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基本矛盾论和社会主义改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社会实践 为把这一实践不断推向前进，迫切需要加强对改革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指导。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诸多理论问题中，居于首位的是改革最深层次原因，也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只有从理论上搞清这个问题，才能自觉地坚持改革。马克思主义认为改革是与社会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从本国国情出发，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客观依据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解决途经的精辟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通过研究哲学、接触社会以及深入工人群众等途经，完成了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人类社会、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解开了“历史之谜”。马克思、恩格斯于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最早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新概念，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向前发展的，勾画了社会不断发展的清晰线索。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发展机制、运行机制和协调机制。发展动力属于发展机制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论的基础上，还提出了社会发展动力论。他们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的发展动力，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分析阶级社会，认为解决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85页）生产力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虽然二者之间在该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状况并不一样，如开始一段比较适应，但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出现新的生产力之后，生产关系便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革命阶级同代表衰朽的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便日益激化起来。于是，革命阶级通过革命斗争，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解放。马克思在19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精辟地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但是，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空想家，不可能论及。恩格斯只是在他的晚年经过深思熟虑地思考，才慎重写道：“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7卷，第443 页）这是马恩著作中唯一论述社会主义改革的地方。这句话说得很原则和抽象，只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其它社会的同一性，而没有指出其差异性。但是，这是恩格斯在距今109年前的1890年写的，那时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 社会主义还没有破土而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难能可贵。
（二）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在十月事件中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和革命行动，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以致人们说“伊里奇在革命浪漫中游泳”。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并不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以致干出恩格斯所说的蠢事来，自我毁灭。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及时地把改革提了出来，并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列宁从理论上对革命和改革作了如下的界定：革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急风暴雨式的，“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以上引自《列宁全集》第4卷，第610—612页）这就是说， 革命是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兴起的，一般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其结果是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进行的，往往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其结果是同一社会制度内部质的飞跃。列宁在他逝世前夕，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主张。
列宁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唯物辩证法大师，他在1920年《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这段话如果和前面的论述联系起来，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改革作出了最深刻的理论论证。对列宁的这个科学论断，我们可以从整个社会生活去理解，也可以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去理解。如果从后一方面去理解，可以说列宁已预见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对抗已经消失，但矛盾仍将存在。这种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列宁上述一系列精辟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对社会主义改革最早最具权威的论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宝贵的财富。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还没有被党和人民理解接受和实施，他就逝世了。
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领导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没有矛盾，“完全适应”，并把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模式看成是尽善尽美的，长期讳言和拒绝改革，致使体制僵化，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三）
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批评了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开了改革这个闸门。他还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不同意斯大林的“完全适应”的观点，提出了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页）这些都是正确的， 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为后来的改革作出实质上的理论论证。
但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这篇大文章的后半部分没有做好，他对“又相矛盾”的环节作了错误判断，把他归结为生产关系领域的非纯粹公有制经济，上层建筑领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于是，为了“适应”，他所采取的举措就是“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继续革命”。结果，不仅未能“适应”，反而更加“矛盾”。理论判断上的失误导致实践上的大错。
（四）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毛泽东的未竞事业。他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又相矛盾”的环节，这就是体制问题，也就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长期不改革已经成为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他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从1958年到1978年，是停滞和徘徊的20年。这个期间，经济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其原因，一是超越阶段的过“左”政策，二是僵化的经济体制。所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他把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认为基本制度是好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体现基本制度的具体制度即体制有弊端，又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改革。通过改革，变僵化的经济体制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从第二个层次即体制上解放生产力的。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因而就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邓小平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最关键的是正确区分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这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不应针对基本制度，而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具体制度即体制，通过改革具体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当然也不能不触及一点基本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不是这样，在改革中把矛头针对基本制度，这种改革必然会变成“改向”和“改制”。实践证明，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关系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和兴衰成败。坚持改革，社会主义本身具有的生机和活力才能发挥出来，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不改革，或在改革中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选择正确的路子，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致挫折和失败。
邓小平在论述改革的意义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我国改革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可以说又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实质和目标，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说，我国第一次革命的实质和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第二次革命的实质和目标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我国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20年实践，中华大地发生巨变，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基本矛盾论。对这个基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有重大贡献。而在社会基本矛盾基础上最终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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