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并无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峡谷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时下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存在着一些误解。“设想”的核心在于强调西欧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互相补充”，这仍属于马、恩一贯主张的世界革命理论；现实中的东方社会主义则是按照“一国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的。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同“设想”并无直接联系。论证东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应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而不能以改变马克思原意为基础。
[关键词]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 互相补充 东方社会主义
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以下称“设想”），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在时下的理解中，却存在着相当普遍的曲解。笔者曾针对这种状况表达过自己的意见。〔1〕现在看来，仍有进一步作些阐述的必要。
一
许多同志之所以对“设想”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从中找到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当代改革的“理论源头”。出于这种意图，人们对“设想”做了一个系列解释和发挥。归纳起来，要点大致如下：（1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设想”，是由于目睹当时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沉寂”，而转向东方民族去寻找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源泉；（2 ）“设想”的理论来源是俄国民粹派学说；（3）“设想”的实质是， 承认非资本主义民族可以以革命避免资本主义阶段并吸取其“肯定成果”，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因而是马克思晚年对自己先前理论的一大“突破”；（4）“设想”已为日后的东方社会主义革命所证实。 而当代的社会主义改革，则是要汲取以往未能注意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教训，全面贯彻马克思当年的设想。如此等等。〔2〕
本文认为，上述意见中包含了一连串的错误，首先是对史实做了重大的歪曲，从而，由此生发的种种发挥和议论，也就不能不是空中造阁了。因此，我们要从澄清史实开始。
（一）事实表明，19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并无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失望之感，而是充满信心和热望。时下人们所提出的“失望”说，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19世纪70年代并非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沉寂”年代。正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政党在西欧各国纷纷建立，社会主义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的影响也正是在70年代中显著扩大，与日俱增。马克思晚年对他面对的形势深感欣慰，他和恩格斯一起，都确信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涨。恩格斯在70年代晚期的一组文章中，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波澜壮阔地发展”的现实报以热情欢呼；1878年，马克思在与《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的谈话中预言，欧洲各国即将发生革命；〔3〕由这种乐观的预测出发，马、恩在1879 年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著名通告信中，尖锐嘲笑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会长期延续的说法；〔4〕所有这些，难道能看出一点“失望”的影子么？ 事实所证明的恐怕恰恰相反吧。
（二）不是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望，而恰好是对这一革命的热切企盼，才是促使马克思关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并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真实原因。
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在俄国正式迈开了步伐。但是，由外部输入的资本主义给俄国带来了巨大动荡，使这个历来停滞保守的国度骤然陷入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政府首先把工业化的负担压到农民身上，通过巨额赎金和高税收剥夺农民，以满足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在“解放”后的15年里，农民缴给国库的款项至少比自己土地的收入多20%。有时甚至超过1～2倍。〔5 〕大批失却土地或入不敷出的农民流入城镇工厂。与此同时，对农民的盘剥压榨却并未马上带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崛起，而只是到处引起混乱。现实使相当多的革命知识分子确信：俄国已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已被资本主义拖进了死胡同。在这种背景下，民粹派运动在7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对沙皇专制制度造成了很大威胁。
上述状况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鼓舞。他们根据对俄国改革以来社会的观察和研究，认为这个国家已接近一场革命，而民粹派很可能将担负起发动革命的作用。依照这种估计，马、恩从70年代中期起，在许多文章和书信中一再预言，俄国革命已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然而对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将能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他们对此的回答是：俄国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一旦发生革命，定会大大加速西欧革命的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6〕这样， 从西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出发，马、恩认为有必要去认真对待俄国革命者所提出的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恩格斯首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初步设想；〔7〕马克思随后对问题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详细思考， 从而系统阐发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综上所述，一句话，马克思是在确认西欧革命将迅速爆发的前提之下，去认真考虑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
（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核心在于：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俄国社会内部结构的某种属性，才是推动俄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定性力量。
在思考过程中，马克思充分利用了他对东方土地关系的大量研究，并确实吸取融汇了民粹主义思想家的主张（主要是民粹主义先驱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张）。他的“设想”确与民粹派的要求有不少形式上的类似，但如果不是浮躁潦草，而是认真缜密地分析一下有关文献，便会发现，在马克思与民粹派之间有着重大的、不容忽视的差别。这里应注意的是，不能仅抓住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的信和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还应把马、恩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也包括进来，才能全面把握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整个思想脉胳。这一脉胳有以下三个层面。
1.关于农村公社内部结构及其发展前途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8 〕耕地仍属公有，但定期在公社成员间分配，由他们从事个体耕作并将产品留为己有。马克思认为，这表明村社内部包含着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对立因素，隐含着向两种不同方向演进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9〕设若俄国是孤立的， 那么它的农村公社被私有制所取代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幸运的是，俄国村社被保留到了“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10〕；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又已注定要在最近的将来被社会主义生产所取代。这样，俄国村社便意外地获得了“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11〕然而另一方面，俄国村社却又正受到种种外部压力——政府的搜刮，商人、高利贷者的盘剥等等——的冲击，岌岌可危，濒于解体。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能有一种力量来及时打破这些压力，公社便不免于灭亡。
2.关于俄国革命的分析。马克思断言：“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2〕如果仅停留在这里，便容易把马克思同民粹派混为一谈。因为通过及时的革命“抢救”村社并使之走上“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民粹派的基本主张。但我们切不可忘记，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农村公社能够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不言而喻，仅仅有俄国革命还是不够的，还是无法使这些“肯定成果”从西方资产阶级手中转移过来。怎么办呢？很显然，这已不是俄国一国所能解决的任务，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了。对此，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和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都未明言。可以推想，这是出于不挫伤俄国民粹派的革命积极性的实际考虑。但不论如何，上述两信都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而不能看作是对“设想”的完整表述。 问题直到马、 恩1882年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中才正式做出了解答。下面我们马上就来谈这一点。
3.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的“互相补充。在1882年《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此只有一句话：“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然而，正是这短短一句话，在全部“设想”中犹如画龙点睛，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第一，它是马克思在世时关于“设想”的唯一公开发表的言论；第二，它被马、恩两人断然称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14〕；第三，从逻辑上看，它解决了无论给《祖国纪事》的信还是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都未解答的那一核心问题：俄国村社之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只能以促成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
以上三个层面，组成了一个步步深入的有机整体，最终把“俄国避免资本主义阶段是可能的吗？”这个问题归结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近期爆发是可能的吗？”的问题。完全可以说，当马克思在不厌其详地分析俄国社会结构和土地关系时，他心目中想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大目标。在他看来，俄国革命如果适时发生，事变的客观进程将会自然而然地引导到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的“互相补充”结局。只有在这种形势下，民粹派关于利用村社直接向社会主义阶段跳跃的前景才是值得认真考虑的。而这一点，没有必要直接向俄国民粹派去证明，然而，在面向公众正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则必须全面、明确，毫无含糊之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不是在1877 年和1881 年的两封信中， 而是直到1882年《宣言》俄文版序中才公开申明“互相补充”原则的原因。
可惜的是，我们的不少同志不肯下功夫去读一读，想一想，却宁肯急匆匆地去改变成马克思的原意。在他们笔下，“互相补充”原则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于是，马克思被变成了一味迷信“古代社会的遗迹”的民粹派。这种理解同马克思本人究竟有多少关系，请读者们自己去判断吧。〔15〕
二
一些同志在对马克思做了上述改造后，便开始从理论上对马克思大加发挥了。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马克思晚年给落后的非资本主义的俄国鉴发了独立“跳”向社会主义的通行证，那不就意味着突破了马克思自己先前一贯坚持的唯物史观原理吗？所谓马克思晚年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设想”，所谓马克思晚年重新回归早年的人道主义等等说法，都是由此产生的。
从本文的观点看来，事情的真相远没有那么复杂玄妙。马克思晚年的“设想”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他和恩格斯一贯坚持的世界革命理论的又一次运用而已。
世界革命理论（通常被不确切地称作“同时胜利论”）的基础是近年人们经常谈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工业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6〕这样，先前孤立分离的各民族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7〕在“世界历史”中，国际交往愈益把世界普遍联系的力量提升到决定性地位，从而使人们的“存在”从狭隘的民族界限突破出来，扩大到了全世界。由是，“各个单独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18〕
正是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原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世界性的结论。在他们看来，“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9〕高度紧密的世界联系，决定了革命一旦从某处发生，便会引起迅速的连锁反应，把所有处在链条上的民族国家卷入进来，造成世界规模的革命浪潮，从而导致一种大体上“同时胜利”的局面。这就是世界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根据以上理论，就单个国家而言，无产阶级革命就不一定非要等到自身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而是可能在“国际交往”的作用下出现跳跃式发展。世界整体联系为这一跳跃提供了一般的时代条件，而世界革命则架设起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桥梁。换句话说，只是由于依靠世界革命的有力保障，各个单个民族才能够超越自身内部条件的局限，与人类的整体成果现实具体地结合在一起。
1848～1850年革命期间，他们的眼界还主要局限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50年代，马克思的研究视野扩大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撰写国际评论，使他有机会具体论述世界先进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彼此影响和作用，从而对1848年革命的火热年代中未能展开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当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般展开时，马克思说过如下名言：“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0〕这里，对落后国家人民运动所可能给予先进国家的影响便已寄予了极大希望。然则，如果事变进程确实按照这种“大胆预言”向前发展，“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确实发生了并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导火索”作用的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进程又会怎样呢？马克思没有说，但如下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如果西方在东方影响下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反转来大大改变和加速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打断它们的艰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历程，极有可能使之跳跃式地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正是沿着以上思想脉路，马克思走向了70年代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俄国是一个半欧半亚的国度，同西欧在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远为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对俄国的了解也远比对印度、中国熟悉，这一切使他有可能在俄国这个特例上详尽地展开先前还很粗疏的思路，特别是对村社这样的古老社会组织在建设未来的公有制社会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的问题给予了充分论述。就此而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确应被看作是马克思世界革命理论体系中的一大发展，但不言而喻，这里并没有对原来有任何“突破”，而仍是遵循着先前的同一理论框架。
马克思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强调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依赖呢？难道在西方革命没有发生的前提下，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就不能依据正确的认识，主动地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获取“肯定成果”，独立地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吗？实际上，这正是时下一些同志对马克思的“局限性”感到惋惜并总想按自己的口味改造马克思的地方。这些同志忘记了，对任何问题的考察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在当时那个时代，马克思只能从纯理论的抽象角度去考察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似乎僵硬的思路正是为了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严整性。马克思之所以远比他以前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高明，就在于他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社会主义与现代大工业的物质文化成果之间的必不可少的联系，并要求在具体实践中对这种联系给以最切实可靠的客观物质条件的保障。正是这种态度把马克思与民粹主义者根本区别开来。一般说来，民粹主义者中有不少人不但并不反对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甚至还热烈地声言：俄国村社唯有与这些成果相结合才能成为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民粹主义的思想先驱便论证说，公社所有制本身不过是社会生活滞后的表现，并无先进性可言，它如果能越过一系列历史中间阶段而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全靠的是“通过落后民族和先进民族的接近”，接受“先进民族的影响”和“利用先进民族的经验和科学。”〔21〕初看起来，这不是同马克思没有区别吗？然而，马克思恰恰是不能满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证的，他必然还要进一步提问，靠谁去“利用先进民族的经验和科学呢”？这样的问题是无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无论70年代以后的民粹派思想家都不会提出的，因为他们从历史二元论出发，确信他们自己可以是把俄国引上先进道路的独立力量。而对严格遵循唯物史观一元论的马克思来说，这不过是妄自尊大而已。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在落后野蛮的俄国现实生活条件之上，竟能产生出一支赋有现代思想意识的主体力量来。因此，马克思理所当然地不能把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寄托在毫无指望的民粹派上，而只能寄托在事变进程最终导致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上。
现在我请读者判断，晚年马克思究竟是“突破”了唯物史观呢，还是仍然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三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有把握地断言，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并无直接联系。理由很简单：“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按照与西方革命‘互相补充’的方式，而是按照‘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方式发展的。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东方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着复杂的演变过程和中间环节。”〔22〕
如前所说，“设想”仍属世界革命理论范畴。在历史上，这个设想并未实现过。马、恩当时显然是对俄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可能性都作了过高估计。其后，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最初年代里，恩格斯仍然坚持他和马克思先前的观点，认为俄国革命和西欧革命会很快爆发，从而俄国非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但到了90年代初，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恩格斯越来越重视“劳动解放社”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的意见，逐渐趋向于否定俄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1890年4月3日，恩格斯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表示，同意查苏利奇的意见，必须同民粹主义者作斗争。〔23〕1892年3月15日， 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明确认为：“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24〕很清楚，恩格斯这时已放弃了先前的观点。
然而日后的历史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复杂性。由于俄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际遇，俄国资本主义尚处于不稳定的早期阶段时，便遇到了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1905年革命向世界显示出俄国这个落后国度里潜存着的巨大变革能量，1917年革命则一举把俄国“提前”引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确实是一次历史的跳跃，但已是在列宁主义政党而不是在民粹主义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了。
可是历史却逼迫人们不得不与世界革命理论告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依赖其雄厚的内在自调节能力成功地抵御了革命的冲击，并在20年代前期重新走向繁荣时期，显示了它那顽强的生命力。其结果，使期待着西方革命来“补充”的俄国革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怎么办？：这正是20年代中期苏联那场尖锐残酷、影响深远的党内斗争的背景。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一派坚守世界革命理论，认为俄国如离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是决然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对此用一句简单实用而又有力的话反驳说，这是在“削弱我国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25〕因为，明知不能建成，为什么还要去建设呢？这一理由尽管缺少理论深度，却是比托洛茨基更为实际的。确实，在世界革命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仍要固守先前的理论，势必削弱人们在建设时的信心。现实的需要是最强有力的逻辑，任何理论上的考虑在它面前都必须让位。因此，便有必要把一国社会主义作为正式指导理论确定下来。斯大林成为胜利者的原因之一正在这里。“一国胜利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最后告别了长期以来的世界革命理论，超越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所以，时下有人断言马克思晚年设想已接近一国社会主义胜利论，是与历史事实根本不符的。
四
由上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东方社会主义并非任何既定的理论原则的体现，而是本世纪社会主义道路重大变化转折的产物。对它的历史总结，完全可以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从本世纪世界总体进程的种种条件的交互作用中，去挖掘其历史的根源，而无须求助于营造“晚年马克思的转变”，搞为我所用。
（二）东方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有显著成就，但也有先天不足的内在缺陷。无数的历史经验启示人们，东方社会主义的一大重要任务应当是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但这首先是从现实的经验总结中得出的结论，而不应牵强地归统为是否遵循晚年马克思的问题。
（三）一味醉心于从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曲解中发现启示，表现了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势仍在发挥影响。但愿人们尽早与这种习惯告别，否则，既可能损害马克思学说的原意，又无助于指导现实。
注释：
〔1〕〔22〕《世界革命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 载《国际共运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对上述各点阐述得最多的，当推张奎良。 见他的《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光明日报》）1989.5.29）、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马克思晚年理论上的巨大飞跃》（《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等文。 江丹林的《马克思的晚年反思》一书（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在基本认识上与张奎良大同小异。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71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1页。
〔5〕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三联书店1978 年版，第152页。
〔6〕〔8〕〔9〕〔10〕〔1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4、449、455、438、435、441页。
〔7〕《流亡者文献》的最后部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13〕〔14〕〔16〕〔17〕〔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231、254～255、251、42、40页。
〔15〕不得不指出，我们这些同志对马克思的理解，其实事求是程度还比不上一些国外学者。例如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1981， 第145 页）， 罗维尔：《从马克思到列宁》（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130页）、 卡明斯：《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第2卷（牛津1981版，第323页）等，都指出了“互相补充”在“设想”中的重要性。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
〔21〕参见《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局1959年版。
〔23〕〔24〕《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0、598页。
〔25〕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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