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对妇女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水平的影响及小组辅导效能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家庭暴力论文,效能论文,心理健康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8X(2007)03-0060-04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和人权问题。与国际相比，我国关于家庭暴力的心理辅导及其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本研究旨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尝试，结合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受虐妇女情感支持小组”的开展情况，着重探讨受虐妇女的心理健康、社会支持水平及小组辅导效能，探索适合中国文化和社会心理背景的受虐妇女小组辅导模式。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实验组被试为“受虐妇女情感支持小组”组员，9期共82名，有效问卷68份，年龄在20—64岁之间，婚龄在1—43年之间，文化程度从小学毕业到大学本科。控制组被试为按照受虐妇女年龄、婚龄、文化程度抽取的普通在婚妇女，68名，年龄在20—67岁之间，婚龄在3—45年之间，文化程度从小学毕业到大学本科。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现场实验法，将68名受虐妇女作为实验组，对她们进行每周1次，每次3小时，连续6次的小组辅导，并进行SCL—90前测、后测及SSRE前测；另抽取68名没有遭受家庭暴力的普通在婚妇女作为控制组，进行SCL—90、SSRE的前测。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配对及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检验。
二、研究结果
1.小组辅导前实验组、控制组、成人常模SCL—90评定比较
小组辅导前实验组、控制组、成人常模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忧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等十个方面都存在特别显著性差异(F＜0.01，见表1)，这说明家庭暴力严重损害了妇女的心理健康。
2.小组辅导前实验组、控制组SSRS各项目、三个维度、家人支持评定比较
实验组与控制组相比，隔离情况比较严重(见表2)，社会支持总水平很低，包括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见表3)；缺乏有效的家人支持(见表2)，包括丈夫支持、父母支持与兄妹支持(见表4)。
(1)SSRS各项目得分比较
实验组与控制组在隔离(t=-2.914,p=0.008)与家人支持(t=-5.724,p＜0.001)上呈显著性差异。
(2)SSRS三维度得分比较
实验组与控制组相比，社会支持总水平很低(t=-4.586，p＜0.001)，其中客观支持(t=-2.303，p=0.028)与主观支持(t=-4.590，p＜0.001)都较低，特别是主观支持(见表3)。
(3)家人支持各项目得分比较
实验组与控制组相比，除儿女支持外，丈夫(t=-9.216，p＜0.001)、父母(t=-2.209，p=0.038)、兄妹(t=-2.880，p=0.007)的支持水平都较低(见表4)。
3.小组辅导前实验组SCL—90总分与SSRS总分、三个维度相关分析
实验组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总水平有较强负相关(r=-0.646,p＜0.01)，与主观支持有中度负相关(r＝-0.527,p＜0.05)，与客观支持有较强负相关(r=-0.606,p＜0.01)，说明社会支持水平的缺乏是影响受虐妇女心理健康的一个因素。
表5 实验组心理健康总水平与社会支持总水平及三个维度的相关分析
心理健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利用度总分
R -.527
-.606 .371 -.646
P .030*
.010** .142 .005**
4.小组辅导前、后实验组SCL—90评定比较
小组辅导前与辅导后相比，实验组被试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惧、偏执、其他等七个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见表6），这说明受虐妇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情感支持小组具有一定的治疗功效（见表6）。
表6 小组辅导前后实验组被试scl-90各项因子得分比较
因子小组前(n=68)
小组后(n=68)t P
躯 体 化2.19±0.83 1.79±0.532.91 0.010*
强迫症状2.48±0.81 2.25±0.641.66 0.117
人际敏感2.34±0.86 1.95±0.672.86 0.011*
忧郁2.68±0.89 2.01±0.553.52 0.003**
焦虑2.41±1.02 1.86±0.643.21 0.005**
敌对2.45±1.14 1.84±0.781.85 0.083
恐惧1.83±0.50 1.49±0.382.39 0.030*
偏执2.05±0.81 1.77±0.632.26 0.038*
精神病性1.98±0.71 1.75±0.612.00 0.063
其他2.26±0.72 1.91±0.512.38 0.030*
三、讨论
1.家庭暴力对受虐妇女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美国华盛顿特区妇女虐待防治中心(1990)的研究报告指出，受虐妇女在身体上、精神上及情绪上的伤害会影响其心理健康：长期忧虑、焦虑、紧张、恐惧、内疚、无助、自我评价低、有身心症，有的女性甚至会变得固执、偏激和具有攻击性(Ball,1977)。Walker在1989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随着殴打越来越严重，MMPI(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的轮廓图会发生显著的变化[1]本研究结论与上述观点一致，家庭暴力严重损害了妇女的心理健康。参加小组辅导的受虐妇女都是经过多次家庭暴力伤害后才来寻求帮助的，长期的身体、精神及情绪虐待使她们变得抑郁、沮丧、绝望、甚至经常想到死亡。许多受虐妇女曾经通过各种方式阻止丈夫的暴力行为，但接连的失败降低了她们的自信，使得她们越来越自卑、无助、孤独，导致一部分受虐妇女变得麻木和僵化，而另一部分妇女却变得敌对、偏激、具有攻击性。这种不定期的、无法预测的暴力行为使受虐妇女经常处于焦虑、恐惧状态。在与受虐妇女接触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受虐妇女的心理健康程度与她们受伤害程度和持续时间有关，受伤害程度越重，持续时间越长，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越严重。
2.家庭暴力对受虐妇女社会支持水平的影响及其与妇女受虐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受虐妇女的社会支持总水平较低，表现在：(1)社会疏离。社会疏离与家庭暴力的严重性有很强相关，美国社会学者Cazenave和Straus(1979)指出当家庭有严重的婚姻暴力时，受虐妇女与正常社会的互动将减少，导致与社会疏离。本研究发现这种疏离，一方面是由于受虐妇女长期抑郁、焦虑、低自信、低自我评价使她们羞于与社会联系；另一方面是由于施虐男性会限制受虐妇女与家人、同事、朋友等的正常社会交往；最后，社会支持网络的无效会再次伤害受虐妇女的自尊，使她们与社会更加疏离。(2)缺乏有效的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特别是主观支持。多数学者认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2]并且承认社会支持具有预防性与治疗性功能。[3]本研究概括出受虐妇女缺乏有效客观支持与主观支持的因素为：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反家庭暴力意识；反家庭暴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尚未形成；没有反家庭暴力的专门法规。同时还发现小组辅导这种社会支持形式具有以下功能：提高受虐妇女生理及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及预防家庭暴力发生；缓解压力，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3)缺乏有效的父母支持。美国学者Dobash(1979)认为大多数受虐妇女倾向于向父母或亲戚求助，但本研究调查表明，受虐妇女缺乏有效的父母支持，其主要原因是娘家人的传统观念及受虐妇女害怕娘家人伤心、受牵连、好面子等因素。
社会支持水平与妇女虐待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大量研究指出，大多数妇女无法摆脱暴力关系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Martin,1976; Dibble and Straus,1980; Coley and Beckett,1988)。本研究显示，当妇女处在受虐状况时，若能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支持，将有助于阻止暴力事件再次发生或不断循环，而且其本身还可以提供给受虐妇女一个有效的治疗，使她们将受虐经验化成一股自我增强的力量。
3.社会支持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
社会支持水平的缺乏影响了受虐妇女的心理健康，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总水平、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与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呈较强负相关。我国研究结果表明，SSRE的测定结果与身心健康结果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性。[2]解亚宁、龚耀杰在研究生活事件因素与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时发现，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与支持的利用度均与SCL—90症状呈负相关，并成为预测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四个因素之一；侯钢等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与情感障碍的预后存在一定联系，是对抑郁症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1998)。社会支持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社会支持缺乏→妇女受虐→妇女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妇女更加疏离→留在暴力关系中→暴力不断升级→心理健康水平不断降低，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受虐妇女有良好的社会支持，她就可以从家庭暴力中摆脱出来，“受虐妇女综合症”就会逐渐减弱，心理健康也就会慢慢恢复到正常水平。
4.小组辅导对提高受虐妇女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
本研究表明，小组辅导具有较显著的治疗功效，接受小组辅导的受虐妇女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惧、偏执、睡眠饮食等方面均有很大改善。美国心理学家Yalom(1995 )认为小组治疗元素包括利他主义、宣泄、认同、家庭角色扮演、希望培植。[41(香港学者陈高凌把治疗元素分为支持性、自我流露、向他人学习、心理性等四个组成部分。)[5]本研究认为受虐妇女情感支持小组的治疗元素是：(1)温暖的气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受虐妇女情感支持小组整个活动过程中，协作员所持的Rogers以人为本的共情、真诚、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态度及行为给受虐妇女提供了一个平等、安全而又温暖的环境，促使当事人改变和成长。(2)类似经历使负性情绪得以释放。在小组中，组员各自的经历分享使受虐妇女产生了“和别人一样”的体验，这种“归属”的感觉会使她们积压已久的消极情绪得以宣泄，减轻了自卑感、压力感、无助感、孤独感，增强了小组的凝聚力。(3)小组学习增强了自信心。艾利斯(Ellis,1997)认为有效的治疗通常包括示范和仿效两个成分，而大量的研究也说明示范是帮助组员改变和成长的一条有效途径(Krumbotz and Thoresen,1964; Truax and Carkhuff,1967)。在受虐妇女支持小组活动过程中，首先，协作员真诚、坦率、自信、开放、自尊的态度成为组员效仿的对象，这时“小组的凝聚力就会增强，而小组的发展和小组功能亦随之出现”[6]其次，受虐妇女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特点，选择其他组员作为效仿对象；另外，小组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练习场所，使受虐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尝试某种新技巧和行为之前，可以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中先行练习；最后，小组为受虐妇女提供了接受反馈信息的机会，使她们有机会听到别人有价值的建议。所有这些学习都增强了受虐妇女解决问题的自信心。(4)认知辅导提升了意识。美国心理学家Yalom(1985 )提出组员间彼此的支持和感情的流露等对组员的改进虽然很重要，但同时亦需要他们有能力将那些经验配合理性的认知，才能产生好的成效。在受虐妇女支持小组活动中，协作员帮助受虐妇女从社会性别视角认识家庭暴力，共同探讨产生家庭暴力的社会、个人因素，了解家庭暴力循环理论，以及对女性身心健康及孩子的不良影响。通过一系列认知学习去除受虐妇女的自责感和宿命感，增强她们对生活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