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研究
许奕锋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长沙410001）
摘 要： 中共中央颁发的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政党协商，并把政党协商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且摆在各类协商民主之首，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建设历程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富有见地地提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新型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推动开创了政党协商的新格局，形成了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研究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通过理性思考分析其科学内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学说中国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且意义深远。
关 键 词： 毛泽东；政党协商；党际关系；民主党派
中共中央颁发的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政党协商，并把政党协商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且摆在各类协商民主之首，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关于阶级分析、统一战线、政党学说等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开创了政党协商的格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1］，具有鲜明的原则性、灵活性和实践性。从理论渊源追溯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之间、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的思想，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实现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真诚的联合”等思想是理论根源；从传统文化追溯来看，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和合思想因子。结合文本研究来看，不难看出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散见于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章与报告当中，是在多党合作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产生的，内容丰富、内涵深厚。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人民民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一、党际关系：政治领导与平等合作
毛泽东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奠基人，其政党协商思想是在其探索党内协商民主、统战工作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和协商主体的条件不一，政党协商主体地位在政治生活中也是不同的，各自承担的政治使命和政治责任也有所区别。从政治主体视角来看，政党协商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目标下的平等协商，但要把握其中关键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过历史的洗礼，民主党派公开、自觉、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履行参政党职能，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上自觉跟党走。中国近现代革命、建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分析二者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平等独立，协商监督；结构多元，目标一致［2］。这是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关系完全不同的合作关系，目的是国家的和平、民主和发展。中国的政党关系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对此，1954年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毛泽东介绍道，“中国也有各种党派和团体。中国的各种党派是有差别的，并不是在一个水平上，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分别。中国各民主党派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但是究其党际关系而言，在政党协商中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样，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和独立的话语权，也只有承认和尊重民主党派的平等地位，民主党派参加政治协商才会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各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及各界人士，合作与协商是相互平等的。1938年，毛泽东强调 “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4］743。他在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在一切有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 ［4］526。他认为，那些善于照顾全局和团结同盟者的才是“好的共产党员”。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努力将协商民主的理念贯彻到现实政治问题的把握中。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能与各民主党派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协商共事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式会议上，毛泽东论述根据地开展民主合作时表明，“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5］809。“三三制” 是一种新兴政权模式， 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在选举基础上增加协商元素，积极主动与其他抗日党派进行协商合作，而且这一合作协商是在平等互助、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在 “三三制”的具体实践中，党外人士通过协商积极参与解放区的建设。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统计，到1944年，非党人士从乡长、乡文书到科长、县长，边区政府厅长、副主席及边区各级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和常驻议员等，共有3 592人［6］。党外人士参与协商的方式有：有关汇报会议需有党外的参议会正副议长、政府正副秘书长参加并当场进行协商，有关方针、政策、计划等议题须征得党外领导同意再交政务会议讨论等，从而保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有职有权，这是开展协商民主的前提［7］。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协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让各党派在国府委员会中获得平等合法的政治地位，主动让出1个名额，并且和民盟商定还可以让出一两个名额给民盟，由此社会贤达获得了合法的委员名额，各党派的名额分配问题得以妥善解决［8］。
二、协商范围：涵盖重大政治问题和重要报告
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在理论上涵盖了政党协商的目的、原则、形式等一系列重要的协商民主思想，特别是在抗日政权的协商设计、协商建国的宏伟蓝图、党际协商的制度载体、群众路线的协商形式等方面，彰显了诸多理论与实践价值，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协商取得共识。比如党外人士李鼎铭代表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提出 “精兵简政”建议，被中国共产党所采纳。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学会打开大门与民主党派合作，善于与他们商量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为建立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的协商合作不断深化，抗日战争时期，经过反复协商后最终达成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党派会议的一致主张。作为 “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的开创者，毛泽东深入研判革命形势和参加革命的队伍问题，团结各党派推动和平与民主，在 《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阐述了国民参政会上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事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5］1051。可以说，围绕争取和平和实现民主，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进行了广泛密切的政治协商，政党协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中间党派携手争取抗战胜利、推进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方式。因为之前开展政党协商而打下的良好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在旧政协和新政协召开期间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政党协商，旧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就和平建国、军事政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协商，为反抗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作出了巨大努力。之后在筹备新政协过程中，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五一口号”，积极投身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期间，为与各党派一起共筹建国大计，毛泽东亲自致电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希望他们参与研讨筹备新政协会议，“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9］。民主人士先后到达位于解放区李家庄的统一战线工作部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与这些从北平、上海辗转赶来的民主人士面对面地开展协商，商讨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对于重大政治问题，一般都由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领导人直接商谈，充分交换意见……亲自向他们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针对他们的疑虑解答问题。”［10］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赢得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理解、支持和响应，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党协商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本着求同存异的协商精神，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从1949年6月至9月，经过充分讨论和协商，中国共产党与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界人士一起，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国名、国歌、国旗、纪元、定都等关系国家生存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决议，政党协商涵盖了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内政问题、抗美援朝等外部事务，中国共产党都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了广泛协商，达成共识再付诸行动。195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6月14日开幕，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表示，“在这个会议上，有会务工作、土地改革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军事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希望予以讨论”［11］9。 随后还进一步指出，“自然，其他各项报告都是重要的，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纳”［11］。
三、协商主体：顺应历史发展，最大范围凝聚力量
毛泽东认为，政党协商是建构民主路径和实现科学民主执政的必然选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党协商的具体协商主体会有所不同。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 《关于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推动党派合作的开端，“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这种联合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思想的继承［1］。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了 ‘三三制’政权建设的任务，这一举措使工农联盟和工农联盟之外的革命力量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统一战线上。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4］742。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需要最大范围地凝聚起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特别提出只要能抗日，就可以合作，就可以协商。之后随着国内甚至党内形势发生变化，党的作风方面出现了问题，把一方面的工作重点放在了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两种不良风气上，即使在这一历史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也始终不忘合作协商。1942年2月1日，为加强与党派合作，改进党的作风，毛泽东发表 《整顿党的作风》以纠正一部分党员脱离群众、排挤党外人士的错误，“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5］826。以团结、合作的精神凝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人员或者非党人员这一广大力量，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政党协商、团结救国的坚定立场。在解放战争时期，政党协商的主体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利用各种方式增进了解，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也多次主动走访各个民主党派。在旧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还与民盟政治合作，达成 “君子协定”，其内容有“双方不得各自与国民党妥协，如有谈判，得互相通知”。1950年3月，毛泽东同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谈话，强调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党内存在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不重视的现象，这也是社会现象，但是必须讲清楚的是，“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因为 “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民主党派 “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12］。这就从理论与长远的角度分析了民主党派是所联系的一个阶层人民的代表，作用重大。之后，毛泽东提出了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观点，他在 《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多党合作的传统和优势，认为民主党派过去存在，现在也继续存在并将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这一点是与苏联不同的，“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我国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13］34-35。所以，毛泽东留下民主党派的初衷是让他们发表意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要共存，要认真听取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开展政党协商。而这一协商式监督活动显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一个完善多党合作关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关于提出和坚持这一方针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可见，民主党派作为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政治主体，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民主道路，逐步在生动鲜活的政治生活中历史性地成为了政党协商的重要实践主体和现实参与者。
这一时期的华语是包括华侨及土生华人(Peranakan)[注] 殖民时期的华人社会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即华侨和土生华人。华侨移居荷兰印度(现印尼群岛)时与当地民族结婚生子，其后代被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的“东亚人”族群的民族共同语言之一。荷兰殖民政府意识到当时的华文教育具有民族团结的作用，且华文教育深深地影响了其他民族，使他们也重视民族教育，这危及到荷兰的殖民统治。为了分而治之，荷兰殖民政府的华文教育政策经历了从分化、同化、管制到取缔政策。
四、实践探索：多党合作与协商的制度化演进
通过研究和探索中国政党关系、政权问题，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指导了新中国诞生和中国民主政治不断成熟的伟大实践。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实现了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基层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契合革新，体现了中国党际治理从“制度化”到 “法治化”的纵深演进。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民主党派问题和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探索与实践研究，推动了政党协商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建设。从抗日根据地的 “三三制”民主统一战线政权到成立全国性的 “联合政府”构想，从重庆谈判和旧政协召开期间与民主党派的精诚合作到提出 “五一口号”邀请各民主党派筹建新中国，都是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的不断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说，从开创政党协商形式、形成政党协商格局、建立政党协商制度，毛泽东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对我国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阐述了关于民主党派的诸多论述，比如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格局中的民主党派问题，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阶段的民主党派工作，社会主义时期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等。这些论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形成的，通过历史的实践验证和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也是对人类民主政治建设的独创性贡献。比如在1941年1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有毛病，也不怕说，而是要通过党内教育和党外合作进行清除治疗，“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明确提出政党之间通过进行民主合作这一方式办好国事，同时帮助解决中国共产党的自身问题。1957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领导人邀请李济深、张澜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毛泽东对他们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14］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再次提出整风，毛泽东是希望通过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批评，使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也设想通过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来解决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实际工作中的矛盾问题。批评作为一种督促性的协商方式，能够促使党的作风不断得以改进，并且以制度化方式予以固化，以问题为导向妥善解决各种矛盾问题。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在 《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同资本家、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过去资本家很怕我们，各民主党派也有一些怕我们。经过了六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和我们的相互信任大为增强”［13］5。毛泽东强调，经过长期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从过去互相不信任，逐渐转变为相互信任，这是一个相互熟悉和了解的历史过程。通过合作、批评等方式进行政党协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局面，从而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以致力于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 ‘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15］。从探索合作模式、形成合作常态到固化合作方式，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作用意义的阐释，关于如何开展多党合作的意见……不断发展成为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使得政党协商逐渐有了制度化保障。
小学语文教材中包含着大量的传统文化精髓，新时期我国小学语文教师在积极进行小学生传统文化素养培养的过程中，必须深入进行教材挖掘，不断拓展文化教学资源，结合学情有针对性引入相应的课外书籍与阅读材料等，为逐渐提升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基础。
总体而言，毛泽东作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奠基人，其政党协商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与协商同步发展，具有鲜明的原则性、灵活性和实践性，为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发展，也为推动人类社会民主政治进程作出了独创性贡献。对毛泽东政党协商思想研究现状作一个全景式扫描，系统探究毛泽东政党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丰富的科学内涵，可以籍此深入分析政党协商与政治协商、政党协商与多党合作、政党协商与统一战线、政党协商与协商民主等之间的关系，把握其内部联系与规律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的纵深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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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3.
DOI： 10.3969/J.ISSN.1672-0911.2019.03.040
中图分类号： A841；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11（2019）03－004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政党协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BDJ060）。
收稿日期： 2019-03-05
作者简介： 许奕锋 （1973-），男，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周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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