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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堆积货币”的本事盖过了英国人。这是由于历史曾赋予美国难以复制的财富机遇。二战最大的受益国是美国，而美国从中获得的最大利益是迅速增加了黄金储备，进而大大提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
在我看来，“二战经济”结束的标志不是1945年，而是在1949年——这一年美国黄金储备数量达到峰值，占同期世界“货币用黄金”总额的70%。
1949年，据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公告》，美国的黄金储备达246亿美元(按1盎司黄金35美元计)，而同期世界货币用黄金总额为351亿美元。然而之前，在1938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只有146亿美元，而1932年还不到40亿美元。
为进一步“堆积货币”，美国换了玩法
虽然“扩大贸易顺差”可以使“顺差国”的货币增加，但对于“世界储备货币”的发钞国来讲，囤积在外国的本国货币增加，其实也是本国的货币增长。美元印钞机为美国赢得了充足的货币供给，而且至今不改。
贸易在价值上必须遵守平衡法则，当一个国家“出口大于进口”时，必须“进口相应数量的货币”来维持价值上的平衡。
这似乎也会形成一种错觉，认为“贸易顺差”是增加一国“货币”，进而增加该国“财富”的惟一途径。
实际上，由于各国货币汇率共同锚住极少数的关键货币，即“世界储备货币”，比如美元，对于其发钞国来说，伴随“外国外汇结存”数量的增加，其“本国的货币”同样也在增加。千万别忘了亚当·斯密那句著名的话：“货币与财富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同义词。”
在很大程度上，“货币”与“财富”之所以被看做是一码事，原因是货币具有购买力，进而使“增加货币”成为“增加财富”的工具。
这不能不提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核心，是美国财政部对贸易伙伴作出承诺，保证以每盎司35美元的官平价出售手中的黄金。这就是“黄金汇兑本位制”(本文简称为“金本位”)。
这的确对当时的世界经济创造了有利的货币环境。具体说来，该体系是在鼓励世界主要贸易国家采用美元结算，同时鼓励各国与美国做生意，以便可以动用来自“贸易顺差”获得的“美元结存”(也就是这些国家外汇储备当中的美元)向美国平价兑换黄金，以快速恢复这些国家在二战时期大量流失的黄金储备。
表面上看，这必然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大量流失，让人产生美国在“减少货币”而不是继续“增加货币”的错觉。
导致产生这一错觉的原因，是忽视了黄金的“货币等价物”功能。虽然美国的黄金储备自1950年至1971年期间累计减少了58%，由1949年的2.2万吨减少到9070吨，但流失的黄金却带来了同等价值的“货币流入”。
仅在1949至1958年期间，堆积在诺可斯堡的美国黄金储备由246亿美元减少到206亿美元，但同期来自外国的“美元结存”则由82亿美元增长到176亿美元，二者相抵净增加54亿美元，增幅为16.5%。这还没有考虑黄金美元的流入情况。
这就是说，战后一度出现的美国黄金储备大量流失，并不能看做是美国在减少其流动性，而是将原本“堆积在储备体系的流动性”转变为“市场所需要的流动性”。
其实，美国人当初提议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真实目的，是透过增加“外国美元结存”，继续快速增加其流动性供给。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在1961年便由于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而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并在1971年随尼克松政府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而宣告彻底瓦解，但是，由此确立的美元国际地位并没有出现改变。
与上个世纪50年代数百亿美元的“外国美元结存”相比，随后出现的“外国石油美元结存”，特别是来自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内地的“贸易美元结存”多达数万亿美元。
对于这些美国的贸易伙伴来说，这多少是无奈之举，同时也透露出美国人在货币领域的狡猾与伪善。
“金本位”真的崩溃了吗？
谁的黄金储备更坚实，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发言权就越大。目前依然重要的“美元储备”地位，应当被视为“金本位制”的延续。
正像前面谈到的那样，虽然美国的黄金储备大量流失，但这并没有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储备地位”。
没错，欧洲主要贸易国家的黄金储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得到快速恢复，这为日后欧元的出现，奠定了汇兑基础，也使欧元逐渐被一些国家接受为“储备货币”。
但是，由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历史更长，在担心出售美元将导致本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情况下，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并大量拥有外汇储备的国家很难改变现状。
重要的是，除美国与欧元区国家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以及一组国家的黄金储备是充裕的，这决定了世界上出现“第三种储备货币”的可能性极小。
比如，黄金储备在中国外汇及黄金储备当中的比例不及1%，这使人民币休想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进一步说，即使将东亚所有高美元结存或高外汇储备的国家及地区加在一起，合计后的黄金储备也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争取“亚元”的努力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
既然有理由相信美元和欧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是由“黄金储备”决定的，表明谁的黄金储备更多，谁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发言权就越大，因此，“金本位制”其实并没有真正消失，至今依然发挥着遴选“世界储备货币”的重要功能。
美元持续贬值像纳税与死亡一样不可避免
美国从未放弃“增加外国美元结存数量”的努力。然而，钞票印得多了自然要贬值。“美元贬值”是美国借助增加“外国美元结存”来增加其“货币供给”的必然结果。
近10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发出的关于捍卫“强势美元”的声明，似乎成了世界金融市场最大的笑话。
相反，美元异常顽固地贬值——不仅对欧元，也对人民币贬值——这使人民币出现的升值，具有被动性。
说到底，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利益。
去年5月，科威特将本国货币与美元脱钩，之后又有报道称，沙特也打算效法。这一度令市场人士进一步看淡美元，加剧了油价和金价的上涨。
不久前，在中东做穿梭访问的美国财长保尔森，竭力劝说“海湾合作组织”成员国打消其本国货币与美元脱钩的念头。他举例说，科威特并没有因为与美元脱钩而阻止其国内通胀。
然而，这似乎与美国以往针对日本以及目前针对中国的汇率政策所发表的言论南辕北辙。
人们不会忘记，恰恰是美国，不断指责中国曾长期执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并在中国宣布采用一揽子汇率政策之后，一再迫使人民币升值。
美国之所以对外国汇率政策持“双重标准”，真实的目的，是既不希望失去“石油美元”这一“增加美国货币”的重要渠道，也不不希望看到“外国美元结存”数量的减少，这样就能够为美国向外国转嫁其自身的“国际收支压力”创造更多的机会，以便借助缓慢但持续的“美元贬值”，将曾经流向大量“美元结存国家”的财富再掠夺回来。
从这一点看，美元带有明显的“嗜血性”。
钞票印得越多，贬值的速度越快。这正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使美国掌握世界货币发钞权的另一个好处。
想想看，假如人民币未来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进一步达到40%——从美元对欧元的实际贬值幅度以及近期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情况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目前中国的美元比重占近七成的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至少会出现28%的总体贬值。
明白了这一道理，相信大家就会毫不迟疑地对中国不断囤积“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的做法说“不”。为什么继续给美国人掠夺中国财富提供机会呢？那可是中国人用血汗劳动换来的。为什么不能将持续激增的外汇储备转变成造福本国人民的本钱呢？
来自堰塞湖的警示
不久前，四川地震灾区成功排除堰塞湖险情的报道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持续快速增长的“央行外汇占款”与“法定存款准备金”何尝不是出现在国内金融体系的“堰塞湖”呢？
为防止出现溃堰险情，现在就应当对“人民币堰塞湖”加以疏导性泄洪。
受“贸易顺差”和“热钱流入”两个因素影响，目前的外汇储备已增长到1.8万亿美元以上。
而“外汇占款”在年初12.8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估计已增长到14.5万亿元人民币。
作为央行吸收“过剩流动性”的另一项工具，自6月上旬央行宣布将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升到17.5%之后，与接近43万亿元人民币存款规模相对应的“法定准备金”将达到7.5万亿元。
二者合计，规模为22万亿元人民币，保守估计已占到国内金融机构全部资金总量的42%以上。
“热钱流入”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在美元持续贬值的同时，人民币升值有加速的迹象，而近期流入的热钱不少是采用“名投暗贷”的方式操作，明显是在狂赌人民币大幅升值。因此，大幅升值后的某一时间点，出现热钱集中流出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讲是存在的。
如果将囤积在央行的“过剩流动性”，比作地震中形成的“堰塞湖”，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进行“疏导性泄洪”，而不是等待围堰垮塌、洪水肆虐的那一天。
实际上，“人民币堰塞湖”现象的有害性已开始显现。主要是指企业运营资金的日益短缺，以及民间高利贷。
“企业运营资金短缺”所导致的结果，是打击微观经济活力，加剧市场供给紧张局面，增加通胀压力。
高利贷则只能加速这一进程。在一些地方，民间借贷利率已高达120%。据悉，在一些境外签订并以名义上的投资形式操作的热钱项目当中，所议定的外汇借款利息也接近14%左右。糟糕的是，这的确缓解了部分企业的短期运营资金困境。
为此，很有必要增加国内企业外汇贷款规模。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对境外热钱的需求，毕竟国内外汇贷款在利率和可操作性上与热钱借贷利率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当然，更多的努力还应当是增加国内投资，而不是继续限制投资。
毫不夸张地讲，放眼今后20年，妨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最大的问题，就是“能源供给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高通胀预期”。
但是，当前国内限制成品油价和电价的政策，加上持续的从紧货币政策，无疑限制或打压了“替代能源市场”的发展空间。
常识告诉我们，当一种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之后，“替代品”的出现就不可避免。而寻求新的能源供给，要涉及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
比如说，国内最有潜力的“替代能源”是煤层气，国内已探明储量高达37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按60%可开采计算，相当于2007年国内天然气产量的319倍，或相当于2007年国内能源总产量的20倍。然而，目前国内针对煤层气开发的投资严重不足。
毋庸置疑，扩大“国内投资”可以消化央行囤积的“过剩流动性”，进而实现消除人民币堰塞湖隐患的目的。细心的读者或许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英国当年消化流动性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