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流动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当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迅速成长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此间中国青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是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巨大动力。与中国历史上许多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总是和战乱、饥荒联系在一起不同，被市场经济规律和追求文明富裕的梦想所推动的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流动，是青年与社会发展的一种良性互动，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流动的五大特点及积极作用
1.农村青年向制造业的大规模流动，保证了制造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城镇青年“远离制造业”的择业倾向，有些传媒曾惊呼：“明天谁来当工人？”十多年过去，这种担心并没有变成现实，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农民工源源不断地补充了产业工人队伍，维持了制造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国计民生的贡献始终处于不可动摇的领先地位。第二产业GDP由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381.3亿元，占GDP总值的48.6％；其中工业企业创造的GDP为107367.2亿元，占第二产业的88.45％①(见表1-2)。
1990年，第二产业创造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是第一产业的5.77倍，是第三产业的1.5倍；2005年，第二产业创造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是第一产业的7.09倍，是第三产业的1.55倍；在2007年的经济增长中，54.1％的贡献率来自第二产业，54.62％的拉动力来自第二产业，其中最大的拉动力来自制造业。制造业持续稳定高速度发展，不仅直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就业岗位，也派生出许多服务和维修产业的就业机会。
在支撑着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工业企业，生产一线的“农民工”也已经超过工人队伍的半数。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综合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部的调查统计结果指出，我国目前进城农民工大约1.2亿人，加上乡镇企业1.43亿就业者，农民工总数大约2.6亿人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农民工已经占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58％，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68％，建筑业从业人员的80％③。按照国务院研究室30.3％的农民工进入制造业的调查结果，含乡镇企业在内，制造业农民工应该在7800万人以上④。许多外商独资、合资、民营、私营企业，生产一线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农民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批农民工的参与才得以顺利实现的。在笔者2007年进行的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中，作为课题抽样点之一的山东青岛城阳区，553.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本地从业人员26.7万人，外来青年农民工35万人，农民工数量是当地从业人口的1.3倍。在中国东南沿海许多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出口加工区，青年农民工也几乎“垄断”了制造业所有一线生产岗位，他们的“去”与“留”已经关系到这些加工区的存亡。
虽然2004年广东初现“民工荒”，曾经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来源的密切关注，但就基本趋势而言，中国农民工队伍短期内不会大规模萎缩，而将继续扩大。这种继续扩大的必然趋势是由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长期供大于求现状给农村青年造成的更大的就业“压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农村青年的“拉力”、农业技术进步和耕地面积减少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产业转移的“推力”、繁华的城市生活对农村青年的“吸引力”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要进城，这是未来20-30年间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而进城以后的主要就业领域无疑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
2.青年向服务业的流动，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服务业的长足进步。改革开放之初，服务业是中国青年就业很不看好的领域。由于“伺候人的工作低人一等”的传统观念和服务业本身待遇较低，城镇青年宁可去劳动强度更大的工业企业。伴随中国社会产业结构调整和青年就业观念变化，最近30年来，第三产业成为青年就业增加最快的领域。1994年，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07年底，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发展到1978年的2.66倍(见表3)。在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人口中，除了一部分下岗职工外，绝大多数是新长成劳动力。
青年大量涌入第三产业就业，为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在金融、电讯、IT产业，在旅游、批发零售、餐饮服务、物业管理、文化产业等领域，活跃在一线服务岗位的员工，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提升了中国服务业的水平，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3.青年由就业岗位向创业岗位的流动，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青年，对“创业”基本处于“群体无意识”的状态。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二元分割的刚性户籍制度，国家统包统分的人事和劳动用工制度，将所有人的职业生涯纳入了“国家计划”之内。青年是“国家选择”的对象。每个人只需要做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便可以享受大致平均的待遇。这是一个不需要个人创业的时代。1978-1979年，知识青年“回城风”席卷全国，在各级“知青办”两年硬性安置1447万人之后，1979年末，全国仍然有567.6万人“待业”，城镇登记失业率高达5.4％⑤。针对城市企、事业单位已经人满为患的现实问题，197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北京市《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间接地肯定了允许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创业和自谋职业的做法。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在国家统筹规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正式出台。对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调整，当时青年的反应并不热烈。自谋职业“干个体”对当时的青年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逼上梁山”。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中包含的发展机会和无限的可能。为了推动青年就业观念的转变，1983年8月，在“全国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到会讲话，明确指出“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彩豪迈的事业。”并鼓励代表们继续走在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前列，争取更大的光荣。这次会议作为一种示范、一种号召，对传统的就业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1978年，全国个体从业者总共15万人，1980年发展到81万人，1985年末，这一数字则迅速增加到450万人，而新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待业青年。到2007年底，全国城乡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已经达到12750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6.6％，是改革开放之初的850倍⑥。
为了充分发挥创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了许多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就业环境，扩大就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就业专项资金用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职业技能鉴定、特定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险等的补贴，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以及扶持公共就业服务等。劳动部门、金融机构、企业为创业青年提供的资金扶持也在不断增加。创业小老板数量明显增长。2006年，全国16-34岁在业青年拥有“雇主”身份的占全部雇主的32.2％，“自营劳动者”占同类劳动者的28.8％⑦。16-34岁的城镇就业青年拥有“雇主”身份的已经达到雇主人数的32.8％，比2001年增加了12.8％，城镇青年“自营劳动者”占同类从业人员的29.3％⑧。青年由就业岗位向创业岗位的流动，不仅解决了创业青年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也为更多的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缓解了当代青年的就业压力。2007年，全国城乡私营企业551.3万户，提供就业岗位7253.1万个；个体经营户2741.5万家，提供就业岗位5496.2万个⑨，两者合计12749.3万人，分担了六分之一的就业压力。
4.青年知识分子向公共事务管理领域流动，促进了社会稳定
1993年10月，中国开始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考录制度正式出台。15年来，每年都有一大批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通过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不仅优化了公务员队伍的年龄、文化结构，也大大提升了当代青年的就业起点。200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实施，“凡进必考”的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公务员职位成为大学生专属的就业岗位。而全国科级公务员岗位的公开招考，机会也基本上都属于35岁以下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1978-2007年，我国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由467万人增加到1291.2万人⑩，其中，1993年以后更新和增加的基本上都是新考录人员。公务员考试作为当代青年进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唯一渠道，为优秀青年公开、公平竞争提供了机会，也引发了持续升温的“公考热”。中央直属机关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中，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考公务员的难度超过了考研究生，一方面说明公务员岗位对青年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给公务员选拔拓展了“择优”的广阔空间。大批优秀青年进入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同时还意味着青年对社会制度、管理体制的认同，对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留学与“海归”青年不断增加，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看世界的热情持续高涨，出国留学渠道不断增加，学成归国的“海归”队伍也在不断扩大。(见表4)。
在国门乍开的1978年，出国留学生只有860人，2008年，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7.98万人，30年累计出国留学124.08万人，目前在海外的留学生超过100万。数以百万计的青年留学海外，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留学潮。他们的出出进进，不仅承担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也大大促进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对于当代中国青年，外部世界不再陌生、不再神秘，今天的世界也通过上百万留学生的自由往来，看到了一个由古老、封闭走向现代、开放的中国。
二、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流动的发展趋势与三大矛盾
在充分肯定当代中国青年社会流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当代中国青年倾向于上行性流动的发展趋势已经形成，但还远未达到“有序”水平。整体流动方向受社会的制约性和个体流动的盲目性同时存在，不仅增加了青年流动的成本，也使本来有限的社会资源未能得到高效利用。这一悖论的形成源于三个基本矛盾。
1.青年人口持续增长与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然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供大于求的国家。2008-2020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仍将持续增长。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出生的人口将对就业市场构成新一轮冲击波。从2005年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以每年300万—600万的规模进入就业市场的同时，90年代出生的人口也陆续达到就业年龄。虽然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由峰值年份1987年的23.33‰下降到2007年的12.1‰(11)，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但是，庞大的育龄人口基数决定了未来十几年新增劳动人口每年仍然保持在1500万—2200万之间，新长成劳动力就业需求十分旺盛。(见表5)
尽管此间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能会延迟每年几百万新增劳动人口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但同时每年必须接纳的大中专毕业生也只是略低于当年度延迟就业人口数量。因此，未来十几年间中国青年就业与社会流动将持续面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挑战。
2.青年流动意愿与社会需求和自身素质的矛盾
在流动中实现充分就业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没有事做的人应当愿意、并且能够去做没有人做的事”。但是，由于青年就业观念、职业价值取向与社会需求不对称，中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悖论：许多青年在找工作，许多工作却没人做。
2007年第四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对全国94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这94个城市的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412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约422万人，求人倍率约为0.98。如果供需结构对称的话，100人竞争98个工作岗位，应当有98％的求职者可以找到工作，然而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来自十个都会城市的数据表明，排在前三位的岗位空缺大于求职人数的职业，如保险业务人员、餐厅服务员、裁剪缝纫人员、家政服务人员、社会服务人员、矿物开采人员、电子元件制造人员等许多稍加培训即可适应的岗位，很少有人问津；而驾驶、财会、营业、收银员等许多已经饱和的岗位，求职者却趋之若鹜。
2007年，一项有效问卷为4525份的中国青年权益状况调查显示(12)，接近三分之一的青年已经感觉到“竞争激烈，就业越来越难”，并且清醒地把“缺乏工作经验”(68.4％)、“缺乏技术”(57.1％)、“找工作的人太多”(44.7％)排在“压力来源”的前三位，但他们仍然不肯降低自己的择业期待。全部调查对象中，只有1.8％的青年愿意接受技术工人岗位，1.9％的人愿意接受第三产业服务岗位。在务农的青年中，想当技术工人的比例只有6.1％，愿意从事第三产业服务工作的只有2.9％。绝大多数青年的眼睛只盯着“白领岗位”。在就业岗位“稀缺”的背景下，不改变这种择业观念，青年上行性流动意愿将很难实现。
3.青年创业激情与创业能力和条件的矛盾
2007年中国青年权益状况调查结果显示，33.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当老板”是“比较理想的工作岗位”，超过了对公务员的选择(29.5％)、对专业技术岗位的选择(16.9％)、对企事业单位管理岗位的选择(14.6％)，被青年排在所有选项的第一位。可见，20世纪80年代被巨大的就业压力“逼”出来的创业激情，经过20多年的积淀，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的一种价值追求。但是，想当老板和能当老板、有条件成为老板显然不是一回事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青年中，恰恰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的、文化水平最低的青年，“想当老板”的愿望最为迫切。而事实上，这一部分青年的自身素质和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却注定了他们最不具备当老板的条件。青年创业激情与自身素质、外部环境条件的矛盾，将长期困扰准备创业的青年。
三、促进青年合理有序流动的对策
1.提供普惠的职业训练
中国已经进入“专业社会”。青年必须拥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才能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劳动预备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有就业要求的初高中毕业生实行一定期限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使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这一规定以立法的形式把全部“有就业要求的初高中毕业生”纳入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范围，并明确了责任主体，对提升青年特别是原来被排除在劳动预备制度框架之外的农村青年的就业能力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让劳动预备制度覆盖广大农村青年会提高就业成本，实际上，这种“投入”远远低于农村青年为寻求就业岗位而流动的费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2004年以来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学校承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的原则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为全区79037名农村劳动力建立了培训档案，准备以每年1万人的规模，尽快让农民拥有一技之长。首批参加培训的10000名农民，培训费用由区财政、镇村两级补贴200元，区政府与培训学校采用“培训券结算”方式，确保培训费用直接补贴到农民手中(13)。对于一个年度GDP130亿元以上，地方财政收入3亿元以上，城市化率超过70％的区县，政府投入100万，就可以拉动八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作好产业转移的技能准备，投入产出比是相当令人鼓舞的。因此，通过完善劳动预备制度，整合一切可能发挥作用的教育资源为农村青年大量开办公益性职业技术学校的做法可以大力推广；对农村普九教育对象衔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应当作为重大教育决策研究论证并尽快实施；对农村青年转移就业需要的岗前培训，应当动员社会各界共同伸出援手，政府可以采取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把招聘和培训结合起来；通过多种渠道为青年就业打好职业技能基础。
2.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青年社会流动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引导青年有序流动的前提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投资基本建设、刺激消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完善服务业等都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有效途径。而近年来由青年组织推动的“学士后流动站”、“大学生见习岗”等职业过渡岗位，也为青年进入职业生活领域起到了很好的“热身”作用。各级政府应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拓展就业渠道，完善就业市场、提供就业信息，引导青年有序流动。
3.形成配套的创业扶持政策
创业带动就业是积极的就业政策的重要内容。2007年中国私营企业平均提供13个就业岗位，个体经营户平均解决2个就业岗位。据此推论，鼓励创业无疑是带动就业的有效举措。在农村，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可以推广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在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可以采取利用优势资源创名牌产品的模式；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山区丘陵地带，可以推广“公司+农户”的山区开发模式；在旅游资源丰富的落后地区，可以发展民间工艺品产业，提倡滚动发展模式；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地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面向“穷人”的小额贷款模式，并允许农村青年以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抵押贷款创业。在城镇，需要逐步完善根据提供就业岗位的数量确定税收减免比重的改革思路，通过合理的税收减免、降低担保门槛等方式，为青年自主创业提供支持。
4.引导青年转变和调整生涯发展观念
针对青年就业观念、职业适应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借鉴发达国家职业生涯教育的成功经验，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就业与创业指导新模式。一是把职业生涯规划列入大中专学校教学计划或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从入校开始，就按照职业生涯认知、职业生涯探索、职业生涯准备、职业生涯规划渐进序列，对学生进行不间断地职业生涯辅导。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实行全员导师制，让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生涯规划导师，用导师的经验和阅历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二是在教学和校园文化活动中，渗透职业理想、职业道德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竞争与合作意识，团队精神、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大局意识等职业生活必需的品质，为将来顺利适应社会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加强对实践性教学环节和社会实践环节的指导，给学生创造“实战环境”，培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四是就业指导类课程要让青年成为“主角”，从了解市场就业信息、调查用人单位的需求到开展各种模拟招聘活动进行“全程体验”；五是针对青年职业价值观存在的问题与偏差，扩大正面的宣传教育，引导青年学会从社会发展和自身的实际出发，科学地设计未来，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寻找个人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
注释：
①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37-38.
②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4.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25.
③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7.
④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第5页数据推算.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年劳动就业研究室.青年就业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54.
⑥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8》111页数据计算.
⑦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7》第142页数据计算.
⑧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7》第146页数据计算.
⑨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33-134页.
⑩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17.
(11)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88.
(12)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7《中国青年权益状况调查》原始数据.
(13)张秀贵.定单式培训政府给补贴[N].齐鲁晚报，2004-9-12.
注：本文入选国际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专业委员会2009年度青年研究国际研讨会(爱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