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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新社会主义观。联系邓小平的整个理论体系，从认识来源、理论创新和总体的价值意义看，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是社会主义规律论，科学揭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和正确道路。
关键词 邓小平 社会主义本质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的论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石或核心的地位，体现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新社会主义观。本文认为，应从认识来源、理论创新及其总体的价值意义上对这一论断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解。
一、认识来源：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把握时代主题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尽快走出一条富国之路，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长期探索而最终未能解决好的问题。原因是什么？邓小平认为可以总结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28页）但从1957年起的20年间，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给整个民族造成了一场灾难。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础上，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以此为契机，我们开始走上了一条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初步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排除一切“左”和右的干扰，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党的立党宗旨、最终奋斗目标以及国际机遇和挑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证和全面阐述。对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改革措施、保证条件等等进行了精心设计，提出了独特的见解，逐步形成、充实、完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进而凝练、升华为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既是邓小平对过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和失误的深刻思索，更是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第一次初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但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只是一个方面。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还必须对现时代的本质特征作出恰当的分析和历史定位，唯此才能明确找到我们在世界复杂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从而认识我们自身的本质和所走的道路。早在1985年初，邓小平就对进入80年代以来变化了的国际局势作出了深刻分析与新的理论概括，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忽视了生产力发展。邓小平的分析指明，现在已不是战争与革命那种紧张对峙的国际局势了，应当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对此，他也讲得很清楚：“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第233页）
进入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世界依旧很不安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题，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或国际竞争却已开始，这就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因此，我们是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的国际环境和关系之中，发展更为有利，也更为艰难。我们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搞四化建设。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们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从这种国际环境和世界局势中获得规定的。
对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具有基础和决定性意义的，是邓小平的“初级阶段论”对中国具体国情和所处历史地位的透彻分析和准确把握。1981年6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初级阶段”的概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首次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指出了它的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初级阶段的理论指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于摆脱贫穷、落后的阶段；处于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有很大比重转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处于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总之，这个阶段就是邓小平所揭示的，本质上是一个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阶段。在邓小平理论中，“初级阶段论”是他提出新社会主义观，也即重新规定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依据，同时也为我们找到了一把理解建国以来成功与失误的钥匙。过去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第269页），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超越这个阶段，陷入了空想论。因此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方向，就必须是从摆脱贫穷、落后的实际出发，把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作为“首要任务”、“根本一条”。这才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之所在。
二、理论创新：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根本变革与超越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理论形态上看，是一个由五个基本点、两个基本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与根本任务）构成的一个分层次而又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作为新的社会主义观，它从多方面实现了对毛泽东的传统社会主义观的变革与超越。
1.邓小平明确地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地位，这一视点转换，不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飞跃与变革。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即强调政治革命的核心地位。建国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基本上沿袭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套做法。当然，毛泽东在建国后也并非没有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到建设的转移，而且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理论。但由于“左”的错误及国内外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能贯彻始终地实现这一战略转移，而是越来越严重地走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经济的歧途，形成了一套“左”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纠正的就是毛泽东的这一根本错误，确立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实现了战略转移。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正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使我们党不仅有了成功地领导革命的理论，而且有了成功地领导建设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创造条件分步骤地进行。第一步是通过革命和专政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步则是尽快发展生产力，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创造物质条件。两步走，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在革命阶段和建设阶段的根本任务作了明确区分。列宁正是这么去实践的。十月革命前后，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列宁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一旦形势好转，他立即把思考问题的重点转到了发展生产力问题，认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②但斯大林却片面地把列宁主义概括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影响了不少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是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
以上极简要的叙述说明，当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阶级斗争再也不是一个严重事实的时候，就应当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地位。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根本上继承和发展的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思想原则。
2.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突出强调“解放生产力”，实际上是肯定了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意义。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又一根本变革与超越。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得到科学解决。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至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马克思只说到还有旧社会的痕迹，实际没有回答。斯大林先是说劳动人民之间的和谐精神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后来又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正确论断，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焦点在何处，毛泽东并没有找准。邓小平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正确内容，另一方面则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找到了阻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症结和要害所在，这就是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第138页）。但在改革了旧体制之后，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制？邓小平多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第373页）这就指明，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活力的、开放型的市场就是不能不采用的基本手段和关键环节。与市场具有必然联系的是生产力，而不是社会基本制度。邓小平的精辟阐述，是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讲过的新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思想，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理论到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变革。
关于改革的性质，邓小平强调它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113页）。“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第135页）。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指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是不完全的。以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质上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对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邓小平把改革同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革命相提并论，阐明了改革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联系，第一次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力发展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空白。同时，邓小平把他的这一贡献用“解放生产力”五个字浓缩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
3.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不仅抓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重新规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根本任务。就此而论，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根本变革与超越。
传统社会主义观虽然没有对社会主义下过正式定义，但多年来形成的习惯看法，认为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这三者并非不重要，但忽视了生产力，忽视了共同富裕。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看，他实际上是把不断纯洁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当作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就必须不停顿地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总结过去的失误，邓小平突出人民主体性，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作出了新的认识与规定，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目标的手段或根本任务则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与发展生产力，目标与手段，相反相成，既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又从理论上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其重要特点。其一，是将社会主义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去考察，从社会主义所处历史地位去确立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根本任务。一方面，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去阐明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第123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去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是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中去阐述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第116页）因此，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其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进行动态考察，将生产力的发展与共同富裕当作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时，用了好几个动词，“解放”、“发展”、“消除”、“最终达到”。这本身就表明，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本质只有在运动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其本质的充分体现，也只能是运动的最终结果。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与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概念，应当辩证地加以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但不可能是同时、同步、同水平的一齐富起来，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允许有差别。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可以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手段去帮助和支持后富的，以便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先富带动后富，是加速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也是邓小平揭示的社会主义建设波浪式前进的一条规律。以先富带动后富的办法使邓小平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坚持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同样，也应当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去看待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问题。是否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无疑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显然，通过政治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消灭剥削现象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一方面，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将长期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方针。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剥削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一国两制”的长期方针，“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第219页）无论是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还是个别地区的资本主义，因为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仅不应当消灭，还要鼓励发展。所以现阶段以至今后很长时期内完全消灭剥削现象都不可能，这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解决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去逐步消灭剥削现象，逐步消除各地区发展水平以及个人收入之间的过大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三、总体价值意义：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揭示
如果说，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当今世界主题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从多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实现根本变革与超越，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突出贡献的话，那么从其总体的价值意义来看，则是第一次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或道路的科学揭示。规律同本质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列宁说：“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就是规律。③把握了事物的本质也即把握了事物的规律。同时，规律可以被认为是道路的本质依据，道路则是规律的具体实现方式。因此，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规律论、道路论。这条规律或道路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切从本民族、本国家的实际出发，始终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在依据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时候，也提出过像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由于这种跨越有诸多条件制约，并不容易。他们的设想具体怎么实现还需要后人去解决。列宁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并对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探索，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经验。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使他的探索也随即中断了。斯大林、毛泽东都未能科学地探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规律和道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了这种探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在的经济、文化水平还处于世界后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邓小平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始终放在首要地位，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心，并应以此作为判断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好坏的标准。“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第149-150页）这条路正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的核心内容。提升到本质的高度，正好说明它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而把马克思、列宁的设想和探索推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它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具体化，或者说是化为党的实际行动和具体前进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规律论。基本路线的核心是经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则是保证“一个中心”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要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必须对内对外实行全面改革开放；要使改革开放能够健康发展，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无论忽视或破坏哪一个基本点，都将直接破坏“一个中心”的实现，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损害。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历史上，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某些事件，我们有过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严重教训。自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发生的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都始终没有动摇这个中心。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吸取了教训，坚定了信心。针对1989年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波及随后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邓小平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就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因此，“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第370-371页）。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结论。
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仅仅经过了十几年，就使中国真正活跃了起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一个古老的、拥有12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正在创造充满活力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伟大的实践创造伟大的理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来自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被这一实践的成功证明了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坚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向我们揭示的道路前进，相信社会主义的未来比今天对人们更有吸引力。
［作者简介］ 王三可，1952年生，197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现为陕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师。发表有《邓小平的方法论》等论文。
收稿日期：1994-09-06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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