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俗物，一对雅人王朔 贾平凹 张承志 张炜合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俗物论文,雅人论文,王朔论文,两个论文,张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朔可算当代大大有名的一个俗物，他凭着俗而又俗的作风，一度大获成功，但也正是这股俗劲儿，最终使他在更高水平面上四面楚歌，从中兴走向末路。
他自知其俗，而且有意夸耀卖弄，一点也不掩饰，惟恐俗得不到家。他用俗作武器，辟头砍去，开腔就满堂喝彩。
或许也是应了向来的逻辑：不怕不恶，就怕小恶，恶得透顶彻底，章法谨严，艺术纯熟，恶出风格来，游戏于犯规的边缘却有惊无缘，也就挣来恶的威仪与恶的马太效应，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俗也如此。小俗，自己脸红别扭，对方也觉得不好意思，两下里都不潇洒。大俗，打破记录，无与伦比，人家也便心服心服。好事者还会绞尽脑汁，概括种种俗态为这“现象”那“现象”，锻炼周纳，做成文章，揩一点俗油。所以王朔嬉笑怒骂，全无正经，“千万别把我当人”，在戏台上蹦蹦跳跳，出丑卖乖，指桑骂槐，拼命解构权威也解构自己作践自己时，台下看客既借他舒愤懑，出怨气，一面也提升了自个儿的雅（壮夫不为或不敢为的事，小丑抢着代劳了），于是大度地发下话来：“王朔真能侃”（“阿Q真能做”）皆大欢喜。
但俗也因此成了王朔的招牌，成了大爱给他贴好不能随便撕下来的标签。突然免俗了，反倒不差。
所谓物极必反，“俗极生悲”，王朔后来的跟头，就栽在这个“俗”字上面。我们的国情，毕竟没有让他著一俗字，尽得风流。当王朔用世俗社会的生活准则批判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权威时，不仅获得市井小民的喝彩，也能得到知识分子的赞许。王朔作品的正面价值，一开始就如此定位好了。他只能在大家认可的范围内施展拳脚，稍稍越位，便不讨好了。以俗为武器的所谓“流氓哲学”，只配攻击特殊意义上的权威与偶像，不能全无顾忌，四面树敌。
然而王朔的俗劲儿天生就要攻击一切偶像的，哪怕你皇亲国戚，哪怕你迁客骚人。官儿骂得，舞文弄墨者照样骂得。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由庙堂、民间和知识分子构成，王朔之俗基本来自民间，三分天下居其一，也是有根和底的，怕你不成？所以王朔与知识分子的冲突是迟早的事。王朔当红，连平素与时文无缘的老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也有“痞儿走运悲王朔”的酷评，实在不难理解。王朔的失策，大概就在他没有熟读三国，本来只能撩拨一根筋，偏偏两根一起挑了。主攻方向是戏台上某一类剧中人，演着演着，就台上台一锅煮了，这还了得？俗便俗吧，却总想变换角色，撕掉一半由自己造成一半被大家伙认定的标签，由俗返雅，一脸正经，教训起知识分子怎样怎样，读书人怎样怎样，这叫做既练邪门兵器，又想进正宗门派，天下哪有此等鱼与熊掌归你一人的便宜事？也不看看自己那副德性，起码汉语都难说过关——阿Q也要革命吗？再说台上台下原是有约的，你当小丑出风头，大家帮着搞热门，一直配合得丝丝入扣，怎么不打招呼便反悔了，法律上可是“撕毁合同罪”啊。
他号称不读书，不看报，赤条条婴儿一个，绝顶精明，和之至也，逢人侃人，遇佛诋佛，也曾如鱼得水，如入无人之境，但不多会儿就被人侃了，遭人骂了。其错不在不聪明，而是太聪明也太相信自己的聪明了，以为读者心理早已摸透，其实到底隔膜。解构也好，侃和骂也好，关键要端正方向，否则，侃人者人皆侃之。骂人者人皆骂之，“顽主”玩到自己头上，也就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了。
王朔既“利用标签”（越俗越棒），又想“挣脱标签”（不愿太俗）。要依赖某种公共确认而一炮打响，又必须冲破这种确认，掌握写作的主动权。这两方面，他做得都不够彻底，也不能彻底，就好像鼎足之势中的诸葛亮，既不能绝对以一方为友，也不能绝对以一方为敌。这是他的两难。
读与写之间这种拉锯战越持久，最终进退失据，左右不是的，还是作者这一方。公共社会，特别是一些拥有文化发言权的关键读者，他们欣赏王朔那根俗而又俗的狼牙棒，是有限度的。他必须符合某种群体的文化指令，如果方向搞错，回转来损害这个群体，俗的解构功能就变质，狼牙棒就不是有益的值得欣赏的武器，而变成危及文化暗示者的倒刺。可惜这样的文化暗示和指令，并不能框限王朔，所以最初的合作就已经隐含着分裂的根由。王朔自始就未曾把握自己的命运，表面的风光太富有欺骗性了，公共社会关键读者的作用岂可忽视！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或许有点引喻失义，拟于不伦。实际情况是：风筝拽在人家手里，随放随收；明星由大家制造，也可由大家驱除。
这就是王朔成功和失败的文学故事了。他现在宣布退出文坛，改拍电影，那枝依据民间世俗原则呵佛诋圣的俗笔，是在寻找新的伸缩空间呢？仰或就此一蹶不振卷而怀之了？
贾平凹类似于王朔，也是当代大大有名的一个俗物。王朔以俗为立身之本，有意夸耀卖弄，一点也不掩饰，惟恐俗得不到家，俗得不够哲学。贾平凹则不肯自认其俗，他很不情愿地打了一个搽边球，一面被迫硬撑风雅，后来发展到自觉追求风雅（所谓美文是也），一面情不自禁地概呈俗态，这样遮遮掩掩，有藏有露，倒也把世人撩拨得不轻。
俗是贾平凹的私货，是贾平凹作品精华所在。这里所说的俗，首先是某种民间生活情态，民间价值理想。贾平凹是深知其中三味的。他关于“商州”一系列风俗画式的短篇，以及从这几个短篇脱胎而来，内容更充实，艺术更讲究，专门讲述西部乡村异人异事的那些中篇小说，像《黑氏》、《天狗》、《人极》、《美穴地》、《五魁》等，无不根基于一个俗字，舍此就不会有贾平凹的昨天与今天。
这个俗字，包含了贫穷、落后、愚昧、卑陋，也包含了善良、忍耐、勇敢，清浊互见，美丑并陈，是那快土地上长期养成的生活方式，更是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个男人和女人。它带着土地的气息，民间的蕴蓄，不同于庙堂或书斋文化，所以特别具有原始朴拙的美。
这是贾平凹本色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也曾经和本世纪后半叶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捧着《鲁迅全集》、笔记小品刻苦攻读，由此种下一点慧根，并为日后出道，在文坛结下不少善缘，顺利挤入“文化寻根派”队列。这是贾平凹后天习得的一面，它是本色的那一面堂皇的包装，时时改造着他的本色，提升着他的本色，也疏离着他的本色。
当贾平凹的这两个方面配合默契的时候，他的许多创作就显得从容不迫，亦俗亦雅，既有普及，又有提高，虚实相间，荤素搭配，叫人微微兴奋偷偷脸红暗暗诧异的各种小故事，并不一味地浮薄，葫芦里还有一点微物要与君猜，算是一道相当不错的小菜了，所以多数食客皆啧啧称美，乐不思“俗”。
然而，论才学，论眼界，贾平凹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型的乡村秀才，他不可能始终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传统，也无意对民间生活的诸种俗态，作理智的分析、客观的批判，或冷静的抉择。他只是一味笼统的赞美民间，欣赏传统，更因为赞美与欣赏的笼统性，导致一种惊人而典型的“内陆狂想症”，表现在小说叙述上，就是夸张不顾事实，玄虚常失分寸，以至谈狐说鬼，妄道阴阳，写当代秽史，著白话聊斋，本来要介绍、赞扬、光大潜伏在民间的文化机运与生命真力，却不自觉地走向歪曲和掩盖，结果俗既俗得不地道，雅也雅得失却伦类。
《废都》一出，骂声四起，便是明证了。如此俗恶之作，也敢放一条“哲学牛”在里面，假模假式，整天作思考状，搞什么“知识分子批判”，“城市文化批判”，“世纪末反思”，自然两面都不讨好。既俗极而滥，又妄充风雅，结果非但没有雅起来，反而蚀了老本，丢掉原色的俗，只弄来几个当代的古人，打扮成欲火攻心的旷男怨女，勉强凑成一幅臆想中的春宫行乐图。
本来在世俗天地打滚，却常常不安其位，老想往别的路子上靠，这是贾平凹的尴尬之处。
《鸡窝洼人家》、《浮躁》等的图解政策，和《废都》中刻意点缀的政治忧患，是眼睛朝上，心在庙堂，用民间的方式谋肉食者之所谋，以此扮演轰动视听的世俗英雄。化用鲁迅的硬语盘空，羡慕笔记小品的飘逸隐秀，承袭话本小说的叙述声口，喜谈士大夫的性命易理，乃至营造蒲留仙的狐魅世界，追求辞章灿烂境界高华的所谓“美文”，则是有意靠向知识分子古今同调的风雅一途。
事实证明，贾平凹这两种追求，都没有如愿以偿。文化政治的流行色涂抹多了，由那个俗字支撑的一点灵明，反而愈显暧昧。
这倒有点像他大力刻画过的“秦腔”，作为一种俗而又俗的大众艺术和艺术化了的民间节日庆典，只能在古风犹存的秦人秦地盛演不衰，一经文人插手，或者当做政治传声筒请进庙堂，也就失真走调，濒临绝迹了。
贾平凹的作品，正是这样一种往往失真走调的纸上秦腔。
讲完了俗物的故事，再来说说雅人的胜业。
这里的“雅”，倒不是“风雅”。张承志、张炜对风雅都不感兴趣的。雅者，正经，严肃也。正经严肃的事情，当不得玩笑，也应该以类似的口吻来谈论。
张承志在90年代突然成了一种象征，许多似乎不合时宜实际上又是人人想望的头衔，诸如理想、信仰、道德、崇高、正义、良心等等，尽为他所囊括。西哲说，即使上帝不存在，也要把他制造出来。在没有圣人和英雄的时代，许多人也用同样的方式，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类似圣人的英雄。
他确实有太多值得称道的东西，但人们往往只注意那些深刻而偏激锐利而虚弱的思想随笔。随笔家张承志慢慢掩盖了小说家张承志，甚至就连他到底有哪些随笔，也不甚了了。《无援的思想》、《清洁的精神》、《致先生书》几篇，差不多成了他的化身。他晚近的创作相当程度上也迎合了这种不爱看书但喜欢赶热闹的浮薄风气。
作家或文学的存在收缩为某种象征与姿态，这或许可以视为世纪末特有的惊慌失措对精神世界的大幅度省略。体察细节的兴趣少了，大家都想总揽全局，甚至希望从猥琐繁密的生存中抽取精华，作为救赎的舟筏。据说张承志正是这样的精华。人们给予他如此崇高的赞美，实际上是拿他当了救命稻草。
他真是支撑精神的梁木吗？也许吧。但要看清楚，靠他支撑的是怎样一种精神。现在有太多年轻的浮薄之辈，怀揣孤独、痛苦、虚无以及种种不得发泄的冲动或难以对象化的理想，踉踉跄跄，急于寻找支柱；定海神针搬不动，微弱的目力又看不到参天大木，便只想拥有一根拿得起放得下既可支撑片刻又能作好看的装饰品的Stick。大学校园里偶尔读书看报甚至写诗的男生，几乎人手一根漫天挥舞的Stick，往往就是张承志牌的。
有人把他比作鲁迅，他毫不介意，还对鲁迅微示不满。《致先生书》就说鲁和毛不知“哲合忍耶”，到底是个遗憾。
但鲁迅一生很少自充旗帜，插在世俗的荒野。他说再高明的东西一旦成为旗帜，总要尴尬的。他的心灵之旗只想独擎，不愿任何别人去扛。惟其如此，他的旗帜才真实而持久。
张承志高举信仰之旗，这是他最值钦佩的地方。“五四”一代人早就已经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国人除了崇拜语言文字的所谓“名教”外，确实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如果能够把一种有益的宗教信仰作为新鲜血液，输入汉民族的肌体，无凝是功德无量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管给张承志多么高的褒奖，也不为过。然而信仰是内心默默的执守，不能招摇，更不可强求他人信奉，否则必将适得相反。如果只见张承志标举信仰的一面，而看不到这种信仰如何插在汉民族世代生存的土地上，看不到任何信仰都会有的偏激危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一见有人在议论在沉思信仰的这两种可能性，就大摇其实，这除了说明自己的浅薄无知与陕隘武断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鲁迅憎恶世俗无人可比，但这并不妨碍他比任何俗人更懂得此生之爱。鲁迅常常攻击庸俗和丑类，但他始终寄希望于凡人，认为他们才真正是支撑生活的梁木。张承志就少了鲁迅那种宝贵的生命兴致，更缺乏对常人的理解、尊重和信任。他不能不一味高蹈，姿态日益僵硬，资源日益枯竭。
都说张承志猛烈地抨击世俗，但又说不清他究竟抨击了世俗哪些方面。他更多是抽象的抨击，是咆哮怒吼甚至辱骂，而被他唾弃的并不见得有什么实际损伤。
他是抽象的战士，并非务实的批评家。其实真要攻击现实，便不怕在现实中打滚，甚至同归于尽。云端里扔炸药，从崇高的基地发导弹，攻击力就弱了。
鲁迅文章“寸铁杀人”，不是靠超人法术，而是深入研究了历史，对人对事，始终从历史角度审视，所以往往能把根本的东西说透。张承志也治历史，但他的历史似乎很片面，主观随意性很大，拣到篮里便是菜，一味为我所用。他的历史图景和人文世界残缺不全。这样的历史怎可观照现实？比如他曾经猜测鲁迅祖上是“胡人”，断定东南汉族不会有如此血性男儿。他精研西北历史，但也许太自重了，对汉族历史的疏远倒蛮不在乎。他应该知道，“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鲁迅对这句话，虽然并不赞成推而广之，尽信无疑，但也确实承认“一般的绍兴人”的并不“憎恶报复”。他临死时饱含深情，回忆绍兴乡间的“女吊”，“一个带有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便足以说明鲁迅的坚强不屈，和东南汉族某种精神传统的血缘关系。
张承志主要根据伊斯兰文化背景写作，对汉文化则漫不经心。这无可非议。但他抨击的对象，偏偏又是汉族文化。抨击汉族痼疾当然应该参照其他文化，但那毕竟只是一种参照，无法越殂代庖。不幸他正是这样做的，还要这样做下去。这是他和“先生”的根本区别。
他勇毅刚强但缺乏宽容与沉静。他的卓越真诚和偏激空疏同样明显。焦灼峻急慌乱无措的时代，很容易拿他充当空洞的文化象征，掩盖荒凉与虚伪。这当然不是他的过错。
他有含糊的大声音，但缺乏清晰的言辞。汉文化肌体上，他的烙印不会太深。这是他成败的界线。
和张承志一样，张炜也是一个正经严肃的雅人。这个人很少开玩笑，他的作品，偶尔也会有一些噱头，比如《持强者》“老得”那张吓唬人的告示，“枪是钢枪，上了火漆”，不开玩笑不肯提笔的山东作家刘玉堂，甚至不忍明珠暗投，饶有趣味地将这个细节写进自己的小说中。《柏慧》讲一群嗜杀成性的看守员，经常指着一个右派分子的脊梁骨说，“有关领导批个字儿，干脆毙了算了”，这种残酷的幽默，确实把人的愚默嗜血，刻画无遗了。至于叙述者对报社女编辑身上迷你型小包大惑不解，心想“能够背这么小的背包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则可以说是略微带刺的幽默了。像这一类绝不可以当玩笑看的传神写照的幽默，其实最见描写的功力，可惜太少了。
张炜的正经严肃，甚至使他放弃了不少健康的幽默。这种幽默，倘在别的作者那里，一定会视若至宝的。
张炜的雅，他的值得赞美的正经严肃，主要在于他是一个元气充沛的土地主义者，一个坚持不带任何党派或宗教偏见的民粹主义艺术家。这和张承志既有区别，又有本质上可以沟通的地方。张炜一直从自己生长的土地中直接汲取灵感，始终站在拥有土地的劳动者一边，站在故土野地的亲人一边，“站在弱者一边”。
这绝非乡愿式的同情，而有更高的哲学根据。他说人类一切肯定性的价值，都必须以这种弱者的立场为出发点。“善，就是站在穷人一边”。他的哲学中，“善”超出了一般伦理学范畴，是人类历史得以成为可能的根基之物。一切都必须建基于“善的根本”，必须和穷人、弱者、劳动者的道德保持一致。
读他过去许多作品，时时被一种真诚的德性之美打动。这正是从他对弱者苦难命运真诚严肃的思考中升腾起来的。弱者的哲学，是他极其珍贵的一个观念，也是他写作的“中心思想”。
他有两大精神资源。一是从根本上影响本世纪中国新文化的俄罗斯文学，它那深沉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由于特殊的身世、资质以及山东一地特有的灵性和历史文化积累，他从这份世界文学共同的资源中获得了许多养料。另外，长期底层生活体验，还使他接通了散播民间的儒道哲学“天地一体之仁”的血脉传承。
这两种文学资源根本上是相通的。张炜对人，对动植物，对所有生灵以及承载这一切的大地的赤子之爱，其涵容万品的人类情怀和天地境界，以及努力洞悉历史底蕴的那份自信，都可以看出中俄文化传统融汇的痕迹。张炜最终能否造就大境界，取决于他是能够否百折不挠，真正进入这两大文化传统的核心。事实上，《古船》、《九月寓言》已经向我们隐隐呈现了这样的大境界。
他已往写作设为对立面的，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造成的荒唐与罪恶（比如“血统论”）。他的正义与良知，不竭的艺术情思，正是在反抗这个对立面的斗争中，在与恶的殊死较量中，激发出来的。他很早就开始思考农业故国现代化进程与人性自我完善的关系。这二者构成他全部创作的精神内核。进入9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减压并淡化，现代化道路愈趋澄明，善恶问题，也随之进入新的天命运行轨道。心灵争斗的背景由紧张激烈的政治撕杀，转换为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及现代商业技术的文化空间。工商技术文明不再作为一个模糊的暗影和农业文明对垒，原有的道德谱系受到极大的震荡。客观情势要求作家不得不对已往思路有所调整，尽管他现在面临的新问题，也许恰恰是老问题稍稍改头换面的继续。
和大多数深受政治意识形态与农业文化长期熏染的中国作家一样，在目前这个极端暧昧两可的时代，他也很容易迷惘、不适、愤激而焦躁，由此造成的认识盲区，使他在批判商业技术种种弊端时，苦于抓不住症结所在，更难以掌握批判的分寸。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在他眼里，正在崛起的生活世界，也是一个陌生的怪物，仓促之间作出的判断，往往不得要领。在他走向成功的路上，也常常埋伏着失败的危机。
长篇《柏慧》，就暴露了这个问题。有人说，这是张炜和现实的一次极其精彩的短兵相接，是威镇敌胆的“战歌”，刺向邪恶的“长剑”，总之是令人鼓舞的杰作。但我则认为，这部长篇多少暴露了民粹主义者张炜的退却、愤激和困境，说明他面对邪恶，面对历史的大变局时，难免的迷惘与有失分寸。
不管怎样，他的少见的自我再生能力却是不容置疑的。他的思想即使陷入困境，也显得生气勃勃，毫无败象。这得归功于山东那片灵地对他的佑护。他也许会暂时偏离原来的道路和立场，被世事的喧嚣扰攘乱了心性（可以读一读他近来越写越多的随笔和对话，它们再也没有超出1993年的《融入野地》），然而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还会带着自己全部的创伤和屈辱，再一次出发，在几乎难以立足的土地上，一如既往地去寻找“善的根本”。总有一天，他会拿出真正足以抗衡时尚、警醒昏聩的力作。他不会离开土地，哪怕这土地已经完全变得不利于生存。他也不会买舟东游，更不会像写《柏慧》时那样，寄希望于海潮来淹没大地上的罪恶。
张承志虽然几次宣布搁笔，但还是不断有新作问世。张炜最近又有一部长篇《家族》。俗物的故事未完，雅人的故事也正在进行中。内心深处，无论俗和雅，其实都是相当在乎的。也许好戏还在后头。
但关心俗物雅人故事的人，也一直是这一连串故事的参与者。他们也真的同样地投入，同样地在乎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判断吗？
1995年11月19日写
1996年3月20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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