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创新乎 战略贫困乎——《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日本论文,外交论文,贫困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向小泉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的研究报告(注：该报告全文登载在日本首相官邸网站上(www.kantei.go.jp)。)(以下简称《战略报告》)，就当前和未来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和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建议。该咨询机构由9名人士组成(注：该机构的9名成员是：冈本行夫(外交评论家、内阁官房参与)、小此木政夫(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北冈伸一(东京大学教授)、田波耕治(国际协力银行副总裁)、谷野作太郎(前驻中国大使)、张富士夫(丰田汽车公司社长)、西原正(防卫大学校长)、山内昌之(东京大学教授)、渡边修(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2001年9月成立以来先后召开了32次研讨会，最终形成了这份报告。
《战略报告》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围绕日本的国际形势”；第二部分，“日本以地区划分的课题”；第三部分，“日本以领域划分的课题”；第四部分，“建议创设‘外交安全保障战略会议’”。“日本以地区划分的课题”包括美国、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区、南亚、中东与中亚、俄罗斯、欧洲、中南美、非洲、联合国等章节。“日本以领域划分的课题”包括安全保障、世界中的日本经济、东亚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和人道主义支援、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学术文化交流等方面。另外，该报告还有两篇附件：第一篇是《如何应对中国?》，第二篇是《关于日本的ODA战略》。
这一报告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由于该工作组是首相的咨询机构，其成员系首相指定的各界著名人士，加上小泉首相、福田官房长官、川口外相等政要多次参加研讨会，因此，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日本决策层对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思路。
提倡创新，呼唤战略
提倡创新、呼唤战略，是贯穿《战略报告》始终的基调和特色。该报告以冷战后日本的“战略贫困”状况为背景应运而生，以提出21世纪“日本丸”的“外交海图”为己任。
《战略报告》的“新”战略构思，首先从对国际形势和日本外交战略的总体定位入手。该报告对当今国际形势的新特点进行了如下概括：一是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球化。当年置身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只有七八亿人，而今包括中国、印度和原苏联地区在内已有40亿人，这些人在同一个经济圈内展开激烈竞争。二是军事力量的显著发展和强化。传统形态的战争已很难发生，美国的军事实力几乎不会受到正面挑战，然而，恐怖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成为新的危险。三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具有诸多积极意义，但其对日本等周边各国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战略报告》断言：“今后20年的世界变化，将比近代以来任何20年的变化都要大。”
在如此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日本外交是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战略报告》认为，过去10年间日本缺乏基于长远战略的外交视野，越来越倾向于以“对症疗法”敷衍了事。正如其副题所示，该报告呼吁日本要在“新时代”追求“新视野”，展开“新外交”。报告指出：“小泉外交在日本面对的短期课题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今后开展日本外交，有必要制定作为国家应有的明确的战略”。
如何确立和开展“新外交”?《战略报告》提出的一揽子方案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国益”(国家利益)，二是“战略”。该报告认为：迄今为止，日本缺乏一个作为国家应有的明确战略。在冷战时期，日本依靠美国维护安全，不太需要这种战略。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日本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制定长远战略。二战以后，出于对战前“超国家主义”的反感，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忌讳谈论“国益”的氛围，其结果是个人或个别集团等的利益优先的风潮流行。如今，只有讨论国家利益，方能确定日本的前进方向。该报告指出，只顾本国的狭隘国家利益必然导致与他国的对立，只有可与他国的国家利益长久共存的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这就是小渊内阁曾经倡导的“开放的国家利益”。
对于日本来说，什么是基本的国家利益呢?《战略报告》提出了如下三项：第一，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第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第三，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以及推动国际人际文化交往。应当说，这些内容只是些冠冕堂皇的抽象词句，既无新意，也不明确。要想了解其外交战略的真实观点，就必须详细考察其对各地区和各领域问题的具体思路与措施。
综观《战略报告》可以看出，该报告把握到世界的总体潮流，指出了国际环境的变化趋势，基于此提出了确立外交战略、制定相应措施的政策建议。《战略报告》在探讨未来日本外交战略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然而，在如何对应急速变化的世界、如何确定和落实新的外交战略等问题上，《战略报告》基本上沿袭了传统套路，在新思路与旧方法之间显示出犹豫和彷徨。
值得一提的是，《战略报告》中明显包含着合理思维与情绪化观点、强硬路线与协调路线共存的矛盾。例如，报告的第一篇附件——《如何应对中国?》，在客观、理性地把握中日关系方面明显优于正文。笔者认为，这既是日本外交面临的现实矛盾在《战略报告》中的反映，也是该咨询机构成员之间的不同意见相互妥协和“两论并记”的结果。这使得《战略报告》的前后一贯性和政策合理性大打折扣，令人觉得其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外交战略思路。其实，这正反映了当前日本各界精英在未来战略问题上的迷惘和论争状况。
调整同盟，强化军事
坚持和强化日美同盟，是《战略报告》的基点。报告认为，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最重要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护日本安全的现实手段非日美安全体制莫属。
脱亚入美、跪拜美国是《战略报告》的心理基础。报告随处把美国描绘成和平使者和东亚的救世主。例如，“亚洲及世界安全的最终承担者美国”，“以10万人的军队确保20亿人的地区安全的美国”，“没有美国就不能对付当代世界的大型威胁”，“日本受到他国攻击时宁肯自己流血也要保卫日本的只有美国”等。
然而，《战略报告》认为，“已到了对以安全保障关系为中心的对美关系重新进行综合探讨的时期”。该报告认为，在过去40多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包括日美安全体制在内的日美关系却长期没有得到重新定义。只有经过调整，日美关系才可能得到强化。
在《战略报告》看来，日美间的差异表现在：其一，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惟一盟国，而对美国来说日本只是近40个盟国之一。因此，美国当然具有与日本不同的外交课题，特别是在亚洲和中东，日美两国的政策优先顺序不尽一致。其二，美国正从“超级大国”(super power)转化为“极超大国”(hiper power)，其对不同价值体系的宽容精神正在弱化，其外交道义性可能要降低，其战争技术的优势可能使阻止其介入国际争端的门槛大大降低。总之，迄今为止日本外交往往是“在追求国家利益之前无原则地优先进行国际协调”，而美国外交的基础则是彻底的“国家利益”。例如，美国因不愿让亚洲各国掌握主导权而对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新宫泽设想”等采取了消极态度，而且拒绝了京都议定书，脱离了一系列国际框架。
《战略报告》认为，日美关系不可能像美国一些知日派提倡的那样成为美英型密切关系。日英两国与美国的关系是不同的，而且两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有很大差异。
基于此，《战略报告》建议：日本应在与美国拥有同一目标的前提下，立足于自己的坐标而寻求与美国进行“新时代的政策合作”，开展互补性外交。例如，日本可以对海上通道沿岸的印度、缅甸等国的开放进程提供支援，以此分担美国的重负。
《战略报告》回顾了20世纪80、90年代的日美经济摩擦，认为日本的经济困境使美国的“日本威胁论”退潮，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入超对象国，日美经济关系得到了显著缓和。趁此机会，日美正在WTO中的对华政策等方面加强政策协调。
《战略报告》明确主张，日美导弹防御合作应从“研究阶段”向“开发阶段”发展。同时又主张，日本在搜集东亚邻国的情报方面，不应仅仅依赖美国，而应有独立的情报来源。报告还建议，日本应就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展开积极探讨。
日本战略，中国居中
《战略报告》的对象国和主要参照系显然是中国。报告认为，如今日本遇到了“如何对待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这一新问题”，“如何应对中国，是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中的最重要课题”。纵览《战略报告》，中国因素贯穿始终，无处不在。该报告的整个战略思路，几乎无一不是围绕中国问题排兵布阵，其他因素均围绕这一主题而被安置在战略棋盘的一定位置上。
《战略报告》的作者对中国的强烈意识程度，从以下数据可见一斑。在其30多页的报告正文中，“中国”出现65次之多，还出现多次“日中”等字眼；而居第二位的“美国”则仅出现49次，而“日美”等字眼的出现频度也少于“日本”。在《战略报告》的两篇附件中，第一篇的题目及内容本身就是“如何应对中国”，第二篇“关于日本的ODA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华ODA。
《战略报告》把“中国的经济规模急速增大”视为当今国际形势的三大特点之一，并认为“中国的惊人活力”、“美国极超大国化”、“欧盟走向单一国家”这三大潮流正在改变世界。
《战略报告》力图客观、冷静地评估当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指出：日中关系是“协调与共存”和“竞争与摩擦”相互交错的关系。报告认为，“十六大”后的中国将继续积极推进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战略报告》显然为避免落入“中国威胁论”的俗套下了一番工夫，如以肯定的口吻指出中国的发展“具有许多积极意义”，提出不应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而应当作“良机”，吸收中国的“元气”，与中国取长补短，寻求共荣。该报告提倡，在经济领域，不宜过分引入政治因素。日本应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变为自己的动力。至于因对华投资引发的日本经济“空心化”，只能通过日本自身提高竞争力的途径加以解决。报告的第一篇附件提出：“我们不应盲目陷于感情论，而是应以冷静的心情就日中关系应有状态进行旨在形成国民共识的讨论。”
然而，《战略报告》对中国的发展进程却表现出极不理解，抱着失衡的心态和冷战思维观察中国问题。贯穿《战略报告》的基调，依然是一种隐含着“中国崩溃论”的全方位的“中国威胁论”。
《战略报告》着力渲染了莫须有的“中国威胁”。报告称：“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从中长期看可能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可能对日本和周边亚洲各国成为严重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长远看将成为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报告把所谓“正在扩大的中国的军事威胁”作为日中摩擦领域之一。《战略报告》称，日本是缺乏战略纵深、不利于开展军备竞赛的国家，难以单独与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抗，因而强化日美同盟是“自然的”选择。
《战略报告》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快速”和“持续”两个显著特点，指出“日本曾以约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中国的高速增长在持续时间上已超越了日本。而且中国在最近的党代会上确定了2020年使GDP翻两番的目标”。报告认为，日本是“最直接受到中国发展影响的国家”，曾带来日本高速增长的诸条件已因中国的竞争等因素而丧失。该报告对中国国力与影响的日益扩大显示出极不适应，这一点贯穿于其企图围堵中国的整个外交战略思路上。
《战略报告》在日中间频频引发政治摩擦的两个主要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也提出了建议。关于历史认识，报告提出：日中关系应从“历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此，重要的是“在这方面对日本年轻一代的正确教育和增进中国的对日理解”。报告的第一篇附件指出，“歪曲历史、对此置之不理，这是日本所应避免的”，“在日本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们，应避免极大地刺激包括中国国民在内的近邻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粗暴言行”。报告指出了近年来中国年轻一代中存在强烈厌日感情的情况，认为中国 国内教育是这些厌日感情的基础，建议日本政府就此与中方进行协商。
《战略报告》认为，过去30年来日本基本上在《联合声明》的框架内处理了日台关系。然而，由于中国内地和台湾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台关系也必然发生变化。报告提议强化日台交流协会的作用。《战略报告》的第二篇附件提出：“2005年将迎来终战60周年。(日中)应致力于在今后3年间消除隔阂，构筑真正的新型关系。”
志向大国，处方混杂
《战略报告》基本上承袭了日本决策层20世纪80年代以来积极推动的“政治大国化”和“普通国家化”进程的基本理念。逐步修正和摆脱战后体制，走向政治大国，乃是《战略报告》追求的基本目标。
《战略报告》提倡日本要为“世界安全”积极发挥“国际警察”作用，具体做法是在联合国授权范围内参与后方支援、维和、战后重建等活动。为此，需要调整国内体制以使日本参与维和行动的方式与国际标准接轨。
《战略报告》把维护自由、民主价值作为日本的基本国家利益之一，但同时也指出，“与欧美那种高压、直接的做法不同，日本采取平静、稳妥的做法应当更为有效”。
《战略报告》指出，应把全球性的WTO机制和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结合起来，不应以保护农业为由反对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战略报告》提出应更加积极地推动与各国的学术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指出：“海外理解日本的人数增加，对日本来说是很大的利益。”
以“如何应对中国”为主题界定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是《战略报告》的显著特点。《战略报告》在日韩关系部分表述了日本东亚战略的如下思路：“以日韩两国为中心的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网络，与美国这一全球性中心相连接，并往东亚和大洋洲扩大，这样的网络将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和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也会为日中关系改善做出贡献。在这一进程中，日本对美国、中国、俄罗斯以及朝鲜的外交立场也会得到加强。”
在与东盟关系上，《战略报告》承认，日本过去采取了重视WTO而不积极推动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方针，但“由于东盟受到中国发展的影响和中国接近东盟，日本也开始在新的层次上强化与东盟的传统关系”。报告称：“东盟可以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盟友和对中国的平衡者。”
在日朝关系问题上，与日本国内上下只讲“绑架问题”的一边倒的舆论氛围相比，《战略报告》的立场是较温和的，立足于推动日本外交战略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报告提出了不以改变朝鲜体制为目标、一揽子解决日朝关系问题、建交时可向朝方提供经济合作等建议。
日本要在亚洲发挥大国作用，彻底反省其侵略历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在这一问题上，《战略报告》继续使用着不分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不幸的历史”这种表述，认为这一历史曾经妨碍日本积极构筑亚洲秩序，但以后要积极扩大其“在亚洲的存在”，缓和对“大中华圈复活的疑虑”，“为美军减轻负担”。
除了东亚各国以外，《战略报告》对太平洋地区其他发达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表示了格外重视。一方面，这两国被视为与日美相同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日加澳三边关系被当作平衡美国单边主义的重要砝码。
《战略报告》特意指出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都是亲日国家”。其中，“印度有10亿人口，从其国力和地缘政治立场看是可与中国相抗衡的国家”，而目前日印关系却十分“淡薄”。
在中东政策上，《战略报告》列举了援美反恐、确保石油供应、扩大自身影响等课题。在伊拉克问题上，该报告提出了几种可能前景，其中最佳前景是不经战争便能促使萨达姆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乃至政权。该报告建议日本开展“中东丝绸之路外交”，即充当伊斯兰国家与欧美国家沟通的桥梁。
关于对俄外交，《战略报告》指出，日俄关系停顿不前的症结在于这一关系对两国来讲都“都没有成为外交优先课题”。要想打开僵局，就“应把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作为日本的优先外交课题”。报告称，对俄罗斯来说，“如能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把其引进西伯利亚，就能平衡中国势力”。报告建议，日俄关系要以政府渠道为主，同时围绕中国、朝鲜半岛、中亚等问题开展“第二轨道”对话。在日俄领土问题上，报告寄希望于俄罗斯因有求于日本而改变政策。
《战略报告》的欧洲观，也以如何平衡美国和中国为基点。报告指出，“欧洲各国很难说对日本抱有温和的感情，对日本来说难以成为美国那样的紧密伙伴”。在双边关系上，报告主张，“对日本而言，特别是与英国、法国加强协调尤为重要”。
对中南美和非洲，《战略报告》建议从战略观点出发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外交努力。《战略报告》认为，联合国既是战胜国任意支配的机构，同时也是小国也能拥有一票的惟一场所。报告举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尚未删除、日本的联合国会费比例过高等事例，认为“联合国绝没有公平地对待日本”，提出应解决这些问题。但又提出，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抑制美国的单边行动等方面，联合国是惟一有效机构，日本应尽力为联合国提供合作。
面对东亚区域合作迅速发展的势头，《战略报告》提出日本“应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走在最前面，成为共同前进的共同体的核心国家”。报告主张，为了与“正在扩大的中国影响圈”保持平衡，应首先与邻近的东盟、韩国乃至台湾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在援助领域，《战略报告》反对一味削减ODA总额，并建议调整其内容和方式。在能源与环保领域，报告建议日本应更积极地推动可持续发展事业。
思路摇摆，贫困犹存
在战后日本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上，经常会出现专家研究组的著名政策研究报告。以研究组带头人名字称谓的有“前川报告”、“樋口报告”，以内容划分则涉及“日本经济转型”、“综合安全保障”、“安全战略调整”乃至“日本外交战略”等重要专题。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相继出现了各种官方和民间的研究组，就日本未来战略提出了各类政策报告。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外务省设立的“面向21世纪的日本外交课题组”就曾提出一份外交政策报告。2000年1月18日，当时的首相小渊惠三的咨询机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提交了一份题为《日本的新天地就在日本之中——以自立和协治开创新世纪》的报告(注：河合隼雄監修“日本のフランテイアは日本の中にある”、講谈社、2000年。)(以下简称《恳谈会报告》)。其中由日本外交分科会撰写的第六部分“世界中的日本”，就未来日本外交战略提出了基本思路和实施方案。
《战略报告》出台后，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各种反应。据报道，外务省对此反应冷淡，很多人认为“外交问题不是审议会的意见就能决定的，这种想法与外交不对路子”(注：《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2日。)。日本高层及各界对该报告的各种反应和论争正在各种媒体上相继登场。2000年1月《恳谈会报告》曾在日本主要报刊上引发一场战略论争，鹰派论客曾从右的方面对该报告进行了猛烈批判。《战略报告》也必然在日本国内引发一场新的战略讨论。
与《恳谈会报告》相比，《战略报告》的观点和思路有不少差异，前者的一些亮点在后者中明显转暗。其一，前者明确提出了未来日本应走一条“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之路，后者则没有就未来国家战略提出清晰的自我定位，倾向于以“普通国家”作为未来国家目标。(注：关于“民生大国”和“普通国家”的理念之争，参见金熙德：《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论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1期。)其二，前者中的“邻交”概念把处理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后者则把继续依靠西方国家控制亚洲作为战略基础。其三，前者把日美同盟和多边安全机制并举作为未来日本安全战略的新思路，后者则已不提这样的长远视野，只是一味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惟一现实的选择”。
《恳谈会报告》因小渊首相的猝死而束之高阁，《战略报告》能否比那次报告更为幸运而被小泉首相及决策层所采纳呢?报告提交当天，小泉首相对记者说：“(该报告提出的)是一种思路。今后如何回应则是另一回事。”可见，报告的提出不等于其中的思路和建议立即落实到日本外交战略及具体措施之中。
《战略报告》认为，以往日本外交的缺欠既在于政治高层缺乏长远战略，也在于行政机构中存在着“先例主义、渐进主义、纵向分割行政”等弊端，建议政府创设“外交安全保障战略会议”，使各界有识之士能够越过外务省而直接向首相提出政策建议。
《战略报告》未能就亚洲特别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真正提出日本的有效战略，而是试图继续坚持福泽谕吉以来的“脱亚入欧(美)”思维模式，以日美同盟、日加澳发达国家集团作为主导亚洲的本钱。究其根源，该报告的作者们对如何取信于亚洲各国底气不足，尚未能从心理及政策上找到“入美入亚”的途径。如果借用《战略报告》的语言，那么该报告未能就“如何应对中国”这一“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中的最重要课题”做出圆满的解答。与此相关联，《战略报告》未能提出解决外交自主与依赖美国之间的深刻矛盾的有效途径，只是提出既要强化日美军事合作，又要提高外交自主性，但又认为“保持这一平衡不是容易的”。在地区合作问题上，《战略报告》未能提出参与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合理战略思路。
其实，《战略报告》正是反映了现阶段日本各界对未来外交战略的论争状况和过渡性观点。外交战略的如此摇摆，归根结底是日本继明治维新、战后改革之后的第三次转型的方向尚未确定的如实写照。这份《战略报告》表明日本尚未能从“战略贫困”的迷惘中彻底摆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