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王《谋生训谕》及其经济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5)04-0044-07 一、托王生平及其研究 托王(1797-1868)全名为巴图鄂齐尔·托克托呼图鲁，是清朝统治时期蒙古喀尔喀车臣汗部伊尔丹郡王旗的札萨克王爷，1797年9月15日出生于喀尔喀蒙古的桑根达来地区(现在的蒙古国东方省喀尔喀河苏木)，孛尔赤斤氏乞颜部，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第27代直系子孙。1822年托王25岁时，从其父巴图鄂齐尔那里继承了车臣汗部伊尔丹王旗郡王的职位，成为家族中的第七代王爷。1835年，被朝廷任命为车臣汗部的和贝将军，1859年被选为车臣汗部首领。1868年4月6日，托王因腿部中风病逝于从北京返乡途中，享年71岁。 托王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通晓蒙古语、满语、藏语、汉语，是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作曲家、建筑艺术家。他精通谋生之道、致富之术，在总结蒙古族传统游牧业生产生活经验和吸收前人智慧的基础上，1853年撰写了《和贝王谋生训谕》一书，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公开出版的蒙古族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托王也可以称为蒙古人的亚当·斯密。 托王《谋生训谕》有几种版本。1936年蒙古国科学院摘要出版了《谋生训谕》，这是最初的一个版本。蒙古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科学院院士舍·那楚克道尔吉教授从1939年开始着手研究整理托王的《谋生训谕》，陆续发表研究成果，并重新校勘国家图书馆存放的三种原文版本，在参考诸多历史文献的基础上，1968年出版了《托王及他的训谕》一书，书后附上影印本《和贝王谋生训谕》，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基础性版本。1997年为纪念托王诞辰200周年，蒙古国科学院院士波·浩日洛教授整理出版了托王的另一部著作《职业和学业》。托王还编写过学习蒙古语字母的教科书《智慧福音》和诗体文的《经文之曲鹦鹉之训》两本书。托王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改革实践家。他在自己的属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全面改革，取得了显著的业绩，成为整个喀尔喀地区传颂的有名望、有智慧的“强硬”王爷。 托王《谋生训谕》研究在俄罗斯、蒙古国起步较早，1926年苏联学者卡扎克在喀尔喀河流域进行学术考察时，发现托王属旗的经济革新的成果和影响，发表了关于托王经济改革方面的零星报告。1935年苏联学者妥夫雅斯基把托王《谋生训谕》中的畜牧业部分译成俄文，进行注释并发放给牧民使用。1936年蒙古国科学院摘要出版了《谋生训谕》。1939年蒙古国科学院舍·那楚克道尔吉院士开始着手整理托王《谋生训谕》，陆续发表相关成果，在参考其诸多历史文献的基础上，1968年出版《托王及他的训谕》，这部是比较权威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在蒙古、俄罗斯、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等国家对托王的各项革新措施和《谋生训谕》中的社会思想进行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1997年蒙古国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托王研究会”，已经成为国际托王研究中心。该研究会每年召开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刊物“托王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托王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新兴学科，是国际蒙古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其影响力越来越广。 虽然国际上托王《谋生训谕》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还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团队优势，尤其存在托王生平研究多、思想研究少，历史贡献研究多、现实价值研究少，道德法制方面研究多、经济思想方面研究少等缺憾。针对这一状况，本文拟从托王《谋生训谕》中的经济概念、经济思想、经济主张入手，研究其蒙古族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推动和提升国际托王研究的进程和水平。 二、托王《谋生训谕》的内容及结构分析 托王《谋生训谕》一书，博大精深，涵括蒙古游牧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翔实，思想深刻，是蒙古族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该书由开头、结尾和十一条内容构成。 开头部分主要讲述该著作的编撰时间、发表宗旨和属民中如何学习教导、遵照实行等事宜。 第一条：讲的是尊重道德规范、践行和谐共生、注重谋生技能，是作为一个良民所具备的条件和重要性。托王特别注重孝敬父母、爱护子女、尊敬贵族、尊重长者，认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修养。他强调若不能常回家看看，至少新春佳节等重大节日举行完大典后，回家给父母敬献哈达，行跪拜之礼。“孝敬老人要备足其每日之饮食、四季之衣着，吃喝考虑醇香、穿戴讲究轻暖。即使是聪慧的子女也不能不问其父母过，自作主张。”[1](P.122)对长者，托王强调：“即使长你一岁也要尊称，坐其下位，行于其后。”[1](P.122)对子女，他教导：“父母和长者不能过于溺爱子弟，应教以礼节、育以生计。”[1](P.123) 第二条：讲的是谋生、生计、生产、生活的根基，这里提出了勤俭持家、劳作规程、消费原则、内外分工以及如何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途径。托王着重指出一个人整天无所事事，就会大吃大喝，把三个月的食物三四天吃完，一年的储备一两个月消耗掉，最后从别人那里接济度日，甚至从旅蒙商人借高利贷，变得债务缠身，很难脱贫。针对这一现象他提出勤俭持家、杜绝浪费的原则和主张。 第三条：教导的是富裕人家，如何管理家庭、保护家产的经营之术，即如何克服懒惰的不良习性，严禁投机取巧等不道德行为，及时缴纳赋税，通过经商、经营资本，制订计划，学习谋略等途径来兴旺发达。这里托王倡导“遵守道德依法纳税就会福气增加，脱贫致富”[1](P.128)的理念，同时提出了“人贫就志短，有志气、有智慧的人不会受穷”[1](P.130)的命题，并强调给失去智慧的人教以智慧和勇气的重要性。 第四条：教导的是脱贫致富的学问，专门讲述了穷人如何进行劳作、如何向富人、智者虚心学习，怎样取得雇主的信任，快速致富的方法和途径。托王特别强调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生活交往中“诚信”的重要性和雇主佣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双赢”效益。 第五条：阐述的是谋生的基础、生计的来源。这里提出了每个人发挥各自的优势，坚持做好一个职业，不能朝三暮四，尽量考虑“一举两得”的效益，生活消费方面要“量入为出”，避免负债，尽力完成赋税义务等等。 第六条：教导的是恋爱婚姻家庭的事项，主要包括如何让儿女适龄成家立业，干涉儿女婚姻生活的后果，学会家政管理，维持家庭和睦，改进家族经济状况的途径等等。这里包含着托王的鼓励有本事的富人多生育，限制无能力的穷人少生育的人口思想。 第七条：讲的是佛教、喇嘛、寺庙的经济事宜，提出出家人不能做俗人的营生，专做自己该做的佛事，产生良好的影响，带来无穷的功德等等。托王提出了“出家人变成富人是一种耻辱”[1](P.140)的观点，这里也体现出他的脑体分工、各司其职的思想主张。 第八条：教导的是严加管教偷盗者、维护社会安定的途径，包括把盗贼交给有能力的官员管教；进行劳动改造，施行各级联防，管制危险刀具，隔离同犯不得会面等措施，达到四方平安。 第九条：讲的是外出旅行或长途运输时的注意事项，具体包括出发前备好旅途必要的物品，选好马匹和骆驼以及对所运货物的管理等等。 第十条：教导的是游牧业生产方面的改良和管理，此项为本书的重点内容。在本条中，他总结了蒙古族在几千年来的传统游牧生产、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针对新的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提出了如何对畜牧业生产活动进行改革、畜群进行改良、游牧生活进行改善的方法和措施。在此托王构建了游牧经济学。 第十一条：对家中用品的管理、家人日常行为的规范，从衣物的整理收藏到家狗的喂养等各个细节都进行了阐述。还包括念经、拜佛等精神生活的规范。 结尾部分结合念经，着重指出《谋生训谕》一书在属民中的传播、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特别强调怎样用它来指导牧民的日常生产活动与生活实践。虽然托王《谋生训谕》一书，只列十一条内容，区区5万多字，但涵盖了蒙古族草原牧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经典的谋生之术、经营之术、致富之术和智慧之书。 三、托王的经济思想和主张 托王在《谋生训谕》一书中涵括蒙古游牧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游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等各个领域，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从家庭经济管理到国民经济活动，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包含非常丰富的经济学概念、经济学观点和实践主张。这里主要阐述他的财富观、重商思想、脱贫致富思想、重农思想和勤俭节约、消除浪费的经济主张。 (一)托王的财富观 财富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古希腊思想家斯诺芬在其经济学名著《经济论》中，讨论经济问题是从什么是财富、如何增加财富开始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也是从如何增进财富入手，详细阐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和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也是从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开始的。 托王在《谋生训谕》中分析蒙古族经济活动时也从牛羊等财富形式入手，提出了明确的财富概念、财富来源和增加财富的“致富术”。他提出“财畜”概念，认为“财”就是“畜”，“畜”就是“财”，蒙古人的财富中首先包括牛、马、骆驼、羊、山羊五畜，这是他们的“真正财富”。同时，他还认为，游牧人的财富也应包括皮毛、乳肉等畜产品、粮食等农产品、家用的日用品、买卖中的货币、利息等资本品和木耳、沙葱、山茶等自然界中的资源品。他的这一财富概念，超越了蒙古族传统的只是把牛羊当做“唯一财富”、“原富”的局限性，拓展了蒙古人谋生的空间。 关于财富的来源，他提出了“生产经营”、“商业贸易”和“财运福气”三个方面。生产经营方面，他认为生产经营活动是牛羊、粮食、财货等的直接来源，为此他强调要达到致富的目的，必须增加劳作时间，减少休闲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他说：“懒惰者总是贪图安乐、无所事事、整体昏昏欲睡，一醒来就不停地喝茶，一天要消耗三天的食物，三个月的食物在一个月就会被消耗掉，终将变得贫困不堪。一些人虽然家庭人口较多，却不让孩子自食其力，而是百般溺爱，他们的衣食肯定不会充足。想养家糊口，就要强迫自己，起早贪黑，冬季里早饭后便出去做放牧、捡牛粪等营生。”[1](P.124)“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就要持续地、一心一意地、竭尽全力去完成这项工作。只要遵循这一原则去劳作，定能取得事业的成功，保证生计的来源。最起码捡拾干粪者如果一年四季辛勤劳作，也能像其他劳动者那样衣食无忧。无论能做什么事，只要勤勉劳动就能致富。”[1](P.13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具有劳动创造财富的认识，从而正确地指出了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生产经营活动和致富的根本途径在于辛勤的劳动。 他还提出商业贸易是以货币、价值形态上的财富即财货形式存在的财富的主要来源。那么，商业贸易活动中怎样才能达到增加财富的目的呢？托王认为，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要坚持“多卖少买”的原则；二是要贯彻“贱买贵卖”的原则；三是要坚持“只卖值钱的牛马，免售母牛牛犊”的原则；四是在牲畜交易中，贯彻“替代”原则，保护畜群平衡，留根留福。 他还提出了“财运福气”也是财富的重要来源的观点。如何才能增加“福气”来提升“财运”呢？他认为，敬老人、讲道德、尊礼节、守规矩，特别是按时履行缴纳赋税的义务，自然就能“福气”增加，财运亨通。显然，他的第三个财富来源的观点，表明了其思想意识受到蒙古族传统的“万物天生”的“贺喜格”价值观和佛教中“宝音”价值观影响，从而脱离了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倒退到用主观意识或神秘力量来解释财富来源的地步。 关于增加财富的途径方面，他提出了减少休闲时间，增加劳动时间；不停地、持续劳作和发挥比较优势来提高生产效率；勤俭节约，消除浪费；提高社会分工，促进公私和谐，形成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尊行道德法规，完成赋税任务，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等多种途径和方法。 (二)托王的重商思想 游牧业生产的单一性与人们需求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这种经济形态的半自给性和依赖性。因此，交换便成为草原牧人的“必需品”，商业精神成为游牧民族共同的固有特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正好与城市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他们固有的特征。”[2](P.371)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胡寄窗曾评价道：“元代统治阶级尚保存着游牧民族常有的商业精神和发展商业资本的特征。无怪它(指蒙元王朝—引者)对商业较中国以往封建王朝更为重视。”[3](P.364)倪健中在《风暴帝国》中指出：“蒙古人是重商主义者，这也是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因为，他们所居之处，往往不利用农耕，资源也相对缺乏，要想得到粮食、食盐和工具，就必须发展贸易。”[4](P.1033)托王的重商思想正是蒙古族固有商业精神的体现和典型代表。 托王从商业流通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这一认识出发，提出蒙古民众以畜牧业和农业作为谋生基础的同时应注重商业贸易，积极主动参与商品交换活动，学会做生意。他的重商思想主要表现在： 首先，他主张流通中要坚持“多卖少买”和“贵卖贱买”的原则，禁止或减少消费烟、酒、茶等高档、高价奢侈品，多出售牛、马等价高的牲畜，而购入那些价格相对低的羊、羊羔等来获取经济利益，避免债务负担。对此他教导说：“用自己积蓄购买的母羊很便宜，如不卖出的话又能很快产羔。还能产出羊毛和羊奶共日常使用。产下的羊羔还能用于交换更大的牲畜，或许是牛、马或骆驼。如果卖掉牲畜，还应该再购进至少同头数的牲畜，这样家里的牲畜总量不会减少。”[1](P.136) 其次，鼓励销售成年马和牛，而禁止出售母牛、乳牛、种畜和牛犊等，考虑畜群的增殖和平衡。这也是草原牧人流传下来的一个贸易规则和商业忌讳。他说：“可以把已去势的瘦弱的马或牛卖掉，或者换取其他牲畜；这样家里的牲畜数量不会减少。除非你没有其他公牛或公马，否则不能把留作配种的牲畜卖掉或用于交换。实属无奈的情况下，你也应该在你所在的旗内进行售卖或交换，以帮助本地区牲畜的繁殖。”[1](P.135) 最后，他教导人们不要把资金白白地放在家中，应学会放贷，取得利息，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即使放贷时也要算计好放贷的利息和用这笔资金购买牛羊的收益哪个更高。对此他在《谋生训谕》中举例说：“富裕者想办法逃税、漏税，经常回避税收而生出歹念；变卖牲畜、换取钱财而不去交税，不动声色者有之。家中虽然有钱财，不图生财而失去大好机遇。如果钱财足够，可以放贷，一两银子一年内可生出三钱六分的利息。可价值为五钱的母羊，在一年内可产出价值为五钱的一、两个羊羔。万一羊羔死亡，其羔羊皮可卖出六钱的价格。别说羊羔，就算羔皮也比利息多很多，因此贫富的命运完全在自己的手里。”[1](P.127)托王的重商思想与英法等西欧重商主义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超出他们的认知水平，至少可以与他们相提并论。 (三)托王的重农思想及其实践 自古以来，蒙古人就学会了有机地结合游牧业和农业，把采集业和种植业当作自己畜牧业这一主业的副业和补充来经营，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技术，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蒙古农业体系和传统，也有专题研究蒙古族农业方面的学术成果。而托王是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游牧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学者，并致力于发展蒙古地区农业生产的实践者。他的重农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发现了农牧之间，特别是畜产品需求与农产品消费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存在一增一减的关系，即两者之间具有经济学所说的“替代”关系。正如蒙古国学者拉哈希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畜牧业的税收较高，所以当时清政府没有在蒙古发展农业。……满族人、汉族人、俄罗斯人一直推行的政策是让蒙古人忘记他们之前所掌握的知识，只做农产品的消费者，而不让学习更多的东西。”[5](P.42)托王从地区利益出发，为保护畜产品市场及其价格，不允许将大量农业人口迁至其所在地区，而是要求定量安置他们。 第二，他还认识到农牧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建议易于耕种的地区种植小麦和谷物并进行加工。他的基本想法是通过农业种植来提高粮食的自给能力，降低对外地的依赖，同时也能减少对牲畜的食用消耗。 第三，他认为畜牧业不是谋生的唯一手段，也不足以以此谋生。所以，他一直致力于教导和深化其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理念，并把农业的发展当做广大民众脱贫致富的一个途径。正如蒙古国科学院沙格德尔苏荣院士所指出的那样，当地的农业种植传统由托王始创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 第四，提倡有效利用自然界现成的天然食物和蒙古地区各种野菜、野果和山茶等，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经济的依赖性。托王教导：“家里牲畜少的人应该穿粗棉布衣，或绒面革、皮革、绵羊或山羊皮、兽皮材质的衣服。只有那些家中牲畜多的人才能穿精致的丝绸。制茶时，应选用当地出产的茶叶……使用日常消耗品要节俭，食用普通而便宜的谷物。决不能耗尽家里的食物储备。在准备肉食时，应宰杀繁殖能力差的牲畜。一有机会就要采集野生蘑菇、木耳、杏仁、草茎等等。”[1](P.134) 第五，倡导引进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产量，并教导尽量降低家中消费，剩余出来的粮食用于交换，积累财货。他说：“一些人，如农夫们，可能会有大丰收，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勤俭持家的好习惯。不但喝茶时要放炒米，还要多抓上一把。这样一来，数月之内就会消耗掉一年的粮食和食物。之后他们只能去乞讨，到了春季甚至连用于播种的种子都没有，又不得不借贷来购买种子。”[1](P.127) 托王不仅是一位重农主义者，还是一个坚定的重农实践家，在他的属旗极力推行发展农业的政策，并采取多种鼓励措施。在他的推动下，该地的农业生产得到长足的进步，蔬菜种植业、米面加工业开始兴起，引进黑米等耐寒的新品种，农业产量稳步提高，不仅满足了旗内的需求，还出口到邻近的省区。蒙古国著名科学家特木尔扎布先生研究托王《谋生训谕》中的畜牧业部分后，认为托王有关畜牧业的训言可以和西方经济学中的重农主义相媲美。我认为，托王的重农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与法国重农主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托王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 托王《谋生训谕》中有“贫困”和“富裕”、“穷人”和“富人”、“懒惰”和“勤勉”、“脱贫”和“致富”等很多对应的、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经济概念。在他的观念中贫穷是指那些没有牛羊、缺衣少食、养活不起儿女、失去了生活基础的人的一种状态。 关于贫穷的根源，他认为应该从物质生产、福气业力和智慧计谋三个方面寻找其原因。物质生产方面，他认为懒惰即好吃懒做、不愿意辛勤劳动、只知其消耗而不知其积累等是贫穷的最大根源。对此他说“懒惰者总是昏昏然，要么就蒙头大睡。一醒来就喝茶吃饭，一天要消耗三天的食物。这样一来，三个月的食物在一个月就会被消耗掉，因此懒惰者必然会贫困不堪。”[1](P.12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王从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这一正确认识出发，把贫穷的原因归结为不劳而获的懒惰思想和行为，这是一个既正确又很难得的进步观念。 福气业力方面，他坚定地认为有福气的人一定能够富裕，不会贫穷。那么，怎样才能成为有福气之人呢？他指出：其一，要尊父母、讲道义、诚佛礼、敬谋生就会增福气。他强调：“对长者要尊称，坐其下位，行于其后。如你遵从这一教导，你的生命必然会长久，福气也会与日俱增。”[1](P.122)其二，按时履行徭役义务，缴纳赋税，就会福气增进，反之，就会厄运来临。他说：“如果按期向国家纳税，就有可能致富。任何诚实守信、依法履行义务的人都会致富的。纳税人也会得到国家的保护，正如古语云，善有善报。还有一些人没有认真或亲自履行义务，而是派人去借贷以用于偿还债务。他们将自己的贫困归咎于这些义务和不得不卖掉牲畜，这样做令他们卫戍部队的将官们蒙羞。这些邪恶之人必将受到严惩。”[1](P.129) 智慧计谋方面，他相信有智慧、善计谋的人不会贫穷，而“计划不够”的人肯定走向贫穷，对此他说：“如果遵从习俗礼数，你就会受到庇佑。尽管佛教的教义将贫困看做是前世罪孽的恶果，丧失智慧也会令人遭遇困难。在贫困之初，首先丧失的就是智慧。智者从未贫穷过。我们应向那些失智之人灌输知识。”[1](P.130)这正如老百姓所说“吃不穷、喝不穷，计划不够一辈子穷”的道理。 当然，贫穷是一个社会现象，致贫的原因有多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贫穷也分生产方面的、生活方面的和生态方面的等多样。所以，不能把贫困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哪种原因造成的，更不能用宗教色彩的、虚无缥缈的“虚无主义”的所谓“福气”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到，托王作为清朝时期的蒙古族开明王公，在他的思想观念中带有明显的为统治阶级辩护的意识和唯心主义的痕迹。 关于脱贫致富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主要是：一要真诚，做一个好公民；二是要勤劳，不断持续地努力工作；三要节约，不能浪费，不能追求超出自己能力以上的消费；四是要好学，认真向智者学习，掌握谋生、致富本领。 总之，托王的脱贫致富的经济观点和对策，已经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行动指南，在蒙古族社会实际生活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效果，他所创立、教导和实施的牧人“致富术”，可以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五)托王勤俭节约的经济主张 托王的节约思想主要表现在生产上的节约，生活上的节约和时间上的节约三个方面。在生产方面，他主张尽量节约使用生产活动所需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生产支出。如移动游牧和长途运输时，尽可能带足所需物品，自己能够制作的生产工具要自己动手制作。带一些轻便的、自己一个人能够抬得动的货物。劳动工具的选用要讲究实用、轻便和多用等。他说：“乘勒勒车移动要提前准备好最重要的物品，如用皮子或生皮子做结实的行囊，装满时一人背起来也很轻便；备足给骆驼钉掌用的锥子、皮水桶、风箱，斧子和铲子。”[1](P.146) 在劳动时间的节约方面提出了“早起晚归，勤于做工”、“为他人劳作期间也要料理好自己的事情”、“最好能在今日把明日之事做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尽可能同时去完成其它几件工作”、“挣钱养家的人早上要早起，冬季里早饭后即离家谋生。他可能下午回家，用过午饭后再回去放牧”等主张。 而托王的节约思想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活资料的节约上。如食物的节约方面，他认为“一醒来就喝茶吃饭，一天要消耗三天的食物。这样一来，三个月的食物在一个月就会被消耗掉，因此懒惰者必然会贫困不堪。”[1](P.124)一天要喝三次茶、吃三顿饭，夏天最多加一次，如果有人抱怨说这样长而热的夏天四顿饭怎么能受得了呢？那么，他就应该看看“那些早出晚归的猎手或是驾勒勒车转场的牧民每天只吃一顿午饭而已，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不勤于劳动谋生的人生活会穷困潦倒。”[1](P.125)或许一些人比别人能够“辛勤劳作，每年能猎获八十、九十、甚至一百只猎物，但是他的家庭会把这些都消耗光，而不是拿去换取日用品。他们每天会煮几次肉，不仅宰杀自家肥壮的牲畜，甚至花高价从别人那里买来牲畜供自己享用。”[1](P.126)一些人还很勤劳，通过一年的耕耘“可能会有大丰收，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勤俭持家的好习惯。不但喝茶时要放炒米，还要多抓上一把，这样一来，数月之内就会消耗掉一年的食物，之后他们只能去乞讨”[1](P.127)，成为穷人。 托王特别强调要严格禁止那些不必要的炫耀性和奢侈性消费，如提出：“最近许多生活堕落的人开始吸烟。这些人把他们的资源都浪费在了烟草上。此外，许多罪孽与吸烟有关。例如，粗心的吸烟者可能会引发大火并因此受到严惩。因此，吸烟必须严格禁止。”[1](P.124)还有“一些穷人向汉商借贷用来购买茶叶、烟草，甚至是如马鞍架、皮靴、精致丝绸和棉花这样的昂贵奢饰品。他们忘记了自己生活资源的拮据，只是一味地仿效社会中富人的生活。”[1](P.126)“家里牲畜少的人应该穿粗棉布衣，或绒面革、皮革、绵羊或山羊皮、兽皮材质的衣服。只有那些家中牲畜多的人才能穿精致的丝绸。制茶时，应选用当地出产的茶叶，把高品质茶叶和其他好食材留给需要好好照料的老人使用。使用日常消耗品要节俭，食用普通而便宜的营养谷物。决不能耗尽家里的食物储备。在准备肉食时，应宰杀繁殖能力差的牲畜。一有机会就要采集野生蘑菇、木耳、杏仁、草茎等等。”[1](P.134)“我们要履行对于青年人的责任，尊敬长者，学习道德规范，做好人。改掉自己好斗、奢侈的行为习惯和所有其他的坏习惯。做事情不能虎头蛇尾。军队和平民都应戒除挥霍浪费的行为，如果老幼能和谐相处，就一定能够培养出好的公民。”[1](P.123)勤俭节约、反对浪费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都大力提倡的美德。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本身就天然具有生态、绿色和节俭性。而在市场经济和物欲横流的冲击下，这种民族本性和美德，正在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托王从生产生活细节出发，提出的细致入微的谋生训导和节约原则，迄今依然很有现实指导意义。 总之，托王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不仅仅表现在上述几个方面，他还有系统的家庭和社会分工思想、比较优势思想、徭役赋税思想、经济均衡思想、金钱货币思想和经济管理思想等等，特别是在游牧业经济方面形成了很系统的思想体系，建立了蒙古族特色的游牧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