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经济学的政策分析及其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语言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6;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4)06-0081-06
一、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及语言政策
语言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Jacob Marschak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的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Economics of Inquiring,Communicating,Deciding,1968)。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求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对这4个方面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成为语言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尽管Marschak的研究在当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无疑是他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
Lionel Robbins在1932年提出，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这些话题所采用的方法。1996年贝克尔重申了这一观点。基于这个原则，Grin认为：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它是把经济学常用的概念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语言经济学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学所研究的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构成语言经济学的主要部分。(Grin,1996)
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把语言看成是一种民族归属。特定的母语使人归属于一个特定的种群，这种以语言为基础的种群的差别，造成了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尤其是收入的差异。这个阶段的研究者经常以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和加拿大以英语和以法语为母语者的收入差别为对象进行考察研究。第二阶段的研究强调语言作为人力资源的本质，特别是和教育经济学的结合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语言技巧和其他技巧一样，可以看成个人和社会通过投资能够获利的经济资源。第三阶段的研究结合了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自Vaillancourt(1980)之后，语言不再只是被看成身份的标识和潜在的有价值的技巧，而是植根于人的一种语言属性，这种语言属性会影响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进入90年代后，北美和欧洲的经济学家都开始关注经济学在评价语言政策中的工具作用，特别是对不同政策选择的成本收益分析。在这些研究中，传统经济变量如价格、收入、交易成本等的干涉不再是必不可少的，语言政策本身的经济性质已经被不同语言的相对优势和劣势证实了。
语言经济学最初的应用是用来指导国家宏观语言政策的制定。北美各国每年都有大量移民入迁，为了让移民尽快融入社会，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做贡献，同时也是为了稳定社会，北美各国政府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来加快移民及其后代融入社会的进程。欧洲国家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也是从语言政策开始的，尤其在瑞士等国家，对多种语言的应用、保持和发展就成为社会和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语言政策是语言经济学发展得最成熟的分支。
Grin对语言政策的定义是：语言政策（或者计划）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为了提高福利的系统、理性，以理论为基础的解决语言问题的工作，是典型的由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推行的，对象是其统治之下的部分或所有人。从定义中可以看出，语言政策分析需要的变量和一般的经济变量是不同的。比如，一项语言干预项目是通过提高该种语言的可见度来提高其威信，语言可见度和威信之间关系显然不能用产品的市场价格、工资水平和利率等标准经济变量来论证。基本上语言政策有两种背景和目标：一是基于经济或政治目的加强某种第二语言的地位，鼓励民众越来越多地使用该第二语言；一是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存在两种语言，其中一种是强势语言，另一种经受长期的衰落。语言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挽救弱势语言，使其维持、发展并且兴盛。实际上，任何一项语言政策（不实行任何政策本身也是一种政策）都包含了成本和收益。广义上，语言政策的经济分析包括对已有的各种语言政策方案的成本和收益的鉴定、衡量和比较。
语言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福利。按照1963年Kenneth Arrow建立的著名的“不可能性原理”，集体效用函数无法直接从个体效用函数得出。按照边沁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就是个体从社会政策中得到的效用的加总，然后和政策的总费用比较，净效用就是前者和后者的差，最好的政策就是所有已有方案中净收益最高的那个。因此语言政策分析的任务就是确定该项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否能得到正的净收益，这就要求对政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鉴定和测量，即使只是实验性的。
二、语言政策方案设计
Grin在语言政策的设计中把语言政策方案分为4个因果联系的部分，分别是：语言政策、受语言政策直接影响的目标语言地位指标、双语者对语言使用的选择（这个选择受到语言地位指标的影响并且同时也对指标有回馈作用）和个人选择的结果（这个结果也会影响语言政策的继续或者修整）。这4个部分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一）语言政策。包括目标语言的直接提升、用目标语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教育规划中对目标语言的侧重。(1)语言的直接提升就是政府或者社会组织传达某种明确的信息鼓励民众使用目标语言，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新加坡的“说普通话”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在于推广普通话，同时减少南方方言比如粤语的使用。(2)用目标语言提供的公共服务。根据服务提供者和对象不同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双语路标和街道指示，户外广告牌、布告栏和安全指示；第二种是私人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消费品的双语包装、双语产品使用说明和安全说明；第三种是半私人产品，主要是大众传媒，包括双语广播节目和双语电视节目；第四种是公共部门提供的以私人产品方式消费的服务，包括官方发放给个人的双语文件和宣传品，以及政府在各个办事处针对个人的双语服务；第五种服务更多地涉及到文化方面的因素，比如目标语言的书籍的出版、目标语言电影的制作发行和目标语言表演艺术的传播。(3)教育规划包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在学校中贯彻的目标语言教育和对成人实行的目标语言技能的提高教育。
（二）语言的地位指标。是用来观测目标语言的地位和使用率，同时也是检测语言政策效果的工具，包括语言态度、供给方语言环境因素、语言的能力水平和语言使用人数。这4个指标的改善直接依赖于语言政策的措施。
（三）双语者的语言使用选择模型。语言使用的选择模型是双语者的效用函数，理性人的选择就是使效用函数值最大化。在这个效用函数中有几个变量，分别是时间限制、财力限制和语言相关的限制。时间限制用工作外清醒时间来表示，因为一个人的工作语言往往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又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和睡眠时间相差不多，所以假设所有人的工作外清醒时间为T=1，
分别是使用目标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时间比例。假设每个人的工资率是外生的、不相等的，财力限制Y=wt。语言相关限制表示由于两种语言在现实中的使用率不同，造成使用效率不同，一般小语种的使用效率低于大语种的使用效率，
代表目标语言和另外一种语言的使用效率，使用目标语言的活动的产值，使用另外一种语言的活动的产值，
，那么语言使用的效用函数如下：
其中参数
和Y相乘代表即使面临同样的时间限制，由于不同的工资率，不同的人可以取得不同的效用水平，0＜g＜1是分布参数，-1＜q＜0是置换参数，它代表和的置换弹性大于1。得出语言使用选择的效用函数后，用相关的数学工具就可以找出最大化的语言使用方案。理性的人们会根据这个方案选择两种语言的使用时间比例。
（四）选择产生的结果。语言政策的实施经过民众的最优化选择产生的结果就应该是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间里使用目标语言，Grin称之为“总社会使用”的提高。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找出定量计量“总社会使用”的办法，原因是要计量“总社会使用”就需要具备各个学科都认可的统一的定义，但是“总社会使用”又太过抽象。
三、语言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一）语言政策的收益分析。语言政策的收益可以从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两个角度来考察，这两个方面又都分别包括市场收益和非市场收益，如表1所示。
表1 语言的收益构成
个人收益社会收益
市场收益 MP
MS
非市场收益
NP
NS
MP代表语言的个人市场收益(private market benefits)，市场收益体现为价格或者货币收益。语言的个人市场收益和人力资本以及管理学紧密联系，比如，熟练掌握X语言的人收入比其他条件都相同但是不会X语言的人收入高；熟练掌握X语言的营销人员能够推销给以X语言为母语人群更多的产品。这两个例子都是语言的应用结果直接体现为货币收益，这是语言的市场收益。NP代表语言的个人非市场收益(private non-market benefits)，掌握X语言的人可以领略到X国或地区的文化，能够和说X语言的团体交流，这没有给人带来货币收益，但是却从思想、文化等方面使人获得收益，这就是语言的非市场收益。MS代表语言的社会市场收益(social market benefits)，一般认为社会市场收益等于该社会所有个人市场收益的总和，这是教育经济学计算进校学习的社会回报率的标准方法。然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语言政策的社会市场收益和个人市场收益之和不完全相等。正外部性包括每增加一个X语言者，就使得现有X语言者的语言的用处增加，就可能使得在劳动市场上已有X语言者的工作率增加；然而，每增加一个X语言者也意味着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加剧，降低了已有X语言者的效用，这又表现为负外部性。NS代表语言政策的社会非市场收益(social non-market bcnefits)，一般认为所有个人非市场收益的加总就等于社会非市场收益，当然也存在外部性，比如越多的人说X语言，就会使得持X语种的社会群体在整个社会的力量增加，从而社会更加稳定。
尽管语言政策的外部性是显而易见的，语言经济学家还是把语言政策的社会市场收益和社会非市场收益用个体市场收益和个体非市场收益的加总来计量。社会总收益SV=MS+NS，假设一个社会有N个人，每个人的某种语言的市场收益是
，非市场收益是
，那么该种语言的社会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二）语言政策的成本分析。第二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投资成本的评估和教育经济学的评估方法类似。个人获得教育的成本包括两个部分：在书本、学费等方面的直接成本以及在学习期间内失去从事工作所得报酬的机会成本。如果从国家语言政策这个宏观角度考虑，个人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可以忽略不计。大部分国家早期教育都是以公共产品的形式提供给个人，语言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也是由国家提供的。即使个人有所花费，相对来说也是很小的，对分析结果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机会成本是学习者如果把学习时间用来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但是学习者的年龄一般都低于法定工作年龄，即使不在学校学习也无法进入劳动市场。因此，图1中的MP和MS都可以假设为零。
个人在语言教育方面还有其他成本，比如夜校或者业余班的学费。但是夜校和业余学习是个人决定，超出了国家语言政策的范围，因此不属于公共教育政策的成本范畴。
上面的分析表明，能够影响语言政策成本的最主要部分是国家的投入，其他都可以忽略不计。国家推广某种第二语言的成本包括：双语教育的成本、以该语言提供的社会服务、还有一系列为提高该语言的可见度和威信的社会措施，比如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应用的该种语言。即使个人的成本可以忽略，这方面数据还是很难得到，因为国家财政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还没有具体到每一个具体教育项目上。Grin和Patrinos在1997年所做的瑞士语言教育的研究中得出，教育支出中大约10%花在了第二语言教育上（不包括高等教育）。这个数字可以作为参考，考虑到学习者学习外语的年限不同，笔者认为财政支出中语言的花费所占份额大约为5%到15%。
（三）一个例证——第二语言的成本收益分析。从上面分析可以得出，语言政策的经济分析就是在各种语言政策方案的基础上，确定每种方案的社会总收益和总成本，对两者进行比较，找出净收益最高的语言政策；或者是对已有的语言政策方案进行社会总收益和总成本的比较，分析其能否促进社会福利，是否值得投资实施。语言经济学家通过对第二语言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来论证政策的选择。
第二语言的市场收益直接表现为个人收入的提高，所有个人收入的提高的加总就是社会市场收益。Grin等人在2000年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收集了在瑞士英语对个人收入影响的数据，这是目前语言经济学比较齐全的数据。在数据库制作中，英语被分为4种不同技巧，分别是：听、说、读、写。根据掌握情况不同，每种技巧又分4个等级：熟练、良好、一般、无。在这里只是引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来说明在瑞士英语技巧与收入的关系。（见表2）
表2
男性 女性
收入全职训整收入收入全职调整收入
熟练
148 150 149143
良好
128 129 143132
一般
112 116 119110
无 100 100 100100
很显然调整后的收入与第二语言水平有很大关系，英语水平高收入水平也高，英语水平低收入相对也低。但是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第二语言水平高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受教育水平高，收入的提高同时也是来自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他因素如经验也影响收入的高低。为了更具体更精确地估算出第二语言水平对收入水平的影响，用最小二乘法先假设这样一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lnY是收入的自然对数，E是受教育水平（以年来度量），X是经验（以年度量），L是第二语言水平，F是其他相关变量，ε是常数。（见表3）
表3
分析表明，在瑞士这个国家英语对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熟练的英语水平对收入的决定作用超过了20%，第二语言水平即使一般也比完全没有要好。对于瑞士境内的个体来说，掌握英语的成本包括付出的学费、购买学习资料的费用以及放弃的收入，把这个成本和个人收入提高的收益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在瑞士英语是否是值得投资的一种人力资本；对于政府来说，推广英语的成本包括双语的教育成本和用英语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费用，把这个成本和个人收入提高的加总，即社会收入提高的总收益作比较，就可以得出相关的英语语言政策是否能够提高社会福利的结论。
四、语言经济政策分析的借鉴
（一）经济全球化将大大提高语言经济学和语言政策分析研究的应用价值。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一体化的纵深发展，不同语种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日益重要，语言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语言能力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构成要素其地位越来越重要。各国政府和民族对语言及第二语言的学习的价值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因而语言经济学对语言学习的原因、过程的投入、产出的研究将越来越受重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语言网络化将需要我们进一步重视网络经济条件下通用语言的出现及其选择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及地位的提高，汉语作为其他地区的第二语言的选择越来越多，这必将要求我们对中国语言的经济效益及价值作出深入的研究及评估。
（二）借鉴语言经济学成果及语言政策分析方法评估中国方兴未艾的“学外语热”，制定合理的宏观语言政策。目前，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日趋看涨。掌握第二语言不仅在就业方面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在求职、升学、晋升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非市场价值。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外语学习的外部性使得现在的市场供求和其他人的学习都会影响未来的回报，导致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而从整个社会来讲，目前我国举国上下制定的对第二语言（如英语）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不仅使国家和社会一年要投入上千亿元的培训费用，更会由于对人力资源的培训与管理的误导而导致整个社会优秀人力资源的不当配置。我们有必要运用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语言政策分析方法评估国家宏观语言政策的政策效果及其长远影响。否则长此下去，汉语会变得更加弱势，而伴之而来的网络效应将会加强这种弱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
（三）应用语言经济学和语言政策分析方法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首先，由于社会、历史和经济等背景的差异，同一语言在不同地区所拥有的价值是不同的，对收入的影响也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对国家制定语言政策及个人投资语言能力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实施语言政策过程中，要注意不能照搬照抄邻国或其他国家的政策，应在调查的基础上针对自己国家或地区的情况，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对于个人来说，不能流行什么语言就学什么语言，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生活工作所在地或者预期就业地方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把哪一门外语作为第二语言。其次，语言政策实施需要的所有投资都来自于财政收入，所以语言政策的实施也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但是语言政策的经济分析本身无法给出在语言政策实施中，哪些阶层获益、哪些阶层受益不明显或者没有受益。所以经济分析本身不能代替民主决策过程，它只是民主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参考因素。最后，语言政策往往受到政府的工作效率及相关决策人员偏好的影响，语言政策的效果无法达到最优。因此语言政策的制定应尽量避免决策个人化，力求科学。
收稿日期：2004-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