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中国电视发展历程的一种描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历程论文,十年来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电视已度过“不惑之年”，在世纪之交，研究其历史进程特别是近十年的发展轨迹，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电视纪实
电视纪录片《望长城》在九十年代初推出，标志了中国电视“纪实”的开始。电视的“纪实”，指的是电视“跟踪拍摄”非虚构的生活，体现相对完整的不间断的真实生活过程的一种电视拍摄、制作方式。自《望长城》始，一大批用“纪实”方式拍摄，制作的优秀电视节目应运而生。如电视纪录片《藏北人家》、《远在北京的家》、《十五岁的初中生》、《德兴坊》、《老年婚姻咨询所见闻》、《龙脊》、《深山船家》、《回家》、《壁画后面的故事》、《广东行》等，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出现，使电视“纪实”达到了它的高潮。电视的“纪实”一时间成为电视业内外竟相标榜、推崇的时尚，甚至这种方式被冠以“纪实主义”的旗号，不仅风靡电视界，而且对其他传媒如报刊、杂志、广播、电影、戏剧等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许多报刊、杂志纷纷刊出的“××纪实”、“××纪实写真”等重头文稿；如广播的“热线电话”；如电影的非职业表演趋向（张艺谋《秋菊打官司》等）；如戏剧的写实性的时空与观众——演员关系等。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电视“纪实”对其它媒体的单方面影响，但由于电视“纪实”，而引发的相关媒体的巨大变化与调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应当看到，电视“纪实”大潮的涌动，是对过去多年来“主题先行”、“主观判断生活”乃至“粉饰现实”的创作方法的一种反动、一种拨乱反正。人们有权利看到真正的现实生活图景，有权利分享被拍摄对象的真情实感，有权利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人们已厌倦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充斥着说教、不符合现实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的电视节目。这是电视“纪实”大潮汹涌澎湃的重要社会原因。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电视“纪实”之所以成为可能，第一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国策，为电视探索其本体应有的方式、样式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也为借鉴、学习国外先进的电视生产方式提供了条件；第二是因为此时电视已有了声画一体化的技术设备，这使电视可以采用“同期声”，可以拍摄“长镜头”的技术保证，而“同期声”与“长镜头”的大量采用，恰恰是电视“纪实”最突出的表征。
关于电视的“纪实”大潮，不少电视从业者与研究者都表达了他们各自的意见。尽管我不同意有些论者对电视“纪实”过于拔高的评价，但电视“纪实”在十年来中国电视发展上的历史性地位，也是不容低估的。
电视“栏目化”
以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开播为标志，中国电视的电视“栏目化”建设引人注目。
此前中国电视荧屏上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电视栏目，如《为您服务》、《综艺大观》、《正大综艺》、《十二演播室》等，但从整体上看，电视节目的生产与传播还没有进入大规模的、严格规范的“栏目化”阶段。自《东方时空》始，“栏目化”使中国电视跨入了新的里程，其表征为：
第一，电视节目生产的规范化与规模化。电视节目按照现代化电视的运作方式，在栏目宗旨、内容与对象定位、策划与选题、板块切割划分、标识与标志、管理制度（制片人、主持人与编导的明确职责划分等），对内对外宣传（各种形式的自我宣传策略）等各个方面都克服了以往电视节目较为随意的状态，而呈现出较为严格的规范，而这种规范又使得大批量大规模的电视节目生产成为了可能。
节目标识，板块的切割划分，节目时间长度，节目的编排与串联，节目播出与滚动的规范统一，使电视节目的传播有了统一的秩序，同时培育了较为稳定的接受群体（电视观众），培养了电视观众较为稳定的收视习惯，对节目的经营和市场开发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和益处。
电视“栏目化”对于探索电视节目生产和传播规律意义重大。尽管有人批评电视“栏目化”所带来的约束电视从业者创作个性的弊端，但需知任何一种样式都是一种局限，没有局限的样式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这种局限中进行自己的创造。自《东方时空》之后成百上千个电视栏目的成败得失就是对电视“栏目化”最有力的论证。
电视“栏目化”给其它传媒带来了不少启示。许多有影响的报刊杂志纷纷打出“策划”、“主持人”的标志，甚至有些报刊杂志还将有影响的电视栏目内容经过加工改造，直接变成自己媒介的主打内容（如《北京青年报》开出专栏，连续刊载《焦点访谈》等）。
电视“栏目化”的一个直接效应便是推出了一批名记者、名编导、名主持人、名制片人。由于常规地播出，而大大提高了节目收视率，养成了观众的收视习惯，从而扩展了电视节目的社会影响。一批从事电视栏目生产、传播的记者、编导、主持人、制片人也就成为了影响巨大的公众人物，这有效地推进了电视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度，甚至被电视“栏目”推出的各界人物、新闻事件等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电视“谈话类节目”
“谈话类节目”本应是电视最常规、最便利、最有利于沟通传者——受众关系的节目样式，但在中国电视荧屏上，真正推动其特性发展的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当数1996年3月16日开播的《实话实说》。
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出现，可以回溯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如《十二演播室》就大量用谈话方式来表达。在《实话实说》之前，《东方时空·东方之子》也是谈话的表达方式。九十年代以来也产生过一些谈话类节目，如上海东方台的《东方直播室》、黑龙江台的《北方直播室》、广东台的《岭南直播室》、山东台的《午夜相伴》等，经过这样一些积累和探索，当《实话实说》开播之后，谈话类节目便如雨后春笋，迅疾蔓延，成为了当今中国电视节目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样式之一。
作为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传播媒介，电视的重要职责是为大众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而对于中国电视而言，能够为老百姓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这本身的确具有革命性。这就是“谈话类节目”对以往许多节目样式的重大突破所在。正如《实话实说》的主创者所言，“办谈话节目的根本冲动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办法就是让人说话，……我们这一代电视人所该做的事情——那就是鼓励人们说话和说实话（时间语），“……（《实话实说》）不仅提供了一个人们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另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意见的权利”（杨东平语）。
从这样的意义来看，电视“谈话类节目”，更具有长久而深远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实话实说》等“谈话类节目”将因此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说话”的一个典型文本。
从电视本体自身建设看，电视“谈话类”节目显示了中国电视在表达内容、表达方式上的水准和可能性——电视应当说什么样的话，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为谁说话，怎样说话等。
需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电视“谈话类节目”的成熟，它需要一个健康、良好的谈话环境，一个运行得力的“谈话类节目”组织者、创作者群体，一个适应“谈话类节目”的参与群体，一个习惯“谈话类节目”观众群体，这诸多因素的保障，才有可能使之为未来中国电视留下真正成熟可行的电视节目样式。
电视“直播”
与“谈话类节目”一样，电视的“直播”也是最具电视特性，最具电视魅力的一种电视节目生产与传播样式，但直到1997年中央电视台一系列大型电视直播节目的播出， 才充分展示出电视“直播”的魅力。 1997年因此被称为电视“直播”年。
1997年中央电视台连续推出了一系列电视“直播”节目——黄河小浪底工程、三峡大江截流、柯受良飞越黄河特别是“七·一”香港回归祖国。这些重大的历史时刻，重要的新闻事件，都通过电视的“直播”吸引着海内外亿万电视观众直接去参与、去感受、去关注、去激动、去思考。
1998年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高峰会谈，其中外记者招待会首次得以电视“直播”，，这次电视“直播”本身就成为了轰动全球的重要新闻，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电视“直播”在中国电视建设上的意义至少有两点：第一，集中体现了电视传播独具特色的优势和魅力。电视“直播”既有“在进行时”的同步与快捷，又有声、像、文合一的全息与立体，这是任何其它媒介都无法达到的独家优势和魅力。第二，展示检验着电视生产、传播的实力和水平。今天的电视“直播”，需调动电视生产与传播几乎所有环节、职能与工种通力合作，方能达到预期效果。能否组织实施一个成功的电视“直播”，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检验电视生产、传播实力水平的一个标尺。
电视“游戏娱乐节目”
1998年下半年，被称为“黑马”的湖南经济电视台推出了一档叫做《快乐大本营》的电视游戏娱乐节目，一时间从湖南迅疾走红大江南北，引许多电视媒体的当家人竞相折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冠之以“快乐”、“欢乐”、“大本营”、“总动员”等名义的众多游戏娱乐节目纷至沓来，使电视观众们眼花缭乱，许多热心观众甚至为之心醉神迷。
长期以来，中国电视强调宣传、教育功能，在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勿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强调电视的宣传教育功能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弱化了电视的消遣娱乐功能。所以尽管我们也有以消遣娱乐功能相标榜的电视节目，但从总体上看依然没有摆脱“我做你看”、“我说你听”的套路。换句话说，是消遣娱乐得不够到位。
电视“游戏娱乐节目”的火爆，恰恰是对过去多年来消遣娱乐不到位，电视消遣娱乐功能弱化的一种补偿——让电视观众真正通过这类节目玩个透、乐个够、过足瘾。
需要游戏源自人的本能、本性。在游戏中得到娱乐、消遣、舒适、放松、休息、满足，同样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人的许多创造——不管是物质方面，制度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的创造，都是通过游戏娱乐产生的，游戏娱乐是推动人类创造的一种动力，也是一种需要。
游戏娱乐在不少人看来也许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事情，至少不是“正经”的事儿，这种认识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意识的延续。事实上，游戏娱乐除去“自娱自乐”外，还有重要的“交流”作用——在游戏娱乐中人与人达到一种“交流快乐”的生活境界，并进而使人与人获得和谐的关系，进而推进整个人类生活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游戏娱乐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理应通过自己的媒体，尽可能地满足人的这种需要，进而推进人的创造，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自娱自乐”与交流快乐”。
目前中国电视“游戏娱乐节目”的火爆，一方面适应、满足了当下人们的需要，补偿了多年来电视此种功能开发不足，不到位的缺憾，也提高了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创造了较好的效益，但正如一些同仁所担心的那样，这个“浪潮”到底能持续多久，电视“游戏娱乐类节目”生命力如何？
我个人认为，电视“游戏娱乐节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这对中国电视“本体建设”有相当积极的推动，但这个“热”度则不可能持续保持今天的样子，不久也会逐渐降温，但它所开发、开掘的电视“消遣娱乐”功能以及电视节目理念、形态、方式与样式，则将长久地渗透在中国电视的肌体之中，成为中国电视富于活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即将告别20世纪——这个诞生了电视的世纪，中国电视的建设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我认为，21世纪全球性的信息革命将使中国电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电视业的竞争将不再是某个节目制作、某个电视栏目的竞争，而将是智慧的竞争，头脑的竞争，统领、表达这些智慧，头脑的应是策划人（真正意义上的策划人）。对于电视来说——未来将是策划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