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国内技术创新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前国内论文,技术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X59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03)01-0036-04
随着人们技术创新重要性意识的不断增强，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它已经成为一个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哲学、法学、工程技术学、文化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课题。据中国期刊网所收集的学术论文，在关键词为“技术创新”的条件下，每一年的论文大概有600篇左右（2000年576篇，2001年有663篇），这其中还没有包括各种出版机构每年出版的关于技术创新方面的著作。虽然技术创新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很广、数目很多，但综观我国现阶段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一是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通过对技术创新这种经济现象的研究，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在技术创新的研究中是属于数量较多的一类；二是把技术创新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三是以科学哲学研究者为代表的，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的本质和特征。本文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对目前国内技术创新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来展现技术创新的优秀研究成果，寻找对技术创新研究的视角，以期对技术创新的深入研究做出积极贡献。
一、关于技术创新的经典论述
1.约瑟夫·熊彼特关于技术创新的经典论述
人们普遍认为技术创新的概念来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eseph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熊彼特于1912年在其德文版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熊彼特把它定义为：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其目的在于获取潜在的超额利润。熊彼特所指的“新组合”包括以下内容：①引入新产品；②引入新技术；③开辟新的市场；④控制原材料的供应来源；⑤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同时，熊彼特还对发明与创新加以区分，他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实施”，“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1]。熊彼特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每一次创新，既是对新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又是对旧的资本的破坏，就是在这种一次次的“毁灭—创造”的过程中，推动着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
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分析经济发展过程，在经济学领域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发展周期理论就是由熊彼特所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发展中的长波和短波都是技术创新引起的，基于技术创新理论的经济发展，周期理论才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的经典论述
虽然人们大多认为熊彼特是技术创新理论的奠基者，但事实上早在熊彼特之前，马克思就对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理论对熊彼特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熊彼特曾说：“我这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具有独特的重要性。”[2]在随后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中，人们也逐渐发现了在马克思和熊彼特之间的学术联系。
目前国内对马克思的技术创新的研究关注较少，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马克思对技术创新研究的贡献。他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过类似于“技术创新”的词汇，但却深入论述过技术创新的过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关士续教授通过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马克思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机和效果、技术创新的过程和机制、技术创新的社会条件、技术创新中企业家和经理阶层的作用四个方面的研究都有所建树[3]。
(1)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机和效果
19世纪，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大量的新机器的使用表现出来。马克思对这种新机器使用的动机和效果有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资产阶级对于新机器使用的惟一目的就是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4]。同时马克思认为这种不断使用新机器的效果就是使资产阶级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断满足市场的需求。
(2)技术创新的过程和机制
马克思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揭示了技术创新的过程和机制。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对于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先使用新机器的资本家会不断地对新机器进行改良，而使用旧机器的资本家不会满足原有状况，竞相采用新的生产方式，这样就造成了技术创新不断的扩散和持续下去。因此我们可以说早在熊彼特之前，马克思就揭示了由单个企业的创新而导致创新不断的扩散，再出现新的技术创新的过程，也指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过程的作用机制。
除在上述两方面有过阐述外，他还指出了只有社会上出现需求时，才会出现新的机器的使用，因此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产生的社会条件。
3.江泽民的技术创新思想
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下，提出了科技创新理论，在知识经济到来的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江泽民的科技创新体系包括三个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这三部分是相辅相成的，知识创新是基础，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技术创新为知识创新和体制创新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体制创新则是提供制度保障。
《论科学技术》是江泽民总书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里，江泽民深刻地论述了科技创新理论。他提出了“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等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的本质，提出了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江泽民还在科技创新理论中特别强调了人才的作用，指出了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5]。
二、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情况
技术创新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研究课题，因此涉足于该领域的不同专业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情况如下：
1.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
我国对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京大学经济系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才开始逐渐地从介绍西方的技术创新模型到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创新理论、模型。由于技术创新理论本身就是来自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所以各位经济学家在对于技术创新这个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就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这其中包括各种概念的界定、技术创新过程的分析、结果衡量等等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形成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柳卸林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和傅家骥的《技术创新学》等等。
我国技术创新的管理学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从管理上为技术创新更好的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主客观条件。目前技术创新管理学研究成果主要有两个类别：一是从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政策研究、过程研究、环境研究等等；二是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成功企业的案例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持依据，为其他企业提供参考模型。
2.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
由于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所以对技术创新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进行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是必要的。但随着技术创新活动本身的不断发展，并且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化，单纯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技术创新发展的需要。而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其显示的社会性质也为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契机。以中央党校哲学部冯鹏志教授为代表的社会学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研究所基于的理论基础是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而在社会学的理论中社会行动是包含环境变量的行动参照构架整体，这种行动参照构架整体包括行动的主观方面因素——目的和规范及客观方面因素——条件和手段。另一个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源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AGIL，从结构功能主义的AGIL分析战略上讲，任何社会行动必须在满足适应(A)、目标获取(G)、整合(I)和模式维持(L)这四种基本功能需要的基础上才能存在和发展。
建于这种理论基础上的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点：
(1)技术创新的社会学定义
虽然目前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术语，但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技术创新的定义。冯鹏志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给技术创新一个解释性的定义：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入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研究与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扩散等环节或阶段，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技术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6]。
(2)技术创新与其环境变量的社会互动
由社会行动参照构架出发，可以确定出技术创新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变量：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三个变量。如果把技术创新的环境视为一个文化系统的话，那么前面所提的三个变量分别可对应为器物层、制度层和价值规范层。技术创新和三个环境变量之间相互作用，一方面环境变量为技术创新发挥着正功能和负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在接受环境作用的同时，也参与了对环境的改变[7]。冯鹏志还对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的特征予以归纳，即关联性、层阶性、差异性、动态性[8]。在这种分析下，我们可以总结出我国技术创新的环境特征，为我国技术创新工作的充分开展提供较好的客观环境。
(3)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机制
所谓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主要是指作为社会分化之结果的技术创新行动如何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形成与原有社会系统中之结构特征、关系网络和规范体系之间的适应与协调。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要求技术创新这一特殊的社会行动必须要建构一定的社会整合机制，来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A、G、I、L功能条件。冯鹏志认为技术创新需要整合的对象应包括技术整合、规范整合和功能整合，而与社会系统的整合过程则要经过适应、消化、吸纳和更新四个步骤[9]。这种理想的技术创新社会整合模型为我们的实际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
我国的自然辩证法界是最早开始技术创新研究的队伍之一。由于我国自然辩证法学者大都具有坚实的科技哲学的理论基础，所以在对技术创新研究时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征，最突出的是以对技术创新的本质研究所见长。
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陈其荣教授在分析各种关于技术创新的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的角度对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术语进行了尝试性的定义。如技术创新是作为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使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创新主体是指创新主体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除此以外还对技术创新的中介和环境予以定义。他也指出了技术创新的五种特征：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和不确定性[10]。
夏保华和陈昌曙除了指出技术创新进行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外，还提出了对技术创新进行哲学研究的新的问题，例如关于技术创新的本质问题，关于技术创新的主客体问题，关于技术创新的动机、活动问题及技术创新的条件和方法问题等等。最后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些要求，要能够保证对技术创新进行真正的哲学反思、哲学批判和哲学分析必须做到以“面向本文”、“面向现实”、“面向自我”的三个“面向”为基础[11]。
三、目前技术创新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
我们应该承认，无论从哪种视角来看，我们的技术创新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但我们也要承认，由于我国的技术创新工作起步较晚，并且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发展较慢，所以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的缺憾。鉴于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技术创新的研究中存在着以下的缺陷和不足。
1.缺少技术创新史的研究
我国的技术史研究成果突出，包括各种技术发展史、技术成果编年史。用熊彼特的创新与发明的区别的理论，技术的发明与技术在经济上起作用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技术史并不等同于技术创新史。我国现存的技术创新的研究资料上非常缺少技术创新史的研究成果，从宏观上缺少像技术史一样的断代史、专业史等等的研究成果，微观上则缺少单一企业的技术创新史的案例研究。这样就造成了我国的技术创新的研究缺少基于历史基础的结论。
2.对于技术创新中发生的变化缺少深层次的综合分析
似乎是每一个角度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这种改变更为显著，但是研究者却很少关注造成这种改变的深层次原因。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是经济与社会相结合的一种活动。因此造成某种改变的因素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又有社会的、文化的。如果单纯从某一方面予以分析，其结果肯定是片面的。例如现在从学术界到大众传媒界一直在倡导着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应该退出主体位置，并且在大量地宣传成功企业的案例，但是这种研究非常地表面化，很少有人去关注促使技术创新主体发生变化的综合因素即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对非经济因素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现有的关于技术创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方面希望能够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成果予以梳理，学习优秀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发掘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和不足，为技术创新的进一步研究寻找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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