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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02）02-0043-05
中国自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市场经济环境逐渐得以实现，国民经济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大起大落”局面，开始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初步实现了良性经济循环。改革、开放经验要与经济转型、产业转型和社会组织方式转型这三大经济背景结合，才显得具体而深刻，在此过程中，所有制结构也从公有、非公有体系向国有、非国有的所有制结构演变，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非国有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个体、私营所代表的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一
在谈论竞争性市场格局形成之前，首先需要阐述改革、开放所具有的三大历史经济背景。
一是经济转型。其基本框架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议中就已经得到确认，内容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次上由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大起大落”向宏观调控平稳发展转变。中观层次上的市场环境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创造更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微观层次上的企业转型，也由过去的政府主管部门垂直管理体系向”四自主”转变，即在国有企业体制内部形成“独立自主、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这一内容基本上趋向于市场经济，但在管理方式上仍然属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因此，如何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产生了不少难题。在当时国民经济格局中，无论规模数量还是产值比重，占绝大多数的还是国有企业，因此，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这种模式尚能执行，理论上也能说得过去。但是，也因此存有争议，如“主辅论”、“板块论”、“兼容论”，都是针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而提出的各种假说。实践中，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磨合探索当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题。尤其是企业层次上问题更多。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管理现代企业，必然导致日后国有经济在产业领域、组织方式上不得不做战略性大调整、大改组，并逐步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
二是产业转型。由于国内长期处于封闭、隔阂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科研与自主开发，独立完善其工业体系，因此中外产业、技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和距离。开放必然带来产品、技术、资金层面上的交流，并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开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将这种技术差距显性化，不但扩大了原有产品贸易的范围和数量，而且进一步向技术贸易、投资等领域发展。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具有两大经济优势，这是吸引外商投资的有利因素：一、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二、具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供应。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使得自身产业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抵御外来竞争的能力非常薄弱，开放政策使得旧有产业体系、结构布局面临外来市场、先进技术的巨大冲击，尤其是自主开发、自我封闭的生产体系受到了严重挑战。为此，选择折中方案，便是建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采取“两头在外，来料加工”的加工贸易方式（或称代工），限制内销比例，尽可能减少对国内产业、国内企业的冲击和压力。但是，就资源配置而言，外商投资只是利用了其中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而没有享受国内大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因此，某种程度上也就抑制了外资企业在国内的发展势头。其结果，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足发展。
三是社会组织方式变革，这意味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内部革命。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其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这一变革明显分成几个阶段：80年代是改革的试验阶段；到了1994年十五大，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世纪之交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标准，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基本力量；特别是建党80周年讲话的精神，更进一步确立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与组织形态。
确立什么样的改革目标，与他的起点、路径和政策等都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前人谈论得比较少，现在应当提出来加以讨论。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明确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对于完成这样的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我们的改革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起点很重要，一定程度上决定改革的走向和道路选择，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自下而上的自发特征。最典型的事例是农村实行“大包干”，最初就是从基层发端的，得到了中央肯定之后迅速推广开来，因此，农村的改革进行得较为彻底。再譬如，沿海发展“三资”企业，也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因为存在着两方面相当大的利益诱因，一是政府减免税收政策，对“三资企业”实行“三免两减半”，而实际所缴纳的税收相对于其不断上升的利润来讲，则微不足道，甚至有些业主利用这种优惠政策做到零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具有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相对较高的比较优势而获得较快发展。正是由于他是基于市场规则建立起来的，因此，发展得较为顺利。
但是，从根本上讲，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调整过程。改革的基本性质则取决于城市中占绝对优势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1985年转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开始围绕着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国有企业占有绝对优势，不但体现在国有企业的数量上、规模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体现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当时，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商业和零售企业，都属于国营工厂、大集体、二集体阵列，而且国有经济掌握着各个部门重要的物质资源，非国有的个体工商户是零散的，从事一些国有部门尚不能囊括、或无法经营的行业，处于“补充的”、“次级的”地位，在数量、规模、资产、设备上处处不如国有部门。因此，改革的基本性质取决于城市中占绝对优势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第一，只有放弃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才能腾出市场空间允许非国有部门进入。第二，只有国有部门改革了，才会有经济资源流向非国有部门。但是，国有企业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层一层地解开所有环节，首先是要政策上允许，然后是部门松绑，再者是企业人事任免、管理权下放，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国有法人的主体性变得模糊、甚至丧失了，因此所有制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但是，在国有经济内部，无论哪一层次的经济实体，都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所有”这一“终极所有者”的利益。即便是国家委托经营，也需要安排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国家利益的实体进行授权，但这样的实体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找不到的，谁能够真正代表国家呢？政府有政府部门的利益，各集团有集团的利益，厂长经理是授权经营者，工人员工也只代表局部利益。因此，改革向着不同方向，便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模式。一种是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由上级主管机关与企业厂长经理订立三到五年的承包合同，其结果经营者只负盈不负亏，即使实行经营者资产抵押经营责任制，由于在经营者与主管部门之间形成讨价还价机制，最终也是只奖不罚，或是重奖轻罚。另一种是员工集体所有制（或称南斯拉夫模式）也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员工持股的企业，则与市场经济、资本市场皆是相容的。改革之初大家讨论得比较多、最感兴趣的也是倾向于这种模式。但是，后来大家对改革的预期发生了根本改变，随着改革环境和经济形势发展，对于能否搞好国有经济信心有些不足，这种有益的尝试也以无疾而终。第三种是建立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或是通过企业集团进行控股，这种形式在一些自然垄断部门或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中较易实现，但他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部门和集团的利益。最后还有两种极端的形式，一种是私有化，变卖国有资产，使国有经济从某一部门领域撤出；另一种则是向着旧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复归。
所有制结构演变，也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公有、私有对立的所有制格局，变成了国有、非国有的垄断与竞争性市场的基本格局，如下表所示：
只要国有经济有所松动，非国有经济便会有充分发展的余地。因此，政府与市场形成了特殊关系，放手就意味着发展，放开就意味着搞活，只要不再打击所谓的“投机倒把”，而把“打办”转变成工商所，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什么领域、什么市场放开，就会出现繁荣的局面。并因此产生了具有中国特有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周期。中国三次增长高潮均与政府的放手、放开有关。第一次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允许和鼓励个体工商户以自己的劳动致富，因此，在一些允许的领域，许多薄弱的环节，个体私营企业都得到了补充和发展，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零售行业，减少了流通环节，缩小了批零差价。第二次出现在1984～1985年期间，开始从零售领域向批发领域渗透，由于一些重要物资、紧俏商品、地皮还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倒爷”的套利经济。第三次是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开始从物质生产领域转向资本投资领域，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期货热、股票热，等等。这三次增长高潮，使得非国有经济连续跨上三个台阶。这既表现为非国有经济自发生成的强劲能力和不断壮大的实力，同时也表现出这些经济成份具有先天不足特征，主要表现为：规模小，起点低，竞争能力弱，特别是在其发展初期，明显地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烙印。比如，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职工和企业家素质差，难以摆脱“小富即安”、“夜郎自大”的思想，而且多数企业市场竞争不讲规则，资金来源不清，既是大规模“寻租”行为的制造者，也是其受害者。但是，经过了三次飞跃以后，经济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企业规模得到了长足发展，竞争能力和实力也大为增强，与过去相比面貌已焕然一新。
正因为如此，也把非国有经济推到了与国有经济竞争的位置上。近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步伐迈得非常大，通过机制转换、债转股等多种方式，基本实现了三年“脱困”的既定目标。但是，其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并不尽如人意。相比之下，非国有经济、私营经济、中小企业却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克服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在启动国内需求和投资方面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特别是国内存在增长普遍乏力的情形下，东南沿海地区能够做到一枝独秀，着实不易。2001年以来非国有经济、私营经济活跃的江浙地区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而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保守的，实际增长率可能高达20％以上，这是基于电力消耗增长比例做出的基本估计。如果不到这些地区实地考察，是难以想象经济奇迹是如何诞生的。中国经济的亮点在哪里？现在可以肯定地讲，就在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2001年的经济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全国都保持这种强劲发展势头，都能够实行这种发展政策，那么，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还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非公经济、中小企业，无论是从数量规模、还是从经济质量上，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非国有部门具有体制灵活性，特别是在内部管理体制、激励机制、产权关系上具有优势，因而，部分地取代了国有经济的职能和作用。但是，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然占有最大的利益，比如，电信、铁路、民航。对国有经济造成更大竞争压力的主要是资本市场的竞争，由于人们对国有经济预期不高，因而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退国进非”其背后的根本着力点便是对国有企业“一卖了之”，因此，人们常讲，非国有经济的大发展，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而实现的。改革是在一定规则下对国民财富所做的重新分配，在市场范围内所做的重新整合，无疑增强了竞争与效率，然而，在公有制基础上所做的战略性调整，无疑增加了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如果利益调整不到位，不但不能增进效率，反而会丧失效率。
三
可以肯定地讲，私营经济的发展能够带来农村生产力的第三次大解放。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包产到户”实现了农村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乡镇工业大发展是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现在，出现了农村生产力第三次大解放，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生的力量和根本动力。私营经济的工业产值、税收比例迅速上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私营经济发展解决了基层财政收入不足的矛盾，业已成为乡镇经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支柱。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在90年代初期宏观经济环境不利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1993年以后“软着陆”，1992～1994年全国都在挤“房地产泡沫”，限制银行贷款，1997年以后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出口，1998年以后内需严重不足，面临通货紧缩局面，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惟有私营经济仍然能够大发展，着实证明他充满生命力。
现在，我们仍然要依靠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但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的供给状况。因此，在依靠财政政策改善经济环境的同时，有必要迅速从解决短期需求的政策转向长期供给政策，彻底扭转需求不足矛盾。为此，要在促进非公经济、私营经济方面下功夫，创造供给新机制，充分激发出企业的活力。
第一，清理、废除各种不合理、歧视性的规章制度，给予非公企业、中小企业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根本矛盾还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计划经济方式、方法管理不了市场经济，只能起到限制、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政企分开了，但作为行政职能部门并没有面向所有企业，在对待私营经济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轻视、歧视、敌视”等现象。对于私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一些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明确提出了规范管理的要求。但是，规范不是要提高行政管理门槛，而是要减少管理环节，明确责任，应该是达到放手发展的效果，主要有三条：
一是降低门槛，自由进入。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实行自由进入，不需事前审批，只要求登记备案。另外，既然是有限责任公司，就不应是注册资金，而是注册资本。底线50万太高，注册资本与实有资本一定时期内允许有不同，分期到位。
二是平等待遇，一视同仁。现实中，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太多，比如，私营企业很少有进出口权，需要找挂靠，或通过其他渠道，出口退税的这些条件太苛刻，实际上还是享受不了政策的好处。再比如，在土地利用政策上规定，私营企业只能“征用”和“批租”，而不能“使用”，实际上鼓励了变通作假，只不过为了贪图用地之便。又比如，对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采取不同税收政策，“三资”有“三资”的税收减免政策，国营有国营的政策，但对于私营政策不透明，出现“上无政策，下用土政策”，因而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大的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特别是，许多行业领域受到限制，有许多行业（如房地产、药业、电镀、热处理等行业）不允许私营企业搞，结果还是变通搞、变相搞，例如，校办企业就不愿意摘掉“红帽子”，这样他就有经营权了。变相地搞，只能是多过一道关、多刮一层油，也不利于规范管理，由此而埋下种种隐患，却使政府背上包袱。有关行业准入问题，有些国家除了不允许经营的行业之外，如能源等行业，其他都允许自由准入。而我国对企业的经营范围限制得非常死，因此，当小企业越做越大时，原有的营业执照范围限制了其发展空间，而变更手续却相当复杂。工商部门对于超经营范围进行重罚，因而客观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如果有像“三资”一样的公开政策，就不需要再用“土政策”，也名正言顺了。
三是一切要为企业着想，一切着眼于企业发展，一切要为发展创造条件。不但要平等待遇，更应提倡竞争的公平性。拳击比赛还分重量级别不同，从这一点上讲，外资进入有优惠，普通百姓的投资更应受到鼓励，才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他是市场经营的主体，企业的行为是对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负责，而不是对政府负责，他的一切商誉和信誉不是做出来给政府部门看的，因此，行政部门的“管、卡、压”，非但不能产生积极效果，反而产生消极负面影响，抑制了发展。
第二，加强对非公经济、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眼前民营企业发展困难重重，民间投资起不来是与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有关。现在最突出反映出来的问题是“融资难”。融资难问题，实际上不完全是银行部门对所有制的歧视政策造成的，而是银行基于风险管理的要求产生的结果。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企业信誉低，缺乏完整的资产做抵押，在信贷市场上往往处于劣势，争取不到大额信贷。而小额信贷市场，又普遍缺乏，我国就只有工、农、中、建、交几大银行，缺少地区性的中小银行，难以提供小额信贷市场。因此，目前的国有银行格局解决不了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对民营企业贷款绝对额趋于下降。另外，利用资本市场上市、筹资，也很少给民营企业留有余地。资本市场的实际功能，并不是用来转换企业机制，而是为国有企业“脱困”、“圈钱”服务的。在当前依靠资本市场、国有银行解决不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情形下，需要建立和完善民间金融机构，首先要搞好私募基金，虽然他可能使非法集资有了可乘之机，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仍然是打通民间融资环节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第三，市场呼唤着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民营企业在条件远不如国有企业的条件下，能够获得较快发展，是非常了不起的，主要是靠着自身的人才优势、管理优势、创新能力，求得一席之地。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希望在于民营企业。但是，民营企业的成长、民营企业家的成熟还远远不够，民营企业家需要增强素质，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决策能力。由于民营经济成长快，又没有好的市场环境，因此，无论是企业制度、经营战略、内部管理都有所欠缺，需要加以克服，推动民营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目前中国经济最缺乏的是人才，特别是企业家人才。企业家是尤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他是将各种人才汇合在一起的组织力量。由于缺乏企业家，其他各种经济资源不能得以很好的发挥。之所以缺乏企业家，是因为缺少企业家的生长环境。国有企业不可能产生企业家，他只能产生干部、官员，国有企业选择于部机制只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而不是对企业负责，因此，难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民营企业存在着产生企业家的制度性障碍，存在着各种歧视性政策和不平等竞争环境。当然，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最早一代是冒险家，经过了几代大浪淘沙，现在已是第三代知识型、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家。为数虽然不多，但这些精明强于的人才可以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资产的企业家。但是，进一步发展将会遇到障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思想观念束缚，受政府行政干预的限制，对民营企业怕大，行政过分干预；另一方面也没有形成相当规模的民营企业家队伍，没有形成一种强势集团。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时，长期只能停留在“中小企业”的范畴。民营企业只有小的时候能做大、做强，而当大了之后绝难以做强，其主要原因还是受自身经营管理经验的局限。如何提高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加速企业家成长、加速成熟，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家队伍的形成，仍然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其中重要的环节包括培训、教育，鼓励创新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发展，促进更多的企业家成长。
总之，创造一个更加规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是理论与实践部门共同追求的目标，也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