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的差异性网络构建及融入效用发挥
——基于SFRC（2018）长春样本的分析
王文彬 曹 洋
［摘要］ 国际移民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日益引起关注，基于对长春国际移民的考察，我们发现长春国际移民的社会网络构建受到与移民地域特性紧密关联的文化背景、生活场域和工作场域的显著影响，因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网络建构特征。这一差异性的网络构建对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概括看来：本地网络特性是促进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重要助力，而母国网络特性会成为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重要障碍。
［关键词］ 国际移民；差异性网络构建；融入效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人口的国际迁移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美国、西欧等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国际移民的广泛存在相继催生了推拉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一系列移民研究的理论体系［1］，这些理论体系虽然彼此存在内在的张力，但都对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和特定发展阶段的移民现象呈现出较强的解释力。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移民输出国的同时，移民接收国的地位也不断显现［2］，在华国际移民① 由于中国对移民的严格限制，在华的外国公民大多不具备法理上的国际移民身份，但实质上体现了移民的长时间居留特征，因此沿用国际移民概念指代目前居住在华且具有长时间居留特性（非旅行、访亲等短暂停留）的外国人群体。 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值得关注的社会群体。
中国并非一个传统移民型国家，也并不具备发达国家强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优势，传统的以迁入地、迁出地强弱对比为前提的西方移民理论难以完全契合中国的国际移民群体现状，中国的国际移民研究呈现出一定差异性和独特性。首先，在研究对象选择上，针对不同地域环境下的典型国际移民群体研究较为突出。例如在京韩国人群体［3］、在粤非洲人群体［1］［4］和在沪日本人群体［5］等。其次，在研究内容选择上，多学科专业视角成为移民研究的重要特征。地理学侧重研究在华国际移民的空间分布和聚居状况［5］；社会学和人类学侧重研究移民现象的产生机制和社会适应状况［6］；人口学则重点关注国际人口迁移中的人口流动趋势［2］。最后，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社会学的研究大多以定性访谈和小样本的问卷调查为主。受制于样本的难以获得，除了少量的大样本定量研究之外［1］［7］，现有研究大多以对特定对象的定性访谈和小范围内的小样本问卷调查为主。
回溯以往的研究，虽然在华国际移民日益引起关注，但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尚有对象选择和研究视角上的欠缺。第一、对典型群体的研究产生地域和群体的偏误。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国际移民数量庞大的广州、上海、北京等典型移民地区，专注于对非洲移民、日韩移民等特定群体的观察，而对国际移民数量相对均衡的非典型移民地区关注度不够，也未对不同在华国际移民群体的群体间差异进行进一步观察。第二、对国际移民融入的研究呈现出笼统化、结构化的倾向。在华国际移民的融合困境，大多被归咎于文化冲突、社会支持缺乏等制度性结构要素，既未体现中国不同地域社会间的广泛差异对在华国际移民融入状态的影响；又难以体现富有能动性和动态性的国际移民群体在这一社会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基于上述不足，本文以地域特性显著的长春国际移民为研究对象，试图展现不同国际移民群体尤其是具有一定地域和文化特殊性的日韩移民群体相较于其他移民群体在社会网络规模和特性上会呈现出何种差异，并试图探索长春国际移民不同的社会网络特性，尤其是本地网络特性和母国网络特性会在国际移民社会融入中发挥何种效用。
二、社会网络在移民研究中的应用和拓展
早期的移民理论研究大多基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看重移民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对移民过程的影响［8］。出于社会学对社会要素的关注，移民网络理论［9］尝试将移民的移民网络和社会资本引入移民研究领域，认为移民网络的存在是移民行为得以发生的重要机制，而后续的累积因果理论则进一步认为移民网络的内生延续性促使某些特定的移民浪潮得以持续存在［10-11］。总体而言，移民网络对移民的产生、维系都会有深远的影响，也成为移民研究重要的研究视角之一，但这一理论体系未对移民在移民过程前后社会网络发生的巨大转变加以考虑，也未对移民过程结束后社会网络作用的延续进行考察。因此对长春国际移民社会网络的考察需要对移民网络进行一定的拓展。
首先，在移民网络的引入和使用上，移民网络被视为与原居地的亲人、朋友，基于亲情、友情等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特殊联系［1］，从而被赋予明确的时间、地域和关系界限。这一界定对于处于移民初始阶段的移民社会网络状况是合适的，但国际移民一旦结束移民过程，成功进入移民目的地之后，社会网络的构建基础会发生明显的变迁。在原出发地的社会网络之外，与移入地社会的本土居民和其他非母国移民群体接触的增多，无疑会为移民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社会网络构建的土壤，推动迁入者形成更为多样化的社会网络。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是小学一门重要的学科，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朗读教学属于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了更好地保证课堂朗读教学质量，教师应该充分明确当前朗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通过改变教学理念、提前做好预读、采用多样化朗读等方式，有效激发学生朗读兴趣，提升朗读有效性，提高学生朗读能力与技巧。
最后，“理性”和“结构”的社会网络构建逻辑冲突［13］同样在移民网络研究有所显现，当前的移民网络研究往往遵循前者，将移民网络构建视作移民基于自身理性精心计算和行动的结果，其目的是将社会网络化为一种可供移民者使用的资源。但在“嵌入性”视角看来，社会网络是一种介于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之间的社会结构要素，“制度就是结构化的社会关系”［14］。社会网络不仅仅是个体理性行动的结果，也是不同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的集中体现，社会网络的构建和维系是个体理性与制度环境复杂互动的结果。具有高度群体异质性的在华国际移民群体在社会网络构成上所呈现的差异，不仅会对其在中国社会的生存样态产生影响，也是其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特征的体现。
因此，原有的移民网络构建研究理论难以概括已经进入中国社会国际移民的社会网络状况，为了对当前长春国际移民的社会网络状况及融入效用发挥进行更为全面的概括，突破移民网络的地缘和关系纽带界限成为必然。参考对移民网络的界定，本文将长春国际移民的社会网络界定为：国际移民在结束移民过程、进入长春之后，依托自身社会交往状况而形成的不受地域和关系纽带限制的种种特殊联系。这一联系可能仍然是以血缘和地缘纽带而形成的母国交际网的延续，但更为重要的是包含跨越血缘和地缘界线形成的与中国本土居民或其他非母国国际移民群体的交际网络。这一社会网络的形成，不仅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受到了迁入地和迁出地制度文化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对网络的特性进行考察，将体现母国交际圈的社会网络构成称为母国网络特性，而将体现与中国居民交往的社会网络构成称为本地网络特性。
本研究结果中，观察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可能的原因有：腹腔镜的放大作用，可更加精确地辨认重要血管、神经，减少肠管副损伤；腹腔镜还可放大局部手术视野，并抵达狭窄解剖区域，减少手术盲区；术中超声刀能可行彻底分离及止血，术后出血减少；肿瘤组织挤压减少，降低医源性种植的可能性，以及降低术后转移和复发［13］。
三、地域特性下的网络构建及融入效用
无论是在群体构成还是生存特征方面，长春国际移民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这也成为长春国际移民社会网络差异性建构和融入效用发挥最为重要的社会基础。总体看来，长春国际移民呈现出单位性、集中性和地域性三大特性。
（一）单位性的社会支持系统
长春的国际移民群体以企业的外籍技术人员和高校留学生为主，并呈现出单位性特征。按照移民的常见划分方式，移民可按照是否拥有合法的居留许可划分为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长春的国际移民一般都拥有合法的居留身份和签证手续，在粤非洲商人群体常常面临的合法性困境［4］在长春并不普遍。这一方面得益于长春的国际移民所具备的较高人力资本和人口素质；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长春的单位性特征为国际移民提供的强有力支持。
假设1.1具有稳定工作场域的国际移民，其网络规模相对较大
社会网络规模为连续变量，选用多元线性模型进行检验，将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性别、恩格尔系数，在华居留时间和青年群体作为控制变量，模型结果如下：
恩格尔系数：由于移民群体中既有工作人员又有学生，收入难以成为衡量在华国际移民经济状况的指标，因此以恩格尔系数作为移民经济状况的反映。
受东北地区“典型单位制”传统的影响，单位制不仅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而且成为一种社会运行形态［15］。国际移民在进入长春之后，大多进入一个占据优势资源的企事业单位如一汽、吉林大学等，以单位化方式嵌入当地社会。这些单位化嵌入的国际移民能够接受来自所处单位提供的紧密帮助，包括提供经济支持、安排住宿、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等。相较于单打独斗、难以获得正式社会支持的在粤非洲人群体［16］，单位提供的相应帮助有效弥补了长春国际移民社会支持的断裂，这一方面有效降低了长春国际移民面临的因进入陌生社会而产生的诸多矛盾风险；同时也使得提供社会支持的单位要素成为塑造长春国际移民生存形态和社会网络构建的重要制度性要素之一。
供给情况：氮肥方面，尿素企业复产停产交替，总体以复产增产居多，企业整体开工率小幅上升至54%。磷肥方面，个别前期短期检修的企业陆续复产，二铵企业整体开工率升至66%。钾肥方面，盐湖基准产品60%粉晶到站价2200-2250元/吨，每日发运量200-300车；港口钾供应持续紧俏；边贸钾供应仍偏紧。复合肥方面，经销商拿货缓慢，部分企业因库存较多降低产量，各地环保压力不减，企业整体开工率下降至40%。
假设1.2具有稳定工作场域的国际移民，其本地网络特性上升
（二）自上而下的集中性聚居模式
与单位性的社会支持系统相对应的是长春国际移民集中化的聚居模式。移民的相对集中是移民进入新社会后空间分布的常态，不管是依托族裔资本而存在的美国华人新移民社区、还是在华国际移民形成的多种形式的聚集区如广州的非洲族裔聚居区、上海的古北日本人聚居区以及北京的望京“韩国村”等等，移民居住的相对集中和封闭是移民聚居区的共性之一。但在诸多的聚居表象之下，聚居的形成机制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美国华人新移民社区的形成源自移民群体的变迁和族裔资本的形塑［18］、古北的日本人聚居区的形成源自生活设施的制约和封闭文化的主动选择［5］、非洲族裔聚居区的形成源自经商便利和躲避监管的需要［4］、“韩国村”的形成则是韩国人基于经济、民族和环境等多要素综合抉择的结果［3］。由此可见，形成移民聚居地的内在机制才是聚居地研究的着力点，聚居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受到一系列的社会结构要素和群体差异的影响。
在长春，出于安全和方便的考虑，集中化的居住地作为单位社会支持的一部分被直接提供给长春国际移民，例如学校会为留学生群体提供统一的独立公寓、企业会为外籍技术人员提供统一的居住小区等。长春的国际移民聚居地形成是以自上而下的集中制度安排为基础而实现的，呈现出迥异于移民自下而上自发聚集的运作逻辑。而在这一制度安排下，不同国籍、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类型的移民居住界线被打破，长春国际移民聚居地呈现出明显的混居特征。地域、肤色、语言的界线因为单位因素的介入而被进一步打破，聚居地内的异质性和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可以说，长春的国际移民聚集地是一个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村”。
关于聚居区发挥的作用存在“隔陀论”和“孵化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前者将移民生活场域视为移民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产物，隔离和封闭是其主要特征；而后者将其视为具有积极“孵化”作用的“社会场”，是促进移民融入城市的重要场所［6］。两者的结论虽然截然相反，但并非不存在结合的可能性，而两者结合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这一生活场域是开放还是封闭的，如果这一生活场域是开放的，会促进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和互动，无疑会成为促进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孵化场所；反之，如果这一场所是封闭的，隔断了国际移民与当地居民的联系，无疑会成为国际移民开拓社会网络、融入社会的重要障碍。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封闭性”是移民聚集区的显著共性，社会网络也高度内收于移民聚集区之内，但在粤非洲移民和在京韩国移民的研究都指出，开放性和封闭性兼具是中国式移民社区的重要特征［19］［4］。在以自上而下的集中式居住为主要特征的长春国际移民群体中，一方面，在生活场域内所能接触到的其他国家的国际移民数量显著上升，有利于其异质性社会网络的构建，降低对母国网络的依赖，但由于大量国际移民的集聚，其与中国居民的社交联系被进一步隔断，会使得长春国际移民与中国居民的本地社会网络构建更为困难。由此形成生活场域假设：
公允价值缺乏真实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使用者进行决策时产生误导，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运行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为了让更多企业正确运用公允价值体系，政府、市场、企业需要共同努力，从多方面创造条件完善公允价值的计量。政府需要建设完善健全的法理制度，创造活跃的市场体制结构，形成完善、公平、有序的交易环境并能够被实时记录和可靠取得，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企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自己的会计目标定位，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道德素质，正确运用公允价值。通过以上对策提高公允价值的真实性，完善市场经济环境体系，有效避免公允价值对财务信息质量损害的风险。
假设二、长春国际移民的生活场域集中性对其网络建构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2.1生活场域集中性越高的国际移民群体，其母国网络特性下降
假设2.2生活场域集中性越高的国际移民群体，其本地网络特性下降
我一遍一遍地看那个视频，视线慢慢变得模糊。那个在晨曦奋力除雪、蹒跚着跑去捡垃圾、被豪车司机咒骂、被豪车司机推搡在地的环卫工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爸爸啊！
（三）国际移民构成的东北亚特性
身处东北亚的地缘优势促成长春国际移民构成上的东北亚特性。朱国宏从移民史的角度总结了人口国际迁移的影响因素，除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推拉因素之外，强调了中介环节如距离、交通等地域性要素和移民经验等历史性要素对国际迁移的影响［20］。身处东北亚的特殊地缘和历史因素使得韩国和日本国际移民成为长春国际移民中尤其是发达国家在长春的国际移民群体中更为突出的存在。日韩移民的突出存在不仅体现在国际移民数量分布上的优势，更体现在日韩移民来华后的群体丰富性。长春的发达国家移民一般以技术人员和高级白领为主，呈现出群体上的相似性。而日韩移民由于地缘和文化上的亲近，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移民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群体构成，不仅包括企业的技术人员和高级白领，也包括在华留学生和商人群体。数量分布上的优势地位和群体构成上的丰富性成为长春国际移民东北亚特性的重要体现。
其次，社会网络构建的目标转变会带来网络特性的转变。在移民过程发生之前，社会网络的构建目标在于促进移民过程的顺利进行，提供的功能主要为提供移民信息、降低迁移成本，移民网络是不得不选择的唯一途径；而在移民过程完成之后，社会网络的构建目标在于更好地服务于国际移民在融入地的工作和生活，社会网络提供的主要功能会转变为降低适应的难度和帮助找寻工作，移民网络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与本地人和其他国家在华移民的社会交往构建的社会网络可能会提供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这也得到了部分研究的证实［12］。
2.1.2高品质天麻基地按道真乌天麻生长的最佳效果选择条件要求在1 500～2 000米的高寒山层，温度适宜，森林资源丰富，水源充足，水质清澈，达食用水的山泉水。常年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90%。土壤要求酸碱度为中性壤土。高品麻基地周围无污染源，冬季低温不低于-5摄氏度。夏季高温不高于28摄氏度的自然环境条件。
日本和韩国移民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在于其在中国国际移民群体中的突出存在，还在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3］［6］。但遗憾的是，以往研究大多专注于比较日韩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缺乏与其他类型国家、其他地域社会的比较和检验。与同样身处中国社会的其他国家移民相比，日本和韩国移民的独特文化要素在其进入中国社会后的作用机制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内容。
基于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和操作化定义，学者对不同迁出地文化背景对在华移民的影响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将文化视作发达国家优势资源的一部分，文化越强势的移民会与中国社会保持距离［21］，这一观点事实上将文化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附属物，无疑具有一种“经济决定论”和“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第二种观点将文化的多元论和相对独立性作为前提，认为不同国家的移民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会显著影响移民对其他社会个体行为的评价，从而制约移民与其他人的接触与交流［22］。从这一视角出发，日韩移民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文化上的相似性会驱使长春日韩移民对与中国居民的交流和本地网络的建构更为积极；但与此同时，“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特性塑造了日韩移民极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身土不二”和“集团主义”的价值取向造就了日韩移民民族文化的封闭性［17］［5-6］，日韩移民会对母国以外的移民群体产生心理上的主观排斥，不利于其与母国以外移民群体的接触和社会网络的建立，也不利于其网络规模的扩大。由此可以形成影响长春国际移民社会网络构建的文化背景假设：
假设三、长春日韩移民的独特文化背景会对其社会网络构建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3.1日韩移民的网络规模显著小于其他国家移民
假设3.2与其他国家移民相比，日韩移民的本地网络特性上升
假设3.3与其他国家移民相比，日韩移民的母国网络特性上升
（四）社会网络融入效用
关注移民在进入迁入地之后的生存状况始终是移民研究的重要的研究面向，围绕移民的社会融入① 社会融入、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是学者针对不同移民群体进入陌生社会后的生存状况差异提出的不同概念，但都指代移民群体进入迁入地后向迁入地社会的靠近过程，本文以社会融入作为以上三者的统一概念。 ，西方相继形成了“同化论”“多元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对移民适应过程中的文化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判断。但不管“同化论”还是“多元论”，都存在着把社会融入问题简化为文化融入问题的倾向［23］。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社会融入无疑具有更为复杂的含义，从这一维度出发，众多学者尝试对社会融入的概念和维度进行界定和解读［24-26］，这些观点虽然彼此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大都将社会融入视为涵盖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等诸多层面的系统性概念。本文采用朱力和杨菊华对社会融入的界定，社会融入包括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具体看来，经济适应是移民在迁入地的稳定工作和住所，社会适应是移民在迁入地的日常生活和行为适应，而心理文化适应是移民对迁入地的主观认同，这三个维度依次递进又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移民的融入状态。对长春国际移民群体而言，单位制的社会支持体系为长春国际移民群体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场域和生活场域，较高的经济适应状态成为长春国际移民的普遍特征，而社会网络构建特性在长春国际移民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上的效用发挥是下一步考察的重点。
假设4.2母国社会网络特性高的国际移民，社会适应程度更低
从长春国际移民的社会适应来看，异质性信息的匮乏和本地资源的缺失是阻碍其社会适应的因素，在传统的母国社会网络之中，传递的信息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同质性特征，也缺乏能够促进国际移民社会适应的资源，而与中国人的交往则能够有效地帮助国际移民获得能够增进其社会适应的信息和资源。例如如何找到一家符合自己需要的本地银行、咖啡馆或买到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等，母国社会网络往往难以达成目标或效率较低，但本国社会网络却能够极为高效地提供相应的信息和资源。因此，能够传递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的本地网络特性会对国际移民的社会适应产生正面效应，而同质性较高的母国网络特性却很难产生正面影响，由此可以形成信息假设：
假设四、能够传递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的社会网络会对长春国际移民的社会适应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4.1本地社会网络特性高的国际移民，社会适应程度更高
移民网络对于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显著影响已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但之前的研究主要以关系的强度来衡量社会网络的效用发挥，而缺少对关系特性的考察；同时，社会网络提供的信息、资源和信任往往未加明确区分，被统一纳入移民网络的考量之中。事实上，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取信息、影响、信任及其他的社会资源［14］。综合看来，信息、资源机制和信任机制是长春国际移民社会网络所能提供的两大功能，而不同性质的网络构建在信息、资源传导和信任塑造上的差异，是社会网络融入效用产生差异的功能基础。
长春国际移民的心理适应则主要强调国际移民对中国社会的主观信任和认同。因此，能够催生信任的社会网络无疑会对国际移民的心理适应产生显著影响。接触理论认为个体在一定条件下的接触有利于提升其对于其他群体成员的印象［7］，也强调了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对心理适应的积极作用。与不同群体的接触产生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网络，其产生的信任机制和效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与中国居民的交往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本地社会网络特性会增进长春国际移民与本地居民群体的信任，进而拉近其与中国社会的距离，提升其心理适应程度，而母国网络特性会进一步催生信任在母国网络内部的产生，使得母国网络成为长春国际移民心理适应上的“飞地”，不利于增进其对中国社会的信任，会对其心理适应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由此可以形成信任假设：
第二，毛泽东一直认为通过革命获得的政治权力是自然合法的。虽然不断采取措施打击腐败和官僚主义等现象，却没有想到这些丑恶现象正是源于权力结构的不科学和领导制度的弊端，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而他在担心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时候，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10］
假设五、能够产生信任的社会网络会对长春国际移民的心理适应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5.1本地社会网络特性高的国际移民，心理适应程度更高
假设5.2母国社会网络特性高的国际移民，心理适应程度更低
四、变量与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吉林大学社会学系于2017年11月在长春出入境管理中心对国际移民的问卷调查，调查历时1个月，共收集到有效问卷614份，由于问卷调查直接面向长春国际移民展开，并延续较长时间，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长春国际移民群体的总体特征。
（二）主要分析变量
1.因变量
本文从网络规模和网络特性两个维度出发对国际移民社会网络进行测量。
网络规模：分别以问卷中“您认识并且目前在吉林的人中，一共有多少中国人”“您认识并且目前在吉林的人中，一共有多少来自您祖国的人”“您认识并且目前在吉林的国际移民，一共有多少人”的回答生成认识中国人数量、认识本国人数量和认识国际移民数量三个连续变量。将其中的认识中国人数量和认识国际移民数量相加得到社会网络规模的连续变量。
网络特性：分别由认识中国人数量和认识本国人数量生成，将之与认识国际移民数量进行比较，认识中国人数量多于国际移民数的归为1、少于国际移民数的归为0，得到一个本地网络特性的二分变量；本国人数量大于国际移民数的归为1、小于国际移民数的归为0，得到母国网络特性的二分变量。
社会适应：通过对问卷中“你有以下需求时，主要是依靠谁来提供”，分选项包括“餐厅/咖啡馆”“物流”“会计/金融”“购买日常物品”。将“主要依赖国际移民”“主要依赖本国人”赋值为1，“中国人和国际移民各一半”“中国人和本国人各一半”赋值为2，“主要依赖中国人”赋值为3。由此视为一个社会适应依次递进的定序变量，然后进行因子分析，生成社会适应因子，作为反映国际移民社会适应的指标。
心理适应：通过对问卷中“您愿意和中国人做以下事情”的五个分支：“一起聊天”“一起工作”“做邻居”“做好朋友”“结婚或让子女和中国人结婚”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生成心理适应因子，作为反映国际移民心理适应的指标。
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均为因子分析得到，原始状态是标准分，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为了解释方便，将原标准分进行等比例调整，形成以100分为满分，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100的连续变量。
2.核心自变量
日韩移民：为了对文化要素进行考察，本文没有采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方式，而是结合长春国际移民群体特征，将移民群体划分为两类：日韩移民、其他国家移民，得到一个移民类型的二分变量。
生活场域集中性：以居住地的国际移民数量作为生活场域集中性的特征指标，原题为5级量表，为了研究方便，将居住地有无外国人归为“生活场域集中性低”“生活场域集中性中”和“生活场域集中性高”三类，得到生活场域的三分类变量
中南大学深入研究了机械、化工、冶金、环境等多个工科专业对数据库技术的需求，收集各专业数据处理问题，分别设计出一个或多个专题项目，每个专题项目建立一个项目数据库，以项目数据库作为连接数据库技术与专业问题的桥梁。压缩和精炼教学中数据库理论知识，加重数据库设计方面的教学，增加工科专业应用方面内容，提出“二线三段”的数据库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思路。
稳定工作场域：根据在华移民的职业身份生成，当前在华没有工作的和工作身份为商人的归为无稳定工作场域，赋值为0，在华有工作且非商人身份的归为具有稳定工作场域，赋值为1，得到稳定工作场域的二分变量。
3.控制变量
假设一、长春国际移民的稳定工作场域对其网络建构产生显著影响
婚姻状况：区分为已婚、同居和单身三类。
如前所述，谜语具有其地方特色，有些谜语须用方言表达、理解。而普通话的大力普及，弱势方言构成要素的濒危(汪化云2013)，使这类谜语显得极为费解：
那么，什么是“危机意识”呢？ 在此，就必须与徐复观先生所提出的“忧患意识”进行对比分析。 所谓“忧患意识”，首先，它不是来源于对人所无法解决的末日的恐怖与对神的拯救的祈求，而是通过现实的人的行为去寻求解决当前困境或即将发生的困境的思路，以一种预见或假设的方式为其规划自己尚未实行的实际行为以求得对困境的解决。 正因为有着现实存在的社会忧患，身为当事者的人才会对此进行一种反应，并在不断的预设中发现自身行为对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从而产生出对自身行为及行为所能够引发的结果的重视，即责任感。[5]85-89
青年群体：区分为青年群体和中老年群体，前者为18～29岁的在华国际移民，赋值为1，后者为30岁以上的在华国际移民，赋值为0。
在现代企业物流采购管理平台的构建中，构建采购绩效评估子系统可以有效规范采购工作，提高采购工作的标准化水平，约束采购工作的组织开展，确保采购工作能够有效执行的同时，也能够对其他系统的工作进行有效评价。采购绩效评估子系统的构建充分发挥了考评机制的重要作用，解决了绩效评估的随意性问题。通过构建绩效评估的标准性数据，提高了评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效推动了采购工作效率性和质量性和全面性帮助，大大提升了现代企业物流采购管理平台的效率。
教育年限：以教育年限作为反映在华移民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的指标。
在华居留时间：以月为单位，计算在华移民的居留时长。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五、模型与结果解读
（一）社会网络规模模型
移民在迁入地所从事的不同职业无疑会影响其在迁入地的生存状态［12］［17］，相较于在粤非洲移民的商人职业特征，长春的国际移民大多依附于单位，拥有固定的职业身份和相对稳定的工作场域。稳定的工作场域无疑会成为其社会网络开拓的重要场所之一。在工作场域之内，国际移民将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中国居民，其社会网络构建会更多的呈现出本地网络特征，同时由于社会网络中本地网络的增加，稳定的工作场域对于增加长春国际移民的网络规模也会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形成工作场域假设：
表2 长春国际移民社会网络规模多元线性模型
（续表）
模型一表明，日韩移民相较于其他国家移民，社会网络规模明显偏小，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日韩移民网络规模平均比其他国家移民少51.14人，这表明日韩移民的封闭性文化特质对日韩移民的社会网络规模产生了显著影响。
模型二引入了工作场域变量，模型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拥有稳定工作场域的国际移民群体社会网络规模明显大于未拥有稳定工作场域的国际移民群体，表明稳定工作场域是国际移民开展社会网络构建的有效场域之一，稳定的工作场域对国际移民社会网络规模的拓展产生了显著影响。
模型三引入了生活场域集中性变量，原有的文化和工作场域假设依旧保持显著，但生活场域对网络规模的影响未能得到模型的支撑。
（二）社会网络特性模型
母国网络特性和本地网络特性均为二分变量，选用二分Logistic模型进行检验，将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性别、恩格尔系数，在华居留时间和青年群体作为控制变量，模型结果如下：
表3 长春国际移民社会网络特性Logistic模型
（续表）
模型四和模型五分别为母国网络特性和本地网络特性影响因素的二分Logistic模型，首先，日韩的母国网络特性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移民，且在0.0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封闭性文化特性对日韩移民社会网络构建的影响，日韩移民社会网络构建呈现出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移民的内趋性。但与此同时，日韩的本地网络特性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移民，说明相近的文化距离驱使日韩移民更愿意与中国交往而非其他国家居民，文化距离假设也得到一定的验证。
从深圳一路北上，寻访团来到北京，所到企业，无不被同一个问题困扰——人才流失。和郭健聊天，发现利丰雅高虽也存在这一问题，但并不突出。
2.3.4 响应面模型验证。根据所得到的模型，预测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为提取温度77.04 ℃、提取时间137.91 min、液料比27.33∶1，在该条件下GASP提取率的理论值可达2.76%。考虑到试验的实际操作性，将提取条件修正为提取温度77 ℃、提取时间138 min、液料比27∶1。试验重复3次，所得GASP实际提取率为2.57%±0.05%，该结果与理论值较为吻合。
其次，生活场域集中性对国际移民的母国网络特性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生活场域集中性越高的国际移民母国网络特性明显降低，说明自上而下的集中式居住方式确实帮助国际移民接触到了更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移民，促进了其母国之外的社会网络构建；但生活场域集中性对本地网络特性的负面影响同样值得重视，生活场域中国际移民的集中会进一步增加国际移民本地社会网络构建的难度。
最后，稳定工作场域对本地网络的显著正面作用说明稳定工作场域是国际移民提升社会网络异质性尤其是本地网络特性极为重要的途径之一，通过这一途径，国际移民能够建立更多有中国人参与的社会网络。
（三）社会网络融入效用模型
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均为连续变量，选用多元线性模型进行检验，以性别、教育年限、在华居留时间和青年群体为控制变量，模型输出结果如下：
表4 长春国际移民社会网络融入效用多元线性模型
（续表）
模型六为社会适应的社会网络融入效用模型，模型结果显示，本地网络特性对国际移民的社会适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本地网络特性突出的国际移民相较于其他国际移民能够更好地完成社会适应。而母国网络构建虽然对国际移民的社会适应呈现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模型七为心理适应的社会网络融入效用模型，本地网络和母国网络构建都对国际移民的心理适应产生显著影响，且都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呈现出明显效用差异，本地网络的构建会显著提高国际移民的心理适应，而母国网络的构建则会对国际移民心理适应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提高国际移民的心理适应。
从具体假设机制的验证情况看来，文化背景假设得到了模型的验证，独特的文化背景对日韩移民社会网络的差异性构建呈现出显著的影响，中日韩三国在文化背景上的相似性影响了日韩移民的交往对象选择，推动日韩移民与中国居民的社会交往，对于其构建本地化的社会网络具有显著意义；但与此同时，“单一民族”的强烈民族认同和封闭性的文化特性，造成日韩移民社会网络构建的内趋性，主要表现在网络规模的收缩和网络构建的民族国家边界。
生活场域假设得到了实证模型的验证，自上而下的集中化居住方式对国际移民的网络构建呈现复杂的影响。这一居住方式增加了国际移民聚居地内群体的异质性，为降低国际移民对母国网络的依赖和加速适应中国社会提供了帮助；但与此同时，集中化的居住方式进一步隔断了国际移民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居民的接触，不利于其本地网络的构建。
工作场域假设得到了实证模型的验证，稳定工作场域对于国际移民的社会网络构建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显著提升了国际移民的社会网络规模，促进了其社会网络的拓展；而且，稳定的工作场域能够显著增加国际移民与中国居民的接触，促进其本地社会网络的构建。
信息效用假设得到了部分的验证，能够传递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的本地网络特性对于国际移民社会适应的显著影响得到模型的验证，母国网络对社会适应的负面影响未能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际移民的母国网络虽然主要传递同质性的信息和资源，但这一信息和资源的传递并不会影响其对异质性信息和资源的获取。
信任效用假设得到了全部的验证，不同特性的社会网络对于国际移民的心理适应状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显著影响。本地网络特性对于塑造国际移民与中国社会的信任，增进其心理适应具有重要作用；而母国网络特性会成为驱使其远离中国社会，降低其心理适应程度的重要机制。
六、结论与思考
本文立足于长春国际移民的群体特征，从来华前的文化背景和来华后的生活、工作场域入手，对长春国际群体尤其是日韩移民结束移民过程，进入中国社会后的社会网络构建和效用发挥状况进行了考察，得出如下发现。
第一、独特的文化背景造就日韩移民特色鲜明的社会网络构建。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文化相似性帮助韩日移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居民表现出了更好的亲近性，这是其社会网络构建的优势之一。但独特的封闭性文化特性成为其社会网络构建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使得内趋性成为韩日移民网络构建的特征之一。将韩日的独特文化要素纳入移民管理的考量范围，充分发挥中日韩文化的亲和性对于避免韩日移民的内趋性倾向，帮助其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具有独特意义。
第二、自上而下的集中化居住模式对国际移民的本地网络特性和母国网络特性呈现出显著影响。长春的“典型单位制”属性和集中式管理的理念驱使自上而下的集中化居住模式成为长春国际移民的普遍聚居形式。这一居住模式有效地降低了国际移民对母国网络的依赖，但也进一步隔断其与中国社会的联结，不利于本地网络的建立。调整集中式的居住模式，促进国际移民更好地与中国社会和中国居民接触是提升其本地网络特性，促使其融入中国社会的可行思路之一。
第三、稳定工作场域是长春国际移民显著的社会网络构建优势之一。单位性的社会支持体系是长春国际移民群体的重要地域社会特征，与呈现出高度流动性的在粤非洲商人群体相比，稳定的职业身份和工作场域是长春国际移民的普遍特征。稳定工作场域不仅帮助国际移民拓展了自身的社会网络规模，还成为国际移民与中国社会和居民接触的窗口和桥梁，促进其本地网络特性的提升。
第四、不同特性的社会网络在促进国际移民社会融入上呈现出差异效用。与中国居民社会网络的建立是促进国际移民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促进国际移民融入中国社会具有突出作用；母国网络的存在则会降低国际移民心理适应程度，不利于国际移民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积极促进国际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提升本地网络特性对于促进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深远意义。
最后，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未能对工作场域和生活场域的背后决定因素——单位因素进行进一步考察，国际移民身处的不同单位无疑会对其社会网络构建和社会融入产生显著影响，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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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5；D5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80（2019）05-0005-14
DOI： 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5.001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一城一企’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5BSH109）、吉林大学重大课题培养项目“东北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与国企社会资本变化研究”（项目编号：2015ZDPY02）、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项目“东北‘一城一企’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大型国企职工行为研究”（项目编号：101832018C1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文彬，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曹洋，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2017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在华外国人研究、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
（责任编辑：罗飞宁）
标签：国际移民论文; 差异性网络构建论文; 融入效用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