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盐商与商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盐商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在发掘和清理宋盐史料的基础上，臚述了宋代盐商的类型、经营方式和活动踪迹；又考察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食盐价格，统计了商盐和官盐的利润率，并以徽宗时期为例，论述了一代盐商的盛衰跌宕。其中所反映的古代官、商关系，很值得人们注意。“产盐固借于盐户，鬻盐实赖于盐商。故盐户所当存恤，盐商所当优润”。这是宋代官僚的经验之谈，也算封建官府的远见卓识。
一、盐商的类型与踪迹
宋代盐商的踪迹，几乎随处可见。西北方面，如天圣中出入解州榷盐院的“盐贾康喜”，庆历至和间申状扑买解池的焦隐，熙宁间上疏剖析盐法利弊的“客人张戡”，元丰间在息州遗失盐钞二万引的某“淮甸巨商”，为承办国防公役而一度陷于破产的解州首富娄应，元祐中主持安邑至垣曲间运盐商队的贾严赵三助教。东南方面，如淮东泰州盐商项四郎、吴翁，淮西黄州沈船的“客人颜清”，两浙路衢州的万奇，太湖张四，江东路婺源的方客，鄱阳的闫大翁、徐氏，饶州的郑大，信州范信之，江西路洪州的魏彬，豫章盐铺京氏，抚州宜黄莫寅，临川太等。中南及四川方面，则如荆湖北路的吴传，鄂州李二婆，成都府路邛州蒲江开井的王鸾，财横于蜀的王蒙正，王齐雄，等等。
宋代盐商活动的地域，以西北三边、京师、川陕之间、和江湖淮浙间最值得注意。西北三边，指陕西、河东、河北三路边境地带。在北方入中粮草和贩易茶盐绢帛的商人，被泛称为“北商”。不过，有时候，“北商”也指辽国或金国商人。汴京及其以南或“向南盐客”，则被视为“南商”。
宋代盐商颇为聚集之处，北宋时如汴京、真州和解池附近，南宋时如杭州、建康、镇江、真州等处。从这些盐商的经营方式来看，大致可以将他们划分为如下五类：第一类，是承揽产销的豪商或大扑买主；第二类，是交引户或钞引铺主；第三类，是贩运客；第四类，是销售商；第五类，是盐牙子。
承揽食盐产销的豪商或大扑买主，前面曾约略提及。诸如焦隐、王蒙正和万奇之辈，大都财力雄厚。据张耒记述：“仁宗时有大豪焦隐者，尝诣三司投状，乞买扑解州盐池，岁纳净利，时王君贶主计，曰：‘买扑无不可者，但当先自举一地界乃可’。焦词屈，乃出叹曰：‘措大家也有长处’”。〔1〕另据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载录：焦隐在京师一场火灾中，以抢购和囤积木材而发了横财。
王君贶即王拱辰，曾两度出任三司使而“主计”：一次在庆历六年（1046），另一次在至和元年至二年间（1054-1055）。当时解州池盐的课利，每年约二百万贯左右，约占全国盐利1/4，国家货币岁入5%。焦隐居然敢问律解池的经营权。而且还那么认真地跑去会见朝廷“计相”；其雄豪气势，不能不令人惊讶。
交引户或钞引铺主，以经营盐茶等专卖品文引或票据的购入、担保、抛售为其业务。他们多居停于汴京、临安等钞引机构所在处。譬如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准榷货务算清（请）盐钞引”，或将其“转鬻”。“自淳祐年有名相传者，如……和济惠民药局，局前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2〕
前面说过，一般盐商购买交钞，“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而在“北商持券至京师”多“为南商所抑”的情况下，钞引商越发“乘时”“收畜贸易，以射厚利”。庆元年间，通州“钞铺收得诡名旧钞”，高价“兑与新来客人，赴仓占压资次，当日便可搀支盐袋”。〔3〕嘉定年间，“亭塌钞引之家”利用会子贬值之机，以每贯三、四百文的“低价”购入，“却作一贯见钱直使”而“纳官”买钞。与此同时，他们“又增长旧钞之价”抛售，“每盐一袋，卖官会百贯以上”，“转取厚利”。〔4〕
元丰八年（1085），杨存从吉水赴开封，路经蔡州新息（今河南省息县），拾得“淮甸巨商”遗失的“盐钞二万引”；后来奉还原主。如以每引一袋钞价10贯为率，这位“淮甸巨商”旅途所携盐钞之购价，约当20万贯。
稍后些时，一度被苏轼判刑刺配过的颜巽父子，又“以药塗盐钞而用。既毁抹，赂主者，浸洗之，药尽去而钞不伤。虽老于其事者，不能辨”。直到大观中胡奕修“会计已毁抹盐钞”，才查“得其奸”，黥窜抄籍。假如颜巽父子不曾做过钞引商，他们便难于贿赂主吏，将已经毁抹的废钞出复用。他们“以药塗盐钞”而“浸洗”其“毁抹”痕迹的巧妙手法，大约是化学史上关于消弭字迹的最早技术发明。
此外，在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位合伙“凑本”，出海贸易沈香、象牙的舶商，以“盐四袋钞十道”、“盐三袋钞八十八道”，与金银搭配作本钱，赢利后按率分红。
宋代商人值得注意的贩盐渠道，水路如汴、黄、淮、江及各路的盐河、漕运网络；陆路如川陕间的蜀道，湘粤间的“摺岭路”，赣粤间的大庾岭，以及各路州郡之间的旱路。在解州至成都的二千里运盐蜀道上，关陕之民“无问老少”，“往来道路，交错如织”。在京东河北，贩运三百斤以上的“长引大客”与“行不得两三程”的短引小客同样活跃。在北三路，客旅“入中边粮”“贩卖丝绢”，“极利于得钞，径请盐于解池”，“所由州县，贸易炽盛”。在“海道辐辏”的浙东，“温台盐商，数百为群”。在与湖南毗邻的广东连州盐道上，土丁一次“枉杀盐商四十余人”。一些商贾运盐，开拓和扩展了新的交通线。更多的鹾客，则备尝艰辛劫掠之苦，横遭“风涛复溺之患”。
江湖盐商的贩运贸易，大多是从淮东运盐至上江销售，再由上江贩米、茶、竹木，作回脚生意。他们的经营规模，差异颇大。《夷坚志》中记述的许多事例，反映了这种情况。鄱阳闫大翁，“以贩盐致富，家资钜亿”。由饶州“同往通州取盐”的郑大、郑百三，则属于“小盐商”。宜黄人莫演，曾自出资金兴“造大舰”，挟款三百万向淮东买盐。另一位船户黄一，却是“受佣于盐商，为操舟往淮南”，在大孤山“盐
沉”“悉沦洪涛”之际“独免”于难。〔5〕
宋代盐商的销售活动，以江湖地区较有特色。湖北复州富商，“岁首以鹾茗贷民，秋取民米，大艑捆载而去”。〔6〕这种以赊盐充折“定钱”，预购或包购稻米的经营方式，在商品经济史上很值得注意。湖南潭州等处的盐商，甚至以赊盐为条件，折价掠人为奴：“湖南人户少欠客人盐钱，辄敢折人男女充奴婢”。〔7〕至如鄂州“南草市”李二婆之小盐肆，仅“以鬻盐自给”。〔8〕江西“南昌新建口岸三十处盐肆”，亦系“小贩，非钜贾”。〔9〕
以上有些盐商的销售活动——特别是一些资财雄厚者的批发销售，往往须借助居间牙侩建立和发展其销售网络：或“寄顿邸肆”，或立契索偿。某些零售盐商，亦须借助牙侩接引货源。专以接洽销盐为业的牙商，即盐牙子。如洪州城中的“盐侩魏彬”，即属此辈。〔10〕鄱阳盐商徐某，也在杭州“有盐直寄霸头大驵家”——大约也委讬 “霸头大驵”代理转销之类业务。〔11〕
二、黄旗鹾客的盛衰跌宕
宋代官府给予盐商的待遇，以徽宗朝最为优渥。而盐商所遭逢的命运，亦以徽宗朝最为严峻。
在崇宁元年（1102）蔡京为改革东南盐法而列定的《七条》中，已包括有“许客用私船运致”，“盐商所由官司、场务、堰牐、津渡等辄加苛留者”，“论以徒”等规程。这些规程，后来又进一步充实，由不准苛留，发展为免收其商船税——盐舟“力胜钱”；并将官方特用的“黄旗”发给钞客，让他们的盐舟凭“黄旗公据”优先快速行驶：“越次取疾”，“不依次序，搀先行运，及令先次放行入门”。甚至管押官纲的“官员座船”，一时也回避让路；若“非理邀拦阻节，亦有断罪条约”，“如有违犯，并许客人等越诉，仍令提举茶盐公事官常切往来觉察催促，无致沮害客人算请。如违，以大不恭论”！〔12〕
当各种船只纷然为黄旗鹾舟让行的时候，当开封的水门也为他们优先开启的时候，贩盐钞客们所享受的特权，常令一般人羡叹不已。一些“州官”，甚至冒充或“假借商贾，率用大舟载盐，杂贩禁物，植以黄旗；所过关津，皆莫敢问，往往得志。”〔13〕难怪越来越多的商贾，把他们的目光转向钞引方面；难怪许多“藏镪不出”的富豪，突然倾囊于榷货务；难怪千艘万樯一齐涌向淮东盐仓场，又“转之江湖襄汉”。
于是，在这里，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看到中国专卖史上几项罕见的惊人记录：浙东处州（今丽水一带）的客商在一年内购买了价值五十万贯的盐钞，居全国各州郡之冠。泰州盐仓场一年内支发“客请盐，及四十万袋”，创一仓支盐一亿二千万斤的最高记录。榷货务“异时日收”，“不及二万缗”，这时“乃常及四五万缗”；“才两年，而已收四千万贯”。“今帛币所积，嬴五千万”！〔14〕
这真是所谓“开阖利柄，驰走商贾”，“不烦号令，亿万之钱辐辏而至”。然而，商人们不曾料到，蔡京钞法中的各种优渥，无不是为了让他们向朝廷敞开其钱袋。在诸般优惠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陷阱和网络。钞商们一经输钱买钞，即须接续出资进行“贴纳”、“对带”，以至于不断地将旧钞“循环”更换为新钞。否则，旧钞便不能如数支盐。除少数“巨滑”之外，一般无力适应钞法变幻者，往往愈陷愈深，终至于亏蚀。“有赍数十万券，一旦废弃者，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环而死者。”〔15〕
正当徽宗和蔡京庆幸其“巧笼商贾之利”，创造奇迹的时候，钞商的态度，已渐从狂热转为沮丧：“商旅终以法令不信为疑，算请者少”。于是，这次北宋后期官府与盐商的热切合作，终因官“欺商贾以夺民利”而日趋冷漠下去。
南宋前期的黄旗优遇制，似一如北宋。魏叔介主管临安府城南厢公事时，就曾究办了某些“挟权势以隐征者”——包括借口为宫廷运货而漏税的黄旗商船。有“巨舰载海物，揭黄旗于上，每日进御，而私售自若。君不问其诈，第籍其有，尽输内东门。弊遂革。”〔16〕魏叔介卒于淳熙四年（1177）。此事，约在乾道年间。
这时期钞法中的“贴纳”、“对带”之类，变异较少。有时候，官府发卖积盐还另行“立限加饶”——在限期之内，可以较低的价格和简便的手续买钞贩盐。唯其如此，一些胆大的商人也敢于同官吏的不法行为展开斗争。
乾道八年（1172）， 盐客方
上书：“陈论榷货务长史王昉等侵使过算请盐钞关、会、寄廊钱银，共七千四百余贯”。〔17〕关于三务场长史侵吞商人钱财的事，以往从未确定“断罪条法”。方告发王蚄一案之后， 这类案件的处理才有法可依——“依牙人法断罪”。这是孝宗朝由盐商促进法制的一例。
南宋初年曾明文规定：“客贩茶盐舟船，州县等处及把隘官兵非理阻节及乱行拘截等，……并徒三年科罪”。此后，某些地方税务机构违法苛留钞客盐船的事，仍时有发生。如“黄州税务，正临赤壁湍险之处。每遇舟船到岸，百端阻节，动至五七日稽留。江面阔远，风涛不测，前后积聚官私舟船，不可胜计。”淳熙十一年（1184），“有客人颜清等因拘拦看税间，忽一夜风浪大起，坏船十只，沉失盐二千余袋。又打碎其他大小船五十余只，老小不知数目”。〔18〕颜清等人“沉失盐二千余袋”，即六十余万斤。
淳熙末年，广西静江府等处甚至强抑商旅买钞卖盐：“每招致人户，以会盐客为名，视物力之高下，均盐箩之多少。多为劝诱，实则抑配。先令旋纳钱银，其余抵以物产。请盐未至，而追索之令已下。往往取急求售，钱本销折。凡昔之上、中户，今皆破荡家业矣！”附近“凡商人之稍有资产者，皆迁徒而去”。〔19〕
南宋后期的黄旗优商制，几乎已成为一句空话。这一时期，亭户困穷，盐产不敷，“富商大贾赍钱请盐，资次积压，无以应其所求。有舍之而为他业者。”〔20〕鉴于“客人畏惧，不肯兴贩，三务场所收课利全然稀少”的情况，朝廷又于开禧三年（1207）“下三务场，遍
晓喻兴贩茶盐客人”，重新落实“黄旗公据”优待法：“有茶盐船经本务场，……送铺户保明诣实，给黄旗公据，收执兴贩，州县等处不得妄有拘扰。违，仰客人指实越诉，将官吏重行施行”。尽管如此，实际情况仍难彻底改善。后来岳珂过雁汊税场，有诗感慨说：“骈集千艘岸，纷挐百吏声；黄旗优仕贾，白夺困商程。吴楚方忧蹙，研桑谩计赢。坐观还一笑，关市古无征”。〔21〕雁汊务场，俗喻为“大法场”，是宋代著名的苛征商贾税卡。岳珂诗中描述的“纷挐百吏声”， 正反映当时的实况。而“黄旗优仕贾”，只不过是朝廷的政策，至于其具体实施情形，则是“白夺困商程”——既以苛税夺其财，又肆意稽误商船的程限。
三、官盐与商盐的价格
宋代官盐的收购价格，拙著《宋代盐业经济史》已经述及。这里将解盐、淮浙海盐、福建广南海盐、四川井盐等销售价格——诸如官府零售价、漕司批发价、官卖交钞或折博价、以及包括私盐在内的市场商盐零售价，分别列表如次：
〔表1〕 宋代解盐价格表
〔表2〕宋代江浙荆湖销售淮浙盐价表
〔表3〕 宋代淮浙海盐交钞价格表
〔表4〕 宋代福建路盐价表
〔表5〕宋代广南盐价表
〔表6〕 宋代四川地区井盐价格表
＊ 四川盐价，通常以铁钱计，其币制及兑折铜钱比率，可参阅拙文《宋代川峡铁钱研究》，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四、商盐的利润率
宋代商人贩卖食盐的利润，各时期、各地区和各种不同情况下截然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北宋商旅贩卖解盐的利率，大致在60%至100%左右。 据龚鼎臣说：仁宗中期范祥行钞法，“边上客人入一色见钱，教钱六贯，依旧支与一席。客人得一席，卖得十贯”。〔22〕以此说计，客人转卖钞盐利率约66.7%。另据沈括说：范祥“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23〕若卖价每席十贯， 其利率近乎90%。熙丰间解盐钞价，亦在每席五贯至六贯左右浮动。即每斤23 文至27文左右。从北宋前期的官府零售解盐价看，当时市场商价约50文至56文左右。其利率，约为85%至143%。崇宁大观间解盐钞价， 折计每斤27.27文；当时京师铺户出售解盐价。每斤为45文足。〔24〕钞商赢利率65%。替都盐院分销官盐的铺户。“每一百斤支耗盐十斤”。其所赚耗盐率，低于10%。
以上所述，只是极粗略的估算。实际情况，会复杂得多。譬如交钞价与市场价的随时变更，运盐路程的远近及运费多寡等因素，都不容忽视。景德元年（1004）规定商人在陕西各地入中粮草、折支解盐的价格，就以距解州的远近为主要依据。距解州一千余里的环、庆等州，每席220斤，标价2640文，即每斤12文足。以每斤每百里平均运费1.23 文计，千余里每斤盐运费约十三、四文。〔25〕环庆等州包括运费在内的折博商盐本钱，每斤约25至26文。如以每斤售价50或56文计算，其利率约92%至100%，或115%至124%。解州附近地区的折博盐价， 每席4400文，即每斤20文足。若以每斤售价39文计，其利率为95%。
景德至天圣期间，宋廷为增收官利而提高了解盐折博价格——每席“元纳”钱外，别贴纳钱一贯文足。环庆等沿边州军折博盐价，每席共3640文足，即每斤16.5文以上。解州附近折博盐价，升至每斤24.5文以上。商人利率，则分别下降为67%至87%，其或59%以下。于是，“商旅亦为钱数高重，盘算不著，少有入纳粮草”者。〔26〕后来官府两度“减落价钱”，官商之间“入中”和“折博”贸易伙伴的合作才又恢复起来。
商人经营淮浙海盐贩售之利，差异亦较大。仁宗朝扬州折博务的批发盐价，是每一石售钱二贯，即每斤40文。〔27〕熙丰以前市场“盐价，斤为钱六、七十”。〔28〕盐商折博利率，在50%至75%之间。崇宁初淮浙钞价，略曰“斤为钱四十”；其实是每袋钞盐10贯，即每斤33.3文。钞商零售价，当不低于熙丰以前。其利率，至少在80%至110%之间。蔡京钞法所谓“开阖利柄，驰走商贾”，从这里也可以得到某种注释。
宣和四年（1122）钞商“囊增为十三千入纳”，每斤提价至43.3文。若零售市价不变，其利率降于38.57%至61.66%之间。南宋绍兴中钞价，为每袋18贯，即每斤60文。当时浙东零售“官盐百余钱一斤”。钞商利率在67%以上。绍兴末行“加饶”法，每五袋免费“加饶”一袋。加饶率为20%。孝宗隆兴年间，又允许商人以优惠银价买钞——市场银价，每两3贯；钞商人纳银价，则以每两3贯3300文计。〔29〕当时杭州钞价，每袋17贯600文足；以市价折银，计5两8钱多；而官价银，仅5两3钱。商人买钞之际，“先赢钱一贯五百文”。
前述南宋初四川路推行引法，商人输纳引钱每斤25文，过税0.7 文，住税1.5文，每引提勘钱60文。以每引一担为百斤，另加优润10斤， 共110斤均计，每斤提勘钱0.545文。商人引盐本钱，合计约27.745文。绍兴中四川盐价，每斤约250文，稍后为230文。〔30〕如不计运费，川商引盐利率可达721%至793%。扣除运费的赢利，仍然较高。
福建盐钞价格，建炎四年（1130）时为每斤32.5斤。南宋初上四州市场盐价，约每斤50文左右，绍兴中达100文以上；绍兴四年（1134 ）一度推行钞法时，有些“乡村盐价翔贵，铢两计较，斤直千钱。篙工厮役，仅输数十千，有赢取数百千者”。〔31〕“输数十千”而“赢取数百千”，其利率高达1000%。
南宋福建官卖盐法之下，商民亦时获盐利。除私贩之外，这类盐利的合法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条渠道，是官出纲本，募运户搬盐；运户享受卖拖脚盐之利。另一条渠道，是税户自出纲本代为官运；或者说，州县向商民借纲本运盐，官府与商民分享盐利。绍兴五年（1135）以前的运户拖脚盐，可占全纲盐量的2/10，称为“二分拖脚盐”。绍兴五年以后，减为1/10，称“一分拖脚盐”。譬如10万斤的盐纲，“一分拖脚盐”即一万斤。绍兴末拖脚盐本钱，每斤20文。盐纲抵达销地后，拖脚盐以当地盐价“中卖入官”；由官府扣除预为垫付的盐本，将其余之盐利钱付给运户。这就是“拖脚盐息”，亦称“均支钱”。每运十万斤一纲的官盐，运户“拖脚息钱”可达500贯以上。
兹将南宋建宁府运户的“均支钱”或“拖脚盐息”钱支取状况，列表如下：
〔表7〕两宋建宁府运户拖脚盐利表
州县向商民借钱运盐，“多就产借本，印给关子付税户；侯纲到，拨盐准还，或自行科纳”。〔32〕其“拨盐准还”的办法，常给税户带来好处。据楼钥说：“官无本钱而豪民出其资，故大半之利归于私家”。〔33〕
广西钦州原官卖盐价，绍兴12年（1142）时每斤47文足。这年客贩盐价，每斤120文足。〔34〕以钞价每斤50文计，商贩利率140%。此后，官卖价每斤54文，客贩价每斤60文。〔35〕因系新兴产盐地分，客贩盐利甚微。
上述商盐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市场盐价高于商盐本钱的差额部分。商盐本钱，则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商人向官司输纳的批发盐价——如包括商税在内的折博交引或见钱钞引盐价，以及商盐的贮运费用。在贮运费用不变的情况下，商盐利润的浮动，便决定于市场盐价与交钞价差。在贮运费用与市场盐价都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商盐利润几乎全然决定于钞价之类官批发价。
不过，官司的交钞盐价，并不仅牵涉商盐的利润，它同时还决定着官府的交钞盐利。这样，适当的钞价，既成为官商共享盐利的纽带，同时也成了均衡双方盐利的砝码；既成为“循环”、“增补”制盐工本钱，并维持官盐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成了影响广大消费者经济生活命运的重要因素。
当商人的盐利因市价腾高和运费降低而增厚时，官府也往往会相应地抬高或变相抬高交钞盐价，以扩充官方盐利。当钞引价高，商人畏缩之际，官方也不得不调整钞价，或增添“优润”措施，以“招诱”盐商“算请”钞盐。一旦官利太高，令商人“盘算不著”甚或亏蚀本钱，他们也可能被迫“改业”，放弃合作。官盐的厚利，最终也趋于衰微。宋盐史上官商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地分取盐利的这种特殊贸易伙伴关系，常呈现出时亲时疏，若即若离的态势。
注释：
〔1〕《赵雅太史明道杂志》，《说郛》本。“地界”， 《顾氏文房小说》本作“后界”。
〔2〕吴自牧：《梦梁录》卷13；另可参阅《长编》卷60。
〔3〕《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46。
〔4〕《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51。
〔5〕〔8〕参阅迈：《夷坚志》三辛、支癸、及《夷坚志补》等。
〔6〕楼钥：《攻媿集》卷104〈知复州张公墓志铭〉。
〔7〕《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15。
〔9〕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37〈方子默墓志铭〉。
〔1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37。
〔11〕《夷坚志补》卷8。
〔12〕〔13〕参阅《宋代盐业经济史》第356页，第818至819页。
〔14〕《宋代盐业经济史》第836页。
〔15〕《宋代盐业经济史》，第823至824页。
〔16〕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21〈朝奉大夫军器监丞魏君墓志铭〉。
〔17〕《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8。
〔18〕《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12。
〔19〕《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28。
〔20〕《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57。
〔21〕岳珂：《玉楮集》卷7〈过雁汊〉。
〔22〕龚鼎臣：《东原录》。
〔23〕沈括：《梦溪笔谈》卷11〈官政〉。
〔24〕参阅本节〔表7〕。
〔25〕参阅《宋盐官窥》第122页至123页，及〔表三〕。
〔26〕《宋会要辑稿·食货》36之21。
〔27〕《长编》卷113。
〔28〕《宋史》卷182。
〔29〕《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9。
〔30〕南宋初，川峡仍盛行铁钱，二文当铜钱一文。见前引拙文《宋代 川峡铁钱研究》。
〔3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
〔32〕《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43。
〔33〕《攻媿集》卷26〈论福建盐法〉。
〔34〕《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28。
〔35〕《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17。