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德科学现象学的缘起与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缘起论文,特质论文,伊德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3)02－0031－06
唐·伊德(Don Ihde)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哲学系杰出教授，其现象学的影响有领潮之势。国内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哲学或技术现象学方面。然而，伊德独特的科学现象学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已被广泛关注，并且影响日益深广。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伊德的科学现象学不仅是其现象学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而且是其现象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本文首先论证了这个观点，进而阐述了伊德科学现象学的缘起与特质。
一 伊德的现象学与科学现象学
关于伊德的科学现象学与前期现象学的关系，他在回顾自己1964年到2004年的《荒野四十年》一文中明确地说过：“如果说‘早期伊德’被认为是‘现象学的伊德’的话，那么‘中期伊德’就是‘技术哲学的伊德’。而在‘中期伊德’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开始遇到像拉图尔(Bruno Latour)、哈拉维(Danna Haraway)、盖里森(Peter Galison)以及其他对仪器敏锐的科学哲学家。1991年出版的《工具实在论》(Instrumental Realism)标志着我开始进入研究科学或者说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道路，这就是‘后期伊德’。”[1]268－269正是由于不仅存在现象学的“早期伊德”和技术哲学的“中期伊德”，而且还存在科学哲学的“后期伊德”，并在“后期”将现象学与后现代主义、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贯穿了起来，所以博格曼(Albert Borgmann)才称伊德是“当代哲学伟大的调解者”[1]247。从现象学和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来看，伊德的这种“调解”具有重要的原则性意义。一方面，正像克里斯(Robert P.Crease)所说的，伊德的工作揭示了一种关于当代科学真正居于核心地位的、深刻的诠释学认识论，他与希兰(Patrick A.Heelan)、科克尔曼斯(Joseph J.Kockelmans)、劳斯(Joseph Rouse)等既有诠释学—现象学背景又有科学背景的职业哲学家一起，倡导并形成了科学哲学的诠释学—现象学传统[2]9；另一方面，现象学通过对知觉、实验、技术向科学领域拓展形成的伊德的“知觉现象学”、“实验现象学”、“技术现象学”和“科学现象学”等，都是现象学在当代的重要发展，米切姆(Carl Mitcham)称之为继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利科之后现象学的第四次浪潮[1]21。因此，我们认为，伊德的科学现象学是以他的前期现象学为基础的现象学发展的高级阶段，它不仅是完整把握伊德现象学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更成熟、更能反映伊德现象学的理论旨趣的重要内容。
伊德科学现象学与前期的实验现象学、技术现象学的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他对科学概念的理解上。伊德所理解的科学，不是人们通常在知识论意义上所说的科学，而是“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是蕴含着他对技术与科学关系的存在论理解的科学。这是理解伊德科学现象学的一个关节点。在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伊德所著《让事物“说话”》一书中，“technoscience”被译为“技术科学”。由于该译法容易和人们常说的与基础科学、工程科学并列的技术科学相混淆，而且也没有反映出蕴含在“technoscience”一词中的存在论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将其译为“技术－科学”更合适。伊德的“technoscience”是一个应该作存在论理解的概念，它确切地表现着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科学在存在论上是技术支撑着的科学这种意义。伊德对技术与科学的这种理解源于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伊德认为，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一文倒转科学与技术关系的阐述，颠覆了以往人们将技术仅仅理解为科学的应用的知识论理解，发掘了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的思想。伊德则进一步将技术与科学的这种现象学关系，表达为“没有工具，就没有科学”[3]45。伊德的科学概念，是存在论的现象学意义上的概念，是对现象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伊德的科学现象学是其现象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这种转换的中间环节，是伊德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该概念由荷兰著名技术哲学家阿特胡斯(Hans Achterhuis)提出。阿特胡斯认为，伊德技术现象学成功的关键，是现象学研究的重心从关注总体技术到关注具体技术的转移，即“不是针对事先给定的技术制品进行分析，而是分析它们具体的发展、形成及其过程中所涉及的众多角色(actors)”[4]。伊德将“经验转向”的实质概括为：远离了对总体背景下的一般技术的描述，开始了研究具体的技术；远离了高姿态或者超越论的视角，开始了评判生活世界中作为物质文化的技术的多元维度。伊德认为，“经验转向”实质就是他“后现象学”的第三步，也即接近案例的研究方式[3]28。“经验转向”既表明了伊德技术现象学与实验现象学的理论联系，又将伊德的技术现象学研究转向了科学现象学。一方面，“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研究，是真正面向具体仪器技术的研究“实践”或“做”的哲学，这与伊德早期的实验现象学关系甚密。“早期伊德”在《实验现象学》(1977)一书中非常强调现象学“做”(doing)的维度，甚至多处直接称现象学为“做的现象学”(Doing Phenomenology)。伊德认为，像实验对于许多科学学科的学习非常重要一样，举例和实验对于哲学的学习也同样重要，甚至通过“做”来学习某些哲学更加重要，如分析哲学和现象学[5]。也正因如此，所以伊德认为过去的技术哲学停留于抽象层面是不成熟的表现，是没有真正懂得“做”的重要性的缘故。另一方面，由于“经验转向”，伊德开始对过去“偏好柏拉图主义”的科学哲学不满，认为要回到“实践优位”(primacy of praxis)的立场，要回到具体技术、仪器和实践当中去[6]xviii。正是在针对具体技术进行哲学研究之后，伊德才达到了“科学哲学奠基于对技术哲学的解读”(Philosophy of Science Read through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7]1、“仪器就是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界面”[7]xii等认识深度，因而形成了以“技术诠释科学”为基本原则的科学现象学，并以此为关节点统摄了技术哲学和科学哲学。
最后，从伊德多次转向后从事科学现象学研究来看，也折射了他哲学研究的旨趣所在。伊德职业生涯开始时的兴趣是现象学、利科现象学以及“做的现象学”[8]；在南伊利诺伊斯大学任职期间(1964－1969)，他开始对技术感兴趣[1]2；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后，他又受到希兰有关仪器建构物理实在的现象学思想的影响[6]ix；后来遇到拉图尔等人之后，他又转向了科学现象学研究。因此，从伊德的现象学研究表现出从实验现象学到技术现象学、仪器现象学再到科学现象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有理由认为：即使伊德进行技术现象学研究，其旨趣也并不在纯粹的技术，而是“科学—技术”或者“技术—科学”。对此，伊德确曾明确说过：“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之间的关键差别在于技术。实际上，一开始我就是一个对科学所隐含的技术感兴趣的技术哲学家。由于来自实践解释(praxis－interpretation)的传统，我首要关心的也是知识论和存在论的问题……通过强调技术和技术哲学的作用，我正在从新科学哲学中被忽视的地方尝试引出要考虑科学之技术(science's technology)的需要。”[7]xi伊德就是这样，从实验现象学转入技术现象学后又转入科学现象学，最终完成了对“技术—科学”系统的哲学理解，这既是现象学研究的深入，也是科学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二 伊德科学现象学的缘起
伊德科学现象学的出现，当然首先是由西方科学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因素促成的，但伊德所处的环境、个人知识背景及其哲学努力等无疑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可能。
1.融合现象学与实用主义的努力
实用主义的特征是注重实践或做，正如詹姆斯所说：实用主义“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趋向于具体与恰当，趋向于事实、行动与权力”[9]。正因如此，杜威既反对抽象地谈论意识，也反对运用源于笛卡尔的“主体/客体”模式，而是喜欢用“有机体/环境”(organism/environment)或“活体/环境”(living being/environment)模式，并认为，“这种活体/环境模式也是‘实验的’，因此，与其说它是指向过去或现在的，还不如说它是指向未来的。”[10]从本体论上看，杜威的“活体/环境”之关系正是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而“实验的”过程就是“操劳”、“打交道”，“实验的”目的也正是指向未来的。在此意义上，实用主义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具有相通之处。一方面，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终极地要求现象学研究回到可感可知的真实的生活世界当中去。在那里，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中的“此在”、“知觉”、“打交道”的过程，实质就是指向未来的“实验”、“实践”或“做”。另一方面，对伊德影响很大的施皮格伯格研究现象学时就建起了“作坊”(workshops)，并非常强调“做”[8]，这其实已是现象学与实用主义的一种结合。因此，实现现象学与实用主义的融合，成为了伊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理论追求。而且，实现二者的融合，也被伊德看做是推进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实用主义的方法可以避免将现象学误解为一种主体性哲学，而运用现象学严格的分析方法、完善后的身体知觉理论以及对生活世界的动态理解，可以极大地丰富实用主义[3]30。
2.得益于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研究
伊德的科学现象学认为，技术是人与世界的媒介，甚至科学对象本身的显现都是依靠技术来体现或诠释的，如果没有技术就不会有科学。对技术与科学关系的这种理解，首先要求对技术的哲学理解建立在具体技术而不是抽象的一般技术概念的基础上。如果只停留在对一般技术的抽象理解层面，就很难深刻理解技术与其所体现出来的世界之间的逻辑关系。伊德这种科学—技术观的形成，既与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的兴起有关，也与技术哲学发展的“经验转向”有关。
确实，只有在面对具体的仪器(具体的技术)时，才能打开技术发展的“黑箱”，具体分析仪器的构造、原理、设计与功能，进而意识到仪器逻辑地先在于所“建构”的、具体的、神奇且广阔的世界及其理论。在伊德看来，即使库恩及之后的新科学哲学家已经关注到仪器，但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把仪器当成一种工具和背景来看待，没有在理解科学的逻辑基点上转向仪器。因此，伊德说：“新仪器也许在范式转变中起到前奏的关键作用，但库恩却很少意识到。”[7]46伊德以莱顿瓶与电学的逻辑关系为例指出：“是莱顿瓶(Leyden jar)的发明才打开了发现电学现象的大门。”[7]46意思是：如果没有莱顿瓶这项技术，电学现象就不会出现，关于电学的理论筹划或理论预期也就不存在，范式的转变当然无从谈起，而仪器之为前奏表明技术存在论上先于科学，但库恩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这种技术是科学的“前奏”的例子在科学史上不胜枚举，如望远镜发掘出来的天文世界、显微镜“建构”的微观世界、现代成像技术诠释的红外、紫外世界等都表明：相关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无不以相应技术的先期存在为前提。伊德正是在经验转向后针对具体技术进行哲学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化了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理解，从而深化了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
3.在后现代语境下谋求科学哲学的发展
伊德的科学现象学是科学哲学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时代产物，表现出“后现代性”有其必然性。正如伊德所说：“今天我们都生活在‘后’当中。后工业化时代、后原子能时代、后女性主义、后分析哲学，还有首当其冲的后现代主义——所以为什么不能有后现象学呢？”[11]伊德正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探索和推进科学哲学理论发展的。
传统科学哲学的状况如劳斯所说的那样：英美科学哲学忽视把科学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情境下来讨论，表现出非批判的和实证的形式特征；欧洲对科学的理解所持的批判性立场往往显得思辨和“天真”；这两种风格迥异的哲学进路实际上形成了截然分离且对立的两大阵营[12]。自科学历史主义兴起后，众多英美风格的科学哲学家在谋求出路的探索中，敏锐地觉察到了英美分析的科学哲学与欧洲大陆“诠释学—现象学”的科学哲学相融合的趋势。伊德就是追求二者融合并取得成效的杰出代表之一[13]。他的“技术—科学”现象学的研究进路，不仅重新诠释了被科学历史主义关注的历史性因素的作用，而且从实践的原则出发，将实验、仪器、技术等看做是逻辑上优先于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建立了新的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成为后现代语境下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三 伊德科学现象学的特质
伊德的科学现象学是以技术诠释科学为基本原则的科学现象学，它包括这样几个基本点：现象学的分析方法，存在论的视域，科学是技术诠释的，以及科学具有后现代性等。
1.现象学的分析方法
伊德进行现象学分析时，主要运用了现象学中的三个要素：变更理论(variational theory)、具身化(enbodiment)和生活世界(lifeworld)。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伊德将生活世界奠基于此在现象学的基础上，再运用梅洛－庞蒂知觉理论丰富了的具身化概念对科学现象进行变更分析，从而深化了人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以上概念的运用，既是对现象学的继承，又是对现象学的发展。正如伊德所说：“这些概念都来自正统的现象学，但是它们却是在当代后现象学中成形和发挥作用的。”[3]12
图1 错觉图
关于如何运用这些概念进行现象学分析，伊德举了一个“舞台—金字塔—机器人”错觉图的例子[3]13。该抽象的构形图可能被看成三种不同的图形：A.视为一个舞台包厢图，这时图形下部的梯形是舞台，其他面都是舞台的帷幕；B.视为一个中美洲的玛雅金字塔(Mayan Pyramid)，这时中央的正方形成了金字塔顶部的平台，其他面都是向下延伸的斜面；C.视为一个“没有脑袋的机器人”，这时中央正方形成了机器人的身体，底线成了机器人行走的地面，旁边其他的线成了机器人的胳膊、腿和拐杖。毫无疑问，不同的人看到的图形可能不同，同一个人也可能看到不同图形的转换。这类图形在人们熟悉的格式塔心理学中很常见。但伊德认为，“格式塔转换”这种心理学分析只是经验研究，而现象学分析则是远比单纯经验研究要丰富和深入的理论性研究[3]13－16。确实，在心理学研究中，这些转换图形除了作为经验结果来使用外便没有更深的分析了，如皮亚杰指出的：这类研究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而没有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14]。意思是说，从认识起源来看，人们与各实体的相对位置和视角的不同也会在对图形的认知中表现出来，但心理学不考虑这些，只考虑作为“最后结果”的图形的不同而已。例如，上面错觉图，心理学只谈论存在A、B、C三种不同的图形，仅此而已，而现象学的分析则不同，它深入地“回到了”认识起源时的“具身”、“在场”、“视点”等“真实在场”的理论分析当中。如在上面的A情况中，观众似乎坐在舞台“前面”的看台上“平视”舞台，而在B种情况中，观众则似乎在金字塔“前上方”的空中“俯视”金字塔。这样分析时，好像真的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当中，因此，运用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更能“忠于现象”和“面向实事本身”，这是伊德能够在科学现象学研究中有所建树的方法保障。
2.存在论的视域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伊德整个科学现象学研究的基本视域。伊德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之所以被理解和解释为“主体风格”的哲学就是因为他采用了笛卡尔“主客二分”的语言，这是一种基于“自我”或“主体”的知识形成理论，认为外部世界是直接展现给主体的“观念”、“感觉”或“表象”，是客观的和处于他处的[15]3。然而，海德格尔的“此在”因揭示了胡塞尔现象学所忽视的“存在”、“生存”，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而达于前概念、前逻辑的领域，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往往被看做是能够克服“主体风格”的哲学理论。伊德因此吸收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域来发展自己的科学现象学。如他在“与物质融为一体”的讲座提到，“一位妇女可能无需计算，就能在她帽子上的羽毛与可能将其弄坏的事物之间保持安全的距离。她对羽毛之所在的感觉就像我们对手之所在的感觉一样。”[15]6这表明：“帽子上的羽毛”与妇女的整个身体以及“保持一定距离的可能将其弄坏的事物”整个地“融为了一体”。这时，人、有羽毛的帽子与环境在妇女的活动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状态。伊德所说的“与物质融为一体”指的就是这种整体状态，也即海德格尔存在论意义上的“合世界性”[16]的“此在”状态。总之，伊德在现象学方法上对胡塞尔等人的超越正是因为他接受了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
3.科学是技术诠释的
伊德认为，科学是技术诠释的包含两层基本意思：一是科学本身具有诠释学属性，二是科学是基于技术诠释出来的。
首先，来看科学也有诠释学属性。自狄尔泰认为诠释学只与人文科学有关，而不适应于自然科学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诠释学都没有涉及自然科学。这种状况如克里斯所说：“诠释学源于对神圣的文本及其历史渊源的阐述，植根于人文科学之中，长期以来没有提及自然科学的说明维度。而实证主义哲学也坚持认为，自然科学体现了理性的卓越形式，远离其他人文方面的努力。即使是跟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诠释学—现象学思想家们也倾向于把自然科学阐述为理论探究，把它看做是从生活世界中抽象和派生出来的。就连伽达默尔等人也声称过，假如真是如此，那么自然科学的诠释学就没有可能。”[2]2伊德称此情形为“诠释学/实证主义(H/P)的二元体”[2]111。这种一分为二局面的真正改变，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如克里斯指出，欧洲人创立的“国际诠释学与科学学会”首次会议于1993年在匈牙利召开，学会会员们已经在自然科学方面发现了众多明确而且易于服从诠释学研究的问题，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是否存在诠释学视角的严肃争论已成过去，现在的挑战只是如何彻底诠释所有知识以便人们更加明确地理解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2]3。伊德作为这种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也认为，“自然科学同样与诠释学有密切关系”[3]97，并且，“诠释学不仅适应于完全的科学实践活动，而且适应于科学对象的组成”[2]111。
其次，就是科学如何基于技术诠释出来的问题。伊德认为，科学是以技术建构、体现和诠释为基础的，“没有设备和实验室，就没有科学”[3]5。为了阐述该特性，他列举了奥茨的那个典型例子[3]105。1991年，在奥地利和意大利边境发现了一具从冰河中伸出来的尸体。开始发现者认为很可能是几个世纪以前一个滑雪人或登山者。不久后，发现了斧子、弓箭、熊皮帽、点火用具、医药包等工具和尸体下部的一些纹身标志。奥地利一位考古学家据此推断至多可能是3000年前所谓后期青铜器时代。然而，铜质而不是青铜的斧子及其设计却类似于4000年前意大利北部“神像—巨石阵”(statue－menhirs)上描述的斧子。至此，传统的考古手段无法再进一步了。但是，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真相很快就大白了。(1)通过质谱仪对碳－14同位素测定发现，奥茨是5300年前的人；(2)通过CT扫描仪显示，奥茨的肩胛处有一个箭头。传统考古推测他也许是受伤致死的，但是现代仪器研究却表明，木乃伊的皮肤完整，箭头是一处旧伤，早已愈合。(3)通过DNA检测仪、质谱仪和其他一些仪器检测到奥茨的胃部、肠内和腹部有一些铁木树的花粉，这种树只有在春季才开花，所以奥茨是死于春季晚期。并且，通过对头发的检测，发现他吃了山羊、马鹿和用黑麦做的面包，此黑麦是欧洲最早种植的谷物。(4)他的内脏中有一些苔藓的残余物，对此进行同位素分析确认，这类苔藓只生长在山下的周边地区。并且，对他的牙齿上的釉质进行同位素测定表明，他在不同时期于两个不同地区生活过，等等。尽管有些不可思议，但这些都是仪器“诠释”出来的事实，如果没有技术的诠释，那么这类考古知识永远都不会成为科学知识。
4.科学具有后现代性
伊德技术诠释的科学现象学是具有后现代风格的科学哲学，这也是他将其现象学称为后现象学的原因。伊德在进行“技术—科学”的现象学研究时，发现科学现象乃至科学对象的组成都具有多元性，此多元性即是科学之后现代性所指。
伊德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科学既可以这样建构也可以那样建构，科学因此就具有了多元性，但是，建构又不是任意的，而是与人类已有技术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如伊德所举射电天文学上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人类发现地外无线电波的时候，本来可以通过在空间上可定位的无线电资源来定位无线电波，也即射电天文学本来可以作为一种听觉的类似物来建构，然而由于人类的视觉主义偏好，最终还是通过成像技术将其转化成了可视图像[3]75－77。因此，伊德对于科学因技术建构、技术体现或技术诠释而具有多元稳定结构的理解，既解构了传统对科学客观性、真理性的理解模式，又建立了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多元稳定的客观性、真理性的理解模式。这种多元稳定的科学观、真理观，不仅有效避免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弊端，而且沟通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不仅没有“解构”科学，反而使得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建构”在一个新的高度上。
［收稿日期］20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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