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政治联盟与民主政治形成
汪仕凯
内容提要 民主政治在现代国家中得到普遍的确立，乃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工人阶级也不会自外于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因而解释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学术探险。本文秉持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带来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在吸收社会科学已然呈现的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解释。虽然现代国家中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实现了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的实质民主，而只是实现了政治平等的形式民主，但是工人阶级仍然是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因素。当然，工人阶级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决定作用，并不是指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就能带来民主政治，而是指工人阶级联合中产阶级形成了支持民主政治的政治联盟，并且工人阶级是相比中产阶级而言更为坚定的民主政治的支持者，因此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组成的政治联盟中工人阶级是中坚力量，扮演了领导者或者关键参与者的角色。
关键词 工人阶级 中产阶级 政治联盟 民主政治
研究缘起
大众的集体行动是推动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大众将行使政治权利视为实现切身利益的基本途径时，现代国家才会承认大众的政治权利从而形成民主政治。大众并非是高度统一的集体，事实上它是由多个社会集团组成的松散集合体，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解释大众的集体行动与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更有价值的问题应该是，究竟是普罗大众中的哪个社会集团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形成。将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同特定的社会集团联系起来，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分析思路，并且形成了彼此竞争的理论解释。概括而论，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何种社会集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问题上，社会科学理论存在着将此种关键作用分别归功于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等三种解释路径。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断言资产阶级在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摩尔写道：“民主的发展是试图完成一个漫长的、由三件密切相关的事情构成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迄今尚未完成。这三件事情是：(1)制约专断的统治者；(2)用公正合理的原则替代任意的规则；(3)在制定规则时为底层民众争取一定的份额。”①而在完成上述三件事情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摩尔指出，资产阶级一方面和迈入了商品化道路的土地贵族结盟以“共同反对皇家官僚统治”，另一方面工商业资产阶级作为领导也行动了起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②。资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在王权与贵族的争斗之间平添了第三种政治力量，而且资产阶级的商业活动在打击贵族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将一部分贵族引导上了商品化农业的道路，于是贵族“能够养成资产阶级的经济习惯”③。贵族的资产阶级化能够进一步促进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王权和贵族不可能控制资产阶级，反而使它能够同贵族结成政治同盟，并且能够有效利用下层阶级的力量，这就形成了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政治的支持联盟。
西蒙·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将民主政治的形成归功于中产阶级。他认为民主政治建立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的基础上，其中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教育群体的拓展、人均占有财富的增加是最为重要的变化，而且所有这些变化都将集中在一个关键的方面，这就是中产阶级作为规模最大的社会集团出现了，正是中产阶级带来了民主政治。④李普塞特的解释是简单明了的，他指出中产阶级的政治价值观是温和折中的，他们构成了自我约束、理智的政治参与、拒绝政治煽动的选民，中产阶级选民同时也成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达成妥协的基础，因此中产阶级选民恰是民主政治得以形成的关键条件。⑤
从价值观来建立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缺乏解释力，因此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从再分配政策影响社会阶级的利益得失的角度提出了新解释。他们认为中产阶级并非是民主政治的坚定支持者，但中产阶级在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能改变政治冲突的性质”。⑥具体而言，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集中体现为富裕阶级与贫穷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产阶级能够减少富裕阶级对民主政治的恐惧，从而降低了富裕阶级诉诸镇压手段摧毁贫穷阶级民主诉求的可能性。阿塞莫格鲁与罗宾逊指出：“相对庞大和富裕的中产阶级充当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缓冲器，并限制再分配。通过保证政策不是过于背离富人偏好的政策，阻止富人进行镇压并使民主更可能出现。”⑦由此可见，中产阶级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在于它能否调和富裕阶级与贫穷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马克思是最早将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同工人阶级联系起来的思想家，他将工人阶级放到了决定民主政治形成的位置之上。他写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⑧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工人阶级还被排斥在政治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之外，因此争取政治权利还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工人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利就意味着民主政治形成了，其实民主政治形成的关键在于工人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所以马克思在建立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将革命作为中介机制。在解释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马克思认为，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能够实现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的政治形态。如果只是实现了政治平等，那么政治平等将遭受经济不平等的侵蚀，所以民主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形式民主，其实质内容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现代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⑨。只有同时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民主政治才能称之为实质民主。只有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改造，才可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平等。
民主政治在现代国家中得到普遍的确立，乃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工人阶级也不会自外于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因而解释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学术探索。本文秉持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带来了民主政治的主张，在吸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解释。
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是普罗大众作为政治权利的平等享有者进入了政治统治的轨道，而工人阶级毫无疑问构成了普罗大众之中规模巨大的社会集团，因此在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不可能置身事外，它必然主动的或是被动的要在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某种作用。其实，社会科学理论在解释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时，基本上都注意到了工人阶级在其中的作用，但是对于工人阶级所发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这一问题，则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学术界围绕着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关系的讨论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分野，这就是工人阶级最终获得政治权利，究竟是统治集团让步的结果还是工人阶级以集体行动争取的结果。福尔雷克(Joe Foweraker)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分野代表了解释民主政治形成过程的“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两种分析路径。⑩而且，此种理论上的分野背后蕴藏着对于工人阶级在民主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不同理解。如果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利只不过是统治集团让步的结果，那么工人阶级在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中就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充其量是政治精英冲突中的配角。但是，如果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利是凭借自身的集体行动争取的，那么工人阶级必然是推动民主政治形成的中坚力量，甚至充当了支持民主政治的阶级联盟的领导角色，由此可以说，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民主政治。
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和斯坦因·罗坎(Stein Rokkan)是遵循“从上而下”的分析路径的代表人物。本迪克斯认为现代国家所发生的“广泛的、结构性的转型”就是将政治权利授予工人阶级，从而使得工人阶级能够组织起来、开展集体行动，这种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了国家层面的政治进步。
虽然在本迪克斯看来，国家层面的政治进步与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利之间存在关联，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是如何获得政治权利的。本迪克斯写到：“自由派担心将选举权扩大至没有财产保障的工人阶级，可能导致选举受到操纵。保守派一旦认识到选票对于巩固自身地方权力的重要性，就开始将选举权授予工人阶级。”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是统治集团授予的，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工人阶级只不过是统治精英策略行动中的配角而已。
本文所提电路的理论工作波形如图5所示,其中iP(t)表示的等效电流源,VAB表示的是压电片的输出端的电压,VC表示的是开关控制信号的波形。
其次，工人阶级充当了民主政治支持联盟的领导者。当威权政体中的统治集团试图以妥协的方式来回应合法性危机时，其目的在于分化反对威权政体的力量、打击工人阶级争取民主政治的行动，最终实现有控制的政治转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最容易被统治集团许诺的政治权利所吸引，从而抛弃工人阶级独自加盟统治集团压制工人阶级的政治计划，工人阶级就会在这个关键节点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集中而言，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体现在保证了“阶级力量的对比转向有利于从属阶级”
。具体来看，一方面工人阶级能够协调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立场，另一方面工人阶级能够借助自身的强大集体力量去激励各社会集团的反威权政体的立场。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从根本上取决于自身的集体力量，它阻止了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同统治集团结盟的行为，巩固了支持民主政治的阶级联盟。
将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关系置于统治集团的影响之下，从而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界定为间接性质的、非决定性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冲突的政治理论。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指出：“当多个全国性精英集团在他们争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被迫吸收非精英的盟友时，选举民主才得以发展。尽管大众力量经常把选举权作为他们向精英提供支持的交换条件，民主通常只是大众提出的众多需求中的一项。精英们向大众提供选举权时，有时伴随着公民自由和社会福利，有时则用来取代公民自由和社会福利。精英们以此来应对政治冲突产生的各种紧急情况。”
精英冲突的政治理论在解释民主政治形成时，不仅否定了工人阶级作为中坚力量的可能性，而且怀疑工人阶级是否支持民主政治。
精英冲突的政治理论对于工人阶级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作用的否定，实际上是同精英民主理论高度一致的。否定工人阶级的作用，就是质疑选举权在民主政治中的基础性地位，将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简单的对立了起来。这样的理论倾向遭到了强力反驳，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就指出，“工人阶级是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取到民主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资产阶级最初抵制工人阶级的民主诉求，但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下最终做出了妥协。”
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在分析民主转型时也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对于转型中政体的最大挑战，来自初次获得或者重新获得开展集体行动权利的工人阶级。”
奥唐奈和施密特实际上是在强调工人阶级发挥了给予威权政体致命一击的作用，这种认识同瑟伯恩主张的“工人阶级在民主形成的最后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科利尔夫妇(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在研究拉丁美洲民主转型时发现，工人阶级在走向民主政治的长期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在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或民主政治形成的某个时刻，工人阶级甚至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科利尔夫妇指出：国家推行的将劳工运动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政策，“既起到了控制劳工运动和动员劳工的政治支持的作用，又对随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人阶级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坚力量塑造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舞台。”
这里所谓的“塑造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舞台”实际上就是指塑造了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茹思·科利尔(Ruth Berins Collier)指出：“大众民主作为一种建立在大众政治参与基础上的具有广泛政治吸纳的选举政体，是同工业化进程、无产阶级的形成、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成工会和政党等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的案例非常自然地将民主政治的形成归因于工人阶级的集体压力，最近的政体变迁同样提出了工人阶级与民主转型之间关系的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工人阶级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指工人阶级与代表它们的政治精英的共同作用。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和斯蒂芬森夫妇(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Stephens)同样认为工人阶级带来了民主政治。他们写道：“把民主推上历史日程，并且决定了民主政治发展前景的，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围绕国家权力所展开的斗争，而非任何其他因素。”
这里的被统治阶级就是指工人阶级，只有当工人阶级的力量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强大起来，进而使得支持力量压过了反对力量时，民主政治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削弱了地主阶级，同时增强了工人阶级以及其他从属阶级的力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各自的政治立场表明，在排除了资产阶级的干扰而非源自资产阶级的支持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带来了民主的压力。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发展矛盾本质的产物，这必然导致具备自我组织能力的从属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
民主政治的形成是阶级力量均势的结果，工人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使支持民主政治的力量强大起来，同时这种力量能够使资产阶级虽不支持但也不反对民主政治，有利于民主政治的阶级力量均势就出现了。
如果说工人阶级是民主政治形成的中坚力量，那么为何工人阶级会支持民主政治？归结起来看，工人阶级支持民主政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与集体力量。其中，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使工人阶级形成了支持民主政治的意愿，而集体力量则提供了工人阶级支持民主政治形成的足够能力。
首先，在民主政治形成之前，工人阶级是作为被统治阶级而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否定，实际上是将工人阶级压制到了一种低贱的政治地位上，如李普塞特所言，“对工人选举权的抑制经常成为工人作为被压迫的和低贱的集团地位的标志”
。而在民主政治之下，由于工人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利，因此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政治制度不是简单地决定再分配的程度或谁从当今政策受益，它们也发挥着调节政治权力的未来分配的作用。在民主国家，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因而有比在非民主政体中更大的权力，不论是在现在还是未来。”
由于工人阶级在规模上的优势，其在民主政治中将获得重大的政治利益。
其次，民主政治能够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在民主政治形成之前，由于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工人阶级失去了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度性渠道，因此基本上受制于市场力量的支配。市场力量要将工人阶级变成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才能赚取生活资料的商品，因此极大地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引发了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反抗。这是工人阶级发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其目的在于借助保护性立法来限制市场力量的破坏效应。
社会保护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工人阶级获得了制度性的影响公共政策的政治权利，民主政治也就在工人阶级争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形成了。工人阶级在民主政治中能够借助政治权利的行使来争取社会权利，进而实现改善经济利益的目的。卡莱斯·鲍什(Carles Boix)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研究表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比如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得到了实现，因此“民主政府下公共部门发展迅速”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能够预期自身将在民主政治中改善经济利益。
近年来，诸城市将造林绿化、美化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绿满城乡五大行动，鼓励工商资本下乡造绿，持续发力经济林基地建设，促进乡村振兴。2017年，诸城拥有林地面积45万亩，林木覆盖率、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9.8%和44.6%。该市扎实推进绿满城乡五大行动，规划布局了300多个造林绿化项目，注重发挥工商资本在资金、技术、管理、人力要素的优势，示范引领特色经济林向规模化发展。
最后，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非常强大，因而提供了推动民主政治形成的能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就认为：“在政治领域异军突起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危险社群，是新生无产阶级，其数量因20年的工业化而壮大。”
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将工人阶级集中到了工厂和城镇之中，极大地方便了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与组织，不断改善的交通和通讯技术，促进了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组织化，在政党和工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不断积累了运用自身集体力量的政治经验。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由于形成于政治体制之外故而具有革命倾向，它强大到足以打破保守势力控制国家权力的局面，它是改变阶级力量对比从而形成支持民主政治的“阶级力量均势”的关键变量。
民主政治、社会阶级与利益权衡
西蒙·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张华青等译，竺乾威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238页。
民主政治下的再分配政策是社会阶级进行利益权衡的基础，所谓利益权衡无非是社会阶级对于自身利益得失的通盘计算，利益所得主要表现为再分配政策提供的利益，而利益所失则主要表现为税收政策带来的损失。社会阶级的利益均衡能够最终决定自己对于民主政治的立场，如果一个社会阶级在民主政治下最终提升了利益，那么它将支持民主政治，而如果一个社会阶级在民主政治下最终损失了利益，那么它很可能敌视民主政治。当然，立场相近的社会阶级将寻求利益妥协，从而联合起来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施加影响，如果在民主政治中能够获益的阶级力量占据上风，那么民主政治就能够形成。
资产阶级不是民主政治的坚定支持者，它更多的时候是民主政治的反对者，但同时要注意到的情况是“资产阶级是易变与平和得多的反民主力量”
。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在于确立能够保护和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产权制度、契约制度与司法制度，限制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除非国家的干预有利于资产阶级。除此之外，资产阶级在反对工人阶级时也有着共同利益，因为工人阶级的集体组织将赋予占据了规模优势的工人阶级很大的影响力。鲁施迈耶等学者认为，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一个集中并且仅仅关注正式和普遍性制度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其自我限定的范围之内是自由的，并保障个人自由。但是这个国家不可能十分民主，因为它不可能对以下利益做出回应，这些利益有悖于自由主义法律和国家官僚制度的形式主义要求，并与市场的无情运行相违背。”
换言之，资产阶级要求的是一个有效促进资本积累的国家，而非一个在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推行再分配政策的国家。
再分配政策的基础在于税收，而资产阶级是税收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再分配政策就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格格不入。再分配政策的动力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而民主政治正好赋予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影响再分配政策的制度化渠道。戴维·布莱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指出，在西欧国家的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反对平等的、无记名的投票权。
杰夫·伊利(Geoff Eley)的历史研究同样证实了资产阶级反对民主政治的立场，“对进一步‘议会化’的无动于衷，主要不是由威权主义的‘前工业传统’导致的，反而是资产阶级在深化议会改革必然导致左派优势的情况下对利益的理性计算决定的。”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反对民主政治的立场主要根源于民主政治增加了再分配政策的动力。
色谱柱：HP-1701型石英毛细管柱(30 m×0.25 mm×0.25μm)；色谱柱升温程序：50℃保持1 min，20℃/min升至200℃保持1 min，5℃/min升至230℃保持5 min，5℃/min升至260℃保持10 min；进样口温度：290℃；检测器温度：300℃；载气、辅助气：均为氮气，纯度为99.999%，载气流速为3 mL/min；进样方式：不分流进样；进样量：1μL。
取5个干净的坩埚置于1 000℃的马弗炉中分别灼烧20 min、30 min、40 min后于干燥器中冷却30 min至室温称重，结果见表2。
但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也会从反对民主政治转变成中间立场。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的调整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受到其他社会阶级的影响，“社会阶级对于民主政治的立场，无法脱离在历史形势中所有其他社会阶级的立场来孤立地解释。”
如果中产阶级能够制约工人阶级对于激进再分配政策的诉求，那么资产阶级不至于在民主政治中损失过重，故而能够转变其反民主的立场。其次，是受到资产类型变化的影响。如果资产阶级持有的是流动性强的资本，那么资产阶级就具有很强的逃避高税率的跨国转移能力，这就同样起到了限制推行激进再分配政策的愿望的作用，于是资产阶级对待民主的态度也会趋于缓和。最后，是受到政治力量对比的影响。如果工人阶级能够在政党的领导下结成强大的集体力量，那么资产阶级鉴于革命爆发的可能性以及革命之后可能发生的对于自身财产的剥夺，很可能寻求同工人阶级达成利益妥协。而且，如果工人阶级能够同中产阶级组成联盟，那么支持民主政治的力量将足以在资产阶级寻求军队帮助的情况下占据优势，这时资产阶级只能对民主采取容忍态度。
中产阶级同样不是民主政治的坚定支持者，它对民主政治的态度从整体上看是模棱两可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在分析个人选择与集体理性之间关系时指出：“如果消费者的价值观可以用相当多样的个人排序来代表，那么‘投票者主权’的信条与‘集体理性’是不相容的。”
换言之，即使在个人具有良好理性的情况之下，也不可能通过加总个人偏好的方式来得出最佳公共政策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民主政治中，关于什么是最佳决策的答案是不清楚的，因此民主政治下必然存在着赢家和输家。并且，由于中产阶级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格局之中占据的是中间位置，所以中产阶级很难直接通过自身的经济地位计算出自己的利益得失。中产阶级只有将自身的经济地位同其他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行比较，才能清楚自身在民主政治下的利益得失。
在经济不平等的格局中，如果中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小于同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那么中产阶级将和资产阶级共同承担再分配政策的经济成本。在此情况之下，中产阶级将采取反对民主政治的立场，特别是当中产阶级的规模比较小的时候，中产阶级特别愿意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对民主政治的阶级同盟。如果中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大于它同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那么中产阶级将和工人阶级共享再分配政策的益处，税收主要由资产阶级承担，这时中产阶级会倾向于民主政治。如果此时资产阶级能够得到军队的支持，同时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阶级联盟未能足以压倒资产阶级与军队的联盟，那么中产阶级很可能背离它与工人阶级的联盟。在进行镇压时，“如果富人拉拢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会十分乐意加入，相对于威权制和普选制，中产阶级更愿意选择有限的民主制。”
所谓有限的民主制就是容纳了中产阶级政治权利的自由寡头政治。
鲍什指出，“中产阶级并不是穷人的‘天然’盟友。从纯粹再分配的角度看，在大多数情况下，有限的民主制是中产阶级的优势策略。”
要将中产阶级的立场转化到“完全的民主制”，就必须考虑到阶级力量的对比状况。在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同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接近，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小于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亲民主的立场必须得到工人阶级集体力量的支撑才能坚定下来。如果工人阶级掌握了重要的政治资源，那么工人阶级就能够凝聚成为力量强大的集体行动者，此时工人阶级的力量将使中产阶级对于民主政治的前景更为乐观，从而在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形成支持民主政治的联盟。由于中产阶级坚定了支持民主政治的立场，因此它能够缓和工人阶级对于再分配政策的激进态度，这就意味着中产阶级“通过保证民主不会十分仇富，劝阻富人实行镇压或发动政变，充当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缓冲器。”
只有在此种情形之下，中产阶级才是民主政治的关键支持者。
工人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坚定支持者。在经济不平等的格局之中占据了贫穷者的位置，这就意味着再分配政策的成本将主要由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承担，而工人阶级则主要是再分配政策的受益者。很显然，一旦工人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利，那么工人阶级势必利用选票规模上的优势来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再分配政策，其中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但是，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考虑到“政治上的可行性”原则。
就工人阶级而言，民主政治中的再分配政策必须照顾到同中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的需要，同时也要照顾到缓和资产阶级反对民主政治立场的需要，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在民主政治中追求恰当的利益。其实，工人阶级作为民主政治的坚定支持者，集中体现在它能否在民主政治中界定和维护恰当的利益。
界定和维护恰当的利益是一个阶级利益的社会建构过程，所谓阶级利益的社会建构就是指借助组织化手段将阶级成员的普通诉求整合成为同环境相适应的共同利益。代表阶级利益的组织是进行阶级利益的社会建构的关键所在，“形塑阶级利益的社会建构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组织化过程本身”
。霍布斯鲍姆在总结大宪章运动的成败时就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运动是软弱的，因而对于统治集团来说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威胁，宪章运动分子完全不知道，在“没有办法改变议会的想法时，他们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这就是说宪章运动的失败主要在于工人阶级不知自身的利益何在，尚未完成阶级利益的社会建构。宪章运动是由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联合发起的争取政治权利的政治运动，由于工人阶级没有实现阶级利益的社会建构，因此中产阶级抛弃了工人阶级独自争取到了政治权利。只要工人阶级不能实现阶级利益的社会建构，就不能发挥出推动民主政治形成的关键作用，只有当工人阶级获得了组织化手段，才能完成阶级利益的社会建构。
阶级组织、政治联盟与民主政治
工人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坚定支持力量，但仅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不足以决定民主政治的形成。只有以工人阶级为中坚力量、并且以中产阶级为同盟者的政治联盟，才是最终推动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性力量。然而，阶级之间的政治联盟必须以组织化为前提，因为只有当政党等现代组织成为阶级的政治代表时，阶级的阶级利益才能实现社会建构，同样只有在政党领导阶级的情况下，不同阶级才能在利益妥协的基础上实现政治联盟。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同中产阶级结盟，其实也是工人阶级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种重要方式。
当我们谈论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就是指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瓦伦苏拉(J.Samuel Valenzuela)正确地指出，作为政治中集体行动者的工人阶级，就是指工人阶级不同一般的动员能力、组织网络、共同利益以及集体身份认同。
茹思·科利尔同样认为工人阶级是一个集体概念，“是有着团结意识、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目的在内的集体行动者。而团结意识和集体认同是在政治参与的行动中共同建构出来的……一般情况下，它以组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讨论工人阶级及其支持民主政治的行动者时，指的是在工人阶级政党或者工会领导下的组织化的工人阶级。”
可以说，当工人阶级进入政治学理论的视野时，就是作为集体行动者而出现的，因而进入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就是组织化的工人阶级。
立足民主政治形成过程的一般经验，可以将工人阶级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政治破坏、政治领导和政治建设。首先，工人阶级充当了威权政体的破坏者，它以政治破坏的方式动摇了统治集团的政治统治。威权政体是以将广大普通民众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作为主要特征的，而工人阶级则是被政治排斥的规模最大的社会集团，这种政治上低人一等的地位激起了工人阶级持续不断的集体抗争。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将给威权政体造成合法性问题，正如茹思·科利尔指出的那样，“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工人阶级的行动从最开始就阻击了威权政体的巩固”
。如果一种政治体制引发了规模巨大的集体抗争，那么这种政治体制就很难巩固下来，而难以巩固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就是合法性不足的政治体制。如果统治集团选择镇压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那么最终结果是引发更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直至导致统治崩溃；如果统治集团选择妥协，那么最终结果则是启动了政治转型过程。
本迪克斯的观点得到了斯坦因·罗坎的响应。罗坎认为民主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在一种蓝图指引下开展的有意识的斗争所导致的结果，民主政治更多的是统治精英出于其他目的而造成的附带后果。罗坎写道：“将选举权扩大到工人阶级的决定，并非是对底层人民政治压力的回应；这种决定经常是上层精英为了争夺政治上的影响和为了扩大完整的国家权力机构的基础而开展的深思熟虑的行动产物。”
不言而喻，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利将增强现代国家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而增强现代国家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恰是统治集团的利益所在。因此，授予工人阶级以政治权利就是国家建设的资源，民主政治的形成是国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最后，工人阶级是民主体制设计方案的建设者。由于工人阶级巩固了支持民主政治的阶级联盟，从而击败了威权政体统治集团控制政治转型方向的企图，因此，在威权政体谢幕之后的民主政治体制设计过程中，工人阶级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建设者。工人阶级关于民主政治体制的设计方案根源于它坚定的民主立场，这就是必须实现广泛的、平等的政治权利。科利尔的研究发现，工人阶级占据了民主体制设计过程中的主要协商者的角色，而且伴随着工人阶级进入民主体制，民主体制必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竞争性。
当然，工人阶级关于民主体制的设计方案可能超出了其他阶级的接受程度，基于政治结盟的考量，工人阶级将与同盟者达成政治妥协，而一旦民主体制得到了建立，工人阶级就会推动民主体制进一步巩固。
Stein Rokkan, Citizens ,Elections ,Parties ,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0, p.31.
④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No.1,Vol.53(1959), pp.69-105.
工人阶级同中产阶级结成的政治联盟其实是一种人际信任网络，是一种组织化形态的、高程度的信任网络，否则它不足以支撑民主政治。如同马克·沃伦(Mark Warren)所言，民主政治需要更大程度的信任。因为民主政治将利益冲突、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努力结合在一起，然而利益冲突引发的纠纷、集体行动标明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界限、公共政策在实现社会集团利益上的不平等，都会对支持民主政治的信任网络产生伤害。
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政治结盟是建立在组织基础上的双层信任网络，所谓组织化就是指结盟是由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党、工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实现的，所谓双层政治信任是指，在社会阶级内部结成了普通成员与精英之间的组织化信任网络，同时在社会阶级之间借助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结成了组织化信任网络。组织化信任网络将精英与大众结合在一起，不仅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提高了达成妥协性共识的可能性，因此它通过建构巩固的政治联盟从而对民主政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2000年，世纪之交这个秋冬季节，我在参加单位组织的一次支农采拾棉花回家途中，所乘坐拉运棉包的车辆由于侧翻冲进路边的排渠，在那次事故中，爱人永远地离开了我，而我也造成了胯关节骨折，尾骨骨折。期间，我在医院平躺了一个月方才出院，又在家休养了近10个月才上班，后来我在单位成为了一名门卫。那年，女儿年仅十岁。
结 论
民主政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并不能直接决定民主政治的形成，决定民主政治形成的力量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支持者，它最多不反对民主政治；中产阶级亦非民主政治的坚定支持者，它对于民主政治秉持模棱两可的立场；唯有工人阶级才是民主政治的坚定支持者，它在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对于民主政治的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在民主政治中的利益得失，获益的阶级将会支持民主政治，受损的阶级自然反对民主政治。工人阶级由于在民主政治中获益最多，因此成为支持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总结而言，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集中表述为，工人阶级通过同中产阶级结成巩固的政治联盟，进而使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能够在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中坚作用，最终将工人阶级支持民主政治的立场变成了政治现实。
全球炼油业发展趋势——来自“第116届美国燃料与石油化工生产商（AFPM）会议”的主要观点 朱庆云，等 5 27
①②③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28、439、439页。
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是冲垮威权政体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想满足政治联盟的第一个条件，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就必须强大，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形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和工会。在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尚未足够强大的情况下，如果中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并使其成了主导者，那么政治结盟也可能形成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民主政治，只不过“工人阶级的相对弱小使民主政权的巩固成了棘手问题”
。要想满足政治结盟的第二个条件，工人阶级就必须放弃激进的再分配政策主张，转而接受温和的再分配政策主张，而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其实是中产阶级的主张。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只有温和的再分配政策才能保证中产阶级在民主政治中改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才能够缓解资产阶级对于民主政治的恐惧转而放弃镇压工人阶级的行动，于是反对民主政治的力量就会削弱。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政治结盟，使中产阶级克服了集体力量弱于工人阶级所造成的问题，从而提升了中产阶级在政治联盟中的地位。
⑤西蒙·李普塞特：《政治人》，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39页。
⑥⑦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士·罗宾逊：《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马春文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8、225、17、226页。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274页。
赵集手忙脚乱，说：“做做，今儿喝肉汤的人多。”从筐里拎出几根猪腿棒子，搁墩案上，举起斧头，砰、砰砍，骨渣飞溅。
⑩Joe Foweraker, “Popular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Ian Budge and David McKay eds., Developing Democracy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218-219.
Ruth Berins Collier, 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 p.15, p.111, p.165, p.194.
对于经济发展指标，实证检验中通常采用人均收入水平，但Stern[13]认为，收入不是均匀分布的，收入高出人均水平的人远远少于人均水平的人，因此，不应用人均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变量，而应采用收入水平的中位数。
在溶出时间为60 min、液固比为2.51、溶出温度为60 ℃ 的条件下，考察搅拌强度对铁溶出率的影响，结果如图4所示。
虽然工人阶级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能够发挥政治破坏、政治领导以及政治建设的作用，但是仅凭工人阶级是不可能推动民主政治形成的。就规模而言，工人阶级确实是最大的，但是工人阶级很少能够在规模上超过全体选民的半数。显而易见，在推动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工人阶级需要建立支持民主的政治联盟。多个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动是民主政治形成过程的基本经验，可以说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多个阶级的联合工程”。在支持民主政治的政治联盟中，工人阶级因其坚定的民主立场和强大的集体力量成为中坚力量，而中产阶级则是不可或缺的同盟者。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形成巩固的政治联盟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结盟之后的力量要强大到足以超过反对民主的力量，否则中产阶级将因为对民主政治的前景缺乏信心，从而放弃同工人阶级结盟；第二个条件是中产阶级能够清楚地知道它的利益将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改善，否则中产阶级将选择加入资产阶级的阵营，从而支持有限的民主政治即扩大的自由寡头制。
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郦菁、张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114页。
Goran Therborn, “The Travail ofLatin American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 Vol.113-114(1979), p.80.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1986, p.55.
Goran Therborn,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 Vol.103(1977), pp.3-41.
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45.
Reinhard Bendix, Nation -Building &Citizenship ，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4, pp.80-87, p.97.
以上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课程整合的貌合神离。所谓貌合神离，是指课程整合流于表象，专注于技术，聚焦于课时打通，与学校的整合初衷背离。表面上看学校做了许多整合探索，百花齐放，花团锦簇，实质上由于缺乏可行性研究与论证，整合为筐，什么都往里装，你也做整合，我也做整合，你也是整合，我也是整合，如此而已，皆大欢喜。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n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Democrac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47, p.271, p.50, p.61, p.61, p.61, p.54, p.302, p.184.
不同的社会阶级对于民主政治的立场是不同的，民主政治的形成并不以所有社会阶级对于民主政治持肯定态度为前提。事实上，社会各阶级对于民主政治的立场往往是针锋相对的，甚至同一个社会阶级在不同形势下对于民主政治的立场也会变化。社会阶级究竟对民主政治采取怎样的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主政治对自身的利益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鲍什认为“政治制度的选择是由该政权下公民收入分配的结果决定的。我们知道每种政治制度都是某一社会通过整合个体偏好继而实现经济资产理想分配的特定机制，所有政治参与者都拥有相应的适当策略以保障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制度，即实现各自福利的最大化。获利最少的个体会支持民主制，因为民主制给予其重新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再分配机制的机会。与之相反，在民主之下收入会受损的富裕公民则青睐只有富人拥有投票权的宪政结构。”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卡莱斯·鲍什：《民主与再分配》，熊洁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188、158、39、43页。
看到这，江帆愤怒地说：“你老公趁人之危，太狠了！”刘珊珊却说：“他平时就这性格，是你老婆太多情。她看病期间，你干吗去了？”江帆忆起，当时他担心妻子得了癌症，急坏了，可他忙于工程，吴霞几次去大医院检查，他都没有去。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检查结果时，他正忙，就对妻子说：“没事就好！我正忙着呢，回家聊。”一会儿吴霞给他发来条短信：“哼，你不宝贝我，有人宝贝我！”江帆以为妻子闹小性子，一笑置之。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
David Blackbourn, “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 Reappraising German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Divid Blackbourn eds.,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y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84.
Geoff Eley, “The British Model and the Germany Road: Rethinking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Before 1914”, in Divid Blackbourn eds.,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y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54.
肯尼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丁建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68-69页。
Dimitri Landa and Ethan Kapstein, “Inequality, Growth and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 No.2, Vol.53(2001), pp.289-295.
人和的思想融入到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中，对手不是一直处于与自己对立的位置，有时候对手恰好是能保证企业常青的动力。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非凡小人物》，蔡宜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8-89页。
J. Samuel Valenzuela, “Labor Movements in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s , No.4, Vol.21(1989), pp.445-472.
沈小小是在第二年暮春分娩的，是个大胖小子，李家高兴得不得了，整整摆了三天的流水席。而沈小小却在盘算，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她准备满月后就把孩子偷偷交还给张满春，这是他的骨肉，不能让他在这充满霉味的天井屋里久留。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那个血性的男人。
Mark Warren, Democracy and Trust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311.
作者简介： 汪仕凯，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wangsky0615@126.com。上海，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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