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详知91岁的阿沛#183;阿旺晋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旺晋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的5月23日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50周年纪念日。50载春秋，50年风雨，当年在中南海勤政殿携手缔造西藏和平解放这一世纪伟业的汉藏干部中，如今健在的惟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一人，更为可喜的是，今年他老人家虽已是91岁高龄，仍然精神矍烁。怀着崇敬、带着祝福，在一个春阳和煦的午后，我拜访了阿沛副主席及他的秘书——他的女儿才旺。阿沛副主席的家位于北京东城区一个素朴的院落，一进院中，触目所及的是两株开得正盛的紫玉兰，阳光下，姹紫粉白的花瓣显得那样雅洁、清逸。九旬高龄的阿沛副主席就在这样的院落中过着简朴、清淡的生活。
“我愿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
记：才旺大姐，听说1951年您父亲来北京签定十七条协议时，您是他带来的惟一一个孩子。那时您多大了？
才旺：我那一年5岁。当时我父亲和母亲带我一块进京的，因为很小，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很多事情都是后来慢慢知道的。比如说当时谈判中有一些重大争论的情况，都是后来我才了解到的。
记：您能细细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才旺：可以。刚开始谈判时，应该说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距离是很大的。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提出10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其中有条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地方政府也有一个关于和谈的5项条件，其中明确提出，要求中央不要派遣军队进入西藏；并且要求已进驻昌都和阿里的人民解放军撤回内地。这是一个重大分歧。还有一个是西藏内部的团结问题，主要涉及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关系。
记：对这些重大分歧，您父亲持何种态度？
才旺：要想说明白这一点，就是从头开始讲起了。尽管这一段历史以前也有过许多报道，你们《中华儿女》也发表过相关文章，但大多数都是针对当时签定协议的情况，对内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我父亲的态度涉及不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宣布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当时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基本都已解放。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国内外形势和西藏的特殊情况出发，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
但是，当时西藏地方政权掌握在以摄政达札为核心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手里。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指使下，蓄意要搞西藏独立，并为此连续召开官员大会，讨论两大问题，一个是怎样武装阻止解放军进藏；另一个是要向美国、美国、印度、尼泊尔派出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宣布所谓的“西藏独立”，乞求这些国家给予支持和军事援助。
在那次官员大会上，意见基本上是一边倒，当然这中间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官员是迫于权势而表态的。在那样一种形势下，我父亲是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他说：大家都知道，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权对西藏行使主权管辖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西藏的问题只能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要同人民解放军打仗是不可能打胜的，国民党号称有800万军队，还有美国为他们提供最新式的武器装备，结果怎样？还不是被共产党打败了。我们西藏，男女老少全上阵不过才100万人，而且还没有武器，要同人民解放军打，只能是自讨苦吃，打败了又怎么办？至于向那些国家派代表团，我看还不如向北京派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现在谣言很多，说解放军烧寺庙、杀喇嘛、吃活人，但并没有人亲眼看见。我们应当想一想，如果解放军真有那么可怕，为什么全国人还会那么拥护？既然四万万人都过得去，我们藏人有什么过不去的？所以还是同解放军接触谈判为好。
记：才旺大姐，您父亲也是贵族官员，以他的经历，应该是与那些官员一致的，为什么他会成为他们中间“惟一的一位呢？”
才旺：我想这可能与我父亲的成长环境、所受教育以及他的性格有关吧。
我父亲从小是同我奶奶相依为命成长起来的。奶奶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她对佛教的众生平等、诸善奉行、诸恶莫作的信条身体力行，对家中的农奴都不会责骂。在奶奶的影响下，我父亲从小就很有正义感、慈悲心，从没有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他童年时期在庄园里经常与农奴的儿女们滚在一起玩，这在其他贵族家庭中也不是很多的；其次就是因为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小时候在私塾中学会了藏文基础知识后，又在喜饶嘉措大师门下学文法、诗学，也学历史、哲学。后来，他又拜三岩地区红教活佛大苍为师，修习佛学经典。喜饶嘉措和大苍活佛都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大师，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我父亲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做人。喜饶嘉措大师是位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人，他热爱祖国，反对西藏独立，鄙视贵族们尔虞我诈，这些对我父亲的影响非常大，使他逐渐养成了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性格。
实话实话，当时在官员大会上，我父亲能站出来，并不是像有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情。他完全是从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角度独立思考后才提出反对意见的。他熟知西藏的历史，了解700多年来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渊源；更重要的是，在他眼中，农奴的生命也是宝贵的生命！现在要打仗，并且是明知打不赢还要打的仗，白白送命的肯定大多是农奴。他不忍看到这种结局，所以才会这样独立直言，提出反对打仗、主张和谈的意见。在他发言之后，马上就有几位正直的官员也站出来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了。
记：听您这么一分析，那后来派您父亲去昌都出任噶伦，并不见得是当时的摄政达札要重用他，很有可能别有用心吧。
才旺：可以这么说。我父亲提出反对意见后，那些分裂主义分子毫不在乎，仍然坚持扩军备战和向外国乞援的独立活动。恰在这时，原任昌都基巧（相当于总督）的拉鲁·策旺多吉因任期届满，上书噶厦政府请求派新人来接任。按旧例，昌都基巧必须由现职噶伦出任，但鉴于昌都的危急形势，现任的三个噶伦均不肯前往。此时按惯例，要从坡本、代本、孜本中选合适的一位，于是他们就选来选去，选中了我父亲。就这样，他们把我父亲提升为噶伦，并很快派往昌都。我们这么分析当时的噶厦政府的意图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臆测。在那个时候，西藏贵族要想当官是要花钱买的，官越大，花的钱就越多。我父亲后来还自己都开过玩笑，他说他当孜本时就花了不少钱，倒是当噶伦却一分没花就送上门来了。
记：这个“送上门”的噶伦可是个安危莫测的职位呀！
才旺：可不是吗？其实我父亲心里很明白，所以他去昌都之前曾给噶厦政府写了个报告，提出他去昌都不接任基巧，而是“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请求噶厦政府给他这个权力和证明文件。这是他老人家的原话。这个报告一传出去之后，反响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去找共产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很有可能就有去无回了。看到他为了西藏人民甘愿冒此风险，许多官员都很有感触的。我父亲当时也认为此去是吉凶难卜，但出于他的信念和对西藏形势的考虑，他只能把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
对于我父亲的请求，噶厦政府请示达扎摄政，达扎请官员大会商定。于是官员大会答复说：已经按你的意见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和北京接触谈判。你身为噶伦，身份太高，不合适。等前面派出去的代表团有了与中央政府取得联系后的消息，你再去不迟。现在你还是先去昌都任基巧。事实上是，当时噶厦政府共派出去了5个代表团，分别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北京，有一个代表团都已经到了帕里，离边境很近了。就在这个时候，噶厦同时接到了那4个国家的回复，基本上是统一口径，说西藏的问题是中国内政，他们不便干预，更不能提供军事援助。所以请不要派代表团前来。这样一来，那4个代表团就都撤回来了，惟独派往北京的那个代表团到了印度。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孜本厦格巴·旺秋德丹是个死硬的分裂主义者。他到印度后没有去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并发电报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人到香港同他商谈西藏问题。我父亲当时遵照命令去昌都赴任了。一路上，他看到因扩军备战，农奴们负担沉重，苦不堪言，民怨沸腾，就下定了决心要减轻农奴们的负担，并严格要求所有随行人员不得搜刮百姓。这其中有一个故事。在他到达昌都洛宗时，洛宗的负责人按以往接待新任基巧的惯例准备了大量钱物，但我父亲要求一切从简。这位负责人特别感动，他向我父亲说他每次接待前来卦任的基巧至少都要花上万两银子，而这次，他一共只花了125两银子就安排妥当了。这125两银子还是为我们的一个侍卫买马支付的。两下一比较，他认定我父亲是个清官，于是就向我父亲详细地诉说了老百姓的困苦，请求我父亲想想办法，减少百姓的苦难。我父亲一到昌都，就下令解散民兵，并做出了不再动员民兵的决定。他第二步还想把前线的藏军也撤回来的，但还没来得及，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6日开始了解放昌都的战役。10月18日，我父亲命令驻守昌都镇的藏军放下武器全线撤退。至此，昌都战役结束。昌都地区的解放，震撼了全藏，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加速分化，陷入一片争吵之中。主战派处境狼狈，亲英派头子达扎摄政被迫下台，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但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仍不甘心，策动达赖喇嘛和噶厦主要官员出走过境亚东，仅留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个司曹（即代理摄政）和两个噶伦（代理噶伦）在拉萨维持政务。
记：您父亲与王其梅的接触是不是就在昌都战役之后？
才旺：是。那时，以王其梅为首的18军前进指挥所进驻昌都后，继续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王其梅多次与我父亲恳切交谈，阐述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以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且对被俘藏军都实行优待；有伤有病的给予治疗；释放时又发给足够的路费；藏军官兵丢失的衣物，凡能找到的均予归还。昌都解放不久，西藏就进入了寒冷的冬季，当时18军前指与藏军官员都一同住在原总管府院内，我父亲和秘书崔科住在原总管住室中，王其梅指派专人负责安排我父亲及官员们的生活，在当时物资供应很困难的条件下，尽量让他们过得好一些。这一切，与原来听到的关于解放军吃活人、杀喇嘛之类的谣言完全相反，许多官员和藏军官兵不仅彻底改变了对解放军的看法，有的甚至感动得流下热泪。
亲眼看到这些真实情况后，11月9日，我父亲带领40名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以亲身经历讲述他们在昌都受到的优待、照顾，介绍共产党的政策，恳切要求进行和谈。几天后，他又写出第二封信，建议噶厦派出代表同中央进行和谈。
西藏地方当局见到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强大，政治上宽大，在康区已经颇得人心，而他们寻求外国援助毫无结果，遂不得不考虑与中央的接触问题。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致信中央，报告他的亲政经过，表示了谋求和平的愿望。该信由噶厦政府派员于27日到新德里交送袁仲贤大使转中央。29日，中央复电达赖喇嘛，祝贺其亲政，并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和谈。在主和派的敦促下，达赖喇嘛终于在2月12日作出决定，派出以我父亲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5人为全权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赴京谈判。我那时候只有5岁，也算是一路随行了，印象中是走了好多天，一会儿是骑马，一会儿坐汽车，还有飞机和火车，一直到4月下旬才到达北京，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欢迎。
记：你们当时走的是哪一条线路？
才旺：先是骑马从昌都出发，经甘孜到康定，从康定坐上汽车到雅安、成都、重庆，然后飞到西安，再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
记：那时候要是有了一条青藏铁路，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才旺：就是啊，青藏铁路列入《十五》计划，我们都特别高兴，都盼了多少年了。等铁路修好了，我们回家乡，家乡的人来北京就更方便了。
“实在签不成就算了”
记：才旺大姐，您在前面谈到了开始谈判后，在具体问题上有过激烈的分歧和争论，后来是怎么取得共识的？您父亲在中间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才旺：可以说，谈判是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的。就谈判地点来说都有过几次变化，想过在昌都，还想过在拉萨，最后确定在北京。地点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谈判的条件。达赖喇嘛第一次同意我父亲与王其梅在昌都谈判时，他给我父亲派去了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两个助手，并带去了5项和谈条件，这5项条件的中心是为所谓的“西藏独立”辩解，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撤军，退还“已占藏土”，说要在这之后再商量按照历史上汉藏友好关系来处理有关问题。这是他们第一次提出的5条。
记：您父亲看到这样的5条之后是什么反映？
才旺：我父亲看到后，马上就给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写报告，说明因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两个基本条件就是：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反对西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军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边疆，巩固国防。因此，请达赖喇嘛明确接受这两条才有可能进行和谈。就在报告送出去不久，达赖喇嘛的决定也正好发生变化，他同意到北京进行谈判，要我父亲带上那两个到昌都进行谈判的官员一起去北京，他再从亚东派凯墨·索朗旺堆、土登丹达这两名高级官员为全权代表经印度到香港再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首席全权代表仍是我父亲，谈判的条件由这两名高级官员带来，并同时带了一份只给我父亲的内部指示。这一次的谈判条件有所变化，达赖喇嘛接受了部分意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仍不同意在西藏驻解放军。但是，在给我父亲的内部指示中，达赖喇嘛却有这样的指示：关于解放军进藏问题以及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其他问题，你可以审时度势，自行处理。这一指令对我父亲在谈判中处理一些问题就很有利了。
记：这个内部指示以前还真没见到过报道，还有原件吗？
才旺：没有了，“文革”时搞掉了，以前也没有说起过，所以很少有人知道。1987年，我父亲在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12000字的讲话，讲到了这个情况。这一段历史现在还有一些见证人。
记：那您父亲拿到这个内部指示之后，是不是就有很多问题都能放开来谈了？
才旺：还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是李维汉，全权代表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我前面说到过谈判中的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一是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一是西藏内部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关系问题。
在谈到军队进藏问题时，李维汉就曾说过：你们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又不同意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而根据噶厦政府的指令：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但是，不同意解放军到西藏。假若西藏真的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确有必要时，可以请中央临时派解放军援助西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噶厦政府还提出，可照清朝旧制，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驻西藏，指导和监督西藏工作。我父亲个人是早在从昌都出发前就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的，但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从职责出发，如实地提出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上述条件。这样，中央方面坚持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西藏方面坚决不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针锋相对，争论是很激烈的。
在这个关键时候，李维汉多次找我父亲交谈，反复强调：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南国防，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人民解放军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人民发展进步，而绝不会伤害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建设，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更不用害怕。
我父亲向李维汉表示他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但是其他几位西藏代表的思想需要一个转变过程，同时还要向噶厦政府请示。据此，李维汉和我父亲两位首席全权代表商量，决定暂时休会。我父亲召开西藏代表团全体人员会议，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在会上提出，既然噶厦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个根本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人民解放军进藏是顺理成章的事。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父亲的意见，决定先向噶厦政府报告，建议接受人民解放军进藏这一条，如噶厦政府还坚持原来的意见，代表团就自行接受这一条，将来再向噶厦政府解释。
记：我们听说在这一时期，李维汉也将有关情况及时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亲自到代表驻地老北京饭店去看望他们，并共进晚餐，缓和紧张气氛；有一次，周总理还把参加过1949年北京和谈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代表也请来与西藏代表见面，让这两位国民党元勋以自身经历进行开导与说服。是这样吗？
才旺：这段历史向他提起时，他说确有此事。
记：其实，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当时的形势是：同意，人民解放军要进军西藏；不同意，解放军同样要进军西藏。所以，您父亲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非常正确、明智的。我们记得有一位领导人事后还评价说您父亲表现出了一个极为成熟的政治家的气度。
才旺：应该说是在双方首席全权代表的多方斡旋之下，这个问题是圆满解决了，但还有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呢！
记：是不是在关于承认不承认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合法地位的问题？
才旺：对。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几乎使谈判决裂。
记：曾听有些知情人士谈到，其实在您父亲到北京之前，怎样接待西藏代表团和第十世班禅及行辕主要负责人，总理就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当时噶厦政府和堪布会议厅之间矛盾重重。和谈期间，噶厦和堪厅两方都十分在意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态度，都担心中央偏袒一方。为了消除双方的疑惑，促进达赖与班禅两方面的团结，中央人民政府在处理有关问题时，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即便是迎来送往，请客会见等礼仪性的小事，也做了周密安排，以期不刺激和伤害任何一方。
比方说，原来为了早日举行和谈，中央曾决定让您父亲一行经重庆乘飞机直飞北京。但后来周总理经过慎重考虑，指示让您父亲一行先飞往西安，由西安改乘火车到北京，他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同时建议班禅一行也从西安乘火车到北京，他也亲往车站迎接。这样，双方都感到满意。还有在安排毛主席接见上，您父亲一到北京就提出想要见见毛主席，毛泽东也决定要接见，但怎么接见，先见谁，后见谁，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最后，周总理向毛泽东、党中央建议，就在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时接见。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批准，于是皆大欢喜。
才旺：这个细节我不知道。但在恢复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时遇到障碍这一方面，他回忆得较详细。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提出的10项条件中没有关于班禅问题这一条，当他们提出要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时，西藏地方政府只承认已在西宁坐床了两年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只是一个候选灵童。所以，我父亲他们一方面向噶厦报告请示，一方面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表示坚决不同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理由是他们来北京的任务是谈判解决中央同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班禅的问题是西藏内部关系问题，加之这个问题情况复杂，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无法谈判。而中央代表认为，第十世班禅是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批准的，它具有合法性，应该予以承认。否定已经认定的活佛，不利于西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坚持非谈不可，并提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和平谈判进行不下去，和平协议就签不成。谈判陷入了僵局，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向中央代表提出，“签不成就算了”，请中央把凯墨等4位和谈代表安全送回西藏，至于他自己，请中央处置，送回昌都或留在北京都行，听由中央决定。
记：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有个特殊契机？
才旺：后来有一天，中央方面的和谈代表孙志远到北京饭店来看我父亲，谈话的内容涉及到西藏前后藏的管辖范围在内的许多问题，主要还是谈如何解决西藏地方政府与班禅堪布厅的矛盾。他们两人一直谈到中午十二点也没有任何结果。午休后又开始谈，一直谈到下午六点钟，还是没有谈拢。后来据我父亲讲是在傍晚的时候，孙志远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可不可以写上一条“维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我父亲一听当即表示赞同。为什么呢？因为达赖喇嘛从五世到十三世，班禅额尔德尼从四世到九世，这一时期双方根本不存在任何纠纷，维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这样写得合情合理的，界限清楚，便于处理。于是，意见统一了，正式的协议也就签订下来了。
记：我记得好像是在电视剧《西藏风云》中有您父亲那一时期拜会班禅的镜头，不知道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
才旺：是在之后。在这之后，周总理同我父亲有过一次重要谈话，周总理指出：达赖和班禅都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历代达赖和班禅的关系是很友好的。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失和，是英帝国主义挑拨离间造成的，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实施错误的政策，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自己再不应该纠缠过去的历史旧账。他对我父亲说：“在代表团，在整个噶厦政府的官员中，你是最早与共产党、解放军接触的，对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对西藏的方针有很好的理解，你拥护中央，主张汉藏团结，这是很好的。在西藏内部的团结问题上，尤其在促进达赖和班禅的团结方面，（你要）继续发挥作用，做好其他几位代表的工作。”周总理的这一席话对我父亲的触动是很大的。后来，他就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按宗教大礼去拜见第十世班禅大师。这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中，第一次拜见第十世班禅，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的拜见，实际上是表明了西藏地方政府正式承认第十世班禅，这就为贯彻执行协议和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根据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方针和原则，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加上班禅方面的积极配合，1951年5月23日，在这样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通称《十七条协议》。
记：真是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眨眼就是50年。您父亲作为西藏当代历史的见证人，在50年后的今天，他是怎样评述这《十七条协议》的？
才旺：我记得我父亲对《十七条协议》有个专门讲话。他说，“在我们这个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签订十七条协议，正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50年中，他亲眼见证了解放前的西藏和解放后的西藏发生的巨大变革和历史性的进步，并亲自参加了使藏民族获得新生，从停滞衰败走向繁荣昌盛这一过程。现在，他对《十七条协议》的伟大意义认识得更加深刻，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是《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他深为自己能够参加做这样一件符合国家和本民族根本利益，顺应历史趋势、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而感到欣慰。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之际，他真诚地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正视现实，丢掉幻想，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中来。
“总理从来都是把对我个人的关心与西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记：才旺大姐，西藏和平解放后，您的父亲担任过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等职。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缘于这样一份独特经历，您的父亲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着深入、持久的交往，能否谈谈您父亲与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之间交往的一些故事。
才旺：很多人都知道，我父亲属于那种寡言的人，他平时话很少。他与这些领导人交往的故事他很少讲，我知道得不多，就尽我所知的讲吧。
在我的印象中，我父亲提起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的次数是比较多的。我前面说到的总理与他谈话的情节就是他自己回忆时说到的。那时候我父亲与周总理接触是比较多的。我们家子女多，我父母亲一共养育了12个子女，因此，总理总爱说他们是模范夫妻，说我们家是革命家庭。那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总理请他们吃饭也就是一大盆烩菜，里面是些白菜、豆腐、粉丝，再有几片肉片就是很好的了。
有一件事情我父亲说过后我印象比较深，那是在1956年冬天，达赖喇嘛应邀去印度出席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法会，并在印度各地朝佛访问。我父亲作为达赖喇嘛的随行官员领导小组组长也到了印度。一些分裂主义分子活动得非常猖獗，搞了许多阴谋，要把达赖喇嘛阻留在印度领导所谓的“西藏独立运动”。当时周总理出访印度，先同达赖喇嘛谈话，后又同达赖喇嘛随行官员领导小组成员谈话。事先随行官员领导小组商定由噶伦索康·汪清格列为发言代表。谈话开始后，索康先说了几句关于西藏工作我们没有什么意见的话，然后突然左顾右盼地用藏语问：下面该讲什么？我忘了，这可怎么办？我父亲一见索康这个样子就明白了，索康是不愿意由他讲出那些有可能会引起周总理不满意的话。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头天官员领导小组商定好要反映的情况一一道出：“大家认为在江东、甘肃、青海等藏族地区搞的民主改革出了问题，许多康巴分子都跑到西藏来了，他们衣食无着，到处抢劫，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这个根子在于民主改革，只要火熄了，烟也就会散的。我们认为，谁点的火就该由谁来熄灭。”说完以后，大家都不安地看着总理，谁也不出声。
其实在索康左顾右盼说藏语的时候，周总理心里就已经有几分明白了。他一边问翻译是怎么回事，一边在观察众人的表情，他看出了我父亲是被迫发言的。等我父亲发完言之后，总理开口了，语气很和缓，但意思却很坚决，他说：那些地方的民主改革可能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偏差，中央已经在努力纠正。但民主改革的政策并没有错。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派人去实地了解情况。那里民主改革中的问题同你们在印度发生的问题无关，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要用这些话来掩盖当前实质性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有人企图把达赖喇嘛留在印度，搞所谓的“西藏独立”，这是在害达赖喇嘛，也害西藏！
记：这是总理的原话吗？
才旺：总理的话我是后来听父亲回忆总理时转述的，所以不完全是原话，但大致意思是准确的。当时听完了总理的话，我父亲心情很沉重，情绪上也受到影响。第二年，中央在青岛开民族工作会议，总理还专门找他谈话，说他那次在印度做得很对，那样谈是反映官员领导小组的意见，有利于团结大多数，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总理还说，当时大家都明白是索康有意把他推出来的，中央一直是信任他的。今后要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努力工作，要继续争取达赖。一席话，把我父亲心头郁结的沉重全驱散了。
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总理像保护许多老干部和党外人士一样，为使我父亲免受冲击和迫害，特意从北京派专机，把我父亲和母亲从拉萨接到北京来住。
转眼到了1975年的四届人大会上，总理的病已经很重了，但他仍带病做政府工作报告，那也是总理最后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我父亲心里很难过，他很想到医院看看总理，但当时有关人员考虑到总理的健康情况，告诉他说医院不同意去看望，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总理祈祷。一天深夜，他突然接到总理从医院打来的电话，总理在问过西藏工作情况之后，对他说，今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李先念副总理，并嘱咐他有空去看看班禅，多做做工作，帮助帮助他。那时班禅在“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被投入监狱。我父亲在接到了总理的电话后，百感交集，他哽咽着说我很好，请总理放心，总理自己多保重，祝总理早日恢复健康。放下电话后，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此后，他曾多次说：我感动不仅仅是因为总理关心我，总理关心我也不仅仅是为我个人。在我们之间，总理从来都是把对我个人的关心与西藏的发展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才真正是到了一种最高境界！听父亲这样说，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是非常感动的。如果说总理是父亲为人、处事的榜样与楷模，那父亲同样也是我们兄妹的榜样与楷模。
记：我听说您父亲的桥牌打得很棒，他以前是不是常和小平同志一起打牌？他们之间的交往多吗？
才旺：邓小平也是我父亲提得较多的一位领导，他们俩可不仅仅是后来在一起打打桥牌的交谊。他们俩是在1951年我父亲进京谈判时认识的。那时邓小平是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我父亲经过重庆时，他们俩曾有过一次谈话，邓小平很详细地为我父亲阐述了10条原则的含义，并毫不掩饰地指出了当前存在的最大问题。那次谈话我父亲印象很深，后来谈判成功回西藏时，他们俩又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父亲说小平同志讲话既严肃又亲切，既诚恳又很深刻，非常有水平。
我听父亲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文革”时，中央统战部军管领导小组一位领导曾有一次把一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集中起来开会，要他们揭批邓小平。当时这几个人顶了半天不想讲，后来一看不讲确实过不了关，就照着报纸上的论调批了一通。我父亲也照葫芦画瓢如此照搬了一番，但这件事他始终觉得很窝囊，心里还很歉疚。后来有一次在首体看演出，正好小平和夫人卓琳就坐在旁边。我父亲就与坐在边上的卓琳说起了这件事，当时因为人多，很吵，卓琳听完后就与小平咬耳朵，小平听完后又对卓琳说了一番话，然后卓琳又转头复述给我父亲，她说：“小平说了，你做得很对，要保存实力嘛！不这样的话你们谁都过不了关。”听完小平的话后，父亲听他的感觉是背了多年的一块石头一下子落了地，心里完全轻松了。感觉真好！他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非常的重情重义。
记：是这样的，我们从许多事情中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还听人说起您父亲与李维汉的关系也十分好，有一段时间，你们几兄妹还是他们夫妇俩照看的，有这么回事吗？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才旺：有这么回事。我父亲与李伯伯的友情是从谈判时开始的。他说，在刚开始谈判时，他的心里压力很大，是李伯伯对他说：“谈判就是民主协商，就是充分发挥民主，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反复讨论，达成基本一致的协议，而不是把一方的意见强加于另一方。”此后，李伯伯又经常及时给予我父亲十分诚恳的帮助和指点。他还对我父亲说，爱国的道路一一定要坚持，不仅自己爱国，还要团结和带领更多的人一起走爱国道路，才有力量。听了李伯伯的话后，我父亲说他感觉思想亮堂了许多，精神上轻松了许多。谈判结束后，他们俩的友情更加深厚了。在离京之前，我父亲对李伯伯说起有几个孩子现在印度学习，今后想让他们到北京民族学院上学，但孩子们在北京举目无亲，如果可以的话请李部长替我管教他们。李伯伯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我们在北京上学时，李伯伯和他的夫人吴景之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把我们接到他家里去，给我们做点好吃的，听我们讲讲学习情况，就像亲生父母一样。我们跟他们都很亲，我父母也一直与他们友谊深厚。直到现在，李伯伯已去世多年了，我父母年纪也都这么大了，但每年过春节都要去给吴伯母拜年，他们之间的那种友谊是非常真挚的，像这样的事还有许多，要说真是说不完。
“父母亲是不会为你们做什么不合规矩的事的”
记：才旺大姐，您的父亲对子女管教严格是出了名的，您能具体说说他的管教方式吗？比如说，他是信奉“棍棒出孝子”的，还是尊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
才旺：都不是。我前面也说起过，我父亲很少说话，即使对我们这些孩子也是这样。至于“棍棒出孝子”，那就更没有了，他最严厉的批评大概就是说一句“乱七八糟说什么呢？”他只要这样说一句，我们就都知道是我们错了，惹他生气了，也立即就规矩了。我想他奉行的是“身教重于言传”，他始终是在用自己的行为为我们树立榜样。
记：您的家庭是经过大动荡、大起伏的家庭，在这些动荡起伏中，有没有一些令您印象至深的事？
才旺：有啊，挺多的。每次遇到大事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父亲处乱不惊的样子。我记得1952年那次，拉萨骚乱分子闹得很凶，我们家的一些窗户玻璃被枪弹打碎了，我父亲随时都有可能会遇到危险。那天，他把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全都招到一起，说，现在形势很危急，一旦解放军在拉萨真的待不下去了，我和你们母亲肯定是要跟解放军走的。如果你们几个愿意跟我们走，我们就一起走，要是不愿意，我就送你们出去读书。或者你们自己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当时，我们几个兄妹全哭了，紧紧围在父母身边说你们走到哪我们就跟到哪。我那时候还很小，不明白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只记得父亲很冷静的样子，而哥哥姐姐们的表情让我知道出了大事。
记：您的这些兄妹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北京吗？
才旺：现在大部分是在北京和西藏两地。我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一定要靠自己，不要有依靠父母亲的想法。我们兄妹12个从小就知道要靠自己。在“文革”期间，我们几兄妹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发配到四面八方，一家人四分五裂，有在青海的，有在东北的，有在内蒙的，有在唐山的，有在北京的，还有在西藏的。后来总理知道情况后，指示西藏自治区的领导和中央统战部的领导，要他们帮助把这些子女们聚齐起来，这才基本上算是团聚了，此后主要在北京和西藏两地生活和工作。
我父亲和母亲始终是以普通人的身份要求自己，从未利用职权为子女开过绿灯。对子女始终要求不要搞特殊化。我的小妹妹灿曲，读书时赶上了“文革”，后来分配到工厂，在工厂干了多少年了，后来调到民族文化宫一直是工人，我父亲从来没有在工作方面向她的单位提出过任何要求。我这个妹妹也很开朗，她常说她是这个家庭里惟一的工人阶级，所以她可就是领导阶级。她能有这样的心态，我父亲很高兴，也很为她骄傲。
记：您父亲现在的饮食起居如何？
才旺：很好，他特别有规律。他现在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就做自我按摩，这一习惯坚持了许多年了，然后就是散步。以前他总是喜欢到大街上散步，现在年纪大了，我们怕不安全，不让他上大街了，他就和我母亲每天在院子里散步，老两口颇为自得其乐。他的饮食很简单，坚持少吃多餐，而且口味很清淡，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常年坚持喝甜茶和酸奶。这也就是他的养生之道了。
除此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心态一直很好，待人宽宏大量，从不记较个人得失，品性温和，与人为善。再大的事也能挺得住，很少见他发脾气，我们家已是四世同堂了，六十多口人，这么多人相处在一块，而且非常和睦，这主要是缘于他和母亲的那种无形中的影响。现在，我父亲时常还打打桥牌，他的搭档一直是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专家蒋景文大夫，他们配合得很好。我父亲有时候打牌回来后，还会跟我们说说今天又拿了什么奖了，是怎么拿到的，也有什么名次都没拿到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很有意思的！
天色渐晚，我们的采访也已接近尾声。走出会客室，已是暮色苍茫时分，小院中的紫玉兰在晚风中犹自散发出几屡淡淡的清香。站在这个清雅、简朴的小院中，体味“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美妙感觉，想像着老人家身着产自自家缝纫机的一袭布衣在院中闲庭信步的样子，我心中不由生出了一种对寻常人家的家常日子的艳羡之情，尽管我知道，这个小院的主人，是一位对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