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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成就和忧患
市场经济已在当代社会占主导地位，它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唯一基础，更多的是构成了混合体制的基础。这不仅是由于物质生产力方面的原因，而且也是因为它向人们展现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广阔的选择余地。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腐败，就是那些最成功的、建立市场经济时间最长的社会也经历着非法的经济和政治剥削。但是转型期的腐败行为似乎增大最快。在转轨阶段，人们对什么是腐败什么不是腐败所达成的一致看法也最少。因为迅速的变迁使财富和权力之间产生新的人们所不熟悉的联系方式，同时人们又面对着新的价值观、新的问题、新的机会和诱惑。腐败和作为转型期观念上和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有时甚至会构成威胁。
1.市场的影响：一种悲观的看法
促成这种变迁的部分力量在于市场本身的性质和内部机制。市场强调民间的和个人的利益高于社会的和集体的利益，并将财富转移到最善于促成这些利益的人的手中。这些民间利益团体日益增长的实力和他们活跃于其中的市场无孔不入的渗透力可以扭曲现行政策、制度和社会结构，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市场分配和交换机制可能会对官僚的、世袭的机制提出挑战，然后去战胜它们。市场强调人际交往的物质和和短期的方面，把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变成以金钱为主的交换。这些趋势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们使市场得以运转，代表着活力、生产力和适应力，另一方面它们也会根本改变我们有关良好生活所需的那些更抽象、更隐蔽的和公有的价值观念。
迅速的变迁往往会损害现有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从而导致对腐败的理解上出现混乱和分歧。在这种背景中，“腐败”成了制造不满的工具和诱人的标签，它被贴在其他许多因快速变迁而产生的问题（如财富和地位间日益加大的不平等）上。经济转型可能会破坏现有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界线并孕育出特别残酷的和混乱无序的竞争形式。通货膨胀会加剧腐败，因为官员和民间利益群体都在力求使减少的收入增加并保护他们的优越地位，而日益严重的腐败增加了经济活动的成本从而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变革的速度，新政策以及由新兴的市场引发的复杂多样的问题都会导致“官僚机器超负荷运转”，这种情况甚至诱使那些最有耐心的公民也去支付“加速费”并使官员们索要这笔钱作为打通关节的一种交换更为容易。
一些悲观论者可能会由此得出结论，说市场可以使任何东西都有价格但都没有价值。拿腐败来说，官员履行职责过程受到市场力量的侵扰，个人需求而不是公众需要成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同时市场也为官员将自己的权力和知识当做摇钱树提供了各种诱惑和报偿。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在官员还是在与他们打交道的民间利益团体中都很难看到廉洁之风盛行的前景。
2.有理由乐观吗
谈到腐败，我认为悲观的论点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未必会出现最坏的情况。市场和腐败决不是同义词：有许多国家享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同时将腐败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丹麦、新西兰、英国、荷兰）或中等水平上（智利、美国、德国）。其中许多国家享有可以从容应付缓慢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优势，而不像今天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那样易受外部经济力量的影响。也有一系列国家或地方在经历快速的经济转型的同时有力地打击了腐败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香港、新加坡、巴西、埃及）。
因此，我认为在利用市场力量的优势的同时摒弃严重的腐败行为是可以做到的。问题不仅在于市场内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在于许多社会正试图在市场交易和公共领域之间建立起可行的界线和有序的关系。在政府和市场和谐共存的社会中，作出消除腐败行为的决定不仅取决于对物质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且也取决于市民社会中超越个人利益的联系纽带和忠诚对象的存在，再就是对何种行为是违反规则达成共识。因为有些东西被拿来买卖或收取租金是可以接受的，有的则不行。当然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联系。如果腐败是对公职角色和公共资源的非法使用或占有，那么诸如“非法”、“公共”和“私人”这类概念如何才能获得稳定的含义和社会的认可呢？
我认为，有必要考虑下述三个条件。首先必须在官方的和社会的权力范围之间建立起清晰合理的和得到社会认可的界线和区分。否则对于什么是腐败就无从谈起。其次必须为在市场发育中诞生和壮大的社会集团开辟表达自身利益的有序的、可预期的合法的渠道，同时为官员实施政策建立起类似的渠道。这就使加强和保护市民社会中的各种团体和组织的合法性成为义不容辞的事情。最后必须为经济群体和政府之间及经济群体彼此之间的交往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短期交易关系。在这一切完成之后，官员和商人就可以开始作长远计划，腐败的长期成本即使对它的直接受益者来说也变得更加清晰可辨。届时曾经参与腐败的影响方式或深受其害的同一批经济群体就会变成腐败的倡议者和其他人行为的监督者。
3.界线和区别
如果一个社会打算拥有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同时将腐败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它就必须对官方权力和私人影响的限度有一个稳定的、被人接受的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几个最基本的界线和区分就必须清楚、合法。它们划定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活动范围并对这二者的活力和自主性给予同等的保护。这些界线和区别包括：
——国家和社会之间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
——市场的、权威的和世袭的分配机制之间
——政治和行政之间
——个人和集体的权利和利益之间
市场取向的社会中财富和权力之间稳定的、非腐败的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制度化的区分——它反过来又会成为公共角色和私人角色、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这些概念的前提。合法的民间利益团体与一个受到约束的国家的共存，将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市场分配和权威的分配机制之间的关系。两者又都会同世袭的传统展开竞争。它进一步暗含着政治和行政之间的区分，前者具有个人的和集团的议程和动机，后者则按照非人格化的原则行事。对个人致富行为提出限制条件的思想有赖于为人认可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区分，这也就是提出了这两者之间的适当关系的问题。
什么才是摒弃腐败并没有一整套理想的界线和区分，况且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并非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相反的是：要使这些界线合法化必须是社会价值观方面意义上的合法化，并需要保障当代经济利益。这种结果的实现乃是一个政治过程，其间充满了冲突和反复，成功难料。而且现存的解决方案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走向失败，重建它们也将困难重重。在这个意义上，各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面临着共同的困境，但都要以自己的方式从政治上加以解决。
4.影响和参与的渠道
这些界线和区分使得国家和市民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各自拥有某种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对于防止一方侵犯或利用另一方必不可少。必须有一套常规性的和可以预期的方法来影响政策的制订、更有效地实施政策、促进公私有关各方交换看法、解决争端。当这套公开的和可靠的方法得到广泛运用之时，贿赂和勒索将变得更为困难同时诱惑力也更小。
另外在官方和社会权力领域之间的制约关系还没有建立起一种令人满意的模式，不过我们可以指出其中的一些重要步骤。独立的官僚机构可以保护决策者和执行政策的人免受政治的压力和干扰，并将朝着以更可预见的和更少武断的方式对待民众（并便于他们接近政府）的方向前进一步。这反过来又会在官员中鼓励一种新的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的增长，从而强化了政治和行政之间的区分。同样，法院的独立性对于法官以一种可以预期的方式和按照非人格化的法律解决争端显得尤为重要。法院的独立性对于分清个人和集体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界线也是至关重要的。了解商业企业自主权的限度和它们的义务不仅会加大公、私角色和资源的区别以及市场分配和权威分配的区别，而且也能从经济管理中消除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从官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中消除经济自利因素的影响。这就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和行政的区别并减少了贿赂或勒索的机会。然而我要立刻补充指出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设法补偿官员们因这种转变而失去的非法收入。
这些界线和区别的形成不仅改变着政府的结构，而且也加强了各种社会团体和力量的地位。市场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将完成这一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这些团体去找到合法的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和要求。如果他们不打算求助于贿赂，这些合法渠道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与此紧密相关的法庭和官僚机构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有关产权和企业的范畴及与之相联系的权利、约束和义务等问题上取得一种共识。社会和个人对社会中各种财产形式的相互承认对于任何稳定的腐败概念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也有助于强化个人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区别。一种“我的”观念的形成有助于形成一种“不是我的”观念，后者对于防止经济犯罪尤为重要。
尽管各国解决问题办法不尽相同，但这些办法也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开辟和保护新的可预见的和有序的影响和参与的渠道以取代腐败的影响方式。这些新的渠道使市场经营者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影响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使官员能够以一种专业化的方式处理公务并相对免受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干扰，在腐败盛行的地方这些政治和经济压力扭曲了政策及其实施过程。
达成这类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政治过程，它允许有关各方参与新规则的制订和实施。当一个社会的民众和利益集团能在赞同新规则和新标准方面发挥作用时，这些准则就更有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同时民间利益群体同它们的生存就更加利害攸关。实际上，民间利益群体在监督官员的行为和相互监督以及在维护这些规则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5.变市场利益为反腐败力量
腐败的代价只是在中长期内才积聚并变得明显起来。如果市场经营者和政策制订者在短期内就能在最少贿赂和勒索的情况下打交道，如果商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会这样做，那么人们就可以开始为一个更可预见的未来作计划，关注的焦点也会从腐败的短期收益转向它的长期代价。这是因为腐败从长远来看乃是一种变幻不定和代价昂贵的作生意的方法。如果这些代价能引起人们普遍重视，那么在悲观论者看来和腐败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某些市场利益群体就会变成反腐败的倡导者。
这些代价是什么呢？一方面，腐败作为一种影响方式成本不菲。在短期内它可能没有合法的影响那么昂贵。但是支付一次好处费不可能永久性地买回于己有利的结果。好处费常常要一付再付；特别是当勒索而不是贿赂成为一种惯例，决策者而不是受其庇护者占据上风时，情况就更是如此。腐败的交易常常是不可靠的和难以实施的，除非加大交易筹码或求助于暴力。腐败就短期而言增加了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长远计划和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变得难以预料因此不鼓励长远的计划和投资。如上所述，腐败和通货膨胀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物价上升时期，官员和民众可能求助于腐败的方式增加其收入，但这样做只会增加行政管理成本，从而引起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腐败损害了公共和私人组织中的道德和价值观，同时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危及效率和生产率并使雇员和行政人员看不到他们工作的更大目标和价值。
关键问题是这种代价能够促使经济利益群体去反对腐败，如果他们认识到这引起代价的话。但是如果在国家和社会等关系间没有形成清楚的界线和区别的话，这些长期的代价也永远不会显露出来和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界线和区别只是解决财富和权力关系的第一步；同时还必须在官方机构和社会利益群体间建立起公开、有序和可预见的联系和影响的渠道并为那些认为自己受到剥削的人提供救助手段。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合法的程序才会有序和有效到足以使腐败的长期代价超过它的短期诱惑和利益。
6.结论
为了实现这些积极的可能性，有必要指出或重申下述几点。
首先，制订这些界线和区分及建立起公开和有序的互助影响渠道的过程乃是一种政治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众多行动者和利益群体。关键是要有一个能积极吸引市场经济中新出现的利益群体的公开的和广泛的参与渠道。为了在国家和社会间达成一种解决办法并保持下去都必须保护那些使市场得以运转的利益群体。
第二，任何乐观的方案都会充满困难。把合法性从旧的秩序转向由多种力量组成的新的秩序可能很困难。在那些法制不严密的国家和文化中，独立的法庭和官僚机构将成为变革的主要力量。因此我们的注意力还要转向明智统治的价值观，还有谨慎选用官员、对公务员的培训和再培训以及对透明原则的一贯追求。
对于那些关心腐败问题并寻求改革策略的人来说，市场既提出了问题也提供了机会。市场经济的迅速推广促使我们去思考国家和官员同市场及驱动市场的利益发生联系的方式的问题。反过来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考虑市场，但不是根据参与交换的人的短期利益而是依据他们在社会中所起的更广泛的作用来考虑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将他们的能量挖掘出来并组织起来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政策。带着这样的观点，我们才能在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采取反腐败政策的共同目标中阔步前进。
何增科译: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