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的命运——析外部因素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在中论文,进程论文,民主制度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77.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1-0056-0008
20世纪初期和末期，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20世纪初期，西方民主制度立足未稳，便在除捷克斯洛伐克之外的所有国家被独裁制度取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制度亦难逃厄运，终因德国入侵而告终结。20世纪末期，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国家却顺利实施，已然确立并巩固下来。分析影响“民主化”进程的诸多因素，学者们承认“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发育成熟。但他们也承认，外部影响也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之一”①。
一、中东欧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曲折经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共和国、匈牙利共和国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宣告成立，罗马尼亚赢得统一，连同早些时候独立的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中东欧国家终于摆脱持续数百年的异族统治，获得自主发展的机会。
20世纪2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几乎全都选择了西方民主制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采用共和制，1920年2月的捷克斯洛伐克宪法和1921年3月的波兰宪法确立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原则，规定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以普遍、直接、秘密和平等的方式、按照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总统由议会选出，任期7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采用君主立宪制。1918年1月，罗马尼亚进行了选举制度改革，宣布实行普遍、平等、直接、义务的无记名投票，扩大了公民选举权，1919年12月，罗马尼亚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大选。1919年-1923年，保加利亚在以农民联盟领导人亚历山大·斯坦姆鲍利斯基为总理的政府当政期间，秉承民主自由原则，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1921年8月，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通过宪法，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立宪政体。唯有阿尔巴尼亚于1920年1月举行国民代表大会，宣布在赶走外国军队、召开制宪会议前，暂不决定实行君主制抑或共和制，而由4人组成的最高会议领导。进步力量与封建势力围绕继续保留封建专制还是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展开激烈斗争，政府更迭极为频繁。
然而，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国家的实施并不顺畅。到20世纪20年代末，“除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各地的民主理想看来都已被弄得污点斑斑，无法挽回”②。在匈牙利，年轻的共和国困扰于恶劣的经济状况和屈辱的战败国地位，难以为继，苏维埃共和国应运而生，但在法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军队的联合进攻下，苏维埃共和国仅存在了133天。1919年11月，原奥匈帝国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率“国民军”进驻布达佩斯，1920年3月，霍尔蒂被国会推举为摄政王，开始独裁统治。在波兰，分别受制于俄、普、奥三国的历史经历造就了五花八门的政治倾向和众多的政党，议会脆弱不堪，政府频繁更迭。1926年5月，曾任共和国首任国家元首的约瑟夫·毕苏茨基③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推动波兰政体从议会共和制向独裁制转变。在罗马尼亚，1923年3月颁布的宪法给予国王相当大的权力，1926年3月通过的选举法规定政府获得压倒多数席位，民主原则遭到破坏。在保加利亚，民主改革触犯了大资产阶级利益，1923年6月，斯坦姆鲍利斯基仰仗农民联盟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主张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君主国的未来，引发国王和军队政变，农民联盟政府被推翻，军事集团的独裁统治自此开始。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不同民族和党派间在实行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问题上尖锐对立，以致在议会内发生枪杀事件。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以此为借口于1929年1月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取缔政党，限制新闻出版，实行君主专制与军事独裁。
阿尔巴尼亚在进步力量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封建势力的代表阿赫梅特·索古取得胜利。1925年1月，在索古授意下，制宪会议宣布成立共和国。3月，制宪会议通过宪法，规定实行议会制，但索古拥有无限权力。1928年9月，索古操纵制宪会议改共和国为君主国，加冕为阿尔巴尼亚国王，阿尔巴尼亚由议会制掩盖下的个人专制变成了赤裸裸的君主独裁。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上述国家的独裁倾向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在一些国家发展起来。在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1930年6月即位后，逐步获得支配地位。为阻止法西斯组织“铁卫军”掌权，卡罗尔二世查禁一切政党，确立个人独裁。1938年2月颁布的新宪法把全部国家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波兰的毕苏茨基在1930年8月议会解散④后，公开迫害反对派，终使他的亲信组织“同政府合作的无党派联盟”赢得大选胜利，达到了控制议会、实施独裁的目的。1935年4月，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取代1921年的民主宪法。新宪法把国家权力的中心从议会转到总统手里，总统独裁体制得到法律保证。南斯拉夫⑤1931年9月颁布的新宪法为加强君主独裁和中央集权提供了法律依据，1935年5月议会选举后执政的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则倾向于模仿墨索里尼。同时，民族矛盾依然尖锐，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右翼合谋于1934年10月刺杀了到法国访问的亚历山大一世。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于1932年9月把“铁腕”人物贡伯什·久洛推上了政治舞台。贡伯什追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推动匈牙利走上了模仿德国法西斯制度的道路，“箭十字团”、“镰刀十字团”等法西斯组织出现，并在1937年10月组成国家社会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保加利亚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一度出现民主制倾向，但很快便发生逆转。1934年5月，军官联盟发动政变，解散所有政党，实行独裁统治。1935年11月，国王鲍里斯三世又挫败军官联盟，委托格奥尔基·基奥谢瓦诺夫组织政府，从此大权独揽。阿尔巴尼亚也曾在1935年8月爆发反抗索古政权的武装起义后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时隔不久便重回独裁统治的轨道。
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在被德国占领前的近20年时间里，实行了连续不断的议会共和制。在多党选举的基础上，共建立过16届政府，农民党、民粹党、民族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民主党，在一个接一个的联盟中出现。在总统的主持下，精心构筑了一个特殊的政府体制。这些政党间的合作在早期阶段以所谓“五党委员会”的形式被制度化了，“五党委员会”包括最大政党的代表一并就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事务进行协商⑥。然而，作为唯一一个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中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成为陷入重围的民主堡垒”⑦。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扶植的苏台德德意志党、带有某些法西斯倾向的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的影响增大，这两党与1936年成立的匈牙利统一党一道提出自治要求，向政府施加压力。及至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灭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的第一次实践以失败告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政局剧变，中东欧国家再次选择了西方民主制度。首先，中东欧国家放弃了共产党单独执政的一党制或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改行多党制。各国宪法大都规定：第一，政治多元化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条件和保证，国内政治生活必须建立在政治多元化基础上，任何一个政党或意识形态均不得被宣布或确定为国家的政党或意识形态。第二，公民有权在尊重宪法的基础上自由建立政党并开展活动，形成和表达其政治意志，有权自由加入或退出政党和政治活动。只有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防止犯罪行动或为了保护他人的自由和权利时，才准许根据法律来限制这一权利。第三，政党活动不得鼓励和煽动军事侵略以及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或偏见，不得威胁民主制度、宪法、国家独立、统一或领土完整或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禁止政党行使公共权力，政党不得在国防部、内务部、军事机关、外交部和驻外机构、司法检察部门等国家机关进行活动，政党成员不能是职业军人和警察。其次，中东欧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时期的议行合一制度，确立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制。各国宪法都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行使行政权，有些国家总统也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同时，中东欧国家都决定实行议会制，政府由总统和议会协商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拥有倒阁权⑧。
与20世纪初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的受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末西方民主制度的推行虽然伴以政党不断分化组合、党派斗争错综复杂、议会和政府频繁更迭、司法机关难以独立、立法与行政关系矛盾重重以及政局时有波动，但没有因此发生逆转。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中左翼政党和平地把权力交给赢得选举胜利的中右翼政党，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实现了几个大党通过议会定期选举轮流上台执政的局面，立法、行政、司法间的分权制衡机制有效运转，西方民主制度得以确立和巩固⑨。
二、影响中东欧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外部因素
为什么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的命运如此不同？内因当然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中东欧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民族关系、领导人决策等是决定西方民主制度命运的关键，但外因的作用亦不可低估。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外部因素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外部势力甚至可以加速或者是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⑩他还把示范效应或“滚雪球效应”当做“导致第三波民主化的第五个因素”(11)。罗伯特·达尔根据20世纪“民主”转型、巩固和崩溃的例子，揭示出“对一国能否实现民主关系重大的五大条件”，“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赫然在列(12)。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从外国政策、时代精神和扩散效用角度出发，分析了“民主化”转型的国际影响因素(13)。查尔斯·蒂利也认为：“与其他国家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的联系，会反复影响民主化或去民主化的路径和时间。”(14)结合上述学者的观点和中东欧实际，可从国际环境、外国政策和示范作用三个方面分析外部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中东欧“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一)国际环境
一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具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二是凡尔赛体系的确立。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鼓舞了中东欧国家无产者的革命热情，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一度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5)。凡尔赛体系的确立基本划定了中东欧国家的疆界，确认了其独立地位。在这一体系下，德国因战败而大受打击，无力向中东欧扩张，苏联(16)奉行民族自决权原则，不再对中东欧构成威胁，作为战胜国的英美因地缘关系也不想直接介入中东欧，这使得中东欧各国“在欧洲共同体中是作为单独的行动者，而不是作为一个区域单位或政治集团的一部分，是作为独立的行动者，而不是作为大国的顺民或工具起作用的”(17)。因此，中东欧国家选择西方民主制度乃至由“民主”走向独裁，主要是其自主决定的结果。
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而来，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遭受破坏，失业人数增加，人民生活状况恶化，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法西斯主义思潮乘势泛滥开来。1933年1月，希特勒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萧条相反，苏联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和苏联国力的增强打破了英法等一战胜利国主导的凡尔赛体系，欧洲地区出现了德意、英法和苏联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英法姑息纵容德意、怀疑敌视苏联的情况下，德意的军事实力和扩张态势不断加强，英法和苏联越来越无力与之抗衡，欧洲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处在经济萧条和希特勒崛起的难以抗拒的影响之下”，“民主政体”“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在民主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国家中也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18)，因为“在紧急时期，采取迅速的独裁行动常常被认为是必要的”(19)。更何况已经走上独裁道路的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独裁倾向的加强可想而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捷克斯洛伐克硕果仅存的西方民主制度连同其他中东欧国家形形色色的独裁统治一道中断了相对独立的发展。
1989年中东欧发生剧变之际，其尚处于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对峙格局之下。不过，自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主动改善与西方关系以来，两大阵营的关系有了很大的缓和。剧变发生后，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苏联解体，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战略，国际上出现了美、欧、俄融为一体的局面。其后不久，俄罗斯改变“亲西方”外交，强调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和大国地位，国力亦有所恢复，欧盟和北约则逐步向东扩展并借此增加了实力，美、欧、俄融为一体的局面逐步被美国及其为首的北约、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和争斗所取代，多极化趋势有所发展。在世界格局由两极走向多极的过程中，中东欧国家不再是苏联或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也不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渗透和瓦解的对象，这些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寻求自认为有利的制度模式，西方民主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自主选择。
与此同时，随着苏东国家剧变并向市场经济转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欧元出台及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一方面，“超越民族国家经济之上的全球经济的发展，各种用以协调乃至管制各国内部经济政治政策的超国际组织的涌现，跨国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使得民族国家愈来愈被包容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脱离全球范围之外，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不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20)。“民主化”进程也是如此，外部因素对它的作用比以往更加显著。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和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推广到全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的确立和巩固。
(二)外国政策
一战结束后，法国和意大利给予中东欧特别的关注。法国拉拢愿意维护凡尔赛体系的中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意欲抵制苏俄/苏联影响，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保住霸权地位。意大利则把中东欧作为其冲破凡尔赛体系、向外扩张的对象，起初，该国致力于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发展关系，在意识到无力超越法国在这三国的影响(21)后，将目光转向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法国联合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对匈牙利革命的干涉颠覆了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把匈牙利置于霍尔蒂的独裁统治之下。意大利不满保加利亚斯坦姆鲍利斯基政府的外交政策，转而支持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活动，在1923年的政变中，斯坦姆鲍利斯基惨死在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手下(22)。阿尔巴尼亚由共和国改为君主国则得到了意大利等国的赞同。除此之外，外国政策并未对中东欧国家由西方民主制度走向独裁发挥明显影响。
20世纪30年代，在德意、英法和苏联三方的激烈较量中，意大利和德国加强了对中东欧的渗透和掌控。1934年2月，意大利与匈牙利和奥地利签订《罗马议定书》。6月，意大利军舰开进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港，谋求进一步控制阿尔巴尼亚。1936年3月，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签订若干条约，致使阿尔巴尼亚完全沦为意大利的附属。同时，意大利“与保加利亚依然紧密联系，并以友好的讨论吸引着罗马尼亚人甚至南斯拉夫人”(23)。1937年3月，与南斯拉夫签订友好条约。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加紧向中东欧渗透。1934年，德国与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签署商务协定，1935年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署了类似协定，1936年与南斯拉夫签署了进一步的换货协定，与罗马尼亚签署了一些新的协定。与意大利和德国在中东欧的影响逐渐扩大相比，法国虽也注重维护和加强与其中东欧盟国的关系，但1936年3月德国占领莱茵非军事区切断了法国与其中东欧盟国的联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越来越接近德国。苏联虽也努力通过改善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来扩大反德阵营，但社会制度的差异和历史积怨阻碍了相互的接近。在此情况下，中东欧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德意法西斯的影响，独裁倾向更为加强，“30年代中期的中东欧所有国家都依然明显地倒向极右，唯独捷克斯洛伐克例外”(24)。可就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德意志党和赫林卡斯洛伐克人民党也在德国的扶植和影响下得以壮大。最终，捷克斯洛伐克的西方民主制度因英法的绥靖政策和德国的入侵毁于一旦。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一改苏联对中东欧严厉控制的政策。对于长期处于苏联控制之下，政治制度也被迫与苏联趋同的大多中东欧国家来说，苏联的放手引发了长期蓄积的对苏联控制、苏联模式乃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加速了中东欧离弃社会主义的进程。无怪乎有西方学者断言：“东方的变化进程始于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之时。”(25)1989年中东欧发生剧变之时，西方国家以支持和扶植反对派运动、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推销西方民主价值观，促使中东欧国家采用西方民主制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欧共体/欧盟(26)和北约的东扩规范并推动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1993年6月，欧共体出台的入盟标准把“保证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制度”列在首位(27)。1994年12月，北约也将承诺继续和保持“民主化”进程作为加入北约的三个标准之一(28)。1996年12月，北约对候选国的国防资产和参加北约的能力进行了详细评估。自1997年起，欧盟委员会通过一年一度的评估指出中东欧申请国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与入盟标准间的差距和今后的努力方向。这些评估报告无异于行动指南，指导着中东欧国家按西方标准规范自己的体制模式。1997年7月，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邀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12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决定在1998年春天启动与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的谈判。上述举措使得中东欧国家成员资格的前景变得清晰起来，也“给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通过进行必需的变化，能够得到更多回报”(29)。斯洛伐克正是在这一信号驱使下，开展了一系列符合欧盟要求的改革，如举行自由公正的市政选举、解决总统选举危机、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法、起草保证司法独立的宪法修正案等，“显示了其追赶并保证不‘误船’的愿望”(30)。1998年3月，与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入盟谈判开始后，欧盟对参加谈判国家的制度约束更为具体。2005年4月，欧盟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署入盟条约时，还设置了“特保条款”，激励两国加大改革力度。此外，欧盟还借助“鲁瓦约蒙进程”、“地区立场”、“稳定与联系进程”和《东南欧稳定公约》，帮助和推动西巴尔干国家(31)的“民主化”进程。北约也在向西巴尔干国家扩大的过程中，注重传播所谓的西方价值观，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从西巴尔干的角度看，北约在该地区的行动显示了在整个欧洲保护人权和促进民主化的强大决心。该组织的成员资格强调了共同的西方价值观，并许诺在整个大陆保护这些价值观”(32)。从某种意义上说，欧盟和北约对中东欧国家的接纳恰恰表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国家的确立和巩固(33)。
(三)示范作用
一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以外的许多欧洲国家获得了发展。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和希腊成立了共和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给予妇女一定的选举权，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建立了以普选为基础的议会制度，“瑞士人在已经具有民主政府的先进制度的情况下，继续向前推进。1919年，议会下院的选举开始实行了比例代表制。1921年，对国际条约的批准采取了非强制性的公民投票的计划”(34)。在西方民主制度凯歌行进的大好形势下，中东欧国家选择这一制度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好景不长，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很快便在一些欧洲国家遭受重大挫折。1922年10月，意大利的法西斯团体“进军罗马”，墨索里尼出任首相，开始建立法西斯独裁制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德国纳粹分子、西班牙长枪党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和奥斯曼帝国的几乎所有欧洲继承国建立的极权政体树立了一个效仿的榜样”(35)。紧接着，西班牙、葡萄牙、立陶宛、奥地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希腊相继出现了独裁政权(36)。德国更是在希特勒上台后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这些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对中东欧国家独裁制度的建立和加强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二战结束后，乘着新科技革命的大潮，欧美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迎来了稳定和繁荣的“黄金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经济腾飞。与之相比，中东欧国家照搬不符合国情的苏联经济模式，导致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中东欧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丧失了最根本的经济源泉。“当社会主义经济停滞时，其国内的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变化。人们开始容忍，甚至喜欢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而一些从开放中得到利益的集团也开始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支持。”(37)
更为重要的是，起源于1974年葡萄牙政变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其后的15年中，“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变成几乎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38)，猛烈冲击着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堤坝，以其在南欧、拉美和亚洲的进展示范和带动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如此，“民主化”的示范作用“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类似的国家中间”“最为强烈”(39)，形成所谓的“滚雪球效应”。“一旦苏联默认、也许甚至鼓励非共产党人士1989年8月在波兰掌权，民主化的浪潮就一下子横扫了整个东欧，先是9月份涌入匈牙利，10月份到了东德，11月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12月份到了罗马尼亚。”(40)“滚雪球效应”还带来加速度的变化，“民主化”的开启“在波兰……花了十年的时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德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花了十天，在罗马尼亚花了十小时”(41)。
三、结论
综上所述，20世纪初期和末期，西方民主制度之所以在中东欧遭遇迥然不同的命运，与外部因素的不同作用密切相关。20世纪初期，尽管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其覆亡直接源于法国等国的武装干涉，尽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的实施和失败与其在欧洲的曲折发展不无关系，但在凡尔赛体系中，中东欧国家基本上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道路，他们选择西方民主制度乃至走向独裁，主要取决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阶级力量对比、民族关系状况等内部因素。到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战争威胁增大、德意法西斯加紧对中东欧渗透和控制、奥地利和希腊等国的西方民主制度让位于独裁统治的情况下，中东欧的独裁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在一些国家发展起来。及至德国灭亡捷克斯洛伐克，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的第一次实践彻底画上句号。20世纪末期，尽管西方民主制度也是中东欧国家在世界格局由两极走向多极之时的自主选择，但在全新的国际形势下，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却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加深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更扩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力；苏联的政策变化开启了中东欧的“民主化”进程，西方国家的政策，尤其是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更对这一进程发挥了规范和推动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欧国家相互间的示范效应也促使中东欧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前行。可以说，西方民主制度在中东欧能够走到今天，外部因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当然，“民主化”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内因，“即使外国政策在民主转型阶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一个独立国家的民主巩固最终是由国内力量决定的”(42)。在内部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外部势力通过军事干预强行推广“民主化”，既不可取，也难以成功。相反，“在多数情况下，当国内有关党派已经做好准备的时候，用国际机构来推动民主进程会更好。通过维持和平的行动来为自由选举创造条件，监督选举，并为民主制度的建设提供建议，这一切，较之军事干预，通常成功的希望来得更大，有关各国花费也更少”(43)。20世纪末以来中东欧的经历恰到好处地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②[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于亚伦、王守义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7～218页。
③因不满1921年通过的波兰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毕苏茨基拒绝参加1922年12月总统选举，并从1923年7月起辞去了所有职务。
④由毕苏茨基的亲信组成的“上校政府”与议会围绕废除还是维护议会制激烈斗争，导致议会解散。
⑤1929年10月，亚历山大一世国王发布命令，改国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为南斯拉夫王国。
⑥参见Sten Berglund and Jan 
ke Dellenbrant(ed.),The New Democracies in Eastern Europe:Party Systems and Political Cleavage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p.144.
⑦[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280页。
⑧参见中东欧国家宪法。《波兰共和国宪法》、《阿尔巴尼亚宪法》引自http://www.law.cornell.edu/world/europe.html.
1990年和2006年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分别引自http://www.parlament.sr.gov.yu/content/eng/akta/ustav/ustav_ceo.asp;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legislation.php?tid=1&lid=7474.
1992年和2007年的《黑山共和国宪法》分别引自http://oncampus.richmond.edu/～jjones//confinder/Montenegro.htm;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upload/legislations/01/9c/b4b8702679c8b42794267c691488.htm.
《波黑宪法》引自http://www.ccbh.ba/public/down/USTAV_BOSNE_I_HERCEGOVINE_engl.pdf.
其他各国宪法参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
⑨时至今日，只有波黑根据“代顿协议”处于国际社会监管之下，由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波什尼亚克族各选举一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作为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尚未实现不同政党的轮流执政。
⑩[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7页。
(11)同上，第113～118页。
(12)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5页。
(13)参见[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7～81页。
(14)[美]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陈周旺、李辉、熊易寒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页。
(15)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影响和匈牙利红军的帮助下，1919年6月，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16)1922年12月，俄罗斯联邦等4个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的提议结成联盟，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17)[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主编：《东欧共产主义》，林穗芳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18)[美]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上)，山东大学外文系英语翻组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9～580页。
(19)同上，第606页。
(20)俞正樑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21)实际上，意大利对凡尔赛体系的否定态度也与这三国完全相反。
(22)斯坦姆鲍利斯基倒台后，保加利亚开始与意大利接近。1930年，意大利公主嫁给了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
(23)[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263页。
(24)同上，第277页。
(25)Peter Van Ham,The EC,Eastern Europe and European Unity Discord,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since 1947,Pinter Publishers,1993,p.145.
(26)1993年11月，欧共体正式改称欧洲联盟。
(27)参见The Membership Conditions,http://europa.eu/pol/enlarg/index_en.htm.
(28)参见李静杰总主编：《十年剧变——中东欧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29)Tim Haughton,When Does the EU Make a Difference? Conditionality and the Accession Proces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olitical Studies Review,May 2007,Vol.5,Issue 2.
(30)Tim Huaghton,Darina Malová,Emerging Patterns of EU Membership:Drawing Lessons from Slovakia's First Two Years as a Member State,Politics,June 2007,Vol.27,Issue 2.
(31)指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和波黑。
(32)Jim Seroka,Security Considerations in the Western Balkans:NATO's Evilution and Expansion,East European Quarterly,Spring 2007,Vol.41,Iss.1.
(33)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于1999年3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3月，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于2009年4月加入北约。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于2004年5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于2007年1月加入欧盟。2011年6月30日，欧盟成员国决定结束与克罗地亚的入盟谈判，克罗地亚有望于2013年7月加入欧盟。
(34)[美]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上)，第445页。
(35)[美]罗宾·W.温克、R.J.Q.亚当斯：《牛津欧洲史III》，贾文华、李晓燕译，丛日云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88页。
(36)西班牙曾于1931年成立了共和国，但1936年内战爆发，1939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获胜，重新实行独裁。
(37)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38)[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25、21页。
(39)同上，第115页。
(40)同上，第117页。
(41)同上，第118页。
(42)[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78页。
(43)[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美]约翰·基恩编：《变动中的民主》，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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