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与全球化问题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观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入世”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认识和应对全球化，考察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与反全球化现象的本质，是十分有益的。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与启动标志
经济全球化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1.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的进程；2.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
关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起始，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15世纪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4、5、11页。）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尽管15世纪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的交往趋于密切，但并未根本打破人类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而开始广泛交流。
如果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为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也不能说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而工业革命却是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两个半世纪才开始。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要待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启动，也应在19世纪中叶。
同样可以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并不同步。因为，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启动时，资本主义进程已经跨过了两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进程的启动远远早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启动。
（二）工业化进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关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是在阐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的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统一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是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67页。）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的主语“它”，是机器大工业！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已经得出了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5、11、12页。）其实，仔细推敲这一推论，可发现其并不妥当。
从以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上下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认为，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发展到19世纪中期，才进入高潮，世界市场才形成，一切民族与国家才被联成一体，“世界历史”才启动。可见，资本主义进程的启动、机器大工业的启动，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启动，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与重合。当资本主义进展到18世纪中后期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当工业革命进行到19世纪中期，达到高潮，世界市场基本形成，“世界历史”进程启动，同时，世界市场形成也使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出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开始了。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通过阐发“世界历史”观预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世界上占据全面力量优势，在全球化中处于主导地位。长远看，以历史眼光看，坚持与时俱进、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少变多，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终将胜出。全球化最终必将汇入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历史最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中。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的“世界历史观”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经济全球化进程，受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推动，也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相关联，就此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尽管世界或多或少地被卷入，但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仍没有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50-6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两个平行市场”与冷战的世界两极格局，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出现，充其量只有出现形式上的“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时代，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化。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在因特网的推动下，资本的国际流动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即便如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未实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地带”。
二、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政治及全球文化现象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现代化
经济全球化其实是世界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工业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它始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但是工业化存在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无论是英国模式、美国模式还是普鲁士模式，都不能简单等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它们只是其中一种类型。当代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当代资本主义后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也含有多种模式，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模式，只能属于资本主义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类型。就此而言，经济全球化并不能等同于某一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模式的世界化，它并非“美国‘加油站’遍布全世界”，既不可能是美国现代化模式或后工业化模式的简单翻版，也不可能是欧盟或日本现代化模式的翻版。它只能是各种现代化发展模式交互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它也必然会给当今经济全球化打上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烙印。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作为其助力与物质载体的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更多的是由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协调与推动的，不少跨国公司本身就由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因此，经济全球化不能简单地看作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的跨国资本主义化。
各国现代化模式与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呈现多姿多彩的特点。这种选择，不仅涉及市场经济问题，还涉及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包括政治体制与传统文化的背景。因此借助现代化理论，可以深化全球化问题讨论。
（二）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政治及全球文化现象
在全球化问题讨论中，虽然对经济全球化的讨论相对歧义不多，共识不少，但是在讨论它对全球政治和全球文化的影响时，存在较大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也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历史发展的动因，并不是只有经济因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因素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在承认经济对政治、文化和积极影响作用的同时，必须认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也有积极作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文化的发展常常不是同步的，后者往往具有更多稳定性与独立性特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某些全球政治、文化现象，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某些要求，它们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与融合的结果，显示了不同文明间相融的特点；但是全球政治、文化现象在本质上，不能简单地等同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现象与本质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是还有区别，不能等同。全球现象和全球化之间不能简单的划等号，而需要具体分析。
1.就政治现象而言，分为三个主要的层面：
(1)法律层面，尤其在涉外法、国际法层面。面对严峻的全球性贩毒、犯罪、恐怖行动、环境保护等问题，为了统一治理全球问题，各国政府共同呼唤全球统一的行为准则与法律规范，因此在冷战后，全球达成愈来愈多的共识，并出现日益增强的全球法律意识。这些现象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与法制观念形成挑战。
(2)公共行政管理层面。各国之间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分享人类公共管理经验，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全球公共管理理念与政府再造的实践，具有相当程度的共通性。
(3)政治体制层面。作为政治核心内容，政治体制并不是简单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是一定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它往往与一定生产力与一定文化相适应。在当今世界中，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政治体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它们的竞争与共存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但它们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竞争共存，也有相互借鉴和融合的一面。其总体优劣和兴亡存废将最终由人类实践和历史作出取舍抉择与裁夺。
2.就文化现象而言，问题比较复杂。马克斯·韦伯曾将其分成大众文化（日常文化）、科技与管理制度文化、价值文化（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三种类型。
(1)就第一类型的大众文化而言，全球大众文化现象比较明显。但这一全球现象，并非如经济全球化那样，是由某一民族的文化主导的全球文化趋同的趋势。不同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包括大众文化，并不能相互完全取代，往往只能并存兼容，共同发展。
(2)就科技与管理制度文化而言，其全球化现象较明显。在科技文化上，随着各国经济、文化、教育的交流加深，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各国科技的内容、载体与机制，日益“标准化”，科技文化一体化的现象发展加快。在管理制度文化上，各国先进的管理制度与技术，互相借鉴，共同发展，这一现象有利于各国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
(3)就价值文化类型而言，更需具体分析。价值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一般可包含基本价值观念与一般价值观念，前者一般由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所范铸，后者更受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影响，两者互相影响，但是前者往往起决定作用。
全球文化现象在一般价值观念方面已有一些表现，例如，各国人民普遍接受民主、自由、平等、效率、公正、和平、发展等现代普遍价值观。
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不同民族之间尚没有普遍一致的价值理念，也还没有发生同一与一体化的现象。相反，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南北差距扩大，使不同民族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基本价值观念之间分歧弥深，冲突加剧。在基本价值判断与思维方式上，鼓吹全球一元化和“国际一言堂”，如果不是泛全球化的谬见，就只能是思想强权主义偏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未来的全球文化既不会是“西方中心”的单元文化，也不会是“东方中心”的单元文化。全球文化的发展，过去未能，今后也不可能仅是单元化的，一个中心的，而必然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全球文化的单元化，必然是人类文明的毁灭，是人类的悲哀而非希望。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有有所抵牾的一面，也有互通、互融的一面；有排斥的一面，更有共进共存的一面。鼓吹世界多种文化将会被某一种强势文化整休整合，形成单一的全球文化的论点，只能是痴人说梦。欧洲委员会创立的里斯本小组，在其集中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报告《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中指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已经完成了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实现了同质化”。全球化其实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并且有“多种多样的结果”。这一结论较为客观。
三、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与反全球化现象的本质
（一）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
经济全球化的演进，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生产成本更低，劳动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环境保护问题更加严重。经济全球化显示了祸福倚伏的“双刃剑”的双重效应，人们对此已有共识。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和得益最多，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劣势地位和得益较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也是近代工业化与殖民主义的历史所造成的。
但是，作为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优势地位是否意味着它们只有机遇而无挑战，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劣势地位是否意味着它们只有挑战而无机遇？回答应是否定的。
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不仅表现在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南北差距与环境保护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任何参加者的经济发展效应上。事实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机遇和挑战并存，尽管不同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不尽相同，机遇和挑战也不同。
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会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会遭到跨国公司、资本与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
就具体国家经济发展而言，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与机会，在给与机会的同时伴随着风险，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或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获得发展机遇，最终不是取决于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而是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态度和政策，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英国的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34，再到1998-1999年的35，贫富差距也在拉大。2000年，美国20%的最富与最穷的人口的全国收入占有比例，分别为49.7%与3.6%，贫困率达11.3%。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Henry S·Farber在2001年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将被迫忍受除了失业救济金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反而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中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反全球化现象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反全球化活动掀起高潮。其折射出不少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困惑。就程度而言，这类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据统计，较大规模的反全球化活动，全世界2000年发生了7次，2001年发生了6次。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国际经济、贸易或金融会议，会场外都会有此类抗议活动，并且时有抗议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
在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往往是发达国家内那些受经济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的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包括美国的“劳联与产联”，法国的“农民联盟”。美国的“劳联与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与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现在发达国家召开每一次重大的国际经济贸易会议，在会场外，几乎都有反全球化的群众示威抗议活动。以至举办国在无奈之余，只能选择在大海的邮船上或交通不便的高山小镇举办会议，以躲避大规模的反全球化抗议活动。这些由非政府组织筹办的反全球化的抗议活动，其宗旨往往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维护发达国家内某些利益集团的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曾发言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社会科学报》2002年1月24日。）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常常也批评经济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经济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经济全球化，希望经济全球化的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要求参与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而使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积极参与中，乘势发展起来，上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最有力地证明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与成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也有机遇。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规避风险而排斥或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那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发展机会，甘愿被边缘化与被淘汰出局，缩短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如果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理智应对，就有巨大的发展机遇。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机制。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只有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勇于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效应的评价应该客观，避免情绪化，防止失之偏颇。其实，当一些人一边赞扬中国与东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边却在埋怨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偏见”，诅咒它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时，这些人显然已表现了某种自相矛盾的心态。这种心态其实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与本质的理解存有偏见。
跨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更加波澜壮阔，顺之者昌，逆之者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谁也无法鱼与熊掌兼得，只有机遇，没有挑战，只有发展，没有风险。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机遇只有在挑战中发现、任何发展也只有在与风险相抗击中争得。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外力，调整发展战略，以争得发展机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应对“入世”后面对的严峻挑战，以争取获得更大发展机遇，并且能在本世纪中期，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腾飞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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