的比较权衡。在国有企业具备更高效率的批发流通领域，可以更加重视以“增资扩容”的方式来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即通过广泛吸纳优质的社会资本和外资股份来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造，而并不一定意味着国有资本的加速退出。(2)通常人们易于相信轻资产营运会带来较高利润率，但这种观点不可一概而论。轻资产营运的前提是资源的外部获取成本低于其内部占有成本，成功的本质在于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独占性资源。比如，在香港冯氏集团的百年运营中，轻资产营运的核心资本是覆盖全球的供应商合作网络，而这种外部合作的背后是基于知识资本所构建的虚拟供应链管理能力，并且，少数企业的这种个别的轻资产运营实际上是以多数企业的普遍的重资产运营为前提的。在资源供给质量分布不均的中国内地市场，利丰模式的轻资产运营是否具有普遍的推广意义，仍是一个有待检验的问题。而较新的实证研究则证实了轻资产运营对高利润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企业不应过度追求轻资产的财务指标(王智波、李长洪，2015)。对于具备宏观职能导向和相对具有资金筹措优势的国有批发企业而言，应更加重视基础设施、技术装备投入和技术应用对于提升微观效率的长期作用机制。 感谢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批发业发展处在典型案例企业筛选和调研中的数据支持和咨询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①国有资本比重以国有企业在全部企业中的总资产占比来衡量(正文表5呈现了部分年份数据)。2004-2013年，国有批发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明显高于内资批发业平均水平，人均实现销售额和总资产周转率也不断实现赶超。限于篇幅不再列示详细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年度数据计算或直接向笔者索要。 ②效率测算方法的选择与分析层次具有紧密联系，选择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适宜采用能够解决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要素投入内生性问题的参数法与半参数法。而当考察重点在行业层面时，不存在生产决策问题，一些参数法与半参数法不适合运用于总量数据(鲁晓东、连玉君，2012)。DEA方法则无需设定函数形式、不存在待估参数的分布假定，更适用于总量数据的研究。由于本文关注总体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故采用DEA-Malmquist方法。 ③该模型的优点是无需进行函数形式设定与中性技术进步、不变规模报酬等行为假设，而当这种假设与中国模式并不相符时，DEA-Malmquist指数的优点更为突出(陈勇、唐朱昌，2006)；而模型的缺陷在于，对于决策单元，尤其是生产前沿面的决策单元变化极为敏感，一些决策单元间的生产前沿面也未必具有可比性。 ④根据实际的分析需要，本文最终只在批发行业中进行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效率比较。 ⑤限于年鉴数据，本文未能采取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孙琳琳、任若恩，2005)，而以固定资产净值替代。 ⑥在财务指标的比较中，“
优于
”的标准随着指标含义不同而变化。在资产负债率和期间费用率的
值计算中，本文将“优于”的标准界定为“低于”，而在流动资产占比、总资产周转率、人均营业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和营业利润率的
值计算中，“优于”的标准为“高于”。上述标准仅适用于指标
的计算，计算结果的评价则并不完全依据
的数值大小，而是需要结合行业特征并以合理的“区间”来评价。 ⑦在以不同所有制为决策单元的全要素生产率中，采用按数值大小“排队”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详见后文。 ⑧随着产品内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轻资产运营模式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聚焦企业轻资产运营的战略价值与实施(Lin和Huang，2011；宋华，2012；Sohn，Tang和Jang，2013)，而基于自制与外包决策以及价值链整合思路，相对流行的观点是企业可以通过轻资产形态占据价值链高端，获取高利润回报。 ⑨在前文基于数值测度对国有批发业效率给出肯定结论的前提下，多案例诠释的目标并不是基于实证主义的思路再度检验效率的高低，而是遵循诠释主义的逻辑，有目的性地选取具有较高效率的国有批发企业作为典型样本，重点从“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的角度揭示在数值测度中无法呈现的效率实现“机制”。笔者始终按照案例研究的规范程序展开(Yin，2014)，其中一手数据主要以“半结构式”访谈搜集，并联合政府部门开展企业高层座谈会和追加政府咨询，同时，通过官方网站、新闻报道、企业宣传片等获取重要的二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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