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筮法》的学术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筮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4)06-0005-12 经李学勤先生等人的整理研究，被鉴定为属战国中晚期的与《易》密切相关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甫一问世，即引发学界强烈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针对内中包含的《筮法》、《别卦》两种难得重要文献，学者各抒所见。本文试就《筮法》的学术史意义，略抒初步之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筮数与《易》卦 继天星观简、包山简、葛陵简等战国楚简之后，清华简《筮法》系统确证了数字卦的真正存在。 自古至今，尤其是近年来，地不爱宝，大量具有高度学术文化史价值的甲骨、青铜器、陶器、简帛出土面世，内中显示，商周之际，直至春秋战国，甲骨文、青铜器陶器铭文、简帛佚籍中，存在着为数可观的主要由或三个数字、或六个数字构成的“奇字”。就此类“奇字”，张政烺先生因自1974年整理上一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易》的机缘，触类旁通，按照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的原则，将构成这类“奇字”的数字，识读为筮数，并转换成相应的阴阳爻，于是，这类“奇字”顺理成章地被识读为筮占所遇的《易》卦，从而明确提出了筮数、数字卦之说。① 例如，北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湖北孝感出土的西周初叶中鼎铭文末尾，同一竖行一先一后，有一组两个“奇字”。为排版之便，现将先者置左、后者置右即如下：
。自下而上(卦的画法、读法皆是自下而上，故为规范起见，“奇字”亦如此识读)，左为六六六六八七，右为六六六六七八，六、八为偶数转换成阴爻，七为奇数转换成阳爻，则左右两个“奇字”，张先生认为，即可分别识读为坤(
)下艮(
)上的剥卦(
)与坤(
)下坎(
)上的比卦(
)。再如，1957年第2期《考古学报》载张家坡卜骨一组两个“奇字”：
，自下而上，一为“六一一八六六”，一为“一六六六一六”，一为奇数转换成阳爻，六、八为偶数转换成阴爻，该组“奇字”，张先生认为，即可识读为巽(
)下坤(
)上的升卦(
)与震(
)下坎(
)上的屯卦(
)。归纳所见材料，张先生发现，构成这类“奇字”的数字，有一、五、六、七、八、九。② 出现在卜甲卜骨上的“奇字”，当有其相应的卜筮语境。继张政烺先生之后，张亚初、刘雨两位先生又发现了周初史斿父鼎铭文上与“奇字”相连的“贞”字：“
”。“贞”字后的“奇字”，自下而上八五七，按照奇阳偶阴的原则，八阴，五、七阳，可识读为三位的经卦巽(
)。二先生断言：“‘贞’字当即‘贞卜’之‘贞’。再下之‘
’，当是占筮以后得出的八卦符号。”③此后，肖楠、曹定云二先生，又从1980年曹定云、郭振禄二先生在安阳发现的一片被断定为殷末周初的完整卜甲中，识读出了包含三个六位“奇字”的如下内容：“
”、“
”、“
”。
，自下而上，六六七六七七，六偶七奇转换为相应的阴阳爻，下艮(
)上巽(
)，可识读为渐卦(
)。于是，该处所刻可识读为“
贞吉。”其他两处的“奇字”，
，自下而上，八六九八七六，八、六偶，九、七奇，转换为相应的阴阳爻，下艮(
)上坎(
)，可识读为蹇卦(
)；
，自下而上，九七六一七六，九、七、一奇，六偶，转换为相应阴阳爻，下兑(
)上兑(
)，可识读为兑卦(
)。④其中与“奇字”相连的“贞吉”二字，显然是卜筮语境下的断占之语，它必当与“奇字”所表征的意涵直接相关。这是已有出土资料中，罕见的一例早期由卜甲所潜含、文字所开示的与卜筮语境、卜筮断占意涵相关联的六数构成的“奇字”。 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1994年河南新蔡葛陵墓，先后出土了一些珍贵战国楚简。三座墓的简中，全然以成组骈书的方式，分别出现了8组16个、6组12个、15组30个(其中12组24个保存完好)各由六个数字构成的“奇字”。“奇字”无卦名一类的名称，但与之相连的是“占之吉”、“占之曰吉”、“占之恒贞吉”之类的问占断占之辞⑤，这是以往出土同类“奇字”资料中所少见的。呼应1980年所发现的安阳殷墟早期卜甲中与“奇字”罕见相连的“贞吉”之语，显然这类“奇字”作为筮占所得表征占问事项吉凶休咎符号的根本性质，已破暗式显露。 例如，包山简第245-246简有云：“
占之，恒贞吉。疾变，病窔。”其中符号，自下而上，左一一一六一八，下乾(
)上坎(
)，可识读为需卦(
)；右八一一一六六，内巽(
)外震(
)，可识读为恒卦(
)。再如，葛陵简中甲三112简有云：“迟出。
或为君占：以其迟出之故，尚毋有米。嘉占之曰：无恒米。
或为君占，以其无恒米之故。”其中符号，前一组，自下而上，左六一一一一六，下巽(
)上兑(
)，可识读为大过卦(
)；右六六一一六一，内艮(
)外离(
)，可识读为旅卦(
)。后一组，自下而上，左一一一六六六，下乾(
)上坤(
)，可识读为泰卦(
)；右六六六六一一，内坤(
)外巽(
)，可识读为观卦(
)。 这次清华简展示了57组114个全以成组骈书方式出现的与以往出土“奇字”、尤其是与天星观、包山、葛陵三种楚简成组骈书符号极为相类的东西，都以数字的形态出现，各由六个数字构成。内中所出现的数字，有“
(一)”、“
(四；简中文字表述时的写法为
)”、“
(五)”、“
(六)”、“
(八)”、“
(九)”6种。它们被统摄于“十七命”之中，属于被归类成的十七类占问事项下的各种实际筮占案例。虽然如同天星观、包山、葛陵诸简，它们也没有卦名一类的名称，但是，在案例的断占辞中，已明确昭示了每个符号的下上、内外各三个数字所构成的，乃是《易》之经卦的信息。尤有进者，这些由三个数字所构成的数字形态的符号，还直接与一幅环绕一个人体的八卦方位图式中写着卦名的、显然意在脱去数字形态而最大限度符号化的八个经卦相应(四三—五九简)，还直接与一处对应着十天干的同样意在最大限度符号化的带有卦名的八个经卦相应(四三—五○简)，以此昭示，它们就是对应着特定卦名的数字形态下的八卦。依据清华简的八卦方位图式及周围关于八卦的文字说明，顺着卦画的书写方向加上卦名，并将通行的《说卦传》所开示的八卦方位图式列于后，两种图式即如下：
清华简八卦方位图式与《说卦传》八卦方位图式 在最大限度符号化的追求下，清华简选择“
”作为阳爻的统一形式，令实际筮占中所遇“
”、“
”、“
”与其相应；选择“
”为阴爻的统一形式，令实际筮占中所遇“
”、“
”、“
”与其相应。于是就有了质言之业已符号化了的八卦，它们是：
(乾)、
、
艮、
兑、
(劳)、
罗、
(震)、
巽。与通行本《周易》稍有差异的，在于坤卦名
、坎卦名劳、离卦名罗；差异最大的，莫过于八卦方位图式中罗(离)、劳(坎)两卦位置的颠倒。这是迄今我们所见到的出土资料中针对数字形态的“奇字”或符号明确直接、间接冠以卦名的最早文献。 57组关联着实际筮占案例的符号，虽仅下上、内外的三个数字一体明确了“卦”的意涵，获得了卦名，而由两个三爻卦所构成的整体，却没有被给出相应名称，但是“
”与“
”作为阴阳爻的统一形式之外，《筮法》还专列了“肴(爻)象”一节(五二—六一简)，讲述八、五、九、四之爻象，这就意味着后四种数字在六位的整体中，就是数字形态下的爻，六位的整体显然也皆获得了“卦”的明确意涵。而且，与《筮法》同时公布的，还有开示六爻卦及其卦名的《别卦》一份文献，如若此一文献与《筮法》系于同处出土，则意味着别卦之名为同时给出，而全然明确了六数构成的数字形态的符号之为卦与别卦的性质。只是由于断卦过程中，清华简主要关注的是三爻之经卦，因之别卦之名及其独立意涵，就似乎相对被忽略了。 这就无可争辩地昭示人们，清华简的57组114个由数字构成的符号，就是57组由实际筮占所得之数组成的六位的数字卦。如此众多的关联着卦名、涵具着明确卦的意蕴的数字卦，笼罩在鲜明的卜筮语境下，以筮占案例的形式，集中亮相于由63支竹简编连一体而俨似一幅帛书的同一文本中⑥，这在考古史上，实属罕见，它较之葛陵简的15组30个数字形态的符号，还多出42组84个，可谓前述以往被视为“奇字”者“庐山真面目”的首次大展露。整理者李学勤先生由衷说道：“前些年，我曾一度猜想楚简所谓数字卦其实都只是卦画，如今见到《筮法》，知道想法是错误的。……由此确证数字卦是以数字构成的卦。”⑦张政烺先生所提出的筮数、数字卦之说，遂第一次得到系统确证，从而由“假说”变成了现实。如果说以往因书缺有间，文献不足，资料缺乏，人们对筮数、数字卦之说不免存疑，那么，清华简《筮法》的面世，这一存疑即可以释去了。这是清华简的重要学术史意义之一。 例如，“十七命”中有“取(娶)妻”一类，实际案例有如下一条：
(凡)取妻，参(三)女同男，吉。(一四—一五简) 自下而上，左一一六一六一，内兑(
)外罗(
)，相当于通行本《周易》的睽卦(
)；右六六一六六六，内艮(
)外
(
)，相当于通行本《周易》的谦卦(
)。清华简断卦的常例，是以构成别卦的经卦为基本单元。睽内兑外罗两卦，谦外
一卦，皆属阴卦而成“参(三)女”，谦内卦艮属阳而称“男”，三女一男相遇，是为“参(三)女同男”。 再如，“十七命”中还有“战”一类，整理者找到了与之相符的占问战争胜负的两个实际案例：
(凡)是，内
(胜)外。(二四—二五简)
(凡)是，外
(胜)内。(二六—二七简) 案例一，左右一组两个数字卦完全相同，自下而上，皆是：九八一六五四，内罗(
)外劳(
)，相当于通行本《周易》的既济卦(
)。案例二，左右一组两个数字卦也完全相同，皆是：四五六一八九，内劳(
)外罗(
)，相当于通行本《周易》的未济卦(
)。罗、劳两经卦在两个案例中有着内外之分，所以或称“内
(胜)外”，或称“外
(胜)内”。 “奇字”、数字卦的发现，对于易学与易学史多面性、整体性、深层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属于近年易学研究的一大亮点。从“奇字”之被关注到张政烺先生“奇字”之为数字卦说的提出，再到基于张说学者借助新旧考古资料提出愈来愈多的例证，再到天星观、包山、葛陵诸战国楚简“奇字”之为卜筮语境下筮占符号的破暗式显露，再到清华简卜筮语境下“奇字”卦的意蕴的大显，“奇字”、数字卦的研究，经历了一段由初步猜断到系统确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清华简《筮法》的价值不言而喻。 此处必须指出的是，数字卦属于实际筮占所得，直接以得数记爻而成卦，它与纯然符号形式的卦属于卦的两种形态。前者出现于实际筮占中，并随着奇偶乃至阴阳观念的发生、成熟，慢慢趋于以二元符号的形式符号化所得奇偶之数，以透显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于是有了后者，并以后者涵摄前者。《周易》古经当问世于西周初前叶，与此相关的《周礼·春官·大卜》所言同《周易》并掌于天子太卜之官之手的《连山》、《归藏》，“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则符号化的三《易》八经卦与六十四别卦，至迟西周初前叶已形成。卜筮以通帝通天通神通万象，是天子的专利，天子以下各诸侯王无缘见《易》、用《易》，遑论其他人士。周平王东迁，天子大权旁落，学术下移，三《易》之类的天子神圣经典，才得以从东周王朝史官、专掌天子卜筮之官员那里流落到各诸侯国。《左传》、《国语》所记载的用《易》案例，就是相关人士运用带入各诸侯国的天子圣典三《易》之类筮占、论事之例，因此所涉及的，都是一些纯然符号化的卦例，而不是数字卦卦例。且断占中用了典册中的卦爻辞之类。数字卦当为卦的源头和原初形态，正是它，衍生出了符号化形式的卦，促成了整齐划一的八经卦与六十四别卦符号系列与卦辞爻辞文字筮辞系列相连对显的三《易》文本的面世。三《易》下传后，流风所扇，卜筮活动伴随着与不同地域信仰习俗的融通，在各诸侯国推广开来。一些人士因地位的显赫或机缘的幸运，得以直接运用圣典；一些人士则沿用三《易》之外的数占方式，直接据筮占所得的数字卦断占，而没有运用三《易》筮辞断占，其卦就仍保持了数字的形式，而没有符号化。这就造成东周之后如下情形的出现：一方面有涵具符号化卦爻画的三《易》文本的传世，以及运用之筮占的案例，案例所及之卦也是纯然符号化的，断占时也运用了其中的筮辞；一方面仍于三《易》之外，在直接的数字卦的形式下求卦断占，不涉及三《易》筮辞。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安徽阜阳双古堆竹简《周易》、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易》乃至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竹简《易》，就是传世的三《易》之类的文本；《左传》、《国语》筮例，就是运用三《易》之类的典型案例；春秋战国以来的数字卦筮例，则基本属于三《易》之外的数字卦筮占案例。以符号化的八卦及其卦名的出现、八卦方位图式以及《别卦》的开示为主要标志，清华简显示，三《易》与数字卦筮占由分途开始走向汇合。只是其断占时，仍未用三《易》筮辞，筮占的视域显然远低于《周易》古经。 二、成组数字卦间的关系 数字卦以成组的形式出现，这就存在一个它们彼此间关系的问题。就此清华简提供了新的信息。 案例中，清华简的数字卦，均是以两别卦左右一组的形式出现。以往的出土资料中，这种以两个六位数字卦成组形式出现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同属战国楚简的天星观简、包山简、葛陵简，与清华简的情形更是极其相似。针对这类成组的数字卦，张政烺先生想到了筮占中的变卦问题，而张亚初、刘雨二先生则提出了另外的看法。 传世文献中，《左传》、《国语》记载了22条春秋时人引《易》论事与用《易》筮占的案例，筮案16条，《左传》13条、《国语》3条，占了绝大多数；单纯论事案例仅6条，皆见于《左传》。16条筮案，常常出现因爻变而致卦变的情形，于是有了本卦、之卦(变卦)之分。出现这种情形的有13条；不存在卦变的则占3条，《左传》2条，《国语》1条。⑧例如，《左传·哀公九年》载，宋公伐郑，“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
之需
。”⑨泰卦第五爻为老阴之爻，变为少阳，泰卦即成需卦。泰、需两卦即为本卦与之卦的关系。据此，张政烺先生断言，中鼎铭文出现的数字卦，“从数字看也一望而知是二爻动(五爻、上爻变)，按《周易》是剥之比，下卦坤不变，上卦艮变坎”⑩。五爻、上爻变，即五爻八之阴变七之阳，上爻七之阳变八之阴。李学勤先生也表示赞同此说。(11)而张家坡卜骨，张政烺先生说：“按《周易》是升之屯，四爻动，下卦巽变震，每爻皆变，上卦坤变坎，仅变中爻。”(12)四爻动，即初爻六之阴变一之阳，二爻、三爻一之阳变六之阴，五爻六之阴变一之阳。此外，张先生称，“第四爻(由下往上数)八变六，同是阴爻”。以上两例之外，还有“五变一，同是阳爻”的情形出现。综合相关情形，张先生认为：“它和周易有大不相同之处，周易九、六是可变之爻，七、八是不变之爻，而这几条材料则一、五、六、七、八皆可变，没有不变之爻。” 针对具体筮占，《周易》古经蒙卦(
)的卦辞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礼记·曲礼》则说：“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13)两条传世文献，都表达了，针对同一件事，卜筮不要超过三次的原则。根据《曲礼》的记载，张亚初、刘雨二先生作出了不同于张政烺先生的另外一种解读。他们认为，出土资料中有时出现一个六位数字卦，有时出现一组两个六位数字卦，有时同时出现3个六位数字卦，它们分别对应占筮的不同次数：各为占筮一次、两次、三次的结果。“可见占筮的次数，一次、两次、三次，并不一定，但一事之筮，一般当不超过三次。”(14) 清华简中，57组数字卦，每组两别卦并列在一起断卦，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种以往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筮占方法与断卦方法。两别卦一左一右骈列共在，其下上四经卦分居四位，开显出完整的时空场域，显然并非一次筮占因爻变而致卦变所成，彼此间并不构成本卦与之卦的关系。依照我们所熟悉的《系辞上传》所开示的《周易》“大衍筮法”，筮遇九、六之老阳、老阴之爻时，就需分别变为八、七之少阴、少阳之爻，但是很显然，清华简中的骈列数字卦，构成它们的无论是什么数字，包括九、六，皆为筮占所得，简直都相当于《周易》的静爻，皆不存在变的问题，同位筮数间，也并不构成互变关系。就骈列两别卦之四经卦所居之位，简中开示：
清华简四位表(三二一三六简) 据此综合考量，以往出土资料中一组两个六位数字卦同时出现的情形，或许是类似清华简所展示的，乃是同时筮占求得一组卦，然后将此一组卦并列一起断占，此两卦间并不构成本卦与之卦的关系；或许是如同张亚初、刘雨二先生所揭示的，乃是先后两次筮占所得，每次依据筮遇的卦分别断占，然后将两卦断占的结果予以综合衡判再作出最终预断，两卦间同样并不构成本卦与之卦的关系。爻变而致卦变的情形应当存在，但是，就目前所见出土的成组数字卦而言，就其同位数字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以两种爻性变化的视域审视研判，这一情形基本未真正合情入理地见到。因此，管见以为，张政烺先生断言成组的六位数字卦存在本卦与变卦关系的观点，尚难成立，其七变八、八变七、一变六之说难与常理相契，八变六、五变一乃至一、五、六、七、八皆可变，没有不变之爻之说，更是难以说得通。因出土资料所限，张先生仅以成为经典的三《易》之类所提供的视域解读数字卦，远未考虑到三《易》的复杂的前史与后史，筮数信仰的多元性，筮法的多样性，筮占层次的高低参差不一性。而张亚初、刘雨二先生，则揭示了部分的事实，但同样因当时出土资料所限，他们没有料到清华简中所昭示的一组两卦间的这种关系情形及断卦情形的存在。这里不妨作一大胆推测，天星观简、包山简与葛陵简三种战国楚简所载的实际筮占案例下的骈列成组的数字卦，其彼此间的关系及基于此的断卦方式，很可能与清华简一样，因之可能正是清华简的面世，才使涵蕴于此三种简中的这一切得以开显。 当然，传世文献中，通行本《周易》的经文系列，六十四卦也是以成组的形式排列的。其卦与卦间的这种组合方式，就是众所周知的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序卦疏》所说的“二二相耦，非覆即变”。(15)“覆”指称一卦彻底颠倒而成另外一卦，此两卦间就属互覆的关系。例如，屯(
)与蒙(
)、需(
)与讼(
)。所谓“变”，指称一卦彻底颠倒仍为其自身，则寻找与其同位之爻的爻性皆相反的卦配对为偶，此两卦间，同位之爻阳变阴、阴变阳，则分别通向对方。例如，乾(
)与坤(
)、中孚(
)与小过(
)。“覆”孔颖达之前虞翻称“反象”，孔颖达之后来知德、王船山称“综”；“变”，虞翻称“旁通”，来知德、王船山称“错”。 目前为止，出土文献中，这种以“二二相耦，非覆即变”方式成组排列之例，部分见于2001年陕西长安县出土的西周陶拍：(16)
CHX采集：1
CHX采集：2 CHX采集：1，一组，自下而上，右一六一六一六，可识读为内离(
)外坎(
)的既济卦(
)；左六一六一六一，可识读为内坎(
)外离(
)的未济卦(
)。两卦互覆、相综(当然也互变、相错)。CHX采集：2，两组相连，右前一组，据数字书写方式，横向者，自左而右，八一八六八八，可识读为内坎(
)外坤(
)的师卦(
)；竖向者，自下而上，六六六六一八，可识读为内坤(
)外坎(
)的比卦(
)。左后一组，据数字书写方式，横向者，自右而左，一一一六一一，可识读为内乾(
)外巽(
)的小畜卦(
)；竖向者，自下而上，底部当残缺“一”，一一六一一一，可识读为内兑(
)外乾(
)的履卦(
)。师与比、小畜与履，也分别互覆、相错。李学勤先生由此惊奇地发现了陶拍上所出现的这3组6卦与通行本《周易》卦序的相合，并断言这是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证明：师与比、小畜与履分别为上经的第4、5组卦，既济与未济则为下经的最后一组卦。(17)管见以为，曹玮先生顺着张政烺先生的理路，将既济与未济识读为本卦与之卦的关系，且由此断言卦变说早已存在，这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两卦同位筮数间的关系来看，显然它们难以构成爻变从而卦变的关系。实际筮占案例下本卦与之卦的关系，不是从六十四卦的整体上探究卦之所自来的卦变说语境下的卦变关系，曹玮先生混淆了筮占中的变卦与卦变说语境下的卦变。管见以为，陶拍上所刻，恐非纯然筮占实例。以往所发现的数字卦形式下成组存在的卦之案例，除此之外，尚未见到这种“非覆即变”关系的案例。“非覆即变”当出现在《易》经典文本中，而非实际筮案下。 三、清华简筮法意涵与影响蠡测 作为以数字卦形态出现的易卦，清华简定爻成卦的数字共计6个：一、四、五、六、八、九。实际上，简册整理者已在相关处，发现了“一”的独特地方。此即前文所引关于“战”一类的两组案例中所出现的四个数字一。整理者称：“卦例均以一代替七的位置，值得注意。”这可能是据六个数的顺序得出的结论。选定这6个数字，当与十二地支所成图式涵摄符示的相关内容密切相关。这在述及此6个数字与地支的关系时，清华简所特别开示的整理者名之曰“地支与爻”一节内容(五二—五七简)中有所透露。(18)
这是目前为止，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我们所能见到的不敢说最早也可说较早的地支与特定数字相匹配的资料。整理者说：“此表证明简文一般用以表示阳爻的一、阴爻的
，确是一、六两个数字，而作为阳爻的五、九，作为阴爻的四、八，都是特殊情况。”这一说法，可做进一步探讨。 地支与数字对应的同类的资料，还见于时代相近的1986年甘肃出土的战国晚期《天水放马滩秦简》乙种《日书》中：“子九水，丑八金，寅七火，卯六木，辰五水，巳四金，午九火，[未八木]，申七水，酉六金，戌五火，亥四木。”(乙一八○至一九一简)(19)同简还有开示五行生壮老亦即《淮南子》所言生壮死与后世术家所言生旺墓并成三合局的资料：“火，生寅，壮午，老戌；金，生巳，壮酉，老丑；水，生申，壮子，老辰；木，生亥，壮卯，老未。”(乙七三至七六简) 《淮南子·天文训》云：“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20)据此，从生旺墓的角度言之，申子辰属水，亥卯未属木，寅午戌属火，巳酉丑属金，“未八木”得补。本来，依据夏历，寅卯辰为春，巳午未为夏，申酉戌为秋，亥子丑为冬，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但在生旺墓的视域下，十二地支涵摄着远为复杂的四时、五行隐显消长盈虚内涵。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的西汉扬雄(21)，在其仿《易》之作《太玄》中，明确论及地支与数的对应：“子午之数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22)这是传世文献中所见最早的此方面的资料。隋代萧吉《五行大义》卷一《论支干数》称：“《太玄经》云：‘子午九者，阳起于子，讫于午；阴起于午，讫于子，故子午对冲，而阴阳二气之所起也。寅为阳始，申为阴始，从所起而左数，至所始而定数，故自子数至申数九，自午数至寅亦九，所以子午九也。丑未为对冲。自丑数至申数八，自未数至寅亦八，所以丑未八也。寅申为对冲，自寅数至申数七，自申数至寅亦七，所以寅申七也。卯酉为对冲。自卯数至申数六，自酉数至寅亦六，所以卯酉六也。辰戌为对冲。自辰数至申数五，自戌数至寅亦五，所以辰戌五也。巳亥为对冲。自巳数至申数四，自亥数至寅亦四，所以巳亥四也。’” 这是基于孟喜在“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23)而将汉代易学的大语境明确构设为卦气易学的语境后，对十二支内涵所做出的解读。扬雄作《太玄》，效仿的就是卦气易学基本语境下的《易》。 在卦气易学的语境下，六阳之乾与六阴之坤，分别涵摄符示天地宇宙间阳气、阴气的全部。就年复一年十二月阴阳消息的过程而言，子月至巳月，是阳息阴消的过程；午月至亥月，是阴息阳消的过程。阳息于子月，属周历正月，所谓“阳起于子”；始显用于寅月，即夏历孟春正月，所谓“寅为阳始”，三阳开泰，六合同春；大盛全显于巳月；让位于阴于午月，所谓“讫于午”，阳息阴消过程于焉结束。阴于午月阳让位之际始息，所谓“阴起于午”；始显用于申月，即夏历孟秋七月，所谓“申为阴始”，三阴致否，生机闭结；大盛全显于亥月；让位于阳于子月，所谓“讫于子”。新一轮阳息阴消、阴息阳消的过程又将开始。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地支之数，子至巳，涵摄符示阳之息，其数各从自身起，所谓“从所起”，自左而右，亦即今所言顺时针，所谓“左数”，数至标志“阴始”的申位，所谓“至所始”，而得以确定：子、丑、寅、卯、辰、巳至申，各为九、八、七、六、五、四，于是此六地支之数，即分别为九、八、七、六、五、四；午至亥，涵摄符示阴之息，其数亦各从自身起，自左而右顺时针，数至标志“阳始”的寅位，而得以确定：午、未、申、酉、戌、亥至寅，亦各为九、八、七、六、五、四，于是此六地支之数，亦分别为九、八、七、六、五、四。显然，“从所起而左数，至所始而定数”，“所起”谓起于某一将定其数的地支，“所始”则阳息地支谓阴所始之申，阴息地支谓阳所始之寅。于是，九、八、七、六、五、四，作为两两相对待的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地支之数，涵摄符示着阳息而至阴始显用、阴息而至阳始显用的双向有隐有显二重阴阳消息流转之意。 这一解读虽有汉代易学的新语境，但是其中所诠显的生气杀气对待消长、春阳秋阴显用流转、四时隐显转化的基本内涵，战国时期当已确立。放马滩秦简十二地支涵摄的复杂四时、五行隐显消长盈虚内涵，就是明证。这当是清华简筮法定爻成卦的深层义理根基根据。廖名春教授谓：“‘子午’配‘
’，‘丑未’配‘
’，‘寅申’配‘
’，‘卯酉’配‘
’，‘辰戌’配‘
’，‘巳亥’配‘
’，说明‘一’为‘七’，‘
’为‘六’无疑。”(24)是对的。与寅申相配的，就是七。清华简筮法定爻成卦的，就是与特定对待地支相应的九、八、七、六、五、四6个数字，其中，看上去是“一”的数字，实际上是七。由此，前引清华简的三个三组数字卦案例中的“一”字，皆当读为“七”。推而广之，清华简中，57组114个数字卦中的“一”字，统统皆当识读为“七”。
十二月阴阳消息图
六个数字中，“
”与“
”被选择为符号化的阴阳爻的基本形式。所以，八卦方位图式、人体八卦图式以及另外一个开示八经卦与十天干对应关系的表中，八卦卦画最大限度地借“
”与“
”得以符号化。此表(四三—五○简)即整理者所整理的“天干与卦”一节下的内容。 正因“
”与“
”成为阴阳爻的基本形式，所以它们成了阴阳爻、阴阳的纯正形式。故而在讲述“十七命”中占问“祟”一类的事项，揭示八卦所分别蕴示的祟的意涵时，《筮法》于乾则曰：“乾祟：屯(纯)、五
(灭)宗。”(四三简)于
则曰：“
祟：门、行。屯(纯)乃母。”(四四简)所谓“纯”，正如整理者所注释的：“意指仅以一构成的乾卦”与“指仅以六构成的坤卦”。显然“
”与“
”代表了阴阳爻的纯粹、纯正。再如，在讲述“十七命”中占问“得”一类事项所举的一个案例时，一组数字卦为
，左内兑(
)外
(
)，依通行本《周易》读之为临卦(
)；右内乾(
)外兑(
)，依通行本《周易》读之为夬卦(
)。乾、
两卦纯由“
”与“
”构成，于是断占之语中乃有云：“
(作)于阳，内于侌(阴)，亦得。”(一三—一五简)兑卦升于由纯“
”所构成的乾之上，进入由纯“
”所构成的
之内，是谓“作于阳”、“内于阴”。这里又以“
”与“
”及由其所构成的乾、
表征阴阳的纯正。 以“
”与“
”符示纯正阴阳的同时，清华简又以其他四个数字“
”、“
”、“
”、“
”形式下的爻，符示更为复杂形态下的阴阳万象，并单列“肴(爻)象”一节：“
(凡)肴(爻)象，八为风，为水，为言，为非(飞)鸟，为瘇胀……
(五)象为天，为日，为贵人，为兵，为血……九象为大
(兽)，为木……四之象为
(地)，为匱(圆)，为壴(鼓)……”(五二—六一简)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系统爻象说，是通行本《周易》中所未尝见到的，与后者《说卦传》所开示的系统经卦卦象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对数字形式下的爻所符示物象复杂性的充分认识与高度重视，体现了与通行本《周易》符号化形式下的爻与卦直接涵摄符示丰富多彩、繁纭复杂万象的不同思路。由此表明，清华简《筮法》笼罩在浓郁的数字信仰氛围之中。这也可能是数字卦筮占的共性所在。 《筮法》的这一爻象说，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以及汉代之后的五行生成之数一、六水冬，二、七火夏，三、八木春，四、九金秋，五、十土中央四季之说，难以圆融相契。如八为水，九为木，四为
(地)、为匱(圆)之类。这可能与复杂独特的数字信仰加上前述各数在十二地支系统下所涵摄的复杂生气杀气对待消长、春阳秋阴显用流转、四时隐显转化的基本内涵直接相关。 这一对于八、五、九、四四个数字的独特信仰与高度重视，影响深远，或许在《周易》筮法本身中即有，或许它强化了《周易》成卦法中对于这四个数的重视。 众所周知，《系辞上传》开示了如下的易学史上最具权威性的筮法，即“大衍筮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依据这一筮法，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营一变的接续三变，就可确定一爻；如此往复循环地进行6次这样的三变，就可确定一别卦。确定每一爻的三变如下：第一变，挂扐之数不九则五，过揲之数不四十四则四十；第二变，挂扐之数不八则四，过揲之数不四十则三十六或三十二；第三变，挂扐之数不八则四，过揲之数不三十六则三十二或二十八或二十四。依据三变挂扐之数定爻成卦的称“挂扐法”，依据第三变的过揲之数定爻成卦的，称“过揲法”。(25)直至北宋，定爻成卦占主导的，就是依据挂扐之数的挂扐法，如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系辞上疏》云：“每一爻有三变，谓初一揲，不五则九，是一变也；第二揲，不四则八，是二变也；第三揲，亦不四则八，是三变也。若三者俱多为老阴，谓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为老阳，谓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两少一多为少阴，谓初与二、三之间，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二个四而有一个九，此为两少一多也。其两多一少为少阳者，谓三揲之间，或有一个九、有一个八而有一个四，或有二个八而有一个五，此为两多一少也。如此三变既毕乃定一爻，六爻则十有八变，乃始成卦也。”(26)北宋刘牧《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蓍数揲法第八》亦重此法。南宋朱熹《周易本义·筮仪》、《易学启蒙·明蓍策第三》，则兼明挂扐、过揲二法，而又似乎稍重挂扐法。挂扐法中的挂扐之数，恰恰也是九、八、五、四，这与清华简《筮法》对这四个数字的高度重视，不能说没有相近乃至同样的数字信仰。或许后世的“以钱代蓍法”，也脱胎于这一数字信仰，而由挂扐法转化而来。唐贾公彦《仪礼注疏·士冠礼疏》释“筮与席所卦者”云：“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但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27)“少”即对应挂扐之数五、四的硬币的背面；“多”即对应挂扐之数九、八的硬币的正面。此法中三枚硬币取代了50策蓍草或其他筹策，以一枚硬币当“大衍筮法”中的一变，其每次抛掷所得硬币正反面则当挂扐法中的九、八之多与五、四之少，抛掷六次即可成卦。 针对“十七命”中十七类事项的某一类进行占问时，采取何种筮法求得6个数字中的数，以定爻成卦，遂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一环。 就此，清华简称：“
(凡)十七命：曰果，曰至……
(凡)是各
(当)亓(其)到(卦)，乃力(扐)占之，占之必力(扐)，到(卦)乃不
(忒)。”(六二—六三简)这说明，筮数九、八、七、六、五、四的获得，当依据类乎《周易》“大衍筮法”的一定筮占程序，分数一定数量的蓍草或其他筹策。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因清华简没有具体说明，谨依孔子所倡导的多闻阙疑精神，暂付阙如，留待以后的新发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断卦的过程中，清华简《筮法》一则分析处在四位上的四个经卦彼此之间的关系，再则关注成为爻的是哪些筮数，尤其关注八、五、九、四之爻出现的情况，三则分析经卦与爻、尤其是八、五、九、四之爻所涵摄符示的四时时空场域下物象的消息盈虚、吉凶祸福情状。为此它专列针对乾、
而外的六经卦的“四季吉凶”一节(三七—三八简)与针对乾、
的“乾
运转”一节(三九—四○简)，开示了一八卦方位图式及其中司四时的震、兑、劳、罗四正卦(四三—五九简)，在讲述“十七命”案例中“得”一类案例时，又点示过八、五、九、四之爻当于四时中哪一时筮遇才可“得”的情形(一六—二三简)。 干支及其组合，开示了与八卦方位图式同样的时空合一的立体宇宙图式。上述“天干与卦”一节，同样意味着将八卦置于了这一立体宇宙图式之下。乾对应甲壬、
对应乙癸、艮对应丙、兑对应丁、劳对应戊、罗对应己、震对应庚、巽对应辛，正如整理者所言，它与《京氏易传》所言相同，是迄今所见八卦纳甲的最早文献。此外，《筮法》还有开示乾、
之外另六卦与地支对应关系的“地支与卦”一节内容(五二—五七简)。 此节内容开示，六卦被置于上述立体宇宙图式之下，并涵摄符示着复杂的四时阴阳消息之意。正如学者们所发现的，此节与“天干与卦”一节，皆与京房八宫纳甲体系直接相关。是否进一步暗示如同京氏体系一样，震天干纳庚、地支初爻纳子而四爻纳午从而六爻分别纳庚子、庚寅、庚辰、庚午、庚申、庚戌，巽天干纳辛、地支初爻纳丑而四爻纳未从而六爻分别纳辛丑、辛亥、辛酉、辛未、辛巳、辛卯，劳天干纳戊、地支初爻纳寅而四爻纳申从而六爻分别纳戊寅、戊辰、戊午、戊申、戊戌、戊子，罗天干纳己、地支初爻纳卯而四爻纳酉从而六爻分别纳己卯、己丑、己亥、己酉、己未、己巳，艮天干纳丙、地支初爻纳辰而四爻纳戌从而六爻分别纳丙辰、丙午、丙申、丙戌、丙子、丙寅，兑天干纳丁、地支初爻纳巳而四爻纳亥从而六爻分别纳丁巳、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文献不足，难以下全然肯定判断。
将“地支与爻”、“地支与卦”两节内容合观，不难发现，劳对应的七、寅申与罗对应的八、卯酉，既符示纯正的阴阳，又符示春秋阴阳流转而遍及四时的关键性意义。这是汉代卦气易学大语境下《京氏易传》卷下“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28)，《乾卦·彖传》“大明终始”荀爽注“乾起于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29)，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30)诸说的重要源头之一。 《说卦传》仅通过文字表述的方式，开示了前述八卦方位图式；而《筮法》则直接绘出了一八卦方位图式。后一图式，缺乏《说卦传》那样详尽的解说，但借相关文字也表达了八卦涵摄下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阴阳消息之类的意蕴。其相当于《周易》系统的坎、离两卦的劳、罗位置的颠倒，原因不明，是否含有阴阳隐显涵摄、流转不定之意味，亦未可知。值得注意的是，图式内有一人体，生命透着八卦之象：
(乾)首、
(
)腹、
(艮)手、
(兑)口、
(劳)耳、
(震)足、
(巽)股，与《说卦传》“近取诸身”之说完全相同，唯
(罗)不在目的位置，却在腹下的位置，不知符示什么，可能如张克宾所言合于《说卦传》“其于人也为大腹”之象(31)，又未必。这一生命透着八卦之象的人体，就置身于八卦方位图式之中(四三一五九简；卦名仍系顺着卦画的书写方向添加)：
人体应八卦场域图 这透出了一个了不起的构思。可名为“人体应八卦场域图”。图式显然是顺着人体方向所绘成。它开示人们，人的生命就是一流动着的生生日新的有机小八卦系统，自身就是一个八卦的小《易》场，这一系统与场，又置身于无限开放宏廓而又流转无穷、日新不已的大宇宙有机八卦系统、有机八卦《易》场之中，以之为安身立命、推展人生的终极场域；两个系统与场，一小一大，本来就相互贯通，又可随时实现感通。卜筮的过程，就是人因一定疑惑，基于两个系统与场本然的相互贯通，而实现与大宇宙八卦系统与八卦《易》场感通的过程。这是一种卓异的天人贯通、感通识见。 “十七命”中有占问“死生”、“瘳”、“咎”、“雨”、“旱”、“祟”诸事项者，加上“四季吉凶”、“乾
运转”等的相关论述，显然《筮法》即可归于初级形态的小格局下的《汉书》所言“《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之列。孟喜、焦赣、京房当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其流风之影响。结合前述相关内容，卦气易学的语境，在清华简《筮法》中虽不如魏相、孟喜之后的汉代那么显豁，但不难发现其可谓时隐时现。刘大钧教授如下见解：“‘卦气’之说……与‘爻辰’‘纳甲’一样，溯其源，恐怕也不是汉人独创。……恐亦为太史遗法……估计汉人只是在前人基础上，作了补充和整理，使其说更加完备而已”(32)，得到了进一步确证。 《晋书·束皙传》记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这是见于记载的战国时人总结《左传》中所用三《易》之类经典的筮占案例的著述。与此形成对照的，清华简《筮法》当是战国时人总结数字卦筮占方法并开示具体典型案例的著述，它与宋代的《火珠林》、明代的《黄金策》、清代的《增删卜易》以及《卜筮正宗》等，属于同类性质的著述，为三《易》经典之外的术数类卜筮之书。 ①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张政烺《易辨》，载唐明邦等编《周易纵横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③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2期。 ④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载《考古》1989年第1期；曹定云《论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载《殷都学刊》1993年第4期。 ⑤王明钦《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年；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于茀《战国简卦画问题再探讨》，载《北方论丛》2008年第2期。以下所举包山简、葛陵简两例，分见后两种出土文献。 ⑥李学勤先生说：“整篇看来很像是一幅帛书。”见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载《文物》2013年第8期。 ⑦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载《文物》2013年第8期。 ⑧高亨《〈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载《周易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 ⑨[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63页。 ⑩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1)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18页。 (12)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本段下引张说，皆见该文。 (13)[清]朱彬《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5页。 (14)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2期。 (15)[唐]孔颖达《周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6页。 (16)曹玮《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载《文物》2002年第11期。 (17)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 (18)就此，李尚信教授已做过有益探讨，见所著《论清华简〈筮法〉的筮数系统及其相关问题》，载《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 (1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未八木”据简残位补。就此孙占宇的博士论文《放马滩秦简整理研究》做过有益探讨，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 (20)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1页。 (21)[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583页。 (22)[宋]司马光《太玄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1页。 (23)[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599页。 (24)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载《文物》2013年第8期。 (25)王新春《易学与中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35页。 (26)[唐]孔颖达《周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6页。 (27)[唐]贾公彦《仪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46页中。 (28)[汉]京房《京氏易传》，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1983年，第465页。 (29)[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6页。 (30)《周易参同契古注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页。 (31)张克宾《论清华简〈筮法〉卦位图与四时吉凶》，载《周易研究》2014年第2期。 (32)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68-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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