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唐宋论文,汉化论文,特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自秦汉以来就是连结东西方的枢纽，“华戎所交一都会”[1]。进入唐代，随着中央王朝国力强大，加之奉行开放的外交政策与开明的民族政策，出现了四裔宾服、万国来朝的繁盛局面。敦煌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多民族共处的商贸城镇。中亚粟特地区以经商为业的昭武九姓胡人多居于此。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曾对P·3559号《天宝十载差科簿》所载“贰佰伍拾柒人从化乡”资料作过深入研究，发表了《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2]，对中亚粟特胡人聚落的位置、由来、机能到这一聚落的消失，都作了精辟论述。正如池田先生指出的那样，中亚粟特胡人作为一个聚落，在吐蕃占领河西时已经消失，其百姓多逃往粟特及回鹘地区，若干留下来的则依附于汉人寺院，成为寺户。至于这些遗留下来的粟特人及其后裔以后的生存状况又如何？池田先生没有作论，然而敦煌文献却有很多资料涉及。现就以这些资料为主要依据，从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几方面对唐宋间敦煌粟特裔民的生活状况及汉化问题加以论述，以求教于大家。
一
先说粟特裔民在敦煌社会赖以谋生的手段，即其职业分布状况。
众所周知，中亚粟特民族是一个经商意识很强的民族，史书称其“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3]，汉唐间大量粟特人来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商牟利。当敦煌陷于吐蕃，从化乡的粟特聚落消失后，其后代并没有放弃祖先传给他们的这种谋生手段。P·2912号是一件《写经施人疏》，记载粟特人康秀华请寺院写经一部，用银盘子3枚、麦100硕、粟50硕及胡粉4斤“充写经直”[4]。胡粉为西域化妆品，价值昂贵，半两即合麦2石至2石5斗。康秀华出手大方，一次就施人4斤胡粉，可证他手头胡粉应不在少，可能是一个经营胡粉生意的粟特裔民。
粟特人好饮酒，西域盛产名酒“三勒浆”。唐宋时敦煌出现了不少粟特人开办的酒店。如S·2894《壬申年（972年）十二月社司转帖》三件[5]，上面写有以曹、安、史、康、石、罗、白、米、何等为姓的许多人名，当是粟特裔民。按着社司的规定，他们分别被约到曹家酒店、安家酒店和罚（当是罗的误书）家酒店聚齐，进行有关活动。此外，P·4697《辛丑年酒帐》记有“康家店”，P·3212号记有“石家店”，这些以昭武姓氏命名的店铺是粟特裔民经商为业的明证。
吐蕃占领时期，粟特人多沦为敦煌各寺院的寺户，在寺院中作各类杂役。S·0542背《敦煌诸寺丁壮车牛役簿》[6]提供了寺户姓名及其被差役的种类，现将属于粟特裔民者摘录如下：
曹进玉 修仓
曹进兴 放驼
曹小奴 守囚、修仓、锉草
安保德 煮酒
安买德 持车
曹贞顺 守囚、营田夫
康伏逝 放羊
史佰合 贴羊
安胡胡 放羊
安朝朝弟 车头
石什一 修仓
何伏颠 酒户、守囚
安仡到 修仓
安天奴 修仓
石抱玉 修仓、迴造粳米
安黑奴 守囚
史朝朝 修仓
曹奉进 蕃教授手力
曹进进 送粳米、请羊
史家进 团头、看硙
安满奴 舂稻、修仓
安善善 修仓
安景朝 守囚
史通子 放羊
安进汉 守囚、修仓
安俊 锉草
石奴子 修佛
白志清 修佛
安伏稍 守囚、修函斗
何名立 毡匠
安薛保 守囚、营田夫
石玉奴 放羊
史英浚 木匠
曹莫分 判官驱使
史升朝 放羊
安俗德 舂稻
史兴进 守囚、迴造稻
安没贺廷 守囚
曹捌 修仓
紧胡 守囚、修仓
安朝朝 看硙
石多德 看园
石胜奴 车头
白天养 请羊
安折何 扫洒
安丰乐 车头
曹庭宝 修仓
石进玉 贴羊
这些寺户姓名有的还带有原粟特民族之痕迹，如曹莫分、安没贺廷、安仡到、安伏稍、康伏逝、何伏颠、石多德等。而更多的则已经汉化，只能靠姓氏去推断了。从他们从事的差役种类看，有些属于有一定技能的手工业者，如木匠、毡匠、酒户、修佛的塑匠以及车头等；有的则从事农牧业生产，如舂稻、看硙、修仓、修函斗、营田夫、锉草、放驼、放羊、请羊、贴羊等。这一分工大体上也反映着粟特裔民后来在敦煌社会的职业分布状况。
除了上述从事商业、手工业及农牧业生产的以外，还有一部分粟特族人在吐蕃及归义军政权中任职。如康国人康再荣就曾在吐蕃占领河西时任纥骨萨部落使[7]。在张义潮举事推翻吐蕃奴隶主统治的过程中，有一个叫安景旻的重要成员，即是昭武九姓的代表[8]。至于在归义军政权中任职的粟特裔民占有比例就更大。如“族氏豪宗”的瓜州刺史康使君，因“助开河陇”而“名称九重”[9]。另一位名康通信，在归义军中任职删丹镇遏使、都知兵马使，也曾“助开河陇，效职辕门”，奋勇杀敌，壮烈捐身[10]。还有“龙沙胜族，举郡英门”，“习耆婆秘密之神方”，能“回死作生”的节度押衙史再盈[11]。充作归义军下级官吏的粟特人更多。S·1153《诸杂人名》[12]中有：安校楝（练）、曹库官、米帐使。S·1898《兵役名目》[13]则写有：十将安佑成、押衙罗贤信、副队押衙罗安住、兵马使安文信、兵马使康通信。而在P·3458《辛丑年罗贤信贷绢契》[14]的落款写有：
贷绢人押衙 罗贤信
口承弟兵马使 罗恒恒
见人兵马使 何□□
以上所见安、曹、米、康、史、何、罗诸姓，应都属中亚胡姓。说明粟特裔民在归义军中任职者颇有些人物，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二
敦煌的粟特人婚姻状况如何？文书中很少明确记载。唯P·3636号杂史书残卷讲到仓慈时称：“先时强族欺夺诸胡，为慈到郡，处平割中，无有阿党。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此处所说诸胡，是指流寓敦煌的西域胡，应当包括粟特人。这是曹魏时期的情况。
入唐以来，东来粟特人的婚姻情况，我们从吐鲁番文书中偶尔还能发现。如《唐西州高沙弥等户家口籍》[15]中，就记载有粟特人自相为婚者：
户主何兔仁年五十五 妻安年四十二
也有粟特人与汉人通婚者：
户主高沙弥年卅七 妻米年廿二
而在敦煌文书中，有关唐前期粟特人的婚姻状况记载极为少见。但是我们可以推断，由于从化乡粟特聚落的存在，估计其婚姻关系，可能以自相婚姻为主。敦煌陷于吐蕃后，随着从化乡的消失，粟特人或亡走他处，或分散与汉人及其他族人杂居，这就使其婚姻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由族内婚向族际婚发展。上海藏敦煌本《唐定兴等户残卷》两处钤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据学者研究系吐蕃统治时期的文书[16]。上载唐定兴等29户，涉及康、石、曹、贺、安史等昭武九姓12户，有的还蓄有西域奴婢，如“奴胡子”、“奴鹘子”、“奴昆仑”、“婢细护”、“婢具□”等，是一份中亚胡人较为集中的文书。在这12户中属于胡汉或胡胡通婚关系者13对，现将这13对夫妻所表现的婚姻类型列表如下：
姓名
年龄 配偶姓氏 年龄 婚姻类型
安庭晖 41问41 胡汉
索文瑞 46康41 汉胡
曹进玉 36贺31 胡胡
康敬仙 36石33 胡胡
曹典昌 62毛41 胡汉
高加福 46贺36 汉胡
宋海逸 15曹18 汉胡
曹奉进 31汜36 胡汉
石秀林 31曹34 胡胡
石秀玉 31曹16 胡胡
郭怀德 34安35 汉胡
安庭玉 36韩31 胡汉
石秀金 31史31 胡胡
其中属粟特裔民自相婚姻者5对，汉男娶胡女者4对，胡男娶汉女者4对。在13对配偶中，胡汉通婚者占近2/3的比例。这说明在吐蕃占领时期，胡汉通婚现象已经比较普遍。
归义军时期的有关资料虽然不如《唐定兴等户》那样集中，但亦往往可见。如S·4125《宋雍熙二年邓永兴户籍》[17]载“邓永兴妻阿（当是何）”，其土地四至中有“白黑儿及米定兴”，白为龟兹胡姓，米、何皆昭武九姓，是证邓永兴与妻何属胡汉通婚。又如S·2174《后唐天复九年董加盈兄弟三人分家文书》[18]篇尾有三个见证人画押：
见人阿舅 石神神（押）
见人耆寿 康常清（押）
见人兵马使 石福顺（押）
第一个见证人是分家者董氏兄弟的舅舅，代表长辈亲属；第二见证人为乡里的尊长，代表地方；第三见证人为归义军下级官吏，代表官方。此三人皆为粟特姓氏，不仅反映了粟特裔民势力之大，也反映了粟特裔民与汉人通婚的事实。
三
敦煌的粟特人不仅分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交往、通婚，而且还加入到一些社会组织中。
唐宋间，敦煌的社十分盛行。这种社有的是民间自发建立的一种用以相互助济的组织，更多的则是佛教团体用来联络信徒、控制民众、助办佛事的一种形式。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敦煌有关社的文书中，除了汉人姓名外，也有许多昭武九姓人。
S·2894《壬申年（972年）十二月社司转帖》共三件[19]，内容都是通知社员参加建福活动的。所通知的人中有不少为昭武九姓。如其中第三件：
社司 转帖
右缘常年建福一日，人各
饼壹双，净粟壹
，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日卅一日卯时于罚（当为罗）家酒店取齐，捉二人后到，罚酒壹角；全不来者，罚酒半瓮。其帖速迪相分付，不得停滞。如滞帖者，准条科罚，帖周，却付本司，用凭告罚。
史启□ 康幸深 石海全 吉昆岗 罗瘦儿
曹达恒 白擖
米不勿 史幸丰 唐文通
宋苟奴 邦丑挞 泊知客 辛怀恩 何不勿
这份转帖上所列人名中有史、康、石、曹、米、何，当为昭武九姓，而罗为吐火罗姓，白为龟兹姓，是知此社成员大多数由西域胡人组成。
P·3889背社司转帖是助丧通知。文称：“缘贺保新父身故，准例合有赠送，人各先（鲜）净緤褐色物三丈，柴、粟、饼、油。”被通知的人既有社官、社长，又有一般社员。其中如贺阴子、安善住、石流信、曹阿□、贺再庆、贺海清、穆押衙、贺憨奴、石进子、贺押衙、康定奴、史庆子等皆属昭武九姓人。
我们知道，社是中国上古时就出现的一种祭拜土地神的活动，分春社、秋社。后来在民间进一步发展，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遂成为一种传统风俗。敦煌形式多样的社及其内容丰富的民间活动正是这种传统风俗在边陲地区的反映。粟特裔民的姓名大量出现在社司转帖中，则反映了这些来自西域的民族对中土这一古老风俗的认同。
与社司转帖的行文相似，敦煌文书中还有许多行人转帖。其内容多为通知行人于某一时间带上武器（弓箭、枪排、白棒）于某地（如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千渠庄上等）聚齐，任务是上值，即值勤，警戒巡逻。与社司的负责人为社官、社长不同，行人则设队头、副队来领队。每队人数少则十几，多达三十来人不等。从转帖称“捉二人后到决杖七下，全不来，官有处分”看，这似乎是一种官方科派民间百姓进行的一种负责地方治安的组织。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行人转帖所列人名单里，也掺杂有昭武九姓人，如安万通、安三郎、曹佛奴、康再昌、康悉豹子、康奴子、康留信等[20]。其中P·3070号转帖篇末写有当地许多大姓，如张、王、赵、阴、薛、唐、邓、令狐等。同时，还写有：“安、康、石、必、罗、白、米、史、曹、何”。这里的“必”当是“毕”之误，河中地区有毕国。可知这些姓氏是以昭武九姓为主的中亚胡姓。乍看这份转帖书法稚拙，似是蒙童习字，随意乱写，然而应当看到，正因为有一批粟特裔民长期与敦煌百姓生活在一起，才有可能在当地人的头脑中形成牢固的印象，而得以随时随处反映出来。昭武九姓与汉人大姓同时出现在敦煌蒙童的习字文书中，说明粟特姓氏和当地汉人大姓一样，被认为是敦煌地方的重要姓氏。
四
以下让我们看看敦煌粟特裔民在宗教信仰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史籍记载，以康国为首的昭武九姓信奉火祅教，俗事拜火。僧人玄奘曾于贞观年间到此，亲睹其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书记载道：“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此言康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21]随着大量昭武九姓人来华，其所信奉的祅教也被带入中土，在丝绸之路沿途的伊州、敦煌、凉州及两京地区都出现了供粟特人祭拜的祅祠[22]。其中敦煌的祅祠就设在城东的粟特人聚落安城（也即从化乡）一带。P·2005《沙州都督府图径》“祅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P·2748《敦煌廿咏》中《安城祅咏》云：“板筑安城日，祅祠与此兴”，皆此之谓。
然而，在吐蕃占领敦煌后，随着从化乡的消失，昔日“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现象之一是许多粟特百姓皈依佛门。S·2669《敦煌诸尼寺应管尼名籍》[23]载有赤心乡，陈国灿先生据以断为归义军时期文书[24]。此件登录有敦煌各乡出家到各寺的尼姑姓氏、年龄。其中姓康、安、史、曹、石、米、贺、白、何、罗等中亚胡姓的有20多人。最老者为心智，姓史，俗名毛毛，年66岁；最小者为莲花心，姓何，俗名鄯鄯，年11岁。反映的可能是敦煌陷于吐蕃以后到归义军前期诸寺尼姑的状况。
此外，敦煌文书中还出现了不少由昭武九姓充当的高级僧侣，如康僧统、史法师(S·2614)、安法律(S·1946)、康僧政、康法律(P·2838)、康寺主(P·3920)等。在唐末宋初的莫高窟题记中，也出现了许多落有昭武九姓人姓名的佛弟子、信士一心供养的题记。
写于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文书S·2729《太史杂占历》这样写道：“太史所占十二时善恶吉凶法，六十年有好，六十年有恶，逢好年即好，逢恶年即恶。十年之中，亦有善恶矣。岁在子年，蕃浑遍川；岁在丑年，将佛似祅……”姜伯勤先生从肖像学角度解释“将佛似祅”现象是因祅神神主形象受佛教之菩萨形象影响太大的缘故，此说固然无可非议[25]。但如果从此文书主旨在于占吉凶来考察，我认为此处的“蕃浑遍川”与“将佛似祅”似乎都是讲的河西少数民族的动向。前句言吐蕃、吐谷浑大举入河西，是恶年；后句讲九姓胡人纷纷皈依佛门，犹如他们以前奉祀祅教那样虔诚，是好年。“将佛似祅”真实地反映了粟特裔民改信佛教的事实。
到了归义军时期，一度冷落的祅教似乎又复兴了起来：祅祠燃灯，城东赛祅，其活动相当频繁。然而这些活动内容，与其说是祅教内容，不如说更像佛教仪式。就我们所知，节日祈赛佛像及燃灯散花，早在祅教之前，就已经作为佛教仪式出现在古印度各地。东晋高僧法显曾游历南亚各地，他在《佛国记》中记载道：“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按：指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为大。民人富盛，竞行仁义。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作像。作四轮车，缚竹作五层，有承栌、揠戟，高二尺余许，其状如塔。以白毡缠上，然后彩画，作诸天形象。以金银、琉璃庄校其上，悬缯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立侍。可有二十车，车车庄严各异。当此日，境内道俗皆集，作倡伎乐，华香供养。婆罗门子来请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内再宿。通夜然灯，伎乐供养。”[26]后到狮子国，又见到其国人：“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皆彩画庄校，状若生人。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堂上，道俗云集，烧香、然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27]
随着佛教东传，这种仪式也被带到中国，在敦煌民间众多的佛社中，就有帮助教团进行赛佛活动的行像社和供夜间燃灯的燃灯社。由此可知，赛佛、燃灯很早以来一直是佛教活动的仪式。
与此不同，崇拜光明，“取火咒诅”[28]是祅教的活动内容。对祅教的活动仪式，典籍中也有记载。除上引玄奘在康国所见外，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也写道：“具德建国乌浒河中滩流有火祅祠，相传祅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祅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29]张鷟《朝野佥载》言及祅神则云：“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祅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祅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30]上引《敦煌廿咏·安城祅》则有：“更看雩祭处，朝夕酒如绳。”
综合这些记载，可知祅教活动仪式包括拜火、酹神、歌舞及魔术表演等等。在所见记载祅教仪式的典籍中，均找不到燃灯、赛祅的记载。这只能使我们认为，由于敦煌地区主要信奉佛教，强大的佛教势力必然对粟特裔民及其奉祀的祅教进行渗透，因而出现了祅教的佛教化倾向。
不仅如此，祅教活动的复兴还表现在它日益成为敦煌风俗的重要构成部分。P·2596《儿郎伟》在描述除夕夜晚敦煌民间举行的驱傩活动时，其中有这样几句：“今夜驱傩队仗，部领安城大祅，以次三危圣者，搜罗内外戈鋋。趁却旧年精魅，迎取蓬莱七贤，屏及南山四皓，今秋五色红莲。从此敦煌无事，城隍千年万年。”正如姜伯勤先生所指出的：“驱傩本属《大唐开元礼》所规定的礼制，是相当纯粹的中华文化”[31]。而在这种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动中，把安城大祅作为仪仗部领，与道教神仙蓬莱七贤以及敦煌土生土长的三危圣者、南山四皓等搞到一起，进行除夕表演，蔚为敦煌风俗的一大景观。祅教的佛教化及其向着敦煌风俗的渗透，同上述许多粟特人皈依佛教的现象是一致的，说明随着粟特裔民的日趋汉化，其所奉行的宗教也在日趋汉化。
五
以上我们利用敦煌文书资料，从职业分布、婚姻类型、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四个方面对移民敦煌的粟特人，在其聚落消失后，其遗留人员及后裔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考察。通过这些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唐代前期移民敦煌的粟特聚落——从化乡，尽管在吐蕃占领河西后不复存在了，然而仍有不少粟特人继续留了下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他们分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事各种社会行业，参加到敦煌社会诸如社司、行人等组织中，有些还在各级政权里做官参政，广泛地同汉人及其他族人交往、通婚，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这些粟特人的汉化。
第二，这一汉化过程是以从化乡之粟特聚落的消失为契机的。8世纪敦煌从化乡的建立将粟特移民编入敦煌的乡里，使其名义上成为唐朝编民而得到庇护，事实上却造成了其与敦煌汉人及其他族人的隔离，束缚着其汉化进程。如果我们将上面考察的几方面的内容同P·3559号《天宝十载差科簿》反映的粟特聚落作一比较的话，应当承认，粟特聚落的乡民较其后人的活动范围要小得多；其职业分布远不像其后人那样广泛，也没有能像其后人那样在地方政权中充当官吏。敦煌有关唐代的社及行人组织的材料多出现在9世纪以后，唐前期的材料尚未发现。唯洛阳龙门石窟见到有永昌元年（689年）一供养人题记，上书“北京香行社社官安僧达，录事□□□、史玄策、□□□、康惠澄……一心供养”[32]。从题记提供的人名看，这是一个由经营西域进口香料的粟特人组成的行社。而在敦煌的行人及社资料中，我们看到的粟特人却已经突破了本族人的圈子而与汉族及其他族人混合一处了。另外，我们还注意到，P·3559号文书中所列昭武九姓人名，其中相当哆的人名仍保留胡风，如康阿览延、何伏帝忿、曹咄利支、安忽娑、石粉特、贺吐屯、史佛
等；也有一部分人名出现了汉化，如康大俊、安思明、米忠信、曹忠儿、何山海等。而陷于吐蕃至归义军时期的昭武九姓，其人名除少数保留胡风外，绝大多数已经汉化。这恰恰反映了粟特族人在自身聚落格局被打破后，实行与其他族人交往、通婚，不断融合的结果。由此可以判定，8世纪敦煌粟特聚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粟特族人的消失，而是使他们转入更深层的汉化过程。易言之，如果原先的粟特聚落没有被打破，也就不会有粟特族人的迅速汉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粟特聚落的消失，才促成了粟特族人与汉族及其他族人界限的最终消失。
第三，这一汉化过程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前已提出，社司、行人本是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一种民间组织，敦煌的粟特裔民不仅承认了它，而且参加其中；祅教本是中亚民族信奉的宗教，敦煌各族百姓不仅接纳了它，而且还使安城大祅成为敦煌每年一度的驱傩风俗中的一大景观。在这里，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出现了相互认同与渗透，它恰恰反映了民族融合的需要。当然，这种文化的交融，也像民族融合一样，不是突然间完成的，而是逐渐进行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是每个有血统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最初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33]。祅教在敦煌的遭遇正是这样。它当初从中亚被带到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敦煌，是因为这里驻扎着其“民族集团”——安城粟特聚落。安城祅祠作为粟特百姓的精神支柱、信仰所在，它在一定历史时期曾经发挥积极作用，将粟特聚落的胡人紧密联结一起。但到后来，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当这一聚落被打散、分裂之后，其宗教也就随着这些粟特族人遭遇的生活条件而特殊地发展起来。祅教开始向着佛教靠拢并向敦煌民间风俗渗透，即为适应民族融合的大势而寻求文化的认同与兼容，于是出现了上述祅教赛祅、燃灯等佛教活动的仪式，以及驱傩会上安城大祅与蓬莱七贤、三危圣者及南山四皓相伴共舞的奇特景观，从而完成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写下了极有意义的一页。
注释：
[1]《续汉书·郡国志》注引《耆旧志》。
[2]载《欧亚大陆文化研究》一，1965年。
[3]《新唐书·西域传》。
[4]参考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5]参考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332页，以下简称《释录》。
[6]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61页。另见《释录》第2辑，第381页。
[7]罗振玉：《沙州文录补》。参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0页注[31]。
[8]《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考异。参考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9]P·466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释录》第5辑，第121页。
[10]P·4660《康通信邈真赞》，《释录》第5辑，第113页。
[11]S·4363《天福七年史再盈改充节度押衙牒》，《释录》第4辑，第298页。
[12]《敦煌资料》，第206页。
[13]《敦煌资料》，第207页。
[14]《敦煌资料》，第372页。
[15]《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16]参考姜伯勤《上海藏本敦煌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载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二），中华书局版。
[17]《敦煌资料》，第125页。
[18]《敦煌资料》，第405页。
[19]《释录》第1辑，第332页。
[20]见P·2877、P·3070、S·6309、S·4504、S·3005号文书，《释录》第1辑，第411—414页。
[2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22]参拙作《唐代丝绸路上的昭武九姓》，载《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23]《敦煌资料》，第242页。
[24]参考《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载《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
[25]参考《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48页。
[26]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27]《法显传校注》第154页。
[28]《通典》卷四○《职官典》。
[29]《酉阳杂俎》卷一○。
[30]《朝野佥载》卷三。
[31]《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60页。
[32]《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33]《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