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对社交媒体上谣言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谣言论文,社交论文,态度论文,因素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从Web 1.0时代的论坛、社区，到Web 2.0时代的微博、人人，中国社交媒体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世界的潮流。2012年，麦肯锡发布的调研报告称中国的社交媒体用户量已达3亿，这相当于每5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在使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突破了传统网络交流的静态局面，实现了个体之间的动态链接，每一个用户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这使得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传播具有极高的效率。然而，互动高效的信息传播特点也为社交媒体上谣言的泛滥提供了温床，谣言的危害性也迅速提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国社交媒体主要使用群体之一的大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面对社交媒体谣言时的态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宏观层面上的网络谣言，而中观层面上对社交媒体谣言的针对性研究较少。网络谣言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交媒体，而谣言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具有其特有的传播特性。本文在过去对网络谣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大学生群体面对社交媒体谣言的态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进一步细致地研究了社交媒体谣言的传播特点，为社交媒体谣言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主要研究问题有两个：一是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中言论的相信程度，可作为推测社交媒体中谣言可能被大学生相信的概率的依据；二是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上言论的态度，包括相信程度的影响因素、言论对自身的影响等。这两个问题也是调查问卷的主体部分。
二、文献探讨
（一）对于谣言的研究
总体来看，国外对于谣言的研究较为成熟：从早期的理论性研究，到近代倾向于实证研究，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体系。相对来说国内对于谣言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集中在网络谣言研究。
1.对谣言的产生及发展的研究
国外谣言研究的奠基之作是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与波斯曼1947年所著的《谣言心理学》。奥尔波特在战争时期谣言的实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并对谣言的强度公式：R=i×a进行了探讨说明（影响谣言的传播强度的两大因素，一是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二是该主题证据的含糊性）。[1]
2004年出版了由德国学者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所著的《谣言女神》，作者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神话传说、名家著作等大量史料及文化现象的分析，描绘了谣言的具象“形象”，及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他将谣言所在的社会历史背景与谣言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认为谣言只有放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中才能显出真实面目。[2]
2.谣言传播机制研究
上世纪60年代，学术界逐渐出现了对于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现有的谣言传播模型很大程度借鉴了传染病模型。比较典型的传染病传播模型有SIR模型、SIS模型等（SIR模型一易染群体被感染后恢复健康并具有免疫性；SIS模型一易染群体被感染后又返回到易染状态）。Daley和Kendall提出了谣言传播的数学模型，通过随机过程的方法来分析谣言问题，该模型被称为D-K模型。在此基础上，Maki和Thomson M以及Murray相继利用数学模型对谣言进行了研究。由于基于数学的谣言模型对谣言传播过程的描述并非直观描述，其传播环节可以用数学模型表示，但不可求解，因此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分析。[3]
国内方面，蔡静的《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一书属于国内对谣言传播研究比较成熟的成果。作者从传播学的视角，以流言的产生、传播和消失为经线，以流言的信息和意见双重属性为纬线，将流言在社会传播过程中的全貌研究定向为谣言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对中国社会转型下谣言传播研究有着特殊意义。[4]
对于谣言传播的研究，我国学者强调将研究背景放在社会的转型现实和当前的媒介格局中，如张婷婷的《公共危机中流言内容变形的心理因素探析》、陈万环的《当前社会流言的传播与控制》等。同时，国内的谣言传播研究比较零散，更多的研究直接以单个事件的分析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将谣言传播研究放在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中。陈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研究——以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为例》、欧颖峰的《危机事态中流言传播与控制——以湖南凤桥村“买码”流言为例》等，均直接将事件作为研究蓝本。谣言的传播在事件的发展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并且其影响覆盖于事态的全过程。
3.网络谣言研究
2010年卡斯·R·桑坦斯出版的《谣言》一书，正是在网络时代对谣言传播的新认识。桑坦斯认为，防止网络时代越来越容易被引爆的谣言，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摸清散布谣言者的心理和谣言的传播机制。在这本书里，“信息流爆”和“群体极化”是两个核心概念。（“信息流爆”是指大量谣言的散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获悉谣言内容，意见也越来越趋同。“群体极化”是指谣言落地生根的过程。当人们聚染在一起，发生信息交换后人们已有的观念会被强化。）[5]
《网络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中提出网络谣言的定义是：“在网络这一特定的环境下，网络使用实体以特定的方式传播的，对网民感兴趣的事物、时间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另外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网络谣言具有传播方式多样性，重复力量大、匿名性强，往往与真相并行传播且具有人际传播的特点。[6]
岳健能在《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及国内外研究综述》一文中从网络谣言的生成、评估、传播、控制四个阶段出发，就网络谣言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接受者、传播效果等进行了探讨。[7]王继先在《互联网谣言传播的控制与辟谣研究》中提出了“钝化”概念（谣言在网络环境下传播的过程中呈现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复杂的衰弱现象），认为出现钝化的主要原因是媒体的公信力问题、信息过载与信息驻留的短期化和浅表性等。[8]
《网络谣言真实性研究》一文对于网络谣言的真实性进行了研究分析。作者认为网络谣言能够反映出真实的集体记忆及深层舆论，从另一种层面来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公众在网络谣言流传过程当中所采取的积极姿态，除了智力、人格等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因为自我保护的焦虑，或者是对于社会重大事件和问题的关心而表现出的对于事实真相的渴求。[9]
4.谣言的控制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对于谣言影响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基调，即对“谣言”的根本定性就是否定的，谣言就是虚假的信息。对谣言研究的最终趋向大多归于对谣言传播的控制方法，从而将理论上升至政府对网络舆论的监督与引导。例如胡献忠的论文《虚拟社会的秩序与管理——从微博谣言说起》认为，虚拟网络中的现象和问题一般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应该把虚拟社会管理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同时加快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秩序，建立网络互信。
（二）社交媒体中的谣言传播
国外对社交媒体中谣言传播研究的较少。2010年，美国布法罗大学三位学者以海地地震为例，分析了社交媒体的典型代表Twitter中有关海地地震的大量数据，从中探寻谣言的传播动力学模型，他们得出结论：焦虑和不确定性是加速谣言在社交媒体传播的两个重要因素，当大量的和确定的高质量信息传播开来时，会缓解社交媒体中的焦虑感并有效控制谣言。
国内对社交媒体中谣言传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社交媒体的典型代表微博为例研究微博谣言的传播，集中于定性分析；二是研究社交媒体中谣言传播的模型，偏定量分析。后者例如上海大学六位学者对一个名为Live Journal的在线社交博客的研究，通过数学模型和数值解的模型来分析谣言传播的影响因素，如平均程度，遗忘率和令人窒息的速度。
研究者认为微博谣言作为一种新型网络谣言，具有与其他网络谣言不同的产生方式和演化机理。在应对微博谣言的策略性研究中，《微博谣言传播与辟谣方式研究》根据“R≈i×a”公式提出，事件的重要程度（i）难以控制，而模糊程度（a）就成为了突破口，这正是需要官方不断改进辟谣方式，提高信息透明程度。《微博谣言防控措施研究》认为在微博这一平台上，谣言与辟谣是一场赛跑，辟谣的开展可以借鉴谣言的传播方式，以节点式传播展开。另外，许多学者提出对于谣言不能按照传统的态度一味打压或是管控，透过谣言看到其背后的大众民意，真正从根源解决谣言中蕴含的社会矛盾，才是消除谣言传播最根本的方法。
（三）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的接触情况
现有关于大学生对网络谣言的态度方面研究相对较少，而大学生与社交媒体或自媒体的研究相对丰富。这两方面的研究要点汇集如下：
1.大学生使用自媒体现状调查结论
（1）智能手机在大学生中使用率极高；
（2）过半大学生成为手机网民；
（3）近半大学生不愿意用实名注册社交网站；
（4）低年级大学生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使用主体；
（5）多数大学生对自媒体工具依赖心理较强。
2.大学生与社交网络的态度及对社交网络上信息的态度调查结果
在罗列出的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搜狐微博等20个社交网络平台里，有50%的调查对象用过QQ空间，38%的人用过人人网，29%的人用过腾讯微博，28%的人用过新浪微博。此外豆瓣、朋友网、百度贴吧、百度空间、MSN使用过的人数较少，不到调查人数的10%。使用搜狐和网易微博的人数最少。
大学生在使用社交网络时，必做的事情中选择最多的是浏览熟人信息，有206位；其次是围观有趣文字、图片和视频，有177位；再次是浏览新闻时事，有149位。
此外，有57%的同学认为社交网络公开传播的信息大部分还是可信的；29%的同学则认为社交网络公开传播的信息可信度一般。
3.大学生传播网络谣言的诱因分析
（1）价值观冲突弱化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2）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大学生散布谣言提供了诸多方便。
（3）在畸形的自我表现欲和发表欲驱动下随意发帖。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及研究过程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运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市26所211大学中随机抽取5所样本学校（中央财经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再在每一所大学中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发放问卷。
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样本基本情况的调查，包括年龄，学校，专业等；第二部分是样本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调查；第三部分是社交媒体谣言的相信程度调查；第四部分是对社交媒体谣言态度的调查。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主要为一般性的统计描述和数据相关性分析。一般性的统计描述主要包括：参与调查的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类型、使用时间、使用目的等。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尽量客观全面地描述调查结果，这些分析将有助于对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一般性的现状描述和统计性描述的基础上，对两个或多个相关性的变量元素进行交叉分析，以大学生面对社交媒体谣言的态度作为因变量，以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探究谣言发布者、发布谣言的媒体类型、转发次数等因素是否会影响到大学生对社交媒体谣言的态度。
（二）研究问题
根据文献探讨和研究工具，本研究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研究问题一：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的基本情况如何？
研究问题二：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中不同类型谣言的相信程度如何？
研究问题三：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中谣言的相信程度受哪些因素影响？
研究问题四：大学生是否会核实社交媒体中的言论？
研究问题五：大学生是否会受到社交媒体中谣言的影响？
研究问题六：大学生的性别与上述问题之间的关系为何？
研究问题七：大学生的专业与上述问题之间的关系为何？
四、数据分析
本次研究在北京市“211”大学中随机抽取了5个学校，8个专业，共收回了345份有效问卷。这些大学生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89份，占25.8%）、北京航空航天大学（81份，占23.5%）、中央财经大学（78份，占22.6%）、北京大学（51份，占14.8%）、中国人民大学（46份，占13.3%）五个学校。其中，男生有171人参与问卷调查，占49.6%，女生有174人参与调查，占50.4%，研究中的男女比例基本接近1:1。涉及的八个专业包括经济学（79份，占22.9%）、理学（72份，占20.9%）、文学（71份，占20.6%）、医学（44份，占12.8%）、工学（34份，占9.9%）、管理学（23份，占6.7%）、法学（21份，占6.1%）、哲学（1份，0.3%）。
研究问题一探究的是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的基本情况。结果显示，目前大学生最常使用的社交媒体是微信，在接受问卷调查的345人中，有105人最常使用微信，占总数的31.3%，人人网和微博分别以20.2%和16.1%的比例居于第二、三位。而最常使用豆瓣网的大学生比例最低，只有3.6%。72.8%的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超过24个月，18.3%的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已12-24个月，共有91.2%的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超过一年。在社交媒体每天使用时间方面，有46.6%的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1-3小时，37.7%的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1小时以下，每天使用时间3-5小时的比例为11.1%，还有5%的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超过5个小时。而在使用社交媒体所进行的活动中，87%的大学生把浏览作为首要的活动，26.6%的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最频繁的第二项活动是评论，而转发是大学生进行的第三项活动，占17.4%。
研究问题二探究的是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中不同类型的谣言相信程度。我们列出了2013年中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10条谣言，包括军事、政治、科技、社会生活等方面，10条谣言均有超过20%的人看过，其中4条超过50%的调查对象在社交媒体上看过。而传播最广的是“美国监听我国无线通讯”的谣言，有66.6%的大学生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笔者使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是否相信该言论”的态度调查，将“十分相信”记为7，“十分不相信”记为1。可以看到，有7条谣言大学生在第一次看到时的相信均值在4-5之间，也就是处于“一般”和“有点相信”之间；有2条谣言的均值处于3-4之间，接近4；有1条处于5-6之间。可以看出，大学生对这些谣言总体偏向于相信。
研究问题三探究的是影响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中言论相信程度的因素。我们列出了10项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信息内容、媒介类型、消息来源、转发次数、点赞次数、点击或浏览次数、网友评论数量、网友评论内容、在不同媒介上出现次数和发布信息的用户数量。被选择次数最多的三项分别是“消息来源”、“信息内容”和“媒介类型”，选择次数分别是268、253和220，占样本总数的77.7%、73.3%和63.8%，均超过了半数。可见在大学生中，对社交媒体上言论的相信程度影响最大的是消息来源和信息内容，其次是媒介类型。除“其他”外，被选择次数最少的选项是“网友评论数量”、“点赞次数”和“发布信息的用户数量”，选择次数分别是46、41和41，占样本总数的13.3%、11.9%和11.9%。可见网友评论数量、点赞次数和发布信息的用户数量对于大学生对社交媒体言论相信程度的影响最小。
同时，我们设计了李克特量表来探究发布信息的社交媒体类型和发布者类型对于大学生相信程度的影响，将“十分相信”记为7，“十分不相信”记为1，总体的均值大于4的代表着偏向于相信，小于4的偏向于不相信。调查显示，在社交媒体类型方面，微博的信息被人相信的程度最高（均值为4.44），其次是豆瓣网（均值为4.27）。被相信程度最低的是QQ空间（均值为3.77）。在7种明确列出的媒介类型中，微博、豆瓣、微信、人人网四种媒介的相信程度均值在4以上，说明大学生对这四种媒介上的信息倾向于相信；而各大论坛、贴吧、QQ空间的均值小于4，说明大学生对这三种媒介上的信息倾向于不相信。而在发布者类型方面，传统媒体官方账号发布的信息被人相信的程度最高（均值为5.06），其次是政府部门官方账号（均值为5.03）。被相信程度最低的信息发布者是草根陌生人（均值为3.52），其他7种信息发布者所发布信息的相信程度均值均在4以上。说明大学生对这对除了草根陌生人之外的人发布的信息均偏向于相信。
除此之外，研究中使用单项选择题调查点击浏览和转发次数是否会影响大学生对于言论的相信程度。在回答该问题的342人中，有64.9%的大学生认为点击浏览次数对于他们是否相信言论没有影响，有63.7%认为转发次数对于他们是否相信该言论没有影响。可见，半数以上大学生不会因为言论是否被多次点击浏览或转发，而改变自己对于该信息的相信程度。
研究问题四探究的是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中言论是否会进行核实。同样使用李克特量表，将“总是会”记为5，“几乎不会”记为1。调查中有342名大学生回答了该问题，选择最多的选项是“偶尔会”（记为2），占回答人数的42.4%。总体平均值为2.33，表明大多数大学生不太倾向于去核实言论的真实性。而对于核实社交媒体中言论信息的方法，设计的7个选项分别为：查看消息源、查看网友评论、参考传统媒体的报道、查看官方解释、询问亲朋好友、自行查找资料调查、其他。该问题采用了多选排序的问题设置，我们对问卷中各个选项被选择为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数量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选择查看消息源的比例最大（选择次数为155，占样本总数的44.9%），其次是查看官方解释（135，占39.2%）。除“其他”选项外，选择询问亲朋好友（14，占4.1%）和查看网友评论（51，占14.8%）的比例较小。可见大学生核实信息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较为理性和官方的渠道进行证实，不倾向于根据其他人的意见进行判断。
研究问题五探究的是社交媒体中谣言对于大学生生活的影响程度。有340名大学生回答了该问题，将“几乎不会”记为1，“总是会”记为5，得出的态度情况平均值为2.41，选择“一般”的人数最多（选择次数为125，占样本总数的36.8%）。而对于社交媒体中的言论信息影响的方面，调查中设置了4个选项，分别为：产生相应情绪（如恐慌、愤怒等）、产生相应行为（如按照言论行事、劝诫身边的人等）、改变自身态度或认知和其他。该问题采用了多选排序的问题设置，我们对各个选项被选择为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次数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选择会改变自身态度或认知的人数最多（选择次数为209，占样本总数的60.6%），选择会产生相应行为的人数最少（95，占27.5%）。表明大多数大学生的生活不会受社交媒体中谣言影响太多，即使产生影响，也是在于态度或认知这种较浅的层面。
研究问题六探究的是大学生中性别与对谣言的态度是否有关。根据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男女性在多个方面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男性与女性对于不同媒介类型上信息的相信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对于微博、人人网、豆瓣这几种媒介类型上的信息，男性与女性的相信程度均值较为接近；而其他的媒介类型上信息的相信程度均值则相差较大。例如女性对微信上信息偏向于相信（均值为4.25），而男性对微信偏向于不相信（均值3.9）。
对于不同类型信息发布者的相信程度，男性最相信的是政府部门官方账号，女性最相信的是传统媒体官方账号；女性对各种信息发布者所发布信息的相信程度普遍高于男性。在均值大于4的部分，女性对各种消息来源的相信程度均值均在4.5以上，最高达到5.5；而男性集中在4.15-4.65之间。
对于是否会核实言论，男性的态度平均值为2.60，女性的态度平均值为2.07。相较而言，男性更倾向于核实社交媒体中的言论信息。对于社交媒体中谣言是否会影响生活问题，男性的态度平均值为2.54，女性的态度平均值为2.29。相较而言，男性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中言论的影响。
研究问题七探究的是大学生中不同专业对于谣言态度及处理方式的差别。研究中可以明显发现，理工科与文科专业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例如，对于信息发布者类型与相信程度的关系研究中，四个文科专业（经济学、法学、文学、管理学）对于各种发布者信息的相信程度均值最高达到5以上，且均值大于5的发布者类型均有3-4个；而理学和工学对于各种发布人信息的相信程度均值最高只有4.56，没有均值大于5的发布人类型，这说明理工科对于各种发布者发布信息的相信程度普遍比文科专业低。对于点击浏览次数和转发次数与相信程度的关系研究中，我们对各专业认为浏览点击和转发次数与相信程度无关的人数进行统计。结果发现，管理学、医学、文学认为浏览点击及转发次数没有影响的人比例较大，都达到80%以上；而理学、工学认为浏览点击及转发次数没有影响的人比例较小，都不足50%。对于是否会核实言论信息问题，工学专业的学生最倾向于核实社交媒体中的言论，平均值达到3.00，其次是法学（2.80）和理学（2.66），医学（2.00）、经济学（2.08）、管理学（2.09）更倾向于不进行核实。对于社交媒体中谣言是否会影响生活，工学专业的学生最容易受到社交媒体中言论的影响，平均值达到3.03。其次是法学（2.75）和理学（2.48），平均值都不超过3。经济学（2.19）、管理学（2.13）更倾向于不会受到影响。
五、讨论、建议与研究限制
（一）结果摘要与讨论
1.整体情况
信息内容是信息本身的属性，消息来源、媒介类型是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的属性；评论数量、点赞次数和发布信息的用户数量是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量化特征。被调查大学生认为前者对信息相信程度的影响大于后者，这说明大学生目前更加关注信息本身的内容以及发出信息的人或媒体；而信息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其他网友对于信息所发生的一系列行为对于大学生相信程度的影响较小。
根据卡斯·R·桑坦斯的《谣言》一书中提到的“信息流爆”理论，由于大多数人对谣言涉及的话题缺乏直接的经验或个人认知，人们会听从并遵从大众的看法。群体中一旦有一定量的人开始相信一则谣言，其他人也会相信。[10被调查大学生对于网络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他人行为的关注度不高，说明“信息流爆”对大学生的作用较小。这表明大学生对于自己所接受信息具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受其他网友对信息的态度影响较小，而是着眼于信息本身的内容和追寻信息的源头。
但同时，通过10条谣言的相信程度调查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具体的谣言的甄别能力不强，对于这些谣言整体上呈现偏向于相信的态度。这可以看出社交媒体中信息较为复杂多元，会影响大学生的判断，并且缺乏一些官方渠道提供及时的辟谣，使得谣言无法澄清。
2.媒介类型的影响
不同媒介类型上信息的被相信程度有区别，可能原因是特定的社交媒体在较长时间的运营及推广过程中，形成的媒介形象和公信力有所区别。对于公信力评价一直较高的媒体上的信息，用户由于此前的心理基础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认为该媒体上的信息真实度较高，因此偏向于相信。
例如被大学生相信程度最高的微博，由于微博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实现公民话语权的平台，话语环境相对开放，这样使得观点市场成为可能，用户可以自行对各种言论观点进行判断，并且也有一些官方的媒体或部门开设微博账号提供信息。正是这样一种印象，使得较多大学生对微博上信息的相信程度较高。
反观被相信程度较低的QQ空间，可能的原因是用户群体的低龄化和各类认证空间的蓬勃发展，使得QQ空间上的信息鱼龙混杂，于是大学生比较偏向于不相信QQ空间上的信息。
3.消息来源的影响
这里的消息来源指的是将信息传递到被调查者的传播者，严格来说不是消息的最终来源，只是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对于不同来源信息的相信程度出现差异，可能的原因有信息发布者此前的可信度评价、与信息接收者的关系以及与信息本身的关联程度。例如受信任程度较高的传统媒体官方账号和政府部门官方账号，由于其自我定位就是代表正式的机构或组织发言，其发布的信息大部分是经过证实的，公信力较高。而另一较为大学生所相信的信息来源是当事人，这是因为当事人信息内容的关联程度较高，因此被认为较为可信。体现与信息接受者关系的是亲朋好友，由于感情因素的影响，人们会对与自己关系较亲近的人较为相信。但在研究中可以发现，感情因素对于大学生的信息相信影响较小。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官方媒体及时发布准确信息可以有效遏制谣言在大学生中的传播。
4.谣言的核实情况
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中的言论信息一般都不太会去进行核实。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中较少进行核实一部分原因是核实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可能比较高，一部分原因是可能认为社交媒体中传播的一些谣言对于自身来说重要性不大。
而在选择的谣言核实方式中可以发现，查看消息源、查看官方解释的方式采用较多，选择这种核实方式可以比较便捷也相对准确。这也说明，官方通过社交媒体及时辟谣或者做出说明会比较有效阻止谣言在大学生中的传播。而大学生较少采用的核实方法包括查看网友评论和询问亲朋好友，说明大学生对于普通的网友核实的信息和对于通过人际关系核实的信息，相信程度较低，而是更相信相对官方的渠道核实信息。
5.谣言的影响
大学生总体认为社交媒体中的言论不太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而产生的影响中主要的部分在于改变自身的态度或认知。根据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利斯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ABC理论，A指诱发性事件（Activating events）；B指个体在遇到诱发事件之后相应产生的信念（Beliefs），即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解释和评价；C是指诱发性事件和相应信念的作用下，个体情绪及行为的最终结果（Consequences）。该理论认为，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不是由某一诱发事件直接引起的，而是由人们对这一诱发事件的解释和评价所引起的。[11]根据ABC理论，大学生对于社交媒体中的谣言（A）进行了接收，但是基于对于这些谣言的评价或解释（B）处于不相信或者不关心的情况较多，所以不太会产生相应的行为反应（C），而是会产生一些程度较轻的态度或认知上的改变。
6.性别的影响
性别导致的对社交媒介上信息的相信程度差异的可能是因为男女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不同。例如在媒介类型方面，对于微信上的信息，女性的相信程度较高，而男性偏向于不相信。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核实言论，并且认为言论更可能会影响其生活。可能的原因是，微信大多集中在相识的朋友之间的信息传递，女性更重视感情的交流与分享，因此较为看重友谊，对于有朋友关系的人所传递的信息更容易相信。而男性更习惯于理性思维，对于信息的判断一般采用逻辑分析或者来源探究的方式，是否是相熟的人发的影响较小。
7.专业的影响
专业导致的媒介类型相信程度差异则可能来源于专业知识背景以及文理科思维方式的不同。专业背景知识可直接用于判断信息的真实性，而不同专业思维方式的不同则影响了对信息的认知和判断过程。文科学生习惯于具象分析，感性思维；而理工科学生习惯于抽象的逻辑分析，理性思维。例如对于来自于不同发布人的信息的相信程度，文科普遍高于理工科，可能是因为理工科学生比较倾向于分析信息本身的逻辑性与真实性，对于不同来源的信息都保有一种审慎的态度。工学、法学、理学的学生更倾向于进行核实，并认为言论可能会产生影响，也与这些专业对于信息的可信度较为重视有关。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于调查条件的限制，各个专业的被调查人数不同。经济学、文学、理学专业的被调查人数较多，在60～80人之间；而法学、管理学、工学专业的被调查人数较少，在20～40人之间；另外医学的被调查人数在40～45人之间。因此，对于与专业类别有关的结论，可能并不具有较大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